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茶园

作为“国民饮品”,印度人对奶茶的偏爱跨越了种姓、阶级、语言和教派的壁垒。约两个世纪前,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东北部(今天的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设立茶园,通过臭名昭著的契约劳工制度的严酷剥削,成功建立起庞大的殖民茶产业。翻开今天的新闻,主要由尼泊尔人和原住民(Adivasi)构成的印度数百万茶园工人面临的生存境况令人揪心。危险的工作环境、极低的报酬、残破的居所、匮乏的基础设施、缺医少药的卫生状况,都刻写在新闻图片里那些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受病痛折磨的(绝大多数为女性的)身体上。

如果只将今天的印度茶园看作封建残余、殖民遗存和现代剥削,似乎没有理由不将其彻底遗弃。然而,Sarah Besky在西孟加拉邦的田野调查让我们得以瞥见,单作种植园上的多物种生命与跨物种工作如何深度牵连和纠缠,在筋疲力尽和不堪重负中忍耐存续,在单一作物的高度异化环境下构建亲密性和共生关系。就像资本主义废墟上孕育着潜在的多元物种共生可能性,“生病”的茶园承载了关于紧缺、衰老、耗尽、但同时也有关归属和希望的故事。这为人类抛出了问题:遗弃之外,还能做什么?

本文作者Sarah Besky的著作已有中译(《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详见文末介绍。

原文作者 / Sarah Besky
原文题目 / Sickness (from the series “The Naturalization of Work”)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ickness
原文发布时间 / 2011年秋季
翻译 / Aseem
编校 / 叶葳

这是2016年1月的一个周日,我在西孟加拉邦杜阿尔斯地区(The Dooars)的斯特拉贝里(Stellabarrie)茶园。茶园主们已于前一年9月停止经营并停止向工人支付工资和福利,理由是利润减少,无法负担。过去十年里,越来越多的种植园被关门。这些关门的种植园几乎都位于杜阿尔斯地区,这里是印度-不丹边境的狭长地带,连接印度东北部和其他地区。

在这个周日,来自邻市西里古里(Siliguri)的某银行家工会的成员正在向留守种植园的数百名工人分发大米。分发活动在工厂进行,工厂被铁丝网环绕,只能从一个大门出入。工人们拿着空购物袋,十人一列、鱼贯而入,用粉色的纸质领用券换取一勺勺大米。大门内,一位妇女坐在桌边,在工人们的领用券上做标记,防止他们重复领取。工厂外,一名医生为工人检查身体和发放药品。诊断结果包括肺结核、低烧和普通感冒。现场分发了非甾体消炎药(NSAIDs)给工人们,用于治疗他们的全身性疼痛和肿胀。大多数妇女都患有贫血。多少有些讽刺的是,她们被叮嘱要多吃蔬菜,情况允许的话,还要多吃点肉。

和我交谈的工人们都希望斯特拉贝里茶园能在春天重新开张。这种希望基于过去的经验——种植园的确往往会在关门后重新开张,这些年来多次发生过这种事。斯特拉贝里的管理层决定在9月停止支付工人工资和福利,这从茶叶生态的角度说得通。随着季风季节进入高峰,茶树仍能产出茶叶,但这种“秋茶”(autumn flush)的价值远低于3月至6月间采摘的“春茶”(first flush)和“夏茶”(second flush)。许多种植园都遵循这种模式,在秋茶导致利润减损之前就先关闭茶园,规避在中晚秋的印度教节日期间向工人支付法定节假日津贴的义务。

大多数有关种植园关门的描述都表现了资本对工人的抛弃。这些说法很少将责任单归于某一方,而是在政府和政府监管机构、政治家和种植园主之间来回切换。在大众媒体和政府话语中,工人有时甚至被描绘成过于懒惰以至于不会去其他地方找工作,或者甘于过一种被剥削的、衰败的生活。

