站在受灾者能动性立场上的灾难人类学的视角尤为可贵，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居民而言，紧张感从未远去，而是在绝望中焕发为自发的医疗权力意识和食品安全学习与互助。对这种紧张感的介入也让应急人类学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得以结合，在后疫情时代提醒着我们灾难从未远去，但与受灾者同在、合作地救助并向他们的韧性学习仍旧充满着意义。
对这些“生成中的行动者”而言，贝鲁特爆炸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中东“乱象”又一抽象的复写，而是自下而上实践城市修复和互助网络的家园之所在。团结在爆炸的预燃与回声中不断赋形。
正如研究“信息基建”的学者们认识到的，全球化的“信息基建”，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而是不断与本土语境协商的过程，牵涉到技术转移、专利保护、市场准入等挑战。而在技术之外，这段曲折的历史也涉及性别分工、大众教育、和语言文字的诸意识形态。
印度著名左翼作家、知识分子阿兰达蒂·罗伊近日在《卫报》上发表本文。去年三月，在百万贫穷、饥饿的进城务工人员在莫迪紧急下达封城令后不得不徒步返乡的事件发生后，罗伊对那场次生灾难做了时间线的梳理和在场的报道式分析，同时分析了大瘟疫所揭露出的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她提醒我们，不要渴望回到“正常”，而需要把这场瘟疫看作一个传送门，从这里开始想象和抵达一个新的世界。在一年后的今天，印度疫情急转直下，罗伊以更切身的“人间地狱”经历者视角，书写着自身的恐惧及周边人所遭遇的苦难，并控诉着莫迪政府如何集体制造着这场灾难——民主制度运行所必需的每一个独立机构都被损害和架空，导致病毒全面失控。
本文来自南亚研究政治学者Christophe Jaffrelot，讨论了印度政府在疫情中与竞选期的各种表现，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可能造成第二波疫情的人为原因。
2021年4月2日是世界提高自闭症意识日。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在世界各国落地生根之后，自闭症意识成为可持续发展、社会包容、无障碍等一系列价值倡导链条中的一环。1943年由美国精神科医生Leo Kanner作为早期婴儿神经发展失调范畴提出的自闭症，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一个谱系（spectrum），指向多种类型的障碍和状况，且社群内部也常常就身份认同发生分歧，“谱系人士”是一个共识性较强的称谓。在…
本雅明畅想的漫游者并未在街头被窒息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身上成立，也在近日恐华潮里在街头无端遇袭的谢小珍和廖荣新的遭遇里显得荒诞。而对于伦敦街头被杀害的莎拉·埃弗拉德而言，漫游者只能是他。换个性别，她就成了站街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