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第二波疫情:一场人为酿成的灾难?

在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事件中,没有人、没有地方是一座孤岛。嘲笑他乡苦难、自喜己方优越,无德又无知。我们共情他人的苦痛、关注世界疫情变化,就是关心自己与未来。

近期,态势急转直下的印度第二波疫情牵动着全世界的心。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5月1日8时,过去24小时内,印度新增确诊病例数首次突破40万。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求助信息——医院床位、氧气、药物、康复者血浆——席卷而来,失去家人亲友的悲痛将人们击溃。

恐惧和哀痛之余,愤怒的印度民众喊出:“我们的政府在哪里?”“我们的总理在做什么?”当怒火、质问和批评在社交平台上疯传,印度人民党政府及其背后的印度教右翼的回应似乎是警告、删帖和封禁账号,目的是防止“反印度势力”利用危机散播“负面情绪”(昨天,印度最高法院警告中央和各邦政府不得压制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而在政府缺席之处,民间社会尽其所能填补空缺。民众自发组织起了求助平台、医疗物资协调和筹款等互助形式。正在德里市郊抗议新颁布农业法案的农民们也积极参与到互助中,志愿运送食物和病人。

而针对第二波疫情中政府治理失灵的问题,研究南亚的政治学者Christophe Jaffrelot给出了他的分析。本文写于4月27日,讨论了印度政府在疫情中与竞选期的各种表现,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可能造成第二波疫情的人为原因。作者认为印度政府应对疫情不力凸显了既存的结构性问题。结绳志经作者授权翻译转载。

*尾注为译编者补充

原文作者 / Christophe Jaffrelot
原文发布 / 2021年4月27日
原文链接 / 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indias-second-wave-man-made-disaster
翻译 / Aseem
编校 / 叶葳

在印度,新冠肺炎的日新增病例达到了创纪录的35万。根据官方数据,每天有大约2500人死于新冠,其中不乏年轻男女。这场人道主义灾难部分是新冠病毒变异造成的——新的“印度变种”【1】似乎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但这场灾难也是人为造成的,反映了一年前第一波疫情爆发时已显露出的趋势。2020年3月31日,我曾将新冠大流行称为“全球定时炸弹”。现在需要再次审视我当时强调的议题。

印度政府处理疫情的方式反映了其治理功能失灵的三个方面,这些方面此前就存在。当下的灾难是一场关键的考验,凸显了既存的特征。它揭示了决策者的游移不定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政治和社会的掌控;它表明对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权力,没有任何机构能抵抗他们;最后,它也突出了联邦制的危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关于印度每日新增病例的数据分析,体现了第二波疫情的发展趋势

01.以传统之名,领导者治理不善

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暴露出各国元首和部长们有时能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因为专业技术能力缺乏。印度也不例外,而且在这里科学家的建议也不被听取。

在进入第二波疫情15天后的3月7日,联邦卫生部长哈尔什·瓦尔丹(Harsh Vardhan)宣布:“我们正处于印度新冠大流行的终结阶段”。瓦尔丹还宣称:“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我们拥有稳定的新冠疫苗供应……”但实际上,印度缺乏疫苗,以至于两星期后,政府宣布将停止疫苗出口。截至那时,(印度13亿人口中的)1.11亿人接种了疫苗。

瓦尔丹的言语中常常提及印度传统医学【2】,尽管科学家们对此表示反对。2021年2月,兰德福(Baba Ramdev)——他既是印度家喻户晓的瑜伽大师也是制售阿育吠陀药物的商业巨头“帕坦伽利公司”(Patanjali)的联合创始人——在瓦尔丹的见证下和瓦尔丹掌管的卫生部的认证下,再次推销“Coronil”【3】。印度医学协会(IMA)立即发表公报,对瓦尔丹提出质疑:“作为国家的卫生部长,你向全国人民推广这种虚假捏造、不合乎科学的产品是正当的吗?……你能解释清楚这个所谓抗新冠产品的所谓临床试验的时间框架和时间表吗?”除此以外,印度政府还认可了许多其他的伪疗法(pseudo-remedies)。

帕坦伽利公司的Coronil商品广告,左为兰德福。(参见尾注【2】【3】)

