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eber | 互助也是一种激进: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格雷伯为《互助论》写的序言,很可能是他生前所作的最后一篇文章。这似乎不完全是一种巧合。在序言中,格雷伯从原住民角度而非欧洲思想家出发,言简意赅地回溯了欧洲启蒙运动中“社会演化”理论的脉络,并且提供了左右派知识分子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不同反思。在他笔下,左翼知识分子并不比右翼更为激进,而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被国家纳入其体系,或是成为右翼思想家竭力反驳的对象,就是被左翼轻视甚至弃置不顾。

在格雷伯看来,真正的激进派知识分子致力于“恢复冲突与和平的真正比例”。虽然过去问津者甚少,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源泉并未枯竭,反而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更有价值。正如他所说,“我们出版这本书,主要是相信有新的、激进的一代人,虽然没直接学习这些思想,但他们的一切做法都表明,他们对全球的判断比父辈们更清楚。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清楚的判断,留给他们的世界将很快沦为彻底的地狱。”

Andrej Grubačić与格雷伯亦师亦友。他为格雷伯生前最后一篇序言写的文章,既是悼词,也是对格雷伯性格和作品的双重总结。

原文标题/ Introduction from the forthcoming Mutual Aid: An Illuminated Factor of Evolution
原文链接/ https://www.pmpress.org/blog/2020/09/03/in-loving-memory-david-graeber
译者/ 何啸风
编校/ 王菁

01.
写在序言之前:纪念格雷伯

在过去的20年里,格雷伯是我的导师,也是最亲密的朋友。我们一起参与众多政治行动,合作了几部作品。迄今为止,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人。我们都能想出一两个好主意,但大卫总有很多好点子。甚至一句话就有好几处洞见。毫无疑问,他是我们这代人里边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思想家。

甚至,我也不怀疑,他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

他的第一本著作《走向一种人类学的价值理论》(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改变了我们探讨价值的方式。这本书受到他已故导师特里·特纳(Terry Turner)的影响,也受到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的启发(莫斯可谓大卫一生的灵感来源),为我们指出了超越实质论争议的道路,并对马克思和莫斯进行了综合。

他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片段》(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是一本开创性、新体裁的作品,它建立了无政府主义人类学作为一种研究领域的合理性。沿着这一思路,他发表了《可能性》(Possibilities)、《反转革命》(Revolutions in Reverse)和《直接行动:一种民族志》(Direct Action: An Ethnography)。

这些著作为年轻人类学家提供了“从内部”研究社会运动的工具。有位同事评论《可能性》说,这本非凡的作品,其中每一章本来都能成为开创性的学术专著。他的许多人类学著作,包括《可能性》,都由一家无政府主义出版社,而非学术出版社出版。

一代人中最杰出的人类学理论家,在现有的人类学圈子却从未感到自在,这真是个辛酸的矛盾。他极其讨厌学术会议。这不仅是因为,出于他的政治行动主义,耶鲁大学做出了解雇他的可耻决定;而且因为,大卫是个工人阶级,对于学术精英主义、经营人际关系、搬弄是非,他都深恶痛绝。为了拒绝学术生活中这些奇怪的宗派仪式,他个人也付出了许多代价。他是那种谁都想认识的、最慷慨的朋友和同事,也是学术势利眼最坚定的反对者。

耶鲁大学解雇大卫之后,他申请了20个美国的学术岗位,却连一个候选人名单也没上。不过,想摆脱大卫·格雷伯可没那么容易。他在英国开始了学术流亡生涯。几年后,也就是2011年,他出版了人类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之一:《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这本书随即成为了经典。

他在纽约一起组织“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我和他通过电话。他利用直接行动间隙的短暂时间写出《债》一书的各章节。他后来发表的作品——《失踪者》( Lost People,他在马达加斯加的田野调查)、《论国王》(On Kings,和马歇尔·萨林斯合作)、《民主项目》(The Democracy Project)、《规则的乌托邦》(The Utopia of Rules)、《狗屎工作》(Bullshit Jobs )——都质量上乘、富有原创性。

