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12：灾难救助与应灾能动性的人类学思考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汶川发生8.0级地震，近7万人遇难。大地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多层次的影响，大规模救灾应激反应能力不足的暴露和完善、国内国际的动员和合作、中国的“公益元年”、和一代人公共参与的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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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识在今日仍旧可贵，在疫情期间的民间物资运输车上，在成都49中的门口，无论大小，人祸或者天灾，灾难的回声是同情与联结、自发的责任、还有追问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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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因其依仗的时空（长时段、单点），所长并不在应急的行动和关注上，但民族志的韧性能在灾后长时段救助的追踪和思考上发挥作用。本文作者张巧运博士的博士论文关注汶川羌族村寨的灾后重建，巧运就读的杜兰大学位于新奥尔良，因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的袭击成为灾难人类学的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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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于2017年发表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当年的第12期（23-31页）。文中，张博士着重讨论了长期救灾过程中灾难话语和救助的礼物关系对“救助方”和“受灾方”权力关系的塑造，呼吁细读救助过程中“受灾方”面对的具体博弈而重塑他们的能动性。她指出救灾并非一次性的礼物赠予，而是长期重建的挑战：“灾后应急和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变革，减灾和重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解决受灾社会里一些根深蒂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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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讨论了大量中文语境中稍纵即逝的灾难与救助，2004年印度洋海啸冲击的斯里兰卡背后的长期问题是1983年内战后久未复原的社会韧性，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后对底层黑人灾民的污名化暴露的是飓风也无法刮走的种族主义，2010年海地地震国际救助的问题则是该国国际依附性政治的延续。同样地，全球新冠中底层社群相较中上阶级，伤亡不成比例而缺少受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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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受灾者能动性立场上的灾难人类学的视角尤为可贵，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居民而言，紧张感从未远去，而是在绝望中焕发为自发的医疗权力意识和食品安全学习与互助。对这种紧张感的介入也让应急人类学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得以结合，在后疫情时代提醒着我们灾难从未远去，但与受灾者同在、合作地救助并向他们的韧性学习仍旧充满着意义。
作者 / 张巧运（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原文编辑 / 汤芸（西南民族大学）
结绳志编辑 / 毓坤
