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刊·婚 | 先恋爱,后结婚?

2020年2月韩国的一次集体庆典中,上千对新人共同完成了婚礼;他们中有些人在几周前刚刚通过统一教会安排的相亲中认识对方。印度,网络约会应用成为了年轻人依赖的配对工具。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公园相亲角变成了家长们轮番上阵、替忙碌的子女猎寻幸福的战场。即使是在疫情中的牛年情人节,微博上依然流传着类似#云相亲#、#女孩被母亲安排隔门相亲#等恐怖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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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言、媒妁之命下的婚姻必然是爱情的坟墓吗?自发的恋爱和包办的婚姻果真水火不容吗?本文两位作者认为,在大多数社会中,性欲、爱恋和物质利益之间的交织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在文化上公认的程度。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们了解的或许都还是只是皮毛。
原文作者/ William Jankowiak, Alex Nelson
原文链接/ 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love-and-marriage/
原文发布时间/ 2021年2月11日
翻译/ 何啸风
校对/ 王菁
编录/ 林子皓
01.
恋爱和婚姻不是一回事:深情的恋爱是一种感觉,而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不过,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地,两者往往以迷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浪漫的。
以某种婚姻关系结成伴侣,这种观念在人类社会中显然是司空见惯的。可是,浪漫的爱情应该引导这种伴侣关系,这样的观念并非由来已久。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家庭单元多半都围绕繁衍后代和在社会上生存而组织起来。人们往往不会鼓励培养夫妻间的甜蜜之情,不总是鼓励一夫一妻制。
对一些部落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人们认为夫妻关系是事实上的陌生人(effective strangers),甚至是敌人,他们的结合主要是为了繁衍后代。这种伴侣之间,很少表现或期待某种深情款款的感觉,至少在公共场合不会如此。
虽然婚姻的确切历史已经难以追溯,不过,农业兴起之后的某个时刻(在有些区域,大概是15000-10000年前),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s)便已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社会的规范。家庭成员和媒人开始根据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公众声誉、延续血脉等因素,来安排哪些人和哪些人可以结合。
婚姻应该建立在长期的伴侣关系之上,或者所谓“不渝的爱情”(forever love),这样的观念很久之后才出现在书本和作品中:最早在13或14世纪,经院哲学家把这种观念引入英国。俄国是18或19世纪;中国则是20世纪。在这几大文化之中,“不渝的爱情”这种观念的兴起,似乎顺应着子女们通过自由恋爱来选择伴侣的要求。
如此一来,在近几个世纪,恋爱和婚姻以全新的复杂形式交织在一起。我们的人类学研究,还有其他若干研究,旨在挑战人们普遍的印象:围绕包办婚姻组织起来的社会,跟围绕深情恋爱组织起来的社会截然不同。在大多数社会中,性欲、爱恋和物质利益之间的交织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在文化上公认的程度。
02.
如今,在印度和大部分中东国家,依然奉行包办婚姻的理念。不过,近几个世纪,该理念在全球迅速衰退,特别是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包办婚姻已急剧下降。我们的数据很难精确无误,不过,据我们所知,印度包办婚姻的比例约95%,而日本的比例约6%。
不过,统计学往往会掩盖不同文化之间习俗的巨大差异:包办婚姻并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
打个比方,人类学家维克托德·蒙克(Victor De Munck)研究过斯里兰卡一个达罗毗荼人的穆斯林社群。在这里,包办婚姻一直是惯例——但是,这不意味着自由恋爱没发生过。近几十年来,社会地位相似、亲属关系也合适的年轻人,可以时不时地约会,从而有了培养感情的机会。蒙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采访的新婚夫妇,超过四分之三都表示,他们在正式结婚前便同伴侣恋爱了。
这种做法自然不是绝无仅有。许多社会都采用类似的做法,既能维持他们想要的家庭的父权至上,又能让子女们遵循内心来选择伴侣。在南亚国家之中,先恋爱后包办(love-turned-arranged)的婚姻策略,似乎越来越流行:自由恋爱或私定终身,逐渐被大众所包容,成为某种现代的、道德的行为。比如,极受欢迎的宝莱坞电影和情歌,就慢慢把由来已久的包办婚姻的话语,同爱情至上的话语结合起来。

