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为何引起热议

 马来西亚槟城的一家折扣店给模特假人戴上了口罩。外科口罩不受监管,对致病元素的防护微乎其微。(图片来源:Paul Keller/Flikr)

原文标题:Why Face Masks Are Going Viral
链接: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coronavirus-mask/
作者:GIDEON LASCO / 7 FEB 2020
译者:王一凡
编辑兼校对:王菁

前言: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外科口罩——尽管口罩的有效性备受争议。人类学家Gideon Lasco在这篇文章中试图探讨这背后的原因。原文发表于2020年2月,是否戴口罩的争议在之后几个月内愈演愈烈,成为了疫情政治中的重要符号。科学界对口罩有效性的研究,也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取得了新的进展。理解当下的口罩政治时,我们不能忽视它深植于的地方历史和多元文化。

疫情爆发之初的口罩

菲律宾第一例新冠病例确诊的那天,马尼拉街头的景象诡异。一半的人都戴着口罩,从一次性外科口罩到硬核N95防毒面罩,应有尽有。几周前,人们为了应对塔阿尔火山喷发的火山灰,刚刚购置了一批口罩。

同一周,我还去了泰国,街头的景象大同小异。从马尼拉到曼谷的飞机上,所有的空乘人员以及半数乘客都戴着口罩。

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2019-nCov—译者注:当时还未改名为COVID-19)爆发是一次全球健康危机。截止发稿日(2月7日),已有7834例确诊,170人死亡,近99%的病例发生在中国。中国在12月发现第一例病例,现在已经扩展到18个国家。

紧接着,口罩在全球范围内脱销,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紧俏的商品。在最近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封面上,地球也戴上了巨大的外科口罩。

科学研究的复杂结果

然而,对于口罩究竟如何保护公众,科学研究显示的结果却更加复杂。

外科口罩的作用是避免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的飞沫传染,比如血液和唾液。也就是说,如果患者戴着口罩,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口罩对防止患者通过咳嗽传播疾病是有效的。但外科口罩对病毒感染的作用微乎其微。它们也不能抵御空气污染,因为汽车尾气中的二氧化氮可以轻松穿过外科口罩,而口罩在不贴面或移动的情况下,也会使人吸入大颗粒物质。

N95一类的过滤型防毒面具对于防止人们吸入病毒、空气污染十分有效,但头戴面具会使呼吸变得非常困难,并且,只有当正确佩戴时它们才能发挥功效。

健康机构一再强调,在大多数场合下无需佩戴口罩。但这一建议并没能让人们停下囤积口罩的脚步。

人们戴口罩的动机往往远超医学上的有效性论证。文化价值、掌控感、社会压力、公民责任感、家庭原因、自我表达、对公共机构的信心,甚至政治因素,所有这些都汇聚在口罩的“象征意义上的有效性”上。

马尼拉一家商店店员手持一个N95口罩,下面放着一盒外科口罩(图源. Pat Roque/AP Photo

历史与现实下交织的口罩文化

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口罩第一次得到了广泛应用。在那场大流行病期间,全球据估计有五亿人感染,五千万人死亡。公众被建议戴上纱布口罩,在有些地方,口罩令得到强制执行。美国人民被指导要“遵纪守法,戴好纱布”。历史学家南希·托姆斯(Nancy Tomes)写道,在那时,口罩变成了“公众决心和纪律的象征”,提高了士气。但是,因为这些口罩大多是人们自己做的(甚至有的妇女用雪纺布做口罩),所以对口罩的有效性的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

1918大流行消退后,世界大多数地区口罩热也随之而去。然而在日本,口罩成为了卫生文化的一部分。在随后的一系列传染病和自然灾难中,口罩变得愈发普遍,包括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或“非典”)、2004年禽流感、2009年猪流感,以及2011年的福岛核泄漏。

学者们对口罩在日本的流行提出了多种解释。有人说戴口罩符合日本对干净、纯洁概念的理解。一项研究显示,近几十年来,日本社会对公共机构失去信任,这导致了人们转向自我保护。在另一项调查中,日本人说他们戴口罩的首要原因是自我保护,但同时这一举动也是表示对他人感受的考虑以及对礼节的尊重。对很多人来说,口罩就像是一种“安全毯”,戴上口罩这一小小的举动是一种“危机仪式”,提供慰藉、减轻焦虑。口罩文化也在不断变化。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把口罩作为时尚的宣言,通过动漫形象或者军用迷彩图案来表达个人风格。(在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丛林大火激发了一些公司设计出能散发出桉树气味的呼吸面罩。)有些人甚至把口罩绑在头上,以防止他人的打扰,或是掩饰自己的情绪。

