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特刊·婚 | 先恋爱，后结婚？

2020年2月韩国的一次集体庆典中，上千对新人共同完成了婚礼；他们中有些人在几周前刚刚通过统一教会安排的相亲中认识对方。印度，网络约会应用成为了年轻人依赖的配对工具。在中国的各大城市中，公园相亲角变成了家长们轮番上阵、替忙碌的子女猎寻幸福的战场。即使是在疫情中的牛年情人节，微博上依然流传着类似#云相亲#、#女孩被母亲安排隔门相亲#等恐怖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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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之言、媒妁之命下的婚姻必然是爱情的坟墓吗？自发的恋爱和包办的婚姻果真水火不容吗？本文两位作者认为，在大多数社会中，性欲、爱恋和物质利益之间的交织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在文化上公认的程度。关于爱情和婚姻，我们了解的或许都还是只是皮毛。

原文作者/ William Jankowiak, Alex Nelson
原文链接/ https://www.sapiens.org/culture/love-and-marriage/
原文发布时间/ 2021年2月11日
翻译/ 何啸风
校对/ 王菁
编录/ 林子皓

01.

恋爱和婚姻不是一回事：深情的恋爱是一种感觉，而婚姻是一种社会契约。不过，古往今来，在世界各地，两者往往以迷人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二者的关系并不总是浪漫的。

以某种婚姻关系结成伴侣，这种观念在人类社会中显然是司空见惯的。可是，浪漫的爱情应该引导这种伴侣关系，这样的观念并非由来已久。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家庭单元多半都围绕繁衍后代和在社会上生存而组织起来。人们往往不会鼓励培养夫妻间的甜蜜之情，不总是鼓励一夫一妻制。

对一些部落社会的民族志研究表明，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人们认为夫妻关系是事实上的陌生人（effective strangers），甚至是敌人，他们的结合主要是为了繁衍后代。这种伴侣之间，很少表现或期待某种深情款款的感觉，至少在公共场合不会如此。

虽然婚姻的确切历史已经难以追溯，不过，农业兴起之后的某个时刻（在有些区域，大概是15000-10000年前），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s）便已成为有组织的国家社会的规范。家庭成员和媒人开始根据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公众声誉、延续血脉等因素，来安排哪些人和哪些人可以结合。

婚姻应该建立在长期的伴侣关系之上，或者所谓“不渝的爱情”（forever love），这样的观念很久之后才出现在书本和作品中：最早在13或14世纪，经院哲学家把这种观念引入英国。俄国是18或19世纪；中国则是20世纪。在这几大文化之中，“不渝的爱情”这种观念的兴起，似乎顺应着子女们通过自由恋爱来选择伴侣的要求。

如此一来，在近几个世纪，恋爱和婚姻以全新的复杂形式交织在一起。我们的人类学研究，还有其他若干研究，旨在挑战人们普遍的印象：围绕包办婚姻组织起来的社会，跟围绕深情恋爱组织起来的社会截然不同。在大多数社会中，性欲、爱恋和物质利益之间的交织程度，要远远高于人们在文化上公认的程度。

02.

如今，在印度和大部分中东国家，依然奉行包办婚姻的理念。不过，近几个世纪，该理念在全球迅速衰退，特别是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包办婚姻已急剧下降。我们的数据很难精确无误，不过，据我们所知，印度包办婚姻的比例约95%，而日本的比例约6％。

不过，统计学往往会掩盖不同文化之间习俗的巨大差异：包办婚姻并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

打个比方，人类学家维克托德·蒙克（Victor De Munck）研究过斯里兰卡一个达罗毗荼人的穆斯林社群。在这里，包办婚姻一直是惯例——但是，这不意味着自由恋爱没发生过。近几十年来，社会地位相似、亲属关系也合适的年轻人，可以时不时地约会，从而有了培养感情的机会。蒙克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采访的新婚夫妇，超过四分之三都表示，他们在正式结婚前便同伴侣恋爱了。

这种做法自然不是绝无仅有。许多社会都采用类似的做法，既能维持他们想要的家庭的父权至上，又能让子女们遵循内心来选择伴侣。在南亚国家之中，先恋爱后包办（love-turned-arranged）的婚姻策略，似乎越来越流行：自由恋爱或私定终身，逐渐被大众所包容，成为某种现代的、道德的行为。比如，极受欢迎的宝莱坞电影和情歌，就慢慢把由来已久的包办婚姻的话语，同爱情至上的话语结合起来。

然而，对于包办婚姻中个人选择的自由度，每种文化的宽容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常常会带来危险。在2000年代的研究中，人类学家佩韦兹·莫迪（Perveez Mody）和莎利尼·格罗弗（Shalini Grover）发现，在印度新德里，先恋爱后包办的婚姻，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理想——而且，印度政府的政策和法律也支持自由的婚姻。可是，尤其在社会阶层、种姓、宗教信仰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恋人们面临着父母和社群的强烈反对，有时甚至导致人身绑架或暴力冲突，特别是在中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包办婚姻的文化中可以看到，父母对子女们根据爱情选择伴侣的宽容，前提是要将其转化为公开的表演，从而证明父母才是决定最佳结婚对象的最终权威。

03.

