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的预燃与回声:黎巴嫩十月十七日革命及其余波

2020年8月4日的贝鲁特爆炸是疫情后新常规时代里一声刺耳的巨响,是管理疏忽下变为现实的风险,但对黎巴嫩人民而言,这是长期政局贪腐导致的人祸。由于错综复杂的国内宗派、1975-1990持续15年的内战、真主党与以色列的长期冲突,黎巴嫩地区的弱主权、弱政府曾使当地居民绝望地感到“黎巴嫩什么都不会改变”。这一论述也与中文世界中对中东”无解乱局“的刻板印象一致。

本文则力图从2019年开始的抗争之火中找到转变之机。作者发现,不同于此前黎巴嫩的诸多抗争,2019年10月17日开始的这场长期抗争起于对政府腐败、外债高筑的控诉,最终将对宗派主义的控诉与全球不平等结构联结在一起。这一框架不仅带来了全球运动情感和策略的联动,也使得普遍性诉求如全民医保和公共教育成为了抗争的主流,移民、难民、和性少数群体成为了诉求的主体。

对这些“生成中的行动者”而言,贝鲁特爆炸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也不是中东“乱象”又一抽象的复写,而是自下而上实践城市修复和互助网络的家园之所在。团结在爆炸的预燃与回声中不断赋形。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本栏目非常有幸得到原作者首肯,中文首发文化人类学协会近日刊登的《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Global Protest Movements in 2019: What Do They Teach Us?)。正如他们所言,这批2019年正处在世界诸地的人类学学生带来不仅是田野里遭遇的运动,而是一堂切身的实验课:“抗争的诉求和风险不再与我们无关。抗争运动既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体验,也极具戏剧性;运动中摩擦不断,既体现了抗争者顽强的生命动力,亦不失表演性。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 

本系列文章篇目可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

原文作者 / Yasemin Ipek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activists-in-becoming-lebanons-october-17-revolution-and-its-afterlives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11月24日
译者 / 彭中尧
校者 / 李赛
编录 / 狗子

2019年10月,一系列事件使得许多黎巴嫩人清楚地看到了政府的腐败行为:多日内都没有被控制的大火,对许多日常物品加税的提议,以及一位内阁部长在回应一小群抗议者时,其保镖对空鸣枪。从10月17日开始,这些事件在黎巴嫩引发了自2005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争活动,在一个总人口约为600万的国家,吸引了将近200万不同背景的人走上街头。2019年黎巴嫩经济危机加剧,导致面包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长期短缺,对许多人来说,贫困已经成为他们每天的切身体验,因而走上街头抗议也就成为了必然之选。围绕着贫困、对政府的愤怒,以及紧急状态这些共同经历,抗争活动将之前两极化的群体团结起来,并且聚集了越来越多不满的人,人们纷纷决定参加这场自发的、快速发展的大规模抗议,这一事件被称为10月17日革命。我将首先讨论10月17日的革命如何在日益加剧的政治分裂下产生新的政治想象和团结。然后,我将探讨随着黎巴嫩经济危机在2020年上半年加深和之后2020年8月港口爆炸,之前抗争活动所产生的余波。在试图剖析黎巴嫩抗争活动在时间和情感上的复杂性时,我不断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即考虑到行动者之间复杂的分歧,团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1968年5月,社会主义黎巴嫩人杂志(Socialist Lebanon)的封面