执政党的几位印度教民族主义领导人还声称,在恒河中沐浴等神圣仪式可确保获得免疫能力——至少举行仪式的人不会被感染。基于这一假定,在占星家指出2021年3月会比原定的2022年更吉利之后,印度政府便同意提前举行大壶节(Kumbh Mela)。结果,数以百万计的朝圣者在4月聚集在哈立德瓦尔(Haridwar),而此时第二波疫情正在积蓄力量。印度人民党向其代表和保护的多数群体最神圣的盛会之一致以了祝福。

4月10日至14日期间,大壶节上出现了超过1600个确诊病例。终于,在一周后,纳伦德拉·莫迪发了一条推特,邀请信众进行“象征性的”大壶节庆祝,因为拯救生命也是“神圣的”。然而,这个“超级传播者”(借用媒体的说法)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扩散了疫情,因为人们把病毒带回了全国的城市和乡村。

大壶节期间,印度教徒们将在恒河中进行圣浴。(Idrees Mohammed/EPA])

02.不计代价的竞选和制衡的实效

大壶节不是唯一的“超级传播者”,竞选集会也发挥了类似作用。在2月26日第二波疫情加剧时,各邦选举活动已宣告开始。按照原计划,竞选活动会在好几个邦持续到4月29日,其中包括四个大邦——西孟加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和阿萨姆邦。印度选举委员会(ECI)制定的抗疫行为准则无法施行,因为在竞选集会期间不可能保持社交距离。政治家们也不重视选举委员会发布的行为准则,包括候选人在内(在西孟加拉邦,两名候选人死于新冠),几乎没有人正确佩戴口罩。所有竞选的邦都表现出,竞选活动与3月下旬开始的病例激增是相关的。

为什么竞选活动未被推迟?因为执政的印人党态度坚决,而且能对仅有的本可抵制它的机构发号施令。莫迪和他的内政部长、同时也是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首席竞选人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尤其想要赢下西孟加拉邦,该邦首席部长玛姆塔·班纳吉(Mamata Banerjee)已成为他们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虽然莫迪在4月22日取消了他最后的竞选集会,沙阿仍在该邦巡回集会,即使第二波疫情催生30多万日新增病例也未停下。4月19日,当拉胡尔·甘地(Rahul Gandhi)宣布由于疫情他将停止竞选活动时,沙阿却以印度内政部长的身份辩称,竞选集会不会助长疫情蔓延。选举委员会并不认同,不过也未对任何人发起制裁,而只是建议参加竞选集会的人数不应超过500。这清楚表明了选举委员会对政府的顺从态度,这一趋势多年来已很明显。

在西孟加拉邦的南迪格拉姆(Nandigram)的竞选活动中,阿米特·沙阿向其支持者示意。(ANI Photo)

印度“去制度化”的另一表现——司法独立的衰落,也有利于印人党按其意愿施展权力。北方邦的情况就是例证,这里的地方选举也在4月举行。在北方邦,当地印人党政府一直无所作为,高等法院为了应对第二波疫情,在该邦的五个主要城市实行了封锁。结果邦政府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最高法院当时已经注意到,一些高等法院正在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干预,以纠正反复出现的政府治理不善问题。例如,德里高等法院接到几家医院的求助,希望获得氧气以及获准安排其他邦的氧气运往德里,德里高等法院于是示意中央:“乞求、借用、偷盗[氧气](……)我们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政府似乎完全没有看到现实……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政府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类似地,“孟买高等法院注意到中央政府减少了氧气供应,于是下令在该邦恢复之前的供应水平”。

面对这种情况,最高法院给执政党救了场。它中止了北方邦高院对主要城市实施封锁的命令,并决定以高院的名义求助于联邦政府,后者已经发布了命令。为此,最高法院任命了一名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他现在正协助法院要求印度政府制定一份“国家计划”。国大党立即批评最高法院试图淡化印人党政府(们)的责任、将司法决定集中化、以及日益形成一个与“中央政府或相关/附属人物的不正当亲密圈”。这不过是疫情日益政治化的一个体现。

北方邦的一家私人氧气商店。(Praveen Khanna / TheIndianExpress)

03.政治家的互相指责和功能失调的联邦制

印度第二波疫情带来的危机正在加剧联邦制的危机。在第一波疫情中,一个主要的争议点在于,莫迪在没有咨询各邦首席部长的情况下擅自决定封国,引发了进城劳工的混乱返乡潮。在第二波疫情中,疫苗接种成为了主要议题。4月8日,哈尔什·瓦尔丹指责马哈拉施特拉邦、旁遮普邦和德里(三地均由反对党执政)在推进疫苗接种方面过于缓慢。这三地回应称,他们希望中央政府能补充他们的疫苗库存。

