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对话Rachel Murphy

几十年来,数亿农民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工作生活,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之同时,户籍制度限制、生活环境艰苦、生活成本高昂等等因素使得数千万孩子们被“留守”于家乡。Rachel Murphy的新书《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 2020)关注留守儿童们的经历,讨论了二十年来中国农民工家庭与生活的变化。

本文为Rachel Murphy专访,原载于《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杂志。

原文作者/ Nicholas Loubere, Rachel Murphy
原文链接/ https://madeinchinajournal.com/2021/01/27/the-children-of-chinas-great-migration-a-conversation-with-rachel-murphy/
原文发布时间/ 2021年1月27日
翻译/ 王一乔
编校/ 外玛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他们工作的城市和他们定居的农村之间迁移,这对中国农村的家庭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2010年代,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进城务工人员的农村儿童超过了6100万。在剑桥大学出版的《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一书中,Rachel Murphy通过在中国东部内陆地区的长期田野调查,探讨了这一大规模人口流动对留守儿童的影响。

Nicholas Louber (NL)我想先回顾一下您的第一本书《农民工如何改变中国农村》(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这本书出版于千禧年之交。在过去的20年里,您目睹的国内移民情况及移民对农村生活的影响有哪些重大变化?

Rachel Murphy (RM):在90年代中后期,当我在江西省做田野调查时,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认为在城市工作几年后他们会回到自己老家,用积蓄盖房子,帮助儿子支付结婚的费用。农村父母在儿童教育问题上的态度是认命的。他们往往认为由于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有限,如果孩子不想读书,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初中就辍学到城里劳动力市场去打工。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让教育带来的收益正在提高,这些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也逐渐意识到学习的作用。年轻的一代会在电话里或者回老家的时候告诉家人:“要让弟弟妹妹们读书,没有文化的人在外面的生活很艰苦”。尽管往城市的移民不断增多,大多数农村儿童还是和父母一方或双方在村里生活。农村家庭晚上会一起看电视嗑瓜子,孩子们的游戏也都贴合农村的自然环境,比如在稻田里捉鱼玩。

不过,到了2010年代,大多数农村的成年人都渴望让他们的孩子过上体面、不用再干农活的生活。他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移居到城市挣钱,进而赚取孩子的教育费用和在城里买房的钱。劳动力市场的扩张、中国内地90年代推行的大规模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以及2000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招生的扩张都影响了农村居民对子女教育问题的期待。虽然农村学生很少能考上名牌大学,但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农村孩子成功的传说。当孩子还在上小学,还没展现出擅长考试的本领时,农村的父母就敢于设想自己的孩子可能是少数幸运儿,能够从干苦力中解脱出来。但父母对教育与日俱增的期待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父母的迁移使得儿童无法在生活和情感上获得足够支持,使他们没法专注努力学习。到了2010年代,越来越多的儿童不仅远离父母居住,也远离了自家的村庄。例如,在江西的一些农村地区,儿童从周日下午到周五下午在乡镇学校寄宿。到了四年级或五年级以后,一半以上的儿童与父母一方或双方分开居住。

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是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尽管这个变化对农村移民家庭的影响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在1990年代,年轻的移民回到村里过春节时,都会在腰间都会别上醒目的传呼机。如果传呼机发出 “哔哔”声,他们就会去村里的小卖部外面用固定电话打电话。但到了2010年代,大多数农村家庭至少有一部手机,201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手机都有视频app。即便如此,由于工人工作的时间较长,孩子们学习时间也很长,而且大多数学校禁止学生带手机上学,因此外出务工的工人只能在每周末和家里人通话几分钟。农村家庭能找到的获取有价值信息的途径也有限,比如他们很难找到让子女获得体面的职业培训的渠道。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NL:这本书从文献角度代表了从在移民生计问题上从关注移民本身到留守儿童的视角转换。这对我们了解当代中国乃至其他地区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社会影响提供了哪些新的启示?

RM:在1990年代,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文献研究主要是关于 “移民-发展关系”、向家乡汇款问题和农村生计多样性等主题。我的第一本书借鉴了这些文献,对这个话题做出了贡献,探讨了劳动力移民与村庄的联系、资源回流到村庄的情况以及回乡创业的问题。这项研究发现移民不是独立于村庄之外的,相反,迁移和返乡是村民当下多样化生存方式的延伸。这些生存策略的基础是忠于家庭和故土的价值观念,而这些价值观念是农民对他们在务农和城市务工市场面临的脆弱性的投射。

但到了21世纪,学者们愈发认识到迁移是一个关系过程。我的新书建立在这一见解的基础上,探讨了劳动力迁移和人们的社会再生产安排是如何在不知不觉中融合了人们对家庭的义务。这些义务的基础包括了性别、母职(motherhood)、父职(fatherhood)、孝道和道德。这本书考察了家庭和学校内外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照顾儿童——而家庭和国家的资本积累一致体现于这些日常照料里。家庭和学校努力给孩子灌输了一种代际偿债的意识,他们需要通过勤奋学习和表现良好来偿还这些照顾。这样,孩子和成人相互捆绑,跨越地域为生存奋斗。

本书强调,尽管中国的政策话语体系只是把农村家庭在空间上的分离描述为现代化的意外结果,但它其实是国家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阻止子女随父母进城,压低了雇主和城市政府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的成本。与此同时,教育系统的不平等也再现了阶级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层。本书重点探讨儿童的遭遇,强调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社会和政治关注环绕资本积累,导致的情感代价。如果能听到儿童的声音——他们直觉地重视相互依存和情感——则可以帮助激发组织社会的其他价值观。这些发现不仅适用于中国东部的内陆地区,也适用于国家将人的情感福祉和家庭生活权置于其他议程之下的所有情况,以及由于居住和工作条件恶劣、孩子不得不与与父母分离的所有情况——主要是因为特定人群的迁移以及获得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机会受限。

The Children of China’s Great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NL: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对留守儿童进行较长的时间段的研究是什么感觉?你是否注意到他们在不同年龄段对自己经历的认知或表达方式发生了变化?