黎巴嫩有着丰富的抗争和行动主义的历史。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以及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法国统治期间,黎巴嫩发生了各种政治抗争和起义(Thompson 2000)。1960年代和1970年代,针对巴勒斯坦问题激昂的行动主义(Bardawil 2020)使黎巴嫩成为全球南方左翼势力的重要中心。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左翼运动衰退,内战后时期的行动主义越来越多地由中产阶级领导的公民社会所主导,这些公民社会力量大多受西方资助(Nagel & Staeheli 2015)。中产阶级领导的公民社会依靠非政府组织动员了黎巴嫩的大学生和城市职业人士,并将这些群体政治化以反抗体制。尽管自内战以来,工会、教师联盟、人权团体、妇女权利组织和其他一些不稳定团体也经常组织小规模抗争活动,但与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激进运动相比,他们并没有引起太多公众关注。同样,在10月17日革命期间,黎巴嫩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由于其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全球化的人权话语,在国际知名媒体上获得了更多关注。然而,他们对体制的批评和对变革诉求的表达含糊不清,这对解决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或者对缓解“穷人”阶层急剧扩大的担忧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在2019年10月及其后,黎巴嫩不同地区成百上千的不稳定团体(precarious groups)走上街头,强烈地表达出他们的贫困之境。10月17日革命在更广泛的社会中见证了规模可观的行动主义,削弱了“积极行动者”和“普通人”之间的区别。许多一直在经历严重的被剥夺和不稳定的黎巴嫩贫民、难民和来自低收入社区的移民工人,在黎巴嫩各地参加了抗议活动。在我2012年至2015年对跨教派公共空间和新兴民族主义的田野考察期间,我观察到黎巴嫩的政治参与度不断上升,这尤其体现在受过教育的低收入黎巴嫩年轻人中。然而,在早些时候的大规模抗争活动中,比如2015年的垃圾危机【1】,许多人并不愿站出来,要么是出于对变革可能性的怀疑,要么是担心“一些政治团体正在控制抗议活动”。10月17日革命是我所有年轻的黎巴嫩报道人和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和相对立政治立场的朋友第一次共同参加一场大规模抗议。2019年10月,参加抗争活动成了一种正面积极的行动,超越了根植在普遍公共叙事中的压倒性的愤世嫉俗感,即“黎巴嫩什么都不会改变”。许多黎巴嫩人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不定期举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变革的希望、喜悦和团结。在共同的贫困和每天都处于不稳定的情况下,变化的紧迫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来,尽管要回答“如何做”的问题并不容易。

2019年10月20日,贝鲁特烈士广场。那一天,成千上万人(估计在黎巴嫩各地共有100万名抗议者)聚集在一起,抗议政治体制和日益加剧的贫困。Rana Sukarieh摄,约克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2019年10月以来的大规模抗争活动延展了许多参与者的政治想象。虽然黎巴嫩实施了各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城市化政策(Fawaz 2009),但大多数中产阶级公民社会活动家并没有明确地将矛头指向新自由主义。相反,几乎无一例外地,他们主要从宗派主义-忏悔政治体系的角度来阐述黎巴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问题,在该体系中,公民身份通过宗派进行登记和管理,这种方式形塑了生活的方方面面(Nucho 2016)。此前的大规模抗议都围绕一种模糊不清的反宗派叙事展开的,这种言论忽视了宗派主义与全球不平等结构之间的联系。在10月17日革命期间,许多抗争者明确表达了对社会正义和经济不平等的关切。对全民医疗保健和改善公共教育的呼吁也变得更加普遍,这在以前的大规模抗争活动中都没有被广泛提出。跨国团结变得更加引人注目,这可能要归因于2019年10月期间在全球持续不断发生的抗争活动。一些行动者表达了与亚洲和美洲的抗议者团结在一起的心情,并且从他们那里借用了有益的策略,反之亦然。

作为延展政治想象的一部分,大量抗议团体批评了那些无法简化为宗派政治结构的多种压迫制度。许多抗争者高举旗帜,要求废除卡法拉(kafala)制度——一种导致成千上万的移民工人广受虐待的雇主担保制度,相关移民工人大多数来自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菲律宾、尼泊尔和苏丹。连日的抗争活动促进了公众对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认识,以及对黎巴嫩境内专注于这些问题的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和酷儿群体的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声援难民与囚犯,虽然这些要求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表达。因此,在10月17日革命后不断扩大的政治空间中,左派和女权主义团体的力量不断增强,对多种形式的压迫的意识也不断增强。更多的生命因更多其他的人而变得“沉重”(Butler 2016)。

从2019到2020.

我在2020年5月完成了这篇文章的初稿,当时我重点关注的是2019年10月发生的事情以及行动者和抗争者之间的陆续对话,在此之后,10月17日革命的后续活动出现了新的转向。尽管2019年10月我不在黎巴嫩,但住在那里的许多报道人和朋友通过网路与我分享了他们在10月份的经历,并定期向我更新信息。甚至早在2020年8月4日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之前,一种普遍的危机感和绝望感就已经弥漫开来。这次爆炸是由在贝鲁特港口未被安全存放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的,导致200多人死亡,约6000人受伤。据估计,港口和附近数千栋建筑遭到毁坏,导致超过30多万居民流离失所。现在对这一历史性事件之后动态的政治局面进行全盘分析还为时过早。然而,很明显,对政府和政治精英以及体制的愤怒在爆炸发生后比在2019年10月表达得更为强烈。成千上万愤怒和悲伤的抗议者涌上街头,致使政府于2020年8月10日辞职。然而,这并没有平息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关于谁应对这次爆炸负责的各种说法之间存在矛盾。虽然几乎所有政客都同意黎巴嫩的体制是彻底腐败的,但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一方声称对这种腐败的产生或延续负有任何责任。尽管你会听到几乎所有的黎巴嫩人都称政客为“罪犯”、“小偷”和“黑手党”,但不同的团体会就如何改变体制提出相互矛盾的建议。