众多灾难人类学的研究已经表明灾难常是“社会化”（socialized）的灾害。与其将灾难当作不可预料的极端社会现象，学者们更应该把它理解为致灾因子与长期的、结构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冲突之表现。把灾难看作“由历史和地理所形塑的社会形态和实践的一部分”，人类学者特别关注加剧人类生存之危险的社会和历史过程。相应的，灾难应对的研究，也必须考量那些影响灾难的运作方式，以及危及人类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社会情景，其中包括:地方的环境和技术的风险；社会和政治化的脆弱性；地方化的风险和灾难认知和经验；灾后互助的动态关系；个体化、多样化的人类能动性等。 而近年来，不论是来自国际，或是源于某国国内的灾难救助，其金额之庞大、影响之深远，渐已成为灾难人类学学者关注的新重点。 灾难发生之后，迅速而充足的紧急援助是降低灾难损失的关键。 世界上多数受灾国家，如海地、斯里兰卡以及最近受灾的尼泊尔，其救灾和重建都高度依赖国际灾难救助。 统计数据也表明，尽管国际上对发展项目的援助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式微，而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总量却随着世界灾难的频发逐年上涨。
人道主义的灾难救助可以被宽泛地定义为“对遥远的、受难的‘他者’的慷慨帮助”。但在实际操作中，灾难救助通常具有政治压制性（political overpowering）和认知上的疏离性（epistemological alienness）。在表现形式上，灾难救助往往以礼物的形式呈现。 而人类学对礼物经济（gift economy）中的责任和等级的深刻思考，正提醒着我们必须反思救助的物质性、意义、影响和道德等问题。总地来说，灾难救助都是善意的“好的工作”，但是不论是在灾难场景或是其他场合之中，“好的工作”同样有它的政治维度和具体意图。而且，人类学者也尤其提醒研究者注意，礼物施与者可能会凌驾于受助方，致使后者在权力和地位上屈从于前者。 这在灾难救助中更显著，因为“受惠者”常常几乎没有偿还礼物的能力，更不要说加倍偿还。 因此这种不平衡的、不可持续的礼品交换必定导致交往关系的终止或者霸权关系的产生。而另一方面，援助者的援助方式也常有不当之处，从而遭到受助者的指责。 尤其是援助者对作为“他者”的受助者的异化认知，使得其提供的帮助往往不被受灾地区的文化和传统所接受。 于是，灾难便带来了礼物交换关系的危机:通常意义上的赠予和互惠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成为谴责的对象，甚至成为社会变革的诱因。 这也迫使研究者必须通过长期的田野跟踪调查，才能看到“灾难救助的短期成效” 带来的“长期的、意料之外的伤害”。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对灾难救助研究的人类学反思，以及情况各异却又在理论上紧密相连的民族志案例，本文主要讨论灾难救助对受灾群体在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所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并重点分析灾难救助讨论中的三个核心层面:灾难救助作为人道主义礼物的政治性、受灾人群“受害性”的塑造以及受灾人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所展现出的能动性。 通过对嵌入在灾难救助和恢复重建项目中的历史、话语、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指出，对灾难、损失以及受灾者的认知和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后救助的效力。 灾难救助及其缺失、灾后恢复规划和重建项目，都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值得讨论的社会变迁。 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在高强度、高投资的且大规模化的重建和重新安置计划进展中，受灾人群如何展开其持续的适应和抗争，而他们在创造新的“正常”生活的同时，又展现出了何种智慧、力量和希望。
01.人道主义礼物的政治
