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 | 马歇尔·萨林斯与保罗·拉比诺

4月5日、6日,大洋彼岸两位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和保罗·拉比诺恰好去世在中国的清明节后,劳动者返工,万物清醒的日子。相对于去年早逝的大卫格雷伯,他的导师萨林斯和师兄拉比诺的生涯可谓圆满。萨林斯的一系列学术转向和拉比诺作为主角参与的后现代转向都是人类学思想和实践史中最精彩而重要的情节。而悼念他们,不是为了从人类学的“黄金时代”再抓取一把利息。萨林斯的实践文化论和拉比诺对“当代”的讨论是他们递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提醒着我们要在当下的实践和反思中化现学科的未来。

作者/ 毓坤、王菁

马歇尔·萨林斯(1930-2021)

马歇尔·萨林斯,1930年生于芝加哥,2021年4月5日同样在这座城市辞世。萨林斯的童年生长于西芝加哥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本硕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当时主导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是文化进化论的复兴者怀特(Lesile White)。1954年于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理论导向与怀特相近的弗里德(Morton Fried),也深受在哥大任教的经济史大家波兰尼(Karl Polanyi)影响。博士毕业后萨林斯返回密歇根大学任教直到60年代末。在风起云涌的越战反战中,他是著名示威策略“Teach-in”的发起人(之一)。在法国度过7年后(1969-1976),他回到美国,在家乡的芝加哥大学任教,直到退休。

萨林斯的学术贡献毋庸赘述,他本人引领的诸多转向足以构成二十世纪下半叶起的人类学史的重要线索:从早期追随怀特的多线进化论,在60年代后期法国驻留期间所受的结构主义影响,70年代初实质主义经济人类学的集大成作《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自80年代起结合结构主义和实践理论的历史之岛系列著作,再到2000年后回归人类学基础问题的一系列作品《关于人性的西方幻觉》(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 ,2008),《 亲属关系是什么,不是什么》(What Kinship Is-And Is Not,2013),《论王权》 (On Kings,2017)。值得一提,萨林斯不应当被理解为人类学的孤胆英雄,他的每次转向都发轫于与合作者和研究社群共同切磋,有时以著名论战告结(就夏威夷历史的人类学诠释与奥贝塞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就文化与生物的关系与哈里斯(Marvin Harris);就世界体系与现代世界的兴起等问题与诸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大家;就本体论转向与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他的去世更不应当被标记为某个时代的结束,因为他所关注的议题从未消失,也因为他的行动和姿态随着生活之树常青。

萨林斯的行动和态度可见于他笔耕不辍的政论,如他2011年对美国入侵伊拉克灾难性后果的批判,而他在《向修昔底德致歉》(Apologies to Thucydides,2004)一书里将美国对外政策追溯到修昔底德,对今日的国际局势也多有启示。最生动的例子还是他在1965年3月24日密歇根大学校园里充满无政府主义人类学智慧的灵机一动。此前,对于越战,教师们组织了连日的反战罢课,但遭到保守势力“放弃教育职责”的指责。萨林斯的回应是,“既然他们认为我们忽视了作为教师的责任,我们就展示给他们我们的责任是什么。”他所呼吁并迅速得到响应的是紧扣越战等社会议题的研讨,迅速席卷全美。萨林斯本人认为“Teach-in”的重要功能是弥合了美国社运当时反战和嬉皮文化的两股风潮。无论这一论述是否正确,他起码证明了一点,文化不仅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更是Teach-in这样的行动实践所直接形塑的责任和议程,正如同时收录他理论和争论的文集《实践中的文化》(Culture in Practice,2000)标题所示。

保罗·拉比诺(1944-2021)

保罗·拉比诺(Paul Rabinow),1944年生于佛罗里达,于2021年4月6日辞世。拉比诺幼年随父母移居纽约,本科、硕士、博士均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博士期间师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拉比诺漫长的人类学生涯中,发表了《摩洛哥田野反思》(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1977)、《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1984)、《法国现代》(French Modern,1989)、《制造PCR:一个生物技术的故事》(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1996)、《理性人类学》(Essay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Reason,1997)和《标记时间:论当代性人类学》(Marking Time: On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2007)等著作。作为格尔兹的学生,拉比诺的早期作品一方面受象征人类学影响颇深,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摩洛哥田野反思》一书,成为了人类学反身性和“写文化“转向的旗手之一。可以说,拉比诺长久关注的问题核心是知识的构成和变化。他擅长在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理论传统中汲取养分,也是美国学界引进并介绍福柯思想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福柯对于现代性的思考也很大程度反哺了拉比诺自身的人类学工作,其中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他在对生物科技等案例的考察基础上,提出的“当代性”问题。在拉比诺看来,当代性人类学是新旧因素的重新组合和交织,既具有历史性,也具有当下性,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无法帮助我们透彻理解当下生活的情境。作为人类学家,他倡导从案例研究出发,将理论概念作为工具,帮助我们理解特定情景中的当代性。值得一提的是,拉比诺也不遗余力地从学术体制内部打破知识的界限。他牵头成立了当代人类学研究合作项目(ARC),试图联合不同的学者共同考察当代的知识构建过程。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拉比诺的局限性。他的代表作之一《摩洛哥田野反思》引起持续的争议,推崇此书的人认为拉比诺真正将田野调查去神秘化,并且拓宽了反身性民族志的写作空间;批判此书的人则认为,拉比诺虽说试图打破对于他者的殖民主义想象,却落入了人类学自说自话的内卷空间。在推翻学术壁垒上,他虽然试图与不同学者合作,但并未直接批判人类学或学术圈内部知识生产的隐形等级体系,也没有对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趋势作出更多反思。这或许也是拉比诺的“当代性人类学“留给我们的一份邀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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