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区与盆栽相依为命

将植物禁锢于器皿之中,不断修整、造型,使其最终成长为预先设计好的模样——盆栽,似乎并不符合我们对于某种真正自然的想象。然而,在破碎的地景、肮脏的环境之中,盆栽却也可以成为植物们生的希望。本文关于台湾高雄后劲聚落的盆栽园:照顾植物、与之交流是种植者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在限制与改造中不断复原与成长,盆栽们的生命历程,也诉说着它们人类同伴的相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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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原文作者/ 呂欣怡
原文标题/ Bonsai Care in an Industrial Zone
原文链接/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bonsai-care-in-an-industrial-zone
翻译/ 谭羚迪
校对/ 李丹青
编辑/ 叶葳

阿福在他与邻居共用的盆栽园的一角,安静地修剪一棵种在花盆里的榕树。榕树的叶子都被剪掉了,光秃秃的树枝用铝线缠住,拗出造型。段义孚(1999: 114)从他的生态伦理观出发,会谴责这一幕是 “酷刑”,认为是为了取悦人类而对植物施加“外科手术式的暴力”,但阿福对此有不同看法:“树能分辨你对它们是好是坏——我不知道怎么证明,但这是真的。树就是知道。”在盆栽园里,我经常听到人们把他们的植物形容为类似人类的角色,形容为亲人和朋友。一棵榕树苗要生长“定型”,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在这一漫长的生长过程中,种植者要观察树的本性,对于它能成为什么形状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让树的四肢躯干屈服于人类的意志,并不是正确的盆栽技术。相反,种植者必须和树有“交流”(“correspondence”,Ingold 2017)才能培育出健康、好看的盆栽。就像理发和戴牙套能够突出青少年天生的美,剪枝和弯曲也被认为是发生在种植者和树之间的日常养护实践(care practices)

被造型中的榕树盆栽(图源网络,参见水印)

手持钳子的人和被他故意矮化培育的树,我们如何理解这种看似不可能的联盟之间的关怀(care)呢?为了说明人与盆栽之间关怀的寓意,我们需要看看这种关怀发生的艰难环境。阿福的盆栽园位于后劲,台湾南部最大的石化工业区曾经就在这个社区附近。从上世纪70年代起,后劲受到旁边高雄炼油厂排放的有害烟雾和废水的折磨,1987年7月解除戒严前夕,居民开始发起反对国营炼油厂的运动。抗争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直到2015年底炼油厂停产。然而,将近半个世纪里积累下来的污染问题基本没有解决,下游的工厂也仍在运行。在严重的工业影响之下,后劲却以数十年的盆栽传统闻名。最早种植盆栽的是蓝领工人,他们用业余时间,从被工业建设或挖掘破坏的土地上救回树桩。重获生命的树桩被种在花盆里,并通过盆栽造型技术被改造成能售卖的商品(参见 Tsing 2015)。现在后劲地区有五个盆栽园,都位于前炼油厂附近的荒地(“ruderal spaces”,Stoetzer 2018)上,这里包含多处被认定为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控制区的区域。盆栽园是人类和植物社交的空间(Hartigan 2015)。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的特点,盆栽园的大部分种植者流动性很低,一辈子都在同一个地方生活。

高雄炼油厂(Cudown @ flickr)

把盆栽园建在工业区可以降低租金成本,因为石化工业场所周围的土地被认为缺乏商业和住宅开发的价值;低租金也是盆栽种植者留在这一社区的主要原因。然而,为了满足工业发展需求而被征地的风险还是始终存在。阿福的盆栽园二十年前曾被迫搬迁,当时炼油厂买下盆栽园的地皮,要建一个缓冲区。2019年冬季,由于市政分区改变,他和他的植物不得不再次搬走。听阿福讲述盆栽园的搬迁史时,我突然意识到,盆栽正是后劲社区的一个缩影,或者更普遍地说,代表了工业城市化之下的普通生活境况,居住空间持续面临工业扩张的包围和干扰,而居民除了在受干扰的环境中扎根,几乎别无选择。盆栽植物被禁锢在人造容器中,受到驯服和约束。而对阿福和他的邻居来说,工厂的铁丝网和围墙是工业区生活日常。植物们会有和阿福们一样的感受吗?

用于观赏的盆栽们(问天 摄于 厦门兰琴古厝)

像后劲这样的社区,往往被定位为“牺牲区”(sacrifice zones),它们承受着工业生产带来的不公平的环境破坏(Lerner 2010)。然而,在人为干预的帮助下,工业基础设施旁的荒地里仍可以长出生命。本系列引言呼吁关注关怀(care)中超越纯粹浪漫主义的复杂性,人们只需要看看这些花盆,就能理解盆栽关怀实践中的“矛盾和妥协”。花盆既滋养着也限制着植物的生长;它们同时也提供了灵活性,因为盆栽植物受到保护,不容易被受污染的地面土壤伤害,这让植物得以在多变而往往不利的城市环境中茁壮生长。后劲的种植者和他们的盆栽,生活空间都面临一定的不稳定性;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能够适应。被人造容器禁锢的矮化树木,需要盆栽种植者大量地浇水修剪。而种植者自己,必须学会在有限空间内实现他们对种植的热爱,并且——在这样一个空间分配时工厂设施优先于生活质量的地区——依靠每日的植物养护(care)来娱乐消遣、充实生活(参见 Archambault 2016)。在过去这些年的环境抗争中,人类社区经历了一轮轮的事故与补救;他们的盆栽树木也同样在这期间经历了枯萎和再生。幸存的盆栽和人类相依为命,让这片受破坏的土地继续生长出复原的力量与友爱欢欣。

欣欣向荣的榕树盆栽

【1】编注:题图来自《中国盆景赏石》2016-8,为谢克英藏品,“和谐” 榕树

Reference:

Archambault, Julie Soleil. 2016. “Taking Love Seriously in Human-Plant Relations in Mozambique: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Affective Encounters.” Cultural Anthropology 31, no. 2: 244–71.

Hartigan, John. 2015. “Plant Publics: Multispecies Relating in Spanish Botanical Gardens.”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8, no. 2: 481–507.

Ingold, Tim. 2017. “On Human Correspondenc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3, no. 1: 9–27.

Lerner, Steve. 2010. Sacrifice Zones: The Front Lines of Toxic Chemical Expos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toetzer, Bettina. 2018. “Ruderal Ecologies: Rethinking Nature, Migration, and the Urban Landscape in Berl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33, no. 2: 295–323.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uan, Yi-Fu. 1999. “Geography and Evil: A Sketch.” In Geography and Ethics: Journeys in a Moral Terrain, edited by James D. Proctor and David M. Smith, 106–19. New York: Routledge.

译校者简介

谭羚迪,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工作,保护热爱自然的人

李丹青,家门口的自然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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