为了更好地讨论灾难救助如何成为了人道主义的礼物，以及灾难救助作为礼物的政治经济作用，我在这一节里首先讨论特定的灾难话语是怎 样塑造灾难的意义和影响的，以及在这种灾难话语下对灾难的理解如何决定了灾难救助的数量和方式。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灾难救助被当 做是给予受灾人群的礼物。 这种礼物往往是外来 的、短暂的和自上而下的，有时还带有强制性。 这样的礼物经济不仅可能会限制灾难救助的效力， 而且也可能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一)灾难话语与灾难的型塑
灾难救助所展开的基础与依据在于救助方对 灾难的认知和解读。 作为形塑灾难的重要手段， 灾难话语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灾难的意义和影响，并且决定着救援方对具体灾难的应对方式 和投入程度。 对灾情的意义和影响的解释、控制 及播报也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过程，正如NGO组织研究专家、人类学家马克·舒乐（Mark Schuller）所 指出的，一次“前无仅有的”重大灾情“对媒体有极 大的诱惑”。早在1982年，著名美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及美国政治科学教授艾伦·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在其出版的《风险与社会》的著作中也已指出，很大一部分的科技风险和环境灾难都是被媒体仔细筛选后再进行报道的，且对其处置方式也受到特定文化和政治目的的影响。显然，大众媒体是阐释和塑 造灾害事件的主要渠道。 人类学教授乔纳森·本托（Jonathan Benthall）也尖锐地指出:“媒体对灾情的报道是如此地偏颇和具有选择性。 很大程度上讲，在选择报道灾情的同时，媒体也在‘制造’灾难”。
灾难话语会直接影响灾难应对的方式。 灾难话语大多把灾难塑造成一种无法预见的极端现象，且将技术手段、技术精英以及强大政府或者国际组织作为灾难应对的主导，于是，灾难应对常常意味着外来援助势力的强势入侵。2010年1月，海地发生7.0级大地震，造成近20万人伤亡，300多万人受灾，给这个长期积弱积贫的国家带来了灭顶之灾。 海地大地震吸引了当时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但是时隔七年，大部分受灾人群依然居住在临时安置帐篷里。 马克·舒乐通过对当地“难民”的长期研究指出，这种“前无仅有”的灾难话语正在把外来援助势力及其在海地的运作模式给合法化了。 比如，灾难援助者喜欢展示临时安置点或者排着长队接水的居民的照片，却不去切实恢复当地的饮用水系统。 此外，这样的灾难话语也遗忘或者遮蔽了风险背后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 受其影响，灾难救助也经常是短期的、短视的，忽略了那些将特定人群置于高风险的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 很多时候，救援方没有足够的资金或者长远的规划来减轻受灾地区的易受害性。 灾情发生后，救援组织总想做点什么，但“做点什么”背后所暗藏的逻辑则是“为谁去做”。 这样的逻辑使得在决策阶段， 受灾人群便被排除在外。很多的灾难研究案例已经表明，灾难本身也是不平等的，越脆弱的群体受灾程度也越重。 不平等的灾难背后是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甚至知识资源的不平等分布。可悲的是，那些最脆弱的群体往往也是最“不受欢迎 的”救助对象，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更长时间、更高 投资的帮助，且其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价值却又是最低的。 这样一种媒体主导、经济先行、且短期短视的灾难话语，向来不可能支持长期的重建项目。
(二)灾难救助的政治
人类学的研究也警醒着世人，灾难救助也可能演变成另一场灾难，以及其短期疗效或可能带来长期的后遗症。灾后救援常被道德经济所左右，媒体（观众）、政治人物、受灾者自身都会从各自的立场出发，衡量谁“应该”被救助以及被救助 者“应该”有何种反应。有些人类学家倡导，灾难救助是受灾个体、家庭和社区的合法且应当享 受的权利，但也要警惕政府和慈善机构的“无限制地付出”，也就是说，那些隐藏在作用重大的人道主义救助背后的问题。很多的民族志案例表明， 灾难救助个体和机构往往把救助当成给予受灾者的礼物，以及实现其权力行使的资源。
