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人会梦见行动与价值吗?

算法和系统并非这个时代的新现象,也早已对其持隐忧态度的社会批判,如结绳志此前刊出的文章《算法文化与劳动分工:启蒙运动中的计算》。但从前年以来的996icu运动,骑手困局的讨论,快递员罢工,到近期的拼多多和货拉拉事件,对IT大厂与资本化平台经济的论辩突破了学术批判,已经通过“内卷”“打工人”等流行词汇的蒸馏凝结成了社会意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解答的社会症状。

本文是两位作者对上述社会症状梳理和解答的尝试。他们对读格雷伯与阿仑特关于工作意义的理论,哈贝马斯与项飙对系统和算计/计算的讨论,并引申韩炳哲的理论以批判系统的pua面向。如何在算法已经深度结构化劳工过程、人际关系、和人生目标的情况下重建人的价值和阿仑特意义上的行动,是作者给出的解答,或新问题。

作者/ 吴俊燊 严瑞
编辑/ 曾毓坤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某头部企业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新闻让我们意识到系统围城的残酷现实。在“996遍地走”,“内卷”泛滥不断的今天,我们如何反思当下的工作与劳动,我们如何重新审视置身其间的系统?在我们都被异化为项飙所言的“系统人”之时,我们又如何找回人的价值?

01.
现状:系统围城

2020年9月,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起人、突然去世的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曾在其他的著作《狗屁工作:一种理论》中指出,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文明面前——“一个由工作建立起来的文明,甚至不是‘生产性工作’,而是将自身作为目的和意义的工作。”这是对资本主义劳动与自由之许诺发出的质疑,也是对当下人类生活模式的批判性反思。

狂热的资本文明体系曾预言,二十世纪末,技术进步将使每周40小时的工作时间变为历史,它将进一步解放人类的灵魂与肉体,然而现今,世界上还有数百万人——各类大小机构的,顶着莫须有名目的文员、行政人员、顾问、电话推销员、公司律师、客服……仍在边际效益递减、意义丧失的工作中辛苦劳作。他们也心知肚明,自己正为之呕心沥血的狗屁工作,只是维持现有无聊社会的螺丝。工作的意义,不是使人在投入产出比中获得价值感,而是使它们自身成为自身、形成难以被撼动的实在。

而当工作以其自身为价值和意义之时,人的异化便注定了。尽管我们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工作得多、几乎变成办公桌上永无止息的西西弗斯,却仍旧陷入一种巨大的无意义感,即高耗能与低效能的双重紧张所带来的“内卷”狂潮。“内卷”这一为揭示痛苦的灵魂现象所挪用的名词,因其面对真正生活时力不能逮,逐渐泛化成为某种比喻性共识,用来情绪性地在语境中重复咏叹。

关于这种无意义感困境,阿伦特在她七十年前的著作《人的境况》里做过针对性批判。

《人的境况》[美]汉娜·阿伦特著,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

首先,她将人类活动分为三类——劳动、制作与行动。劳动,因其服从于生命的必需性,本是永远无法走出生产与消费的两大循环禁锢的活动、最低等的活动。但我们的社会已然踏入劳动者社会时代,它依然无可避免地入侵、重塑,甚至统治了整个人类社会,“劳动社会的最后阶段——职业者社会,要求它的成员成为一种纯粹的自动化机能,似乎个人生命已经真正融入了物种整体的生命过程,此时唯一需要个人做出的积极决定就是随波逐流,也即,放弃他的个性,忘记他个人仍然感觉着的生活的痛苦和艰辛,默认一种昏昏沉沉的、‘让人麻醉的’功能化行为类型。”

而“行动”这一基于人精神个体独特性而出现的高级活动,反倒失去了话语权。行动,指的是对人类复数性、生命美感与思想魅力的展现,“行动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奇迹的能力”。奇迹不是别的,就是最真实的生命体验,它促成人类自我价值的确证,进而保证了人类交往的理性和有效性,使得文化得以发展和反观自身。