然而,对于包办婚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每种文化的宽容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常常会带来危险。在2000年代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佩韦兹·莫迪(Perveez Mody)和莎利尼·格罗弗(Shalini Grover)发现,在印度新德里,先恋爱后包办的婚姻,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理想——而且,印度政府的政策和法律也支持自由的婚姻。可是,尤其在社会阶层、种姓、宗教信仰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恋人们面临着父母和社群的强烈反对,有时甚至导致人身绑架或暴力冲突,特别是在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办婚姻的文化中可以看到,父母对子女们根据爱情选择伴侣的宽容,前提是要将其转化为公开的表演,从而证明父母才是决定最佳结婚对象的最终权威。
03.
另外也存在同意结婚后陷入热恋的情况,这使得恋爱和包办婚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打个比方,姜克维(William Jankowiak)的研究就表明,在1980年代的中国城镇,这种做法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所谓的“自主婚姻”往往是朋友、老师、同事先介绍两人认识,事后再安排三四次约会。接下来,两人要么不再见面,要么决定早日成婚。
我采访了大约50个人,访谈表明,个人通常在见面中保持谨慎和淡定,冷静地考虑各自给将来的婚姻带来的社会价值。可是,两人一旦结婚,通常会发生骤变,甜蜜地约会,愉快地交谈,一同展望彼此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种行为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无法判断,实行包办婚姻的中国人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国人,哪一个感受到更浓烈的真爱?
在新德里的年轻人那里,人类学家莫迪也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受访的夫妻在办理包办婚姻之后,很快坠入了爱河。
说实话,由父母或媒人撮合的夫妻,在包办婚姻中很可能产生浓烈的真爱:带着相似的背景或兴趣在一起生活,或许会引发一种激情、深爱的感觉。打个比方, 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人就把先结婚再恋爱视为某种理想。对美国印度裔婚姻中的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对比表明,就长期的爱情和婚姻满意度而言,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人类学家玛西娅·英霍恩(Marcia Inhorn)专门研究埃及和黎巴嫩的夫妻,包办婚姻在两国很普遍。她发现,许多夫妻都产生强烈的相互爱恋——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有些人遇到不孕不育的时候,宗教信仰和文化会鼓励他们离婚和再婚,但他们往往拒绝这么做。
04.
将浪漫的爱情视为婚姻的基础,不会消除物质因素对婚姻幸福的重要性。虽然不少年轻人为了自由恋爱放弃传统的包办婚姻,但是,反之亦成立:全球各地盼望爱情的人们也受益于中介机构,因为婚介机构帮助他们在物质层面寻找适合的伴侣。
例如,在我研究婚恋问题的韩国,时下流行的方式是由朋友、同事、亲戚安排的“半透明相亲”(not-so-blind date)。在正式约会之前,可能需要先交换照片,询问心目中伴侣的条件(年龄、工作、学历、家庭背景,等等)。人类学访谈说明,这些年轻人通常觉得,被介绍给与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令人放心,因为这样的对象已经受到可靠推荐者的事先筛选。

当然,全球最新的婚介机构,是计算机算法。韩国婚介机构,比如 Duo公司,会收取收取数千美元的费用,给顾客介绍血缘背景、宗教信仰、物质条件相配的对象。
在全球各地,在线约会日益流行,帮助人们提前评估潜在对象的重要条件(相貌、财产、学历、性格、爱好),然后再见面,看看能不能擦出火花。
05.
婚姻类型、婚姻动机、置身婚姻的感觉,三者之间不是界限分明的。
假如其中一人认为他们的婚姻基于真爱,而另一人将婚姻视为经济-性爱交换,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对于跨国婚姻中此类误解的的发生频率,诸多研究都有所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方表达了真实而强烈的爱意,而另一方做出爱的行为,只是保证经济上的稳定。

父母安排包办婚姻的原因之一,是保证两人条件相当,避免个人得到适当的匹配,并防止短暂的性的吸引压倒了对门当户对的考量。可以说,自主婚姻不过是达成同一目标的另一方式——两种方式都旨在找到社会经济背景相似、优先目标相似的那个人。
或许,人们通常说的那种构成爱的基础的无法定义的“化学”,仅仅是我们遇到具有相似价值观、态度、品味、人生目标的人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无论先恋爱后结婚,还是先结婚后恋爱,重要的都是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物质考量、条件相当,往往是人们相爱的基础。毕竟,不同类型的婚姻,也许并没有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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