在这些案例中的受助者和救助方之间，常常 存在“我—他”二分的关系。灾难救助经常是外来的，它们有的来自于国际的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有的来自于政府集中调度的资源，这样的救助也极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所以它们可能成为“极具威胁的陌生人和入侵者”。另外，灾难救助也经常是短期的，它们通常以项目制的形式出现。 因缺乏文化敏感性和经济持续性，短期的救助经常以破坏受灾人群赖以生存的生态和社会资源为代价，以及时完成其救灾指标，这不仅严重削弱了受灾人群自我恢复的能力和条件，而且让后者长期 地“依赖于遥远的、不可预料的且不甚周全的行政干预”。这种失衡的救助（礼物）关系把受助者塑造成了弱小的、易受害的、依赖性强的“受害者”， 从而归从于援助方的政治和经济意图。 在近年的研究中，有不少案例正表明了这一点。 如2004年12月，印度洋发生了全球有史以来最大规模之一的海啸，影响了包括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泰国在内的数个国家和地区。 受灾最为严重的斯里兰卡，其人力和财力已在始于1983年的内战中极度消耗，而海啸更是将该国推向了崩溃边缘。 米歇尔·甘博（Michele Gamburd）对斯里兰卡海啸重建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一方面，斯里兰卡受灾居民对礼物的流动有其独特的地方性认知：接收馈赠被认为是自降身价，是对礼物施与者的政治权力和管理资源的屈从。 另一层面，斯里兰卡的政治家们又百般操纵国际救灾资源以便从国家的内战中获利。可见，海啸救助使得斯里兰卡的人们成为 了灾难话语的从属。另一个案例来自美国。2005年8月底，卡特尼娜飓风登陆美国南方城市新奥尔良，防洪堤坝和城市运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全市超过80%的区域，致1300多人死亡，是美国近百年历史上伤亡最惨重的灾难。 飓风过后，美国前第一夫人、时任美国总统乔治·Ｗ·布什（George W. Bush）的母亲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在为布什政府低效的应急管理辩解时，声称：“那些困在体育馆的难民，你知道的，本来就是处于弱势的（underprivileged）。”她的意思似乎是，经济和社会的边缘人群应该无条件地感恩对他们施与的任何救助，哪怕这些救助缓慢低效且严重不足。灾难救助的政治力量最为极端的状况则是把受灾者置于无法互惠的礼物关系中，将礼物变成施舍，让后者无力拒绝或者回报。 我们需要警醒的是，这种看上去没有偿还责任，并且消解了互惠关系的礼物经济，极可能会赋予救助者以一种凌霸受助者的权力。
然而，在具体的灾难及其救助之中，救助方和受助者的关系远不止于“我—他”二分，使得我们的研究应该超越这种固化的二分观点，进一步探讨二者各自内部的政治多样性，及其在实际情景中的交流互动。 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研究了斯里兰卡2004年海啸后的重建，并提出了 “干预逻辑的一夫多妻机制”（polygamy of intervention logics）这一有趣的观点。 借用这一概念，她指出，在如何设计当地村庄的重建这一问题上，各个国际组织自有一套意见、话语和实践，而村庄的重建也成了这些林林总总的发展观念的试验田。而 且，“社区”本身也是异质多变的，甚至在灾后重建中，社区逐渐成为了想象的、被援助方的政治意图和资源所操纵的“政体”。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o Barrios）对1998年米奇飓风后洪都拉斯社区搬迁和重建的研究中也表明，社区的组成是不断变化的，拥有相似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的受灾人群可以组成具有不同形态的社会弹韧性的社区。而且在我对汶川地震羌族文化重建的调查中，也看到了社区内部的非同质性与多层次性。以上对灾难救助的政治性的分析，让我们看 到救助者和受助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而且往往是不平等的）礼物经济关系。 这样的关系直接影响了我们对受助者身份和权力的理解，导致我们忽略了那些“好的工作”对受助者的身份认同和灾后生活带来的复杂的影响。 在下面的讨论中，我将会主要讨论两个具体的影响：第一，受助者“受害性”的塑造；第二，受助者的能动性。
02.”受害性”的型塑
对灾难救助的研究必须落实到灾难救助与受 灾人群的互动关系上，才能切实理解灾难救助的 效果，以便于我们积累经验，找到更有效的救助措施。 人类学的研究经常发现，不平等的灾难救助常常把受助者塑造成被动的、弱小的且在道德上 有愧于救助者的“受害人”，从而加深了受助人在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和文化上的脆弱性。 对受助者“受害性”的塑造带来的后果是复杂的，一方面这样的塑造会借助于生命政治治理术，对受灾人群进行归类和划分，即规训谁是受灾者、谁需要被 救助等等；另一方面，这种把受助者当成是“脆弱” 的“受害者”的做法，往往会剥夺了受助者掌控自己灾后生活重建和身份地位认同的话语和权力， 负面地影响受灾地区的恢复和发展。