哈贝马斯曾在其对现代性的阐释中,提出过一个对人类交往系统的理想,指向的也是阿伦特所言的奇迹。他不认同现代性已经完结,更不认同理论界抛出一个“后现代”的名号,就开始理所当然地逃避现代性启蒙和理性进程中悬而未决的问题。

哈贝马斯

社会上种种空虚、阐释泛滥的行动匮乏症候与文化流行病应该被真正理性地剖析,而剖析所依赖的应是人类他所谓的交往理性系统——它建立在恰当的生命理解和生活体验中,适宜当下核心的时代语境,即人们日常生活的文化公共领域,能达到现代性所追求的活性社会秩序,支持个体间进行有效沟通理解。总而言之,一体性在脱离被浪漫主义和工具理性标签化的境地后,仍旧被现代或者后现代所渴求和追寻着。

但现今,这种准求显然是被延宕或者说切断了。我们确实正身处在一个一体性话语空前流行的时代,大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小到“985废物小组”,太多系统化的数据线牵引着孱弱的个体向自己的同温层游动聚积。然而,身处的这种“系统”的我们很难说是自己选择了聚积于某处,而最多只能作为标签化的对象,被纳入到各类机器中,成为“打工人”、“996”、“螺丝钉”。带来选择困境而非可能性的系统,似乎完全背离了人类真正同一性的理想,而走向去人性化算法式的冰冷。

去年,一篇骑手被困在系统里的公众号文章席卷网络,将依托算法的“系统”置入了讨论语境,这并不是个案和个别群体的遭遇,而是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浓缩与内核,因此关于它的讨论可以稳准狠地刺入个体感官系统,引起经久不息的共鸣。最近,刘擎在《奇葩说》中提到的一种殖民于生活世界的系统,也能算作对此的映证。

所谓“系统”,是指一些大的行政体制、商业组织、市场力量、货币等等超出日常语言能够把握的领域,为了实现最优解、利益最大化、效率最大化而使用算法思维将个体工具化的结构。而结构一词,可以代表上世纪结构主义走向形式化泛滥后,“工具理性”在人类精神领域落成的一道坚实障壁,它将所有解释和寻求意义的努力扁平化,内卷至自己无限波动而丧失意义活性的结构幻想之中,给予信徒们一种终极和正确性永固的错觉。时至今日,这个为后现代所不齿的工具理性摇身一变,成为“互联网+”“AI”能数字化智能噱头,重新在生活场域中展开,把结构化的触角更深地探入人类存在价值的领域之中。

如果试图穿透算法逻辑去探查其背后的操纵者,我们当然会在层叠的算是背后看到自己的影像,毕竟技术手段是人类用于造福自我和完成梦想的工具。但现实呈现出的则是,算法追求的解法、利益、效率,在迅速迭代和飞跃的状态中已然碾压了作为初代构造者的人类本身,“最优解”旁逸斜出、层出不穷,把人类社会的金字塔尖修建地越来越高,因此越来越多的人类成为底层工具被卷入高级技术的牢笼中。当大多数人被繁杂更新的世界所抛下,他们便只能为系统漫无目的但永远更强更丰裕的幻想提供燃料。

我们因欲望本身建造系统,以欲望加持其过度发达,在不知不觉中交出主体性——算法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欲望——使得幸福的逻辑被扭曲成为“相信算法,就会拥有更好的生活”。人类慕智慕强的贪婪本性经过算法加工,使其专业化科学逻辑的外表能够拒斥被反思和推演的可能性,也使得当下的“系统”,以一种破坏性力量瓦解了人的存在。

无数人投入系统内无意义的竞争中,获得虚假的价值,自以为成就人生的真义。系统算法的逻辑取代了人的逻辑,在痛苦降临于个体之时,我们会发现,人早已将算法内化到自身,完成了自我的数据化。