印度的主要疫苗制造商SII于4月22日宣布,各邦须为每剂Covishield疫苗支付400卢比,而中央政府只需支付150卢比,这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一些邦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疫苗成本差异化感到不满,认为此举无疑是在惩罚不具备中央政府相同资源的邦政府。在印人党执政的三个邦(中央邦、喜马偕尔邦和中央直辖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宣布将免费提供疫苗——喀拉拉邦已采取并重申了这一立场——之后,疫苗接种的不平等进一步加深。

中央与各邦在疫苗接种方面的紧张关系再次指向疫苗的政治化问题。印人党在2020年的比哈尔邦和2021年的西孟加拉邦的竞选活动中承诺,如果它被选为执政党,将致力于推进疫苗接种。此外,莫迪本人的脸出现在疫苗和接种证书上,此举被认为是印人党的疫苗民粹主义。

莫迪的脸出现在疫苗接种文件上。

04.结论

如果说印度的第二波疫情主要是由于病毒变异所引发,那么政治因素无疑将它放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疫情对既存的趋势产生了放大镜效应,这些趋势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掌控、遭受侵蚀的制衡机制和合作型联邦制的衰颓。

虽然纳伦德拉·莫迪以印度家长的身份凌驾于问责之上,但其政党在邦一级可能会受到影响。本月将完成疫情期间首次选举,各邦选举结果将在这方面给出一些参考。主流媒体试图转移公众注意力、低报死亡人数,这必将进一步削弱民众对官方数据和讯息的信任。而与第一波疫情——当时返乡劳工沦为第一批受害者——不同的是,这一次中产阶级也正经历这场悲剧,他们大量感染,而即便是豪华的私立医院也缺少氧气。这可能会使情况发生变化。

国际影响也需要考虑在内。印度在2021年1-3月出口了6800万剂疫苗,开启了自己的疫苗外交,此刻它则不得不停止疫苗出口并向世界求援。令人意外的是,尽管美国在过去20年里一直与印度保持着稳定的友好关系,这次它并未立即表示支持。【4】这一态度是否会影响印美关系,还有待观察。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数周乃至数月的时间里,无论是在卫生医疗,还是在经济金融方面,印度都将经历严峻挑战,它也将于危机中认清自己的真正盟友。

【1】编注:这是指在印度首次发现的新病毒变种B.1.617。我们应更谨慎地看待“印度变种”这样带有地域信息的简称,此次疫情爆发被认为也与目前在印度国内传播的其他变种有关,比如首先发现于英国的B.1.1.7和首先发现于巴西的P.1.。

【2】编注:此处以“传统医学”笼统指涉印度当代的一系列新的医药现象,我们应当注意这类现象的复杂背景。以兰德福为例,他是瑜伽士,也是亿万富翁,既涉足制药业,也卖日化用品与食品——甚至能将自己卖的方便面完美包装成“健康的”“本土的”“民族的”食物。(Khalikova 2017)长期以来,他与右翼执政党印人党关系极为紧密,共享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比如将印度传统医学简化为阿育吠陀与瑜伽,刻意抹去历史上的复杂医学知识和实践)。疫情中推出的医药商品Coronil堪称这类政商沆瀣的具体化身,体现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消费主义、身体政治的交织现状。若只将这类现象粗暴理解为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的对立,将失之于简单。Reference: Khalikova, Venera R. “The Ayurveda of Baba Ramdev: Biomoral consumerism, national duty and the biopolitics of ‘homegrown’medicine in Ind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40.1 (2017): 105-122.

【3】译注:帕坦伽利于2020年6月首次推出声称可治愈新冠肺炎的药物Coronil,但因缺少临床试验被有关部门叫停。2021年2月,据多家新闻社报道,兰德福和卫生部长瓦尔丹及运输部长加德加里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所谓研究数据证明Coronil对治疗新冠肺炎有效。帕坦伽利还声称Coronil获得了国家有关部门的许可和世卫组织的证书,但均遭到否认。

【4】编注:本文发布后第二天,美国宣布向印度提供紧急物资援助。拜登政府另于今日宣布实行旅行禁令,将禁止大多数非美国公民由印度进入美国。

延伸阅读

为什么疫苗是一个社会问题

坚持与归属:重思印度新德里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运动的起落

译者简介

Aseem,学人类学的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