（一）灾难救助的生命政治
我认为，生命政治的相关理论可以帮助学者 们梳理灾害管理与人的生命及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 笼统地说，生命政治是政府对人的生命机体（living organisms）的治理。 生命机体把人的存在等同于生物存在，用生育、婚姻、疾病和死亡等数据（或者效率）来衡量其价值，相应的治理手段主要包括“安全的配置”（apparatuses of security）、对人口管理的精英知识体系和技术，以及其他的技术和公共管理政策。危机管理是生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很大程度上，灾难管理也是政府在运用生命政治手段挽救和延续人的生命机体，而且包括减轻社会脆弱性以及提高人口福祉在内的许多政府措施，都受到了生命政治逻辑的影响。 通过对巴西圣保罗州圣路易斯-杜帕赖廷加市2010年洪水灾害重建的跟踪调查，社会学博士维克多·马切自尼（Victor Marchezini）归纳了“灾难的生命政治”的几大要素：（1）专家对灾情的判断和评估以及他们对重建过程中“危险区域” 的评定；（2）政府机构对受灾人群的划分和归类（包括谁是“受灾人群”或者“重点援助对象”）并制订相关政策；（3）警察和武装部队对“受害者”的“拯 救”和管束；（4）主流媒体的灾难话语以及其对救 灾成果的报道；（5）其他参与救灾的人员（比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的行为；（6）对受灾人群的分类及其能动性的表述。
类似的，人类学家也指出了“慈善” 或者“同情”中包含的生命政治，即人道主义组织所宣导的 无关政治的，且表面上看起来对受助者一视同仁的“同情心”（compassion），其实是把这些组织预设在了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上。这样的“同情心政治”（the politics of compassion）掩盖了这些组织在灾难救助中的政治意图，比如如何确定谁是“更好的” 救助对象。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救援不力的问题，或者对受助者的不公平对待，也被“同情心” 的光环所遮蔽掉了。至此，灾难救助的礼物经济 不仅造成了救助方和受助方的不平等关系，还进 一步地把受助者划分成了不同属性的“受害者”。
(二)“灾民“与“刁民”
在对受灾人群“受害性”（victimization）的评价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灾难救助中，受灾者经常被二分为“好的”受灾者或者“坏的”受灾者。 这种分类揭示了不同受灾人群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政治地 位以及文化经济资源，这些资源也决定了他们获 得救助的渠道和数量。因此，划分受灾者（比如够格的和不够格的受助者）的标准往往是其经济成就、政治地位和社会关系，如米歇尔·甘博在其研究中揭示的一样。更重要的是，灾难救助对人群的分类（例如灾民、难民和移民）真实地反映了，甚至加深了政治生活中的霸权以及社会生活中的贫富隔阂。 人类学教授安德琳·马斯葛里耶（Adeline Masquelier）在《为什么卡特琳娜飓风灾民不是 难民：对一个“脏”词的冥想》（“Why Katrina’s Victims Aren’t Refugees：Musings on a ‘Dirty Word’”）一文中指出，难民是被迫离开家园的人，在以国界为单位的政治秩序中，他们的跨国身份成了“肮脏的根源”，这些人因此变得“危险”。 但是，卡特尼娜飓风的灾民是美国人，他们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甚至家园。 把飓风灾民（特别是把那些因为没钱撤离而被困在新奥尔良的，还处 在断水缺粮的困境中的非裔美国人）叫做难民，恰恰展现了这些非裔美国人（特别是底层非裔美国人），是如何被大众媒体边缘化和妖魔化的，包括大量的媒体捏造了他们烧杀抢夺的故事。 这种对灾民的划分也如实地展示了一个被贫穷和种族主义所撕裂的美国社会。