贝鲁特爆炸也生成了黎巴嫩以外的行动者
图为基于伦敦的”法政建筑“小组对贝鲁特爆炸进行的视觉化调查。

当我在2020年8月中旬续写这最后几段时,抗争活动仍在继续,生成中的行动者以各种方式参与贝鲁特的重建工作。港口被毁后供应链的中断加剧了粮食不安全,造成面包和其他基本商品严重短缺。当地和跨国的援助网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基层社区和当地志愿者团体正在尽最大努力清理被炸毁的实体空间,并向那些直接受到爆炸影响的人提供紧急救济。震惊、困惑、绝望、愤怒和悲伤是许多黎巴嫩人共同的情绪,与此同时他们也通过巩固互相关怀和团结的社会网络来抵抗失败主义。一些人参加抗争活动,一些人志愿修复受损的社区,还有一些人两者兼为。人际工作又一次超出了简单的“创可贴”效果。尽管这种工作往往只能提供临时的解决方案,但它既揭示了国家机构可怕的玩忽职守和失职,也帮助形成跨越阶级和宗教界限的更强的团结。

贝鲁特爆炸发生不久后,我的许多之前与黎巴嫩没有联系,也对其没有什么兴趣的非黎巴嫩朋友联系我,希望寻找一个可靠的组织来进行捐赠。新的筹款和捐赠活动成为了自10月17日革命以来建立起的数百个其他活动中的一部分。跨国关怀和团结网络在这一领域蓬勃发展,也在同一领域内,黎巴嫩的政客继续就黎巴嫩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给出相互矛盾的叙述。我们认识到,团结和冲突都是社会事实,但重要的是要记住,黎巴嫩的腐败和其他问题并非“例外”,而是处于全球腐败网络之中的(Khalili 2020)。但这并不意味着黎巴嫩在地缘政治谈判的复杂博弈中无能为力。每一个政治时刻对于生成中的行动者而言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正如汉娜·阿伦特(1968,170)的“新开端”这一概念所提醒我们的那样,聚集在一起,在公共空间中建立团结,这种团结会“探寻不可预见和不可预测的事物”,同时也具有了构建有意义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响应的潜力。也许人际工作目前关注的是眼前的日常需求,但它也有可能创造一个有效场域,以解决行动者和抗争者在寻求共同变革议程时产生的分歧。生成中的行动者将革命视为持续不断的事件;因此,走到一起,践行激进的自我反思、牺牲个人和集体承诺的意愿,这些都具有独特的潜力。通过一种能够解决行动者之间分歧的新的政治表述,而不是假定一个已经存在的反体制的团结,变革和人民性将变得可以想象。

注释:

[1] 2015年7月,黎巴嫩当局关闭了垃圾掩埋场,导致垃圾无法有效处理,演变为全国性危机和抗议——译注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 1968.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Viking.

Bardawil, Fadi A. 2020. Revolution and Disenchantment: Arab Marxism and the Binds of Emancipati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habha, Homi K. 1990. “Dissemination: Time, Narrative, 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ited by Homi K. Bhabha, 291–232. New York: Routledge.

Biehl, João, and Peter Locke, eds. 2017. Unfinished: The Anthropology of Becom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utler, Judith. 2016.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Fawaz, Mona. 2009. “Neoliberal Urbanity and the Right to the City: A View from Beirut’s Periphery.”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0, no. 5: 827–52.

Khalili, Laleh. 2020. “Behind the Beirut Explosion Lies the Lawless World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 Guardian, August 8.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2001.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Mittermaier, Amira. 2014. “Bread, Freedom, Social Justice: The Egyptian Uprising and a Sufi Khidma” Cultural Anthropology 29, no. 1: 54–79.

Nagel, Caroline R., and Lynn A. Staeheli. 2015. “International Donors, NGOs, and the Geopolitics of Youth Citizenship in Contemporary Lebanon.” Geopolitics 20: 223–47.

Naguib, Nefissa. 2017. “Middle East Encounters 69 Degrees North Latitude: Syrian Refugees and Everyday Humanitarianism in the Arctic.”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9, no. 4: 645–60.

Nucho, Joanne R. 2016. Everyday Sectarianism in Urban Lebanon: Infrastructures, Public Services, and Powe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hompson, Elizabeth. 2000. Colonial Citizens: Republican Rights, Paternal Privilege, and Gender in French Syria and Leban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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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校者简介

彭中尧,迷茫青年、东非野人

李赛,梦想当个采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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