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绳系疫 | 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

·  结绳系疫 · 编者按  ·
1918年是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漫长田野的结尾,也是西班牙流感大流行爆发的开始。马林诺夫斯基因为一战而被迫在西太平洋被隔离的四年标志着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成熟,但也昭示着长时段田野工作容易走向方法论上的功能主义,落入当地经济文化的内循环。无论是巨变的全球政治危机还是危及人类的疫情都奇妙地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里失踪,除了他日记中几段关于不明感冒的描述。

人类学家该以何种方法、节奏和伦理来把握另一次大疫情?

自今年年初爆发以来,新冠疫情从点至面,迅速发酵成全球化事件,也成为社会议题讨论和公共知识生产的催化剂与竞速场。对人类学而言,疫情则是块锐利的试金石。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疫情快速进展,次生的社会文化事件目不暇接地迭代,国际政治风云加速地淬变,人类学家能否快速抓住这些新现实?再以一套新语言加以消化、论述?传统的长周期田野在隔离和社交控距下是否仍然可能?不断重塑的人际信任、公共责任和治理路径重塑了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关系,也对研究伦理、乃至知识生产的框架和节奏提出了挑战。疫情之际,结绳志策划这一专题,以期捕捉这一新形势下的人类学实践与反思。

《结绳系疫》推出的第一篇《错过新冠革命:后见之明与民族志知识》,作者为布朗大学的Katherine Mason。作者曾在中国亲历SARS,受此启发,博论研究中国在2003年后以美式CDC模式重组的疾控工作,并在田野年亲历2009年猪流感的防疫。研究如此对口,但Mason教授仍几如马利诺夫斯基那样错过这次疫情。对于研究对象过于谨慎,让她更像一个抚慰者而非批判者,陷入另一种功能主义逻辑。Mason逐渐修正了自身与大众媒体的关系,逐渐以更积极主动之姿参与讨论,也在结尾继续反思,认为仍应当守持对“民族志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审慎。

这一反思构成了刘绍华教授写作本文的出发点(相信随着这也不是Mason反思的终点)。Mason对待公众媒体时运用“民族志权威”战战兢兢,刘教授也心有戚戚。但身处防疫模范且言论开放的台湾,刘教授的审慎并不倒向内卷的态度。学者需要立足具体的研究,而非坠入相对主义的胜利话语或空洞的理论,继续批判、反思和发掘社会的隐藏逻辑。

在媒体素养和面向公众发声的积极态度上,曾任记者的刘绍华无疑比大多数人类学家都要老练。疫情伊始即不断通过对读新冠防疫和她大凉山艾滋和麻风病防治的研究,给出了及时的洞见。建立在及时性上的后见之明显得格外宝贵,这种“民族志节奏”不是一劳永逸的“民族志权威”,而是积极和审慎兼具的人类学技艺,这也是结绳志要连接,并在接下来的策划中继续连缀的。

原文作者 / 刘绍华
原文链接 /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06/article/9654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7月8日

大家好,这是一个COVID-19圆桌论坛,主要的目标是讨论,所以我定的题目是〈后疫情时代的后见之明与具体研究〉,我想从三个面向来反思在疫情当中的学者反应,以及后疫情时代的学者责任。我这里所说的学者,主要指涉的是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者。

后见之明的反省 

我提的第一个面向是「后见之明的反省」,我想以一位美国医疗人类学者的反省来开始说起。这位学者叫Katherine Mason,是做中国在SARS之后防疫体制变迁的研究。

前一阵子,就像一位台湾学者跟我说的,疫情爆发后,一夕之间,疫病研究好像就要成为全球显学了,人人都在评论。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就做疫病研究的学者自然更閒不下来。Mason就是一位在疫情当中很忙碌的专家学者。疫情之初,她针对中国的疫情和美国的疫情发展,在各种媒体上有很多的发言和撰文。但是,在5月时,她在美国文化人类学会的网上论坛刊登了一篇反省的自白文章,Missing the Revolution with Covid-19: On Hindsight and Ethnographic Expertise,她说明了自己在这段时间以来的努力,也承认了自己的判断错误。