另一方面，“灾民”通常被塑造成极度脆弱、必须依靠外来接济才能继续生存的援助对象。 “好的灾民” 经常被界定为被动的、感恩的礼物接受者。 如果灾民们对受到的资助提出任何救助方所不愿意接受的异议，他们便可能被看作是不听话 的、忘恩负义的“刁民”。 罗伯特·巴里奥斯在洪都拉斯的研究描述了一群为自己利益抗争的“灾民”是如何变成政府眼中的“刁民”的。洪都拉斯当地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官员把灾后救助的发放当成了巩固权力的手段。 受当地殖民时代遗留的政治庇护主义的影响，灾难救助在很多时候被政客们当成获得庇护的礼物。 这种庇护主义最大的特点是，礼物的施与者从来不会完全满足接受者的要求，而只是用小小的好处以达到长期操控后 者的目的。1998年米奇飓风过后，政府的灾难救助被当地政客当做了规训和管理当地居民的礼物。 但是，庇护主义下的礼物经济完全不足以支持当地社区的重建。 政客施舍的那一点点甜头完全无法满足受灾群众的需求，一些积极的社会活动分子于是与当地宗教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了有规模的抗议游行，致使当地市长不得不在媒体面前解释政府救灾不力的原因。 这些社会活动分子坚决地抵抗了那些不足的和不符合他们需求的援助，并且利用其他的国际援助，自己圈地，以自己的标准修建了一个新的移民社区。 毫无意外，这些人成了政府眼中的“刁民”，他们有的被抓起来， 有的被驱逐。 “刁民”是“危险”的，但即便是“好的灾民”也不见得能委曲求全，毕竟忽视受灾人群 需求的恢复重建是行不通的。维克多·马切自尼在圣路易斯-杜帕赖廷加市的研究发现，受灾难的生命政治的影响，成功的救灾被定义成了 国家机器（军队和警察）对灾民生命的“拯救”和安全的控制，以及当地文化遗产旅游业的迅速恢 复。 然而，在警察的管制和文物保护法规的禁令下，市民却无法自由地回家或者修复房子，且社区 公共服务的恢复远远落后于旅游区的建设。 在 “成功”重建故事的背后，是对生命机体的数字化管理（比如以灾后重建的数据为唯一指标），以及对社会生活的忽视。 对比政府主导重建的和“刁民”自建的两个洪都拉斯移民社区，巴里奥斯也分析了让移民觉得“舒适”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衡量灾后救助的有效性的一个根本标准，还是受助者对社区恢复和重建的认同， 以及他们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和智慧，去适应和抵抗不公平或者不健全的灾后救援。 所以，下文将讨论灾难救助中一个极其重要但经常（被政治性）忽略的问题：受灾人群的能动性。
03.受灾人群动态多样的功能性：一项“文化工程”
人类学的研究早已发现，哪里有结构性的限制、压迫或不平等，哪里就有能动性的反抗、周旋 或适应。 尽管社会是一个历史的、结构性的关系网络，人却在能动性的驱使下变着花样儿地寻找 出路。 受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大多数人类学者都认为，能动性是人主动地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做出的文化性的选择。 对能动性的理解和运用，往往需要考量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能动性总是植根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谢丽·奥特纳（Sherry Ortner）指出，这种社会关系大致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1）社会团结的关系，包括家庭、亲戚、婚姻、子女、朋友、同盟等；（2）权力关系，包括竞争、统治和强权等。 第二，能动性是人主动的、 有意图的行为。 区别于日常的、模式化的活动，能动性是人有目的的、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做出的努力。 第三，能动性是一种历史的、文化的建构，建构本身也在实践中被重塑。 在很多研究中，能动性被看作一种权力，特别是对霸权和压迫的反抗，抗争的方式从激烈的斗争到“弱者的武器”不一而足。 更多的情况下，反抗是一种“矛盾的适应”（ambivalent acceptance）：运用文化的、社会的方式不断地 架构新的权力关系。 然而，在奥特纳看来，能动性更是“文化工程”（cultural projects），是 “严肃的博弈”（serious games）。 也就是说，能动性 是人们为了寻求好的、本真的、合意的生活而做出的选择，而对美好的判断本身正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选择的过程也躲不开社会大环境里的各种限制和管束。 人类学研究的立足点，则是审慎地反思个人和群体在结构性的不平等关系中延续生活、寻找意义的努力。