大卫去世的时候,刚刚完成最新一本书,这本书他写了好几年。他和英国考古学家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合作,挑战了主流社会科学的一些根深蒂固的预设。这是他进行的最雄心勃勃的项目之一,原定于2021年出版。他还参与了PM出版社的多个项目,包括新书《起义》(Uprisings),该书也是他和俄国艺术家妻子尼娜·杜布罗夫斯基(Nika Dubrovsky)的共同构想。他是“库尔德自由运动”的长期朋友,我俩一起为PM出版社撰写了许多关于库尔德事业的文章。

他生前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很可能就是他为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1842-1921)的《互助论》(Mutual Aid)撰写的文章,本来想作为这本伟大著作的序言。我们决定现在发表这篇文章,与所有人共享,以纪念我们的朋友、同志、导师。

02.
《互助论》序言

有些时候——但并非经常发生——对于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常识的某种特别有力的驳论,会给整个体系带来巨大的震撼,以至于这个体系要创造完全不同的理论来反对它。这样的干预,本身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事件”(events)——也就是说,这种干预揭露了现实的某些层面,这些层面曾经不为人所知,但是一旦被揭露,它就显得如此清晰,让人无法视若无睹。右派知识分子的很多作品,都指出了这些挑战,并且遏制这些挑战。

我们来举三个例子。

1680年代期间,一位名叫孔迪亚融克(Kondiaronk)的休伦-温达特族领袖跟魁北克的法国总督,以及他的主要助手之一(拉翁唐男爵)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孔迪亚融克去过欧洲,而且对北美洲的英法入殖型社会(settler society)很熟悉。

在这些争论中,孔迪亚融克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整个国家机器的存在不是出于人性的根本缺陷。国家机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另一套机制(私有财产、金钱)的存在,本质上就驱使人们以相应方式行动,从而使强制措施成为必要。他认为,平等是任何有意义的自由的前提条件。后来,拉翁唐(Lahontan)把这些争论写进书里,在18世纪初的数十年间大获成功。这本书在巴黎风行二十年,似乎每个启蒙思想家写的都是它的仿作。

最终,这些争论——以及原住民对于法国社会的广泛批判——变得如此强烈,以致于社会秩序的辩护者(杜阁、亚当·斯密)不得不发明“社会演化”(social evolution)的概念,作为直接的回应。

人类社会可以按照发展阶段来组织,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典型技术和组织形式——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很清楚他们在说什么。杜阁说,“所有人都爱自由和平等”。但问题是,对于建立在复杂劳动分工基础上且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这两者分别有多少一致之处呢?这一争论下产生的社会演化理论主导了19世纪,而且至今还与我们息息相关,只不过经过了细微的改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国家的批判,在于法律的统治最终基于任意的暴力,追根究底,这仅仅是全能上帝的世俗版本(他能够创造道德,是因为他站在道德之外)。当时,国家的辩护者十分重视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以至于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 )这样的右翼法学家最终提出了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基础。他最著名的作品《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以对巴枯宁(Mikhail Bakunin ,译者注——俄国思想家、“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的一通驳斥结尾。他认为,巴枯宁对“决断论”(创造法律秩序,因而也能够将秩序搁置一旁的“任意的权威”)的拒绝,跟巴枯宁宣称要反对的那个权威,两者是同样任意的。施密特的政治神学构想——几乎所有当代右翼思想的根基——是回应巴枯宁《上帝与国家》(God and the State)的一次尝试。

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演化的一种要素》提出的挑战,则更加深刻,因为它不仅关于政府的本质,还关于自然(即现实)的本质。

起初,社会演化(杜阁首先称作“进步”)理论可能是作为应对原住民批评的一种方式。不过,在铁杆自由派(比如赫伯特·斯宾塞)的描绘下,社会演化不仅是关于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差异、整合,还是某种霍布斯式的生存斗争。这样一来,社会演化很快就呈现出更致命的形式。正是斯宾塞在1852年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来描述人类历史,而且,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理论最终成了欧洲的种族灭绝和殖民主义的辩词。大约十年后,达尔文才采用该术语。他在《物种起源》中,用该术语描述他在著名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之旅中发现的“自然选择”的形式。1880-1890年代,在克鲁泡特金写作的时候,市场自由论者(尤其是“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赫胥黎,以及英国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挪用达尔文的观点,来宣扬通常说的自然历史的“角斗士”视角。物种之间的争斗,就像拳击场上的拳击手,或像市场上的证券交易者——强者取胜。