在这裡,我不是要细数她的正确或错误,以及分析原因,而是要指出,她的反省是很重要的提醒。她在自我反省后,仍然表示学者的公共性发言很重要,未来她还是会继续发言,也认为自己仍有些专业知识得以贡献社会。但是,她最后强调:

“我已学会在运用田野权威(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时候要更加地小心谨慎,从此之后,我不会超越份际。”(译注:原文用字为“留在轨道上”[staying in my lane]。)

对我来说,Mason的事后反省或后见之明非常难得。我并不知道她在疫情当下发言的时候,内在自信的程度有多高。但就我自己而言,疫情当下我发言时,经常感到戒慎恐惧。我甚至常对人说我无法对当下的疫情提出判断发言,因为我跟大家一样,讯息来源都有限,也只能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和零星的可靠资讯,提出一些看法或指出忧心之处。但我想避免直觉式的发言,所以无法下任何断言。

以Mason和我来说,无论我们当初发言的结果是否正确,身为疫病与社会的研究者,我们所做的事、走过的心路历程其实是一样的。在后疫情时代,Mason的反省和我的思考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专业有更戒慎的底线敏感。

在疫情当中,我们只能根据原本的研究知识、经验,来观看、判断与推测诸多未能充分检验且不周全的讯息,当下偶尔出现直觉式的反应,也许难以避免。但是,在后疫情时代,直觉式的、非具体研究的学术讨论,我想应该要避免了。要做到这点,也许我们至少需要先回看与反省疫情以来的讨论状态。

所以,我的第二点反思,就与学术讨论的目标有关。

 疫情中的批评与正义 

在台湾和中国,在疫情紧张的时候,许多人都感受到一种明显压力,就是希望先放下对于政府的公开批评,甚至可能呼吁公开支持、称讚政府,认为这样才有利于防疫。我不确定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是否一样?(我知道瑞典也很特别,但这里就先不讨论了。)我请问过日本或韩国的学者朋友,他们说他们并没有不要批评政府防疫作为的发言压力,而且强调他们都是民主国家。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也许我们可以问,为什麽台湾或中国的这种现象比较明显?中国的情形我很清楚,我相信各位也很清楚。但是,台湾的现象则令我困惑与忧心。 

一方面,我可以理解紧急状态下的团结抗疫呼声,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疫情最为爆发的时候,世界各国领袖的施政满意度都达到新高,连川普的满意度一度都很高。但另一方面,我也有两个困惑,一个是,台湾的状况跟全球比较起来,一直都称不上危急。那麽,我们公开发言的压力应该就不是因为状况紧急了,而是要支持维护既有的防疫成绩。但是,这样称得上是紧急例外状况而应该暂缓批评吗?还有,从人文社会科学批判反思的角色来看,这样的发言压力考量,是寻常的吗? 

我还有另外一个困惑,那就是,即使在疫情当下发出批评,就真的不利于防疫治理吗?在我们经历重大历史的时刻,应该还是可以同时见证、努力与反省。如果发言批评就是找麻烦,学者应该暂停批评,那意思是说人文社会科学在疫情之中是没有任何意义与角色的学术领域吗? 

当我问到最后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其实有些学者并没有忘掉自己的学术作用,在中国这是很稀鬆平常的现象,在台湾也可以见到。也就是,我们会看到某种言论,默认、接纳甚至合理化紧急情况下的疾病隐喻和污名、人群分类与制度性排斥,并且为国族主体的塑造与政治权力运作中的争议寻求正当性。许多平常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异质性、不平等、正义、民主等的关注,在疫情当中经常被搁下了。 

疫情当中,值得学者讨论批评的议题实在很多。就算暂且不提我一直批评的“武汉肺炎”疾病污名,光是指挥中心特定科别的医疗至上组成与决策模式就值得检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指挥中心的前身是去年12月底CDC就开始的内部应变,到今年1月20日正式成立。刚开始全世界都不清楚状况,后来这个指挥中心层级一直拉高,表示防疫规模一直扩大。但是,成员的专长基本没有改变。我们从各种公共卫生危机的经验中得知,这样的专业组成足够吗? 