RM:在我采访的109名儿童中,我对25名儿童进行了五年的跟踪调查,这使我能够发现他们的在情感和观念上的变化。我第一次见到这些孩子们,他们大多还在上小学,第二次见到他们时,他们在上初中,到我们第三次见面时,有几个人已经到了初中的最后一年,而另一些人则已经开始上高中或职业学校。有两个因素似乎影响了他们观念的演变。首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用成人的行为规范和表达方式。具体来说,青少年内化了一种别人对他们的期望,即他们需要表现出自己的成熟,这在汉语中可以用“懂事”一词来表达。例如,一些年轻人会自嘲他们小时候因为思念进城务工的父母而产生的烦恼,一些青少年通过努力更好地理解父母来释怀他们因被“丢”而积累的怨恨。

但重要的是,青少年克服或减少对移民父母的怨恨的能力是由第二个因素所决定的——即青少年对自身前景的看法。事实上,到了初中的最后一年,孩子们对自己前景的认识正在逐渐清晰。当青少年能够看到摆脱做苦工的出路时,他们就更容易接受父母的迁徙,认为这样的迁徙是“值得”的。例如,一些考上了梦寐以求的高中的青少年认为是父母的牺牲给了他们机会,他们更容易与过去留守的经历和解。但当“父母-子女”奋斗模式所承诺的前景难以实现时,青少年们有时会认为是父母的迁徙让他们前途灰暗。当然,由于父母往往严格管教孩子学业,即使与双亲同住的青少年也可能会感到与父母关系疏远。然而,当父母和子女因移徙而彼此分离时,青少年和父母会认为是分离让他们关系紧张。

NL:本书探讨了儿童们关于外迁的不同经历:比如他们是否由留守单亲抚养(母亲或父亲),或者是祖父母抚养。您能否概述这些不同家庭形态的所造成的经历,以及对当代中国乡-城迁移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影响的含义?

RM:学术上很少有人关注谁在迁移、谁在照料儿童,以及迁移对儿童生活的影响。这令人感到惊讶,因为父母的迁移导致了家庭沿性别和代际关系进行重组,而当地的性别规范和家庭文化则影响了儿童对其生活环境的阐释和理解。2010年代,在江西和安徽的村庄,浓厚的父系家庭文化与僵化的性别角色普遍存在。在家庭组合的观念上,“母亲育儿、父亲养家”的组合居于首位。因此,即使留守儿童可能渴望与父亲有更多的互动,但比起接受父亲外出务工,他们更不容易接受母亲的迁移。相比之下,“母亲独自迁移、父亲居家”的配置与当地的性别规范相悖,这种相对罕见的情况通常表明了一种家庭的脆弱性——例如,父亲健康不佳或父母婚姻不和。因此,如果是母亲独自外出务工,其子女必须处理这种其家庭内外都会认为不正常的家庭关系,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外出的留守儿童幸福感甚至比双亲都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的幸福感更低。

2010年初,在中国6100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约47%的双亲都是移民,大部分儿童与祖父母一起生活。这些孩子的情况各不相同。被留给祖父母照看时的年龄、祖父母的年龄、留给的是父系长辈还是母系长辈、祖父母是否丧偶、中间代与祖父母照顾者的关系、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都会影响这些儿童。虽然每个家庭之间存在差异,但隔代家庭的孩子都积极尝试与祖父母以及外出的父母保持紧要联系。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协助祖父母,即使在实际和情感上,他们将祖父母当作父母的替代者去依赖。孩子们也尽力学习,以获得外出务工父母的认可。同时,孩子在暑假期间到城市探望务工的父母时也经常承担家务;直到父母下班前,许多孩子一整天都被关房间里做作业看电视。

这本书证明了中国农村的许多儿童深受父母一方或双方迁徙的影响,也承担了他们及其家庭为追求梦想而不懈努力的巨大压力。可是这些梦想最终往往难以实现。然而,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一代人的童年与他们渐老父母的关系、他们对自己未来子女的感情、以及他们作为中国下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和新一代城市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我们都知之甚少。

Nicholas Loubere是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东亚和东南亚研究中心现代中国研究的副高级讲师,《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杂志共同编辑,他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关注小额信贷和移民问题。

Rachel Murphy是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国发展与社会学教授,剑桥大学社会学博士。她的研究涉及地区和发展研究、社会学和人类学人口学的交叉领域。她主要关注中国因工业化、城市化、人口转型、移民、教育和国家政策而发生的社会变化。二十多年来,她在乡村、乡镇、县市进行了纵贯的民族志、访谈、文献研究和调查,并在中国实地调查六年多。她的最新著作《中国大移民中的孩子们》(2020年)获得了British Academy Mid-Career奖项。她正在进行的新项目着力于探索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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