克鲁泡特金的回答是,和竞争一样,合作也是“自然选择”过程的决定因素。他的答案不完全是原创的,他也没假装是原创的。事实上,他不仅吸收当时最先进的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的知识(包括他自己的西伯利亚探险),还借鉴俄国的一个演化论学派。该学派认为,英国的超竞争学派建立在“谬误之网”(a tissue of absurdities)上。该学派包括“凯斯勒、塞维索夫、门茨比尔、布兰特这四位伟大的俄国生物学家,还有次之的波利亚科夫,最后还有我自己,一个简单的旅行者。”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赞扬克鲁泡特金。他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旅行者。在帝国的鼎盛时期,英国的达尔文主义者(实际上几乎是所有人)成功地忽略了这样的人。但是,他们无法忽略克鲁泡特金的当头一棒。在某种程度上,这无疑是因为他在更大的政治语境下展示了他的科学发现,这种形式使得人们无法否认,占统治地位的达尔文科学版本不仅是对“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范畴的无意识反映。(正如马克思所说名言,“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钥匙”。)这种科学是将商业阶级的观点普遍化的一种尝试。当时的达尔文主义仍然是有意的、来势汹汹、重塑常识的政治干预行动;有人也许会说,因为它的目的是建立新的“中心”,所以它是某种“中间派”的反叛,或更准确地说,是某种“可能的”中间派反叛。它还不是一种常识;它是建立普遍常识的一种尝试。假如说这种尝试最终未能完全成功,这一定程度上是克鲁泡特金的驳论的力量导致的。

我们不难发现,让自由派知识分子如此不安的,究竟是什么。看看《互助论》的这一段话吧(它很值得全文引用):

一群反刍类或一群马因抵抗狼的攻击,而排成一圈,并不是出于爱,甚至不是同情(sympathy,就该词恰当的意义来说)。狼因行猎而结合为一个团体,也不是出于爱;小猫或小绵羊的游戏,也不是出于爱;十几种幼鸟到秋天遂在一起度日,也不是出于爱;散在同法国一样大的面积之上无数黇鹿,组成数十组队伍,都向某一处的地方前进,以渡大河,也不是出于爱或同情。凡此均出于比爱或比个人的同情广泛甚多的感情,即是动物和人类在极长的进化行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本能。动物和人类有此势力,乃可实行互助,并可在社会生活中得到种种的享乐……人类社会之础石,既不是爱,也不是同情,乃是已成为本能的人类协力之良心。此种良心乃无意识的承认各人由实行互助而得的势力;无意识的承认一个人的幸福,乃和一切别人的幸福,有交互的关系;无意识的承认,在正义上或公理上,各个人应视别人的权利是和自己的一样。许多更高尚的道德感情,遂在这个广大而必然的基础上面发展起来。

注——《互助论》引文均出自“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30年】,下面不再一一说明

我们可以想见,克鲁泡特金的答案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为了把他关于合作的观点同我们最终都受(如道金斯所说)“自私的基因”驱使的假设调和起来,学者们至少创造了两门学科(诚然二者是相互交叉的),即社会生物学和演化心理学。据说,英国生物学家约翰·霍尔丹(J.B.S. Haldane)说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挽救“两个亲兄弟、四个异母兄弟、八个表兄弟姐妹”。其实,他不过重复了随处可见的用来回应克鲁泡特金的“科学”计算,就像以前人们用“进步”回应孔迪亚融克,用“例外状态”学说回应巴枯宁。学者们选择“自私的基因”一词,不是出于偶然。克鲁泡特金已经揭示了自然界之中与自私相反的行为:现在,达尔文主义者的整个把戏无非是,找出某些理由(任何理由),好继续坚持认为,即使最开心、最慈爱、最离奇、最具牺牲精神、最友好的行为,最终也都是自私的。

为了应对克鲁泡特金理论的巨大挑战,右派知识分子的努力是顺理成章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这正是他们该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称作“反动派”。他们并不真正相信政治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实际上,他们认为政治创造力非常危险。因此,右翼知识分子大多都在回应左派提出的想法。那么,左派的知识分子呢?