还有,指挥中心清一色的男性成员,对比于许多女性防疫医师作文宣和前线的女性护理人员,这段时间以来,我们每天都在看这样的画面。官方文宣讲的,17年来CDC防疫建置有成,但是,从SARS之后台湾建立的防疫医疗网,在这次疫情当中到底发挥了什么具体作用?我个人是看不出来,但很希望能有具体的研究证明我的质疑不必要。还有,检疫的技术标准与权责一直没搞定,这个何美乡老师讲得很含蓄,但也够清楚了。白牌车司机一案,我们不知道真相是什麽,但看得见它的因果推论很粗糙。 

还有,在中国的台湾人无法自行回台一事。“小明”议题,从一开始不是问题,到陆委会处理不当而引起舆论哗然,导致下不了台的政治操作。健保卡旅游史注记到监控技术一再扩大、而且无限期的人权与民主问题。这些种种的议题,对于国家与社会的福祉都很重要。 

但是,在疫情期间,这些问题很少被拿出来公开认真讨论。偶尔,有人提出质疑批评,也常遭受批评。我一位法律学的朋友,因为常批评政府防疫侵害人权,而被同事叫他“欸,中共同路人”。 

以我个人的思考为例,身为一个住在台湾的幸运台湾人,和身为一位长年关注疫病研究的批判性学者,我在看待疫情时,会有不同的感受与反应。但是,当我做为一位学者要发言时,我想应该要从学者的角色出发。 

这一次,各方焦点好像都是台湾防疫成功,我也享受到了身在台湾的安全感与好处。不过,身为一位长年研究医疗卫生议题的学者,我很清楚不会有一个完美的防疫治理。而我以为,学者的研究责任,就是要看见并分析矛盾、衝突、断裂、隐藏等各式问题,以期学术研究能发挥批评和改进政策的价值。 

这就涉及了我要说的第三个面向。

 重新审视疫病、污名与不平等 

第三个反思面向是,疫情的恐惧感与社会压力暂缓了,很希望学界各领域的专家们重新审视我们共同走过的这段防疫之路,以利于反省与前瞻。以我自己来说,我想回归我自己长年以来对于疫病、污名、不平等的研究关注,我希望能针对这次的疫情,以具体的防疫案例进行严谨研究。但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先说明一下我的基本理念。 

关于疫病的历史研究,无论是遥远的历史,还是近期的历史,通常都会指向一个大哉问:那就是,我们该如何评断一个国家的防疫是否成功?除了表面可见的疫情数字与国际比较外,研究者还必须回到各国具体的政治与防疫实作,以及不同位置的人的处境,才能真正探究结论。换言之,比较研究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具体清晰的案例之上,而不只是相信官方报告或表面数字就好,也不适合以理论套用或臆测即可。 

我做中国麻风防疫的研究有一个深刻的感想,我是这样写的:“中国麻风防治的例子让我们看到,生物医疗科技的有效性常被夸大,而人与其他抽象象徵因素却常被低估。在防疫过程中,非关科学的理念与情绪,可能才是疾病治理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关键。” 

我希望能在COVID-19的研究上,继续表达出我对疫病全球化、国家治理、污名歧视与边缘族群的研究关怀,如同我一贯的研究理念,我认为这样才能“揭示隐而不宣的複杂社会逻辑,以突显影响特定社群中人的行为、思想及语言等道德规范的文化特质(ethos)。” 

好的,我就先报告到这里,感谢大家,请多指教。
 

(注:本文为笔者在2020年“台湾科技与社会研究学会”年会COVID-19主题论坛上的发言原稿。)

本文受刘绍华老师授权转载,若要转发,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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