02.
系统“PUA”——从被殖民到自我剥削

在哈贝马斯那里,如果说,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们仍能以“沟通”达成连接,那么在一种仍留有一体化幻想余温的社会运行机制中,对应的“系统”虽然依托于工具理性,使人们每日所做的工作转化为“算计”——在系统中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个体价值与自我能动性仍旧存在。而当下,引用项飙的观点,他认为当今系统已经把人性化的“算计”已转变为全机械式“计算”,主体性由置身于系统中的人身上剥离,而被转移到系统本身。当一个系统经由“计算”建立起来,个体作为一个孱弱的被动者,便不再有能力采取有效应对策略,则唯一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就是接受系统发出的指令。

这确乎是我们当下的困境——以无意义竞争的算法为核心的系统,已然殖民生活世界。使人最基本和最崇高的生命诉求都依托系统运转。在一次次对技术和成功的崇拜中,我们交付了自己的生活,成为项飙所言的“系统人”,仿佛陷入一场无休止的自我“PUA”。

PUA,曾指亲密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经由某种算计所实现的精神控制,男性在性别的结构性系统中描摹作为猎物的女性心理,最终修炼出百战百胜的骗术。后工业文明的算法浪潮早已用高科技、低生活的系统规训了性别与个体,大多数受福柯所谓微观权力控制的女性,只是系统绞肉机中诱人的肉块。PUA这种以琢磨人性为外壳,行反人性之实的诱骗操控技术,便是系统算法强者为王的绞肉行为的体现。

一开始,人类企图让技术带领自己走向“美好”,就像难以获得异性青睐的男人们想找到踏入美好情感关系的捷径一样,以为自己只是在单纯地“努力”,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无限制地释放贪婪。

系统像PUA模式一样,未经检验地搭载着将欲望无限扩大的算法,把美好的追索炮制为无休止的幻觉。这些机械化产物最终集结成人们生活的最大诉求,成功。它精准地把握到当下贫富分化与阶级固化的现实,向个体许诺成功的幻梦:只要进入其中、只要按照指示足够努力,就能换来阶层的跃迁,享受最美好的生活。并且,进入的人越多,不进入或者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样的逻辑不仅仅延续了近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成功学逻辑——“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可以成功”,而且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幽灵般的回音,让人类的文明生活重新退回到弱肉强食的恶性循环之中去。

于是,制造幻梦的同时,个体的焦虑也不断扩张,从肉体异化发展到精神异化,不可逆也不可阻挡。因为本就未经检验的欲望被算法加诸孱弱个体的肉身之上,为了成功而必须的工作与生命结合在一起,让在系统中的人必须赢、必须拼命、必须承受,才能避免坠入不可见的底层深渊。这一逻辑并非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工作领域之中,而是存在于所有生活空间之内,“内卷”一词破圈的原因也在于此。

《爱欲之死》[德]韩炳哲著,宋娀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

当系统通过PUA植入每一个的内心之时,紧随而来的便是“系统人”的自我剥削。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展开了对“自我剥削”的探讨。在他看来,福柯所谓的规训,仍旧停留在对他者的剥削之中,即“你应当”,尽管剥削者获得主体权力的方式不道德,但它依旧是享有最高自主性的“奴隶主”;而当下日渐强盛的,是另一种剥削,即“你能够”——这是一种借由他人之口说出的对自己的强迫。我们进一步分析,就可以明白,这个“你能够”实际上已经悄然变味了“我们能够”,最后固化为“我能够”。所有人,无论是剥削者还是被剥削者,都成为系统的工具。已经进入系统的未亡人们早就失去了自我,服从于不断生产欲望需求的算法系统,在既已产生的沉没成本下,只有更恶性的竞争,才能掩盖人生成功的价值泡沫。

在如此恶性循环下,系统殖民的结果,自然会演变为彻底的自我剥削。近日,上海外服联合《大众医学》发布的《2019上海白领健康指数报告》显示,2018年上海白领体检异常比率高达98.75%。它呈现出 “打工人”们的健康困境,但吊诡之处并不在于其比例之庞大,而在于,“健康”作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共识,在遭遇工作之时似乎变得无效了。