在这里,事情变得有些复杂。右翼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发展整个知识体系来消除克鲁泡特金的“演化整体论”(evolutionary holism),而马克思主义左派却假装他的干预没有发生过。甚至有人斗胆说,马克思主义对克鲁泡特金的“合作联邦论”的回应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自己理论的某些维度(它们明显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即生产主义和进步主义维度。说好听点,他们忽视了《互助论》的丰富洞见。说难听点,他们用居高临下的嘲笑打发了它。有种趋势嘲笑克鲁泡特金的“救生艇社会主义”和“幼稚乌托邦主义”。这种趋势一直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而且扩展开来,影响整个左派倾向的学术界,以至于著名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不得不在一篇著名文章里强调,“克鲁泡特金不是个疯子。”

对于这种策略性忽视,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纯粹的宗派主义。我们已经指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干预是更大的政治规划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福利国家建立,它的关键制度实际上大多由互助团体创造,而后被国家和政党逐渐采用。左右两派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这点上都十分一致。俾斯麦直接承认他设立德国的福利机构,是“贿赂”工人阶级,避免他们变成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从社会保险到公共图书馆的任何事情,都不应该让社区和辛迪加团体这些实际建立者来管理,而应该交给自上而下的先锋党管理。在这样的语境下,两派都认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社会主义主张和某种“至高律令”一样愚蠢。我们有必要回忆一下,(或许正因为上述原因)在1900-1917年之间,在工人阶级之中,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派的马克思主义,要比列宁和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更受欢迎。直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分支(当时可看作布尔什维克的右翼)在俄国胜利,并镇压苏联内部自下而上的倡议(比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样的争论才最终结束。

不过,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这种解释涉及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理论的所谓的“立场”(positionality)。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什么?许多知识分子依然声称自己是这样或那样的激进派。在理论上,他们都赞同马克思,认为光是理解世界还不够,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互助论》的一个重要段落中,克鲁泡特金给出了一个建议: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角色是恢复“冲突与和平之真正比例”。这话可能听起来有些晦涩,但他对此作了说明。激进的学者“不得不将数以千计的细事,和偶然在过去遗物中保存的朦胧印象,加以精密的分析,并藉比较人种学以作解释,那么,尽管以前听说有许多可使人们的关系发生分裂的东西,但我们仍可将使人们的关系有联合的种种制度,一点一点的再建起来。”

直到今天,笔者之一还记得年轻时读到这些话的激动之情。这些话跟我们以国家为中心的学院里接受的死气沉沉的教育截然不同!我们应该把这些建议跟马克思的建议放在一起。

马克思的精力主要用在了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组织和发展。《资本论》唯一真正关注合作的地方,是在考察作为工厂生产的形式和结果的合作活动。在这样的合作活动中,工人“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看起来,这两种建议似乎可以很好地互补。克鲁泡特金旨在搞清楚异化的工人到底失去了什么。然而,把两种建议结合起来,就意味着要搞清楚这两个问题:为什么即便是资本主义最终也建立在共产主义(“互助”)之上?为什么共产主义不是抽象、遥远、无法持续的理想,而是我们日常参与的实践现实反倒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要知道甚至工厂也不能离开互助而运作(尽管它通常十分隐蔽,躲在角落,不公开行动,也不说出来,甚至有破坏性)?近来流行的说法是,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依赖于某种创造性合作形式,尤其是互联网。这不是废话嘛。资本主义一直如此。