在中国,人们戴口罩的动机也与文化息息相关。 社会学家彼得·巴尔(Peter Baehr)指出,2003年“非典”在香港爆发时,佩戴口罩是对一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的表达,拒绝这样做的做法则将受到了公众的谴责。 他写道,戴上口罩,“人们向他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传达出了自己的责任”,“通过遮盖住个人的面目,集体身份变得更加突出了。”

在香港,人们排队购买口罩。口罩在亚洲很多地方都一“罩”难求Vincent Yu/AP Photo

在一些人戴口罩的决定中,同伴压力无疑发挥着作用。非典流行期间,两名研究人员在飞往曼谷途中观察到,旅行者在见到戴着口罩的人群后急忙赶去为自己购买口罩——尽管泰国并没有非典的病例报道,当地没有关于戴口罩的明确信息,并且口罩的防护作用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许多戴着口罩的人的卫生习惯并不好,他们摘了口罩咳嗽、打喷嚏、擦鼻子、手在公用的面包篮里挑拣。 (许多专家说洗手是抵御病毒性疾病最好的方法。)

然而,这些学者也指出,戴口罩“可以通过为公众赋能、加强个人控制的效能感来协助管理重大传染病事件。”

也许这就是新加坡政府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爆发时所采取的措施。 1月30日,总理李显龙同时宣布了两件事:一是“只有生病时才需要戴口罩”,二是新加坡所有137万户家庭将分别获得四个口罩。在宣布之日,新加坡仅确诊了13例病例。

也许对我访谈过的菲律宾人来说,对控制力的感受也塑造了他们作出戴口罩的决定的原因。“我不想传染给我的孩子,”奎松市(Quezon City)一家购物中心工人菲力(Fely为化名)告诉我。 “即使医生认为没有必要,我还是要戴着,因为我的家人正处于危险之中。”

马尼拉的一名大学生贾斯丁(Justine为化名)说:“当我看到别人戴着口罩时,如果我没有戴我就会感到全身不自在。”他补充说,戴上口罩“反正没有坏处”。

虽然可能没有坏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口罩始终是中性或是善意的。

随着人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担忧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口罩在“他者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位菲律宾华裔同事最近对我说:“当[人们]看到我坐在餐厅里时,他们就会悄悄戴上口罩。他们认为所有华人都具有传染性。”

根据医学社会学家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的说法,疾病流行引发了一种“流行病的解释”,社会在此过程中寻找导致传染的原因。同时,流行病爆发加剧了人们先前已有社会性危险的恐惧,这种恐惧会进而激发种族、社会和经济偏见。随后的症状可能包括污名化、排斥以及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所说的政治化的“推诿系统”。

1月下旬,有消息传出,一家菲律宾工厂向中国运送了300万个口罩,而当时菲律宾人正由于短缺和高价而难以买到口罩。公众对此反应显著不同,而且很能说明问题。

一些菲律宾人出离愤怒,无论是否相关,都把所受伤害怪罪到中国人身上。他们说,菲律宾自己的人民必须得到优先考虑。另一些人指出,中国以前曾向菲律宾提供过援助,因此回馈他们是正确的选择。其他人的注意力则纯粹集中在中国需要更多口罩这一事实上。

人类学家已经探索过这些不同的反应。在稀缺的时期,一些团体变得更加自私,其他人则坚持互惠作为一种强大而普遍的普世价值。许多社区都实行“基于需求的供给”(need-based transfer) ,恰恰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考量:在困难时期,人们提供帮助,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也会为自己做同样的事情。

随着菲律宾塔哈尔火山的爆发,口罩不仅成为贪婪的象征,而且也成为了善意的象征。这场危机最具标志性的影像之一正是一张男子免费分发口罩、帮助保护人们避免吸入火山灰的照片。

随着全球气候危机带来越来越多的野火等自然灾害,还有城市的空气污染恶化,以及全球连通性加剧大流行传染病的风险,口罩可能会变得愈发普遍。随着口罩越来越融入日常生活,在它们遮掩住我们的面孔的同时,它们也将持续揭示人类文化的多面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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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ffer, Leah (2019). Is a More Generous Society Possible? Sap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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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es N. (2010). “Destroyer and teacher”: Managing the masses during the 1918-1919 influenza pandemic. Public health reports (Washington, D.C. : 1974), 125 Suppl 3(Suppl 3), 48–62. https://doi.org/10.1177/00333549101250S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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