灾难救助往往快速地、强力地、目的性极强地 介入到受灾人群的生活中，捐助方和受助方的关 系多是不平等的。 灾后重建本质上是一个通过多 方角力来重塑地方生活情境的权力过程。 这里面的参与者包括受发展观、精英知识和身体政治影 响的权力组织，寻求安全和舒适生活的个人，以及 其他目的和能力各异的各类群体。 灾难是个人与 自然和社会发生极端冲突的事件，灾难所激化的 也是个人身份和权力的迅速重构，这种重构冲击了人们对脆弱性、社会韧性、文化和社会变迁的理 解。 相关的人类学案例不胜枚举，如最新出版的 关于卡特尼娜飓风的两部民族志。 其中，温卡妮·亚当斯（Vincanne Adams）的民族志剖析了新奥尔良工薪阶层在与志愿者、保险公司、联邦紧急事物管理署（FEMA）、城市规划公司的周旋中展示的愤怒和无力。 这一群本来衣食无忧、自以为安全的人（因为他们大多都购买了房屋和人身保险），在洪水过后，被更无情的政治制度、保险条款和发展规划彻底打垮。 而凯瑟琳·布朗（Katherine Brown）则跟踪调查了新奥尔良郊区一个黑人大家庭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最后却发现 了家庭、食物、信仰和音乐如何给这类低收入、无保障的群体带来了抵抗灾难、反对压迫的力量和希望。 玛拉·贝纳杜禧在她的研究中也精辟地指出了“灾难管理中的两面神雅努斯”，强调了脆弱性和弹韧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动态关系，“因具体环境不同，人们会在弹韧性与脆弱性中变换认同。”
本人基于汶川羌族地区的田野考察而完成的 关于“文化重建”的博士论文研究中，也尤其关注 在国家主导的灾后重建、羌族遗产旅游的兴起以 及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急抢救和保护这一系 列大型国家项目中，羌族村民如何更新和使用身 份认同和社会关系。 这种认同和关系是政治的、 经济的、家庭的和性别的，它牵涉到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互动以及现代和传统的交融。 我的田野中的一个细小但又复杂的例子正说明了 这一点。 我的田野点所在的村寨，在汶川地震后 被打造成了国家AAAA级旅游景点，以宣传羌族 文化传统为主。2011年以来，好几个农户都搞起 了“羌家乐”，把自家重建的房子重新装修成旅店 和饭馆，以羌族饮食和歌舞为卖点，接待主要来自城市的非羌族游客。 在生意渐渐取得成功的背 后，发生着微妙又亲密的关系互动和角色转换。 男人干起了“女人的活路”，炒菜做饭招待客人；他们为了长辈和家庭留在村里，放弃在大城市“出人头地”的机会，又一次次地被“奸诈”和“狡猾”的城里人“占便宜”；羌家乐老板（娘）自称为“羌族一哥”或者“羌族的面子”，在展示“豪爽”、“热情” 的“本真民族身份“的同时加速了对羌族边缘性和异域性的本质化，遮蔽了该地区长期以来的贫困和落后；最后，村民们也要适应他们新的“灾民”身 份，一方面在感恩，另一方面也要面对旅游经济的不稳定性和重建项目结束后如何自力更生的挑战。 汶川地震成了羌民们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社会 经济条件下重构生活和身份的肇因和机会。 这里面展示的是“摩登”羌人在亲属、性别、经济、民族和国家关系中严肃的博弈。
更重要的是，现代性生活已经被风险、未知性和危机感所笼罩。 大多数受灾人群依然并将长期 地生活在灾害频发、危机四伏的环境中，无助地等 待下一次灾难的袭击。 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灾民”。 近年来人类学对灾难的关注，已经逐渐转为对危机和未知性的探讨。 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中，传统的知识和技术手段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统治形态，已经跟不上灾害传播的速 度、广度和力度。 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危机、婚姻和家庭的瓦解、环境污染等等社会问题都在侵蚀个人的安全感和生活的稳定性。 艾迪安娜·波崔娜（Adriana Petryna）在其对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后乌克兰民众寻求医疗和生存权利的经典民族志中，深刻地反省了当现有的科学手段和政府工具无法准确判断和公开评估例如核泄漏这种事件的影响时，受灾的人群该如何生活的问题。 波崔娜提出了“生物公民权”（biological citizenship）的概念，用来分析核泄漏受害者们如何绝望地用自己残损的身体交换医疗的机会、社会的补助和疾病的知识。 无独有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后，日本的母亲们为了寻找“安心”的食物而建构出了新型的“科学公民权”（scientific citizenship）。 