这是一项值得为之努力的知识工程。出于某些原因,几乎没人对此感兴趣。等级制和剥削关系如何被再生产出来,如何被抛弃,又如何和互助关系纠缠在一起?关怀的关系如何与暴力的关系一以贯之,却又巩固暴力体系,使之不分崩离析?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理论都置之不理。他们把几乎一切带有慷慨、合作、利他主义的东西都当作资产阶级的幻想。事实证明,冲突和利己主义的算计要比“联合”更有趣(与此类似,左派学者写施米特或杜阁的文章屡见不鲜,关于巴枯宁和孔迪亚融克的却寥寥无几)。正如马克思本人所抱怨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存就是积累。在过去几十年里,除了用来增加我们各自的(社会、文化、物质)资本的权宜之计的不懈努力,我们很少听到别的。这些抱怨都被视为批判。但是,如果你喜欢谈论的都是你说要反对的东西,你能想象的都是你说要反对的东西,那么,你怎么能说你真的反对它呢?有的时候,左派学者似乎把他们说要反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最坏方面进行了内化和再生产。因此,人们读到他们的分析(我们大人有大量,不提他们的名字),不禁要问,这跟社会生物学的假设(我们的行为受“自私的基因”驱使)有什么区别吗?

诚然,在1980-1990年代,对于敌人的内化达到了顶峰,当时全球左派都处于全面低潮。后来,局面有了好转。克鲁泡特金是不是再次派上用场了?当然了,他一直都很重要。不过,我们出版这本书,主要是相信有新的、激进的一代人,虽然没直接学习这些思想,但他们的一切做法都表明,他们对全球的判断比父辈们更清楚。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没有清楚的判断,留给他们的世界将很快沦为彻底的地狱。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全球新一代的社会运动开始重新发现那些由《互助论》最先倡导的观念的政治意义。克鲁泡特金关于社会生态学和合作联邦制的论述,深刻影响了东北叙利亚民主联邦(罗贾瓦)进行中的社会革命。这一部分是借助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的著作,一部分是回到了源头,不过,大部分还是借鉴库尔德人自己的传统和革命经验。库尔德的革命者承担起建构新社会科学的责任,来抗衡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知识结构。“自由”和“女性学”(jineoloji)的集体社会学项目的参与者,实际上已经开始将这些让“人们”和“斗争”联合起来的制度“一点一点的再建起来”。在“北方世界”,从各种各种的占领运动,到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合作项目,各地的活动分子和主流媒体都把“互助”当作一个关键词。目前,希腊移民的“团结动员”,以及恰帕斯的萨帕塔社群组织,都采用“互助”一词。甚至学者偶尔也会使用这个词语。

1902年,《互助论》刚出版的时候,很少有科学家敢于挑战这两种观点: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理念是深植于人性中的;国家权威无论如何都不可动摇。少数敢于挑战的人,就会被当作疯子一笔勾销。如果是过分重要的人,比如爱因斯坦,那就说他是“怪人”。这样的人的政治观点和奇怪的发型一样无关紧要。但是,世界其他地方都行动起来了。科学家、甚至社会科学家,最终会跟随吗?

我们写下这篇序言,正值反对种族主义和国家暴力的全球大众浪潮。当局污蔑“无政府主义者”的样子,和克鲁泡特金那时候如出一辙。让我们举杯,向这位先行一步的“法律和私人财产的鄙视者”敬一杯酒,现在似乎正当其时。他以某些方式改变了科学的面貌,这些方式至今仍影响着我们。彼得·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的学术既是细致的,又是多彩的;既富有洞见,又具有革命性。他对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的批评,对官僚社会主义的预言,不断地得到证实。回顾他当时参与的大多数争论,到底谁对谁错,其实不用多问了。

当然了,还有些人强烈反对这一点。一部分是抱着上船的美梦,另一部分则是拿钱办事。对于这篇序言的两位作者,在第一次遭遇这本动人的作品二十年后,我们(又一次)惊讶地发现,自己对它的中心论点深为赞同。

资本野蛮主义( capitalist barbarism)的唯一替代物,就是无国界的社会主义(stateless socialism)。就像伟大的地理学家(译者注:这里指的是本文作者之一,格鲁巴契奇)说的,一些趋势“当今社会已经显而易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迫在眉睫”,正是这些趋势哺育了这种社会主义。想要创造新的世界,我们需要重新发现我们当下有的资源,而克鲁泡特金不仅一直都是正确的,而且就正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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