然而,像斯特拉贝里的工人这样仍然留守种植园的工人,有充分的理由等待。从法律上讲,种植园关门并不等于完全停业,而是处于暂时关停状态(suspended animation)。根据印度法律,种植园可以暂停生产活动以改善其财务状况。不论是政府的还是非正式话语中,都不认为这些种植园被关停了,而是“生病”了。这种状态类似于破产。政府不会收回土地租赁权,种植园所有者也有机会再融资乃至重新开张。像斯特拉贝里这样长期习惯性地关门又开张的种植园,在这个意义上是“生病”的。

正是这种“生病”使茶园得以在印度持续存在,使它们尽管与根植于殖民时代的原始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t)积累模式紧密相连,但仍免受挑战、未经变化。有关生病的话语不仅自然化了人类劳动者的工作,也自然化了种植园本身。与生病的种植园有关的法律和民间分类就像“衰老”的工厂、房屋、平房以及类似斯特拉贝里种植园的其他特征一样——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正如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废墟可能拥有建立新的工作和价值关系的内在潜能,种植园具有一种忍耐和固守的特殊能力(参见Tsing 2015)。总而言之,种植园是使劳动、资本和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自然化的场所和结构。当其生病时,单一作物种植的暴力危害加剧了,其超越人类的关系政治也得到更清晰的呈现。

当我问种植园主和管理人员为什么茶园生病如此普遍时,他们讲述了一个生态和经济双重耗尽(exhaustion)的故事。茶树衰老,采摘过度;机械过时,亟待维修;支付全职劳动力的成本太高。相信种植园会生病且可能恢复健康,这不仅对试图摆脱国家处罚的种植园主来说是一个强有力的想法,对工人来说亦是如此。生病的种植园这一范畴介于正常运作的单一作物种植园的“廉价自然”(“cheap nature”,参见Patel和Moore 2017, 44-63)和废弃种植园的荒野状态之间。生病的种植园筋疲力尽,需要休息。生病者能被治愈,然而只是为了最终再次生病。正如大卫·哈维(2000, 106)所言,在晚期资本主义逻辑下,生病已被定义为“无法工作”。在我的案例中,无法工作的是一个由设备、植物、人和资本组成的超越人类的集合(assemblage)。种植园生病的循环更迭正在成为印度茶产业的常态,杜阿尔斯地区尤甚,这里的种植园专门生产极其廉价的茶叶,主销印度国内市场。

作为对种植园生病的治疗,斯特拉贝里的粮食救济只是暂时的——治标不治本。排队领取食物的工人告诉我,六公斤大米非常少,但他们还是接受了。“我们年纪大了,没法再干别的了,”一位妇女解释道,“我能做什么呢?我就坐在屋里等。”

在整个杜阿尔斯地区,资本固守下来,因为早春的茶树丛中总能多榨出一点钱。劳动力忍耐下来,因为家世代都在种植园上。反过来,资本的固守和劳力的忍耐都要归功于茶树丛——ta们衰老、枯萎,但在一阵病痛之后,经过些许休息,仍能提供足够的廉价茶叶来维持大家的生活。


参考文献:

Harvey, David. 2002. Spaces of Hop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atel, Raj, and Jason W. Moore. 2017.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ven Cheap Things: A Guide to Capitalism,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Plane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sing, Anna.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关于作者

Sarah Besky,文化人类学家,康奈尔大学工业和劳动关系学院(ILR School)副教授。她的研究关注喜马拉雅地区,运用田野调查和历史学方法探讨不平等、自然界和资本主义的交叉性,分析了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制度下,物质和身体如何获得价值,以及何种劳动形式创造和维持了这些价值。

她的第一本书《大吉岭的盛名:印度公平贸易茶种植园的劳作与公正》(The Darjeeling Distinction: Labor and Justice on Fair-Trade Tea Plantations in India, 2014)探讨了殖民遗产如何与当代市场改革相交叉,以此重新构想劳动、地方和茶叶本身的价值。她的第二本书Tasting Qualities: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ea(2020)运用历史学和民族志方法梳理了茶产业中的科学、价值和品质观念,以此审视印度的经济改革。她与Alex Blanchette合编的How Nature Works: Rethinking Labor on a Troubled Planet(2019)将当代后人类主义理论对话与政治经济学、不稳定性和工作的意义等经典议题结合在一起。


译者简介

Aseem,学人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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