几十年来,现代医疗的发展目标,已经从治疗疾病逐渐延伸到帮助人活得更“好”更“健康”上面了。“养生”、“健身”、“体态矫正”等术语成为消费经济的重要流行符码,不断嬗变其外包装以收割人们口袋中的钱财。可是,这种健康究竟也只是有闲阶层的“特权”和系统算法的许诺。98.75%的白领们都自主或无意识地把生命健康权让渡给劳动,让劳动来规定健康的限度,并从一开始的挤占生活空间、时间得寸进尺到能够摧毁自己的身体。

在这个PUA过程中,灵魂能否独善其身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自我剥削并不是一种主观能动行为。换言之,大多数令人咋舌的“内卷”现象,并不是“卷王”在真正具有清晰自我价值认知的情况下做出的行动。从被殖民到对殖民的主动内化,表现出的是系统强大的异化特征,它使得其系统旋涡中的猎物几乎毫无逃生的可能,并且,猎物数量越多,其所能构成的集体无意识氛围就越坚固。在其中承受精神和肉身双重重压的人们,当然只能对现象所被标定的标签,诸如内卷、打工人打工魂等等参照物进行复述式倾吐,来宣泄自己挣扎但无用的情绪。

03.
东亚“卷王”:低容错与低欲望生活

劳动系统的内卷化,不仅在我们本土的社会内部迭代繁衍,也早已成为生活共识。回首中国学生们一路走过来的教育体系,最令人印象深刻大概便是那句——“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当然,从文化经验出发,东亚国家似乎都在单向度、小口径狂热竞争中负重前行,韩国跌破“1%”的生育率、日本所谓的“低欲望”生活早就成为东亚文化中不可撼动的“生理结构”,所谓的自我剥削,几乎是对整个东亚竞争模式最为一针见血的概括。

从地区发展的资源禀赋来看,东亚地区紧密联系着的中日韩三国,都受同样“人多地少”约束条件限制。城市的工业、后工业发展本来就建立在人才和资源的外部性上,其作为人口消费行为聚集的空间需要不断地补充能够维护其核心活力的劳动力,也就是说,现代城市本来就是一个天然的竞争场所,其中许多的更高品质的文明生活,则建立在对一二产业及其人口的虹吸效应之上。

电影《寄生虫》反应的韩国社会分层。

想要在人口众多但资源稀缺的家庭中吃饱,不能保持着孔融让梨式的“我应当”的价值观,而是要抱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种“我能够”的竞争价值观。将所有以牟利为核心,以满足个体表层欲望、维持自己在普世化语境中归属感为目标的行为,统统都合理化,而不考虑这种投入的边际递减效益,是再确切不过的自我剥削式价值观。

这种不得不合理化的,没有底线可言的竞争观念,来自于目标实现路径的极单一和极困难。在资源分配杠杆过大的语境中,制度只会向平均化而非人性化考虑,可以说平均和平等几乎是反义词汇,因此,去人性化的争斗,在拥挤的人潮中是必然发生的。这和踩踏事故的发生机制的一样的——人们在面临切近到自身的巨大危机时,往往会陷入到非理性状态中,而当这种危机的影响覆盖到整个社会,非理性本身逻辑上的漏洞就不成为漏洞,反而投射在人群当中,成为个体为体统所殖民的弱点所在。

在上世纪以来饱受殖民战争侵袭,到如今也无法摆脱文化上的附属性阴影的东方国家中,贫富分化与阶层固化的现实,是每一个个体都切身可感的,这种本应构成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共性基础的现实条件,反而成为系统算法数据化个体的突破口,举例来说,教育竞争系统抓住大多数中国的普通孩子试图实现阶层跨越的诉求,提出“衡水模式”,来许诺一个名校的幻梦,并不是它勘破了知识的真理或是提出了更为合理的教育手段,而是在汲取了中国考生、考卷的信息大数据后,整合出的应试教育算法。

学生不再被视为独特的个体,而是被异化为“学习机器”。此间,独立思考与自我成长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分数和最后的录取结果,人的价值渐次失语。它可以被称之为手段,但绝不可能是真正的教育良方。它却仍旧被许多人吹捧,进而在中国不断被复制与实践。