尼古拉斯·斯坦多夫-瑟斯德纳（Nicolas Sternsdorff-Cisterna）在对日本母亲的研究中发现，因为食品安全性检验标准的模糊性和检验手段的不公开性，日本政府 所认定的“安全”食物，仍然被妈妈们看作是不让 人“安心”的食品。 为此，母亲们自发组织了学习小组、绿色商店和志愿者组织，学习和宣传关于核泄漏和食品安全的知识，创立让自己“安心”的食 物供应和销售渠道。 从更大的层面上讲，斯坦多夫-瑟斯德纳关注了危机与生活的对立和冲突。 面对核泄漏的未知性，现有的知识体系恐怕已经无法让人“安心”，给人文化上和情感上的安全感。 但是，母亲们也只能通过学习和掌握她们所认可的“科学” 来求个心安。 薇薇安·琼依（Vivian Choi）对受海啸和内战双重打击的斯里兰卡民 众和政府的研究，则展示了复杂多样的“准备心态”（anticipatory states）。2004年海啸过后，斯里兰卡总统宣布整个国家会长期地处于灾害和战乱的威胁中。 在无尽的对“灾难”的预期中，灾害的认知和应对成了一种政治的、社会的甚至迷信的、 仪式化的生活方式。 最后，人类学教授安妮·艾莉森（Anne Allison）对经济低迷、老无所依、又遭受核污染的当代“危机日本”（precarious Japan）的研究，引出了另一个发人深省的关于危机的时间性的问题：没有未来的当下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04.结语
灾后应急和重建离不开各种形式的救助，而 灾难救助的最终衡量标准应该是受灾人群生活的改善。 本文基于各种民族志案例，分析了灾难救 助所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甚至意料之外的余波。 首先，在对灾难救助的政治性，特别是灾难救助造成的礼物经济的讨论中，直接影响着对具体灾难的救助力度和受助人群政治地位的判断的，乃是救灾团体的灾难话语。 这种灾难话语往往把灾难看成是临时的、极端的并且可以在短时间内解决的紧急情况。 基于这种判断，救助方常常把灾难 救助当成一种礼物，作为对受灾人群的一种“慷 慨”的帮助。这种善意的“好的工作”有的时候却 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引入人类学对礼物经济的讨论，本文指出，救助方给予受助方的援助，因为缺少了互惠的环节，而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的关系，把受助者置于被动的、弱势的地位。其次，把灾后救助当成一次性的礼物来赠予，往往也忽视了灾后重建的长期性的挑战。灾后应急和重建是一个长期的社会变革，减灾和重建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能解决受灾社会里一些根深蒂固的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多应急和重建工作依赖于长期且平凡的付出，有些工程本就起效很慢，其他一些工作虽很重要但却不具有报道的价值，比如为社区修建稳定的供水系统或者在房屋重建中加入抗震结构。因此，灾难救助应该依托于对救 助地区的扎实研究，针对受灾地区的文化生态以及社会政治情况，有步骤地开展恢复和重建。这种研究必然要建立在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之上，重视对受灾地区长期的调研和跟受灾群众面对面的沟通。
此外，灾难救助的礼物经济关系的达成常常也建立在对受灾者“受害性” 的塑造上。 通过对 “灾民”、“难民”和“刁民”的身体政治的讨论，本文指出，受助人是否可以得到援助，以及可以得到多少援助，往往取决于政府对他们”灾民”身份的 不同划分，这样的划分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反映出的是受灾人群长期以来所受到的政 治上的和经济上的限制。 而在不平等的礼物经济框架下，在往往强势的“受害性”的话语中，所需关注的另一问题是受灾人群如何运用其动态多变的 能动性来适应和解决灾后救助和重建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实现延续“正常”生活、改善生活质量 的目标。 任何一项大型的规划和工程都会引起不 同程度的社会变迁，灾难应对也不例外。 社会结构的变迁则必然会引发不同的人群的多元应对方式，以及新的身份认同和权力关系的多重塑造。 人类学的灾难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是及时地指出灾害应对和风险管理的政治性及其复杂的影 响，更是要深切关照个人和群体如何在这个过程中运用具体的文化和社会的资源积极地认知和对抗灾害的风险和未知的不确定性。
注释和引用（略，请见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