另外也存在同意结婚后陷入热恋的情况，这使得恋爱和包办婚姻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打个比方，姜克维（William Jankowiak）的研究就表明，在1980年代的中国城镇，这种做法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所谓的“自主婚姻”往往是朋友、老师、同事先介绍两人认识，事后再安排三四次约会。接下来，两人要么不再见面，要么决定早日成婚。

我采访了大约50个人，访谈表明，个人通常在见面中保持谨慎和淡定，冷静地考虑各自给将来的婚姻带来的社会价值。可是，两人一旦结婚，通常会发生骤变，甜蜜地约会，愉快地交谈，一同展望彼此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种行为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无法判断，实行包办婚姻的中国人与追求自由恋爱的美国人，哪一个感受到更浓烈的真爱？

在新德里的年轻人那里，人类学家莫迪也观察到类似的模式：受访的夫妻在办理包办婚姻之后，很快坠入了爱河。

说实话，由父母或媒人撮合的夫妻，在包办婚姻中很可能产生浓烈的真爱：带着相似的背景或兴趣在一起生活，或许会引发一种激情、深爱的感觉。打个比方， 印度尼西亚的望加锡人就把先结婚再恋爱视为某种理想。对美国印度裔婚姻中的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对比表明，就长期的爱情和婚姻满意度而言，两者几乎没有区别。

人类学家玛西娅·英霍恩（Marcia Inhorn）专门研究埃及和黎巴嫩的夫妻，包办婚姻在两国很普遍。她发现，许多夫妻都产生强烈的相互爱恋——这种感情如此强烈，以至于当有些人遇到不孕不育的时候，宗教信仰和文化会鼓励他们离婚和再婚，但他们往往拒绝这么做。

04.

将浪漫的爱情视为婚姻的基础，不会消除物质因素对婚姻幸福的重要性。虽然不少年轻人为了自由恋爱放弃传统的包办婚姻，但是，反之亦成立：全球各地盼望爱情的人们也受益于中介机构，因为婚介机构帮助他们在物质层面寻找适合的伴侣。

例如，在我研究婚恋问题的韩国，时下流行的方式是由朋友、同事、亲戚安排的“半透明相亲”（not-so-blind date）。在正式约会之前，可能需要先交换照片，询问心目中伴侣的条件（年龄、工作、学历、家庭背景，等等）。人类学访谈说明，这些年轻人通常觉得，被介绍给与自己条件相当的对象令人放心，因为这样的对象已经受到可靠推荐者的事先筛选。

当然，全球最新的婚介机构，是计算机算法。韩国婚介机构，比如 Duo公司，会收取收取数千美元的费用，给顾客介绍血缘背景、宗教信仰、物质条件相配的对象。

在全球各地，在线约会日益流行，帮助人们提前评估潜在对象的重要条件（相貌、财产、学历、性格、爱好），然后再见面，看看能不能擦出火花。

05.

婚姻类型、婚姻动机、置身婚姻的感觉，三者之间不是界限分明的。

假如其中一人认为他们的婚姻基于真爱，而另一人将婚姻视为经济-性爱交换，就会产生严重的误解。对于跨国婚姻中此类误解的的发生频率，诸多研究都有所论述。在这种情况下，其中一方表达了真实而强烈的爱意，而另一方做出爱的行为，只是保证经济上的稳定。

父母安排包办婚姻的原因之一，是保证两人条件相当，避免个人得到适当的匹配，并防止短暂的性的吸引压倒了对门当户对的考量。可以说，自主婚姻不过是达成同一目标的另一方式——两种方式都旨在找到社会经济背景相似、优先目标相似的那个人。

或许，人们通常说的那种构成爱的基础的无法定义的“化学”，仅仅是我们遇到具有相似价值观、态度、品味、人生目标的人所产生的协同效应。

无论先恋爱后结婚，还是先结婚后恋爱，重要的都是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物质考量、条件相当，往往是人们相爱的基础。毕竟，不同类型的婚姻，也许并没有多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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