此类“衡水模式”的盛行,便是我们在社会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普遍状况下,为更快捷占有稀缺资源所搭建出的系统。对于落后地区的学子,如果想要跻身最高学府,“衡水模式”似乎完全行之有效,但其背后所付出的是教育最为根本的理念——如何培养一个独立的人。

人的价值的节节溃败,是面对系统不断殖民的严重后果。而什么是真的价值?我们说,它是某种体验的当下,是人的感官触摸生活,获得实在感时对存在所下的确证。这种体验的缺失,不仅仅和内卷、系统有关,还和整个新技术革命有关。

在赛博空间之中,没有人可以脱离网络、算法和程序所指派的劳动任务。大家最多在精神上进行自我合理化和一定程度的反思,但这些合理化和反思都建立在身体对高科技生活的全方位沉浸之中。瓦尔登湖式的生活从某种理想,坍缩为猎奇和异端,最多被放置在被凝视的客体位置上被加以把玩,研究者和观看者都无法与之产生最为根本的体验共鸣——每一个人都被抽空了肉身,全然地投入技术所创造的媒介化空间中。

“打工人”话语已经赢得了跨工种的认同,但被压迫者的联合和反抗尚未出现。

类比而言,昔日,工人、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作为一种极具号召性的力量,相当有效地整合了被压迫阶级的力量,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构造出一种同盟抗争性组织。然而在今天,“工人”,则成为一种无效的叙述,更为破碎和去主体性的“打工人”代替同盟抗争性,只能给予被生活压迫的人们以自嘲的同温层。

被压迫群体数量的扩大与力量的联合,并不永远成正相关,当系统使得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置身在被算法支配的地位上时,被压迫者的数量递增反而会使其独立性和斗争性呈现“边际效应”式递减。只能以少数人的名义去呼唤大多数被压迫群体的困境并未因为技术的进步革新而得到缓解,今天,被剥削的仍旧是大多数,而我们也仍旧没有一个真正具有整合性的话语去命名并召唤他们。

“打工人”正在被广泛应用于互联网讨论语境,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它能否成为一种整合性的力量,重新连接所有被剥削的人们?信息、信息背后的网络在周身形成一个“过滤泡”,让我们失去了关于现实的身体性的把控。这种过滤机制在制造幻梦、保护个体性的同时,也造成了当下文化语境和公众讨论的分裂、剧烈排异反应结果。在二十世纪被认为是人之必需的“共情能力”,变得匮乏,甚至变得虚无,而韩炳哲更是直接宣判了所谓爱欲的死亡。

将时间往前推一两年,有一个叫作“三和大神”的群体曾经甚嚣尘上,他们在三和人才市场里做“大神”,干日结工作,拿一天工资玩三天,仅仅维持自己的最低生命所需水平,并逢人自诩“挂逼”——相当程度上,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嘲、依附系统价值(人才市场劳动力剥削机制)并集结于三和的游荡群体。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抱团取暖,但却很难将其形容为“团结在一起”。

当下的“打工人”字眼之于打工人,正类似于“三和大神”这一标签之于三和大神们,这种话语的流行能否在一次次自嘲狂欢中,试图超越并抵达某种抵抗性,穿越重重话语争夺,找到自己的批判力?也许很难。

这种不无悲观的论调首先论证的,并不是人价值的失落或生活意义的空洞,也不是宣扬一种与算法生活的彻底决裂,而是这种系统规训式生活的普遍存在。我们要由对这种生活模式的认知出发,找寻在当下生命回应系统和算法的方向,因为思想的维度永远与真实的生活在同一条河流之中,想要还原生活的价值,或者说想要在巨大的系统旋涡中重新呼吸到人性的空气,靠的只有诚挚地认识、面对和体验这种生活。

参考文献

每天忙得累成狗,但你很可能做的是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新京报书评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ijtMu4HbBmhXkrJzv-euQ

项飙:“困在系统里”的不只有劳动者

https://mp.weixin.qq.com/s/yOQqg4fzJVi6EeYga6G8KQ

作者简介

两位作者吴俊燊与严瑞皆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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