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Graeber | 过于关怀是工人阶级的诅咒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本篇原载于英国《卫报》。格雷伯在此提出“关怀”(care)是被轻视和忽略的重要劳动组成,关心他人是劳动人民的美德,劳动阶级事实上也是“关怀阶级”(caring classes)。在之后出版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 2018)中,格雷伯批判冗余工作被酬以高薪,而有意义、有关怀的劳动却让人难以维生;他进一步要求重审关怀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预言关怀阶级的觉醒和反抗。

原文标题/ Caring too much. That’s the curs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原文链接/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r/26/caring-curse-working-class-austerity-solidarity-scourge
原文发布/ 2014.03.26
译者/ 周雨霏
编校/ 叶葳

译注:由care衍生出的各词组及变体(如care about, take care of, care for,uncaring等)在不同语境中对应不同的中文词。所以我在每一次对care进行翻译时都用括号标注原文对应内容。翻译过程的参差性也提示我们思考,有关care的理论讨论是否适合中文语境,中国经验又是否必须适应甚至迎合这个从英文生发的概念。

“我不懂的是,人们怎么还没上街暴动?”时不时地,我会听到一些有权有势的人这样说,其中包含着难以置信。“毕竟,”潜台词似乎说的是,“要是有人妨碍我避税了,我肯定会大喊‘杀人啦!’假如要是有谁敢动我的食物来源或是睡觉的地儿,我绝对直接烧银行、大闹国会。这些人都是怎么了?”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会觉得,一个政府要是在那些最缺乏抵御资源的人身上施加苦难,甚至都还没有因此改善经济,那这个政府可能就是到了政治自杀的边缘。然而事实上,经济紧缩(austerity)的基本逻辑却为几乎所有人所接受。为什么?为什么许诺将苦难延续的政客竟然会赢得工人阶级的默许,更别提支持了?

我想我开头提到的这难以置信本身就给出了部分答案。我们总被不断提醒,说工人阶级可能的确比他们那些更“高等”的同类少一些对于法则和正当性问题的严谨性,但他们同时也更少自恋。他们更关心(care about)他们的朋友、家人和社群。至少总体上,他们人确实要好得多。

某种意义上,这似乎反映出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学规律。女性主义者们很久以前就指出过,处于任何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结构的底端的人,对于那些处于顶端的人的思考以至关心(care about),从来都比那些顶端的人对他们的思考或关心来得多。任何地方的女性对男性生活的思考和了解,都比男性对女性的思考了解要多,就像黑人更懂白人的生活,下属更懂老板的,穷人更懂富人的。

而人类本就是具有同理心的生物。知识带来慈悲。可那些掌握权力与财富的人却能够保持无知、缺少关怀(uncaring),因为他们负担得起。大量心理学研究最近证实了这一点。在对体谅他人感受的能力进行测试时,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的人始终比富裕或是专业阶层的子弟得分高得多。某种意义上这没什么奇怪的。毕竟,这就是成为“有权势者”最主要的意义:不用太在意自己周围的人在想什么、有什么感觉。有权势者雇佣他人来帮自己做这件事。

Matt Kenyon为《卫报》原文所作插图

那么他们雇佣了谁呢?主要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对此我认为,我们对于工厂劳动的痴迷(或者恐怕是“浪漫化”?),使得我们盲目将其视作了“真正的工作”的范式,以至于忘记了大多数人类劳动究竟由什么构成。

即使是在卡尔·马克思或查尔斯·狄更斯的时代,比起煤矿、纺织厂和钢铁铸造厂里的雇员,工人阶级社区里住的其实更多是女佣、擦鞋匠、清洁工、厨子、护士、司机、中小学老师、妓女和小商小贩。如今更甚。我们以为有些工作是典型的妇女工作,比如照顾别人、关注别人的需求和需要、解释、安慰鼓励、揣测老板在想什么要什么,更不用提照顾(caring for)、检查和维护植物、动物、机器以及其他物件。实际上这些工作在工人阶级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重,要比锤东西、雕东西、吊东西和收割东西多得多。

这一事实不仅是源于,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是女性(既然整体上大多数的人类都是女性),更是因为我们对于男人的工作本就有一种歪曲的看法。最近罢工的地铁工人不得不向冒火的乘客们解释,“检票员”实际上并非花大部分时间在检票:他们花大部分时间在解释东西、修东西、寻找走丢的小孩、照顾(taking care of)老人、病人和迷路的人。

想想吧,生活的本质不就是如此?人类是彼此创造的产物。我们干的大多数工作是针对我们彼此而干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分担了不成比例的责任。他们是关怀阶级(the caring classes),从来都是。是那些从这关怀劳动(caring labour)中受益的人使得这一点难以得到承认,因为就是他们总是在持续不断地妖魔化穷人,而且往往就是通过(卫报)这样一个公共平台。

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我可以作证,这实际上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东西。我们总是被教导,工作本身就是一项美德。它塑造人品或是类似之物。可没人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感到,工作要是不能造福他人,就最好避免。但只要做了,不管这工作是修桥还是倒便盆,你就有正当理由骄傲。而且还有一件事是我们确实为之骄傲的:我们是那种彼此照顾(took care of)的人。这就是我们跟富人的不同。我们大概都能想象,富人一半的时间里都没法抽身出来管管(care about)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终极美德是节俭,而工人阶级的终极美德是团结。然而就是这根绳子在当前悬置了对阶级问题的讨论。曾几何时,关怀(caring for)自己的社群意味着为工人阶级本身而战。那时候我们谈论“社会进步”。而今,我们看到工人阶级政治或工人阶级社群这些观念本身所受到的残酷攻击带来了什么样的效果。大多数劳动人民再没什么办法去表达那种关怀(care),只能将其指向一些被制造出来的抽象概念,如“我们的孙辈”、“国家”,不论是通过沙文爱国主义还是对集体牺牲的呼吁。

结果就是,一切都颠倒了。一代代的政治操控终于得以将那份团结转变为一种诅咒。我们的关怀(caring)被当做武器反过来指向我们自己。这一状况可能会持续下去,直到自称为劳动者代言的左派们开始严肃地、战略性地进行思考,思考大多数的劳动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那些投身其中的人究竟将什么视为其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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