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保护：本体论层面上的「意索政治」

近日，杭州三只外逃的未成年金钱豹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捕捉行动是否合理安全？野生动物园是否瞒报？其与集团公司相关药企是否存在业务勾连？……而两周前在黑龙江发现的东北虎同样牵动着人们的心：这只老虎是怎么出现在密山县的？捕获后为何要隔离45天？隔离后是否会被放归野外？如何圈养才能保障其未来野放可能性？……这些问题都指向了跨物种治理术的复杂性。动物行为学中往往认为动物的野外行为是自然基准，而人为影响是必须摒除的非正常干扰。本文呼吁重新审视这种二元论，充分考虑人与动物相遭遇的不同形式与情境，思考我们应如何在靠近、交流、远去、疏离等过程中共存共生。
–
+ + +
–
人类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环境，严重地改变了不同物种的生存状态，也激烈地重塑了人类的可能未来。当代人类学要求正视这一全球危机、重新审视人类与非人类的共生关系，并强调去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与“多物种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可参见结绳志“它们”栏目）。Fieldsights近日刊载了“第六次大灭绝中的多物种关怀”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多物种关怀”系列），正属于这一探索。这些民族志短文易读却不轻松，它们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反而不断抛出新的问题。但我们正需要具体的故事、细致的讲述，来思考复杂与矛盾，来保持开放与拥抱潜在可能。
–
“多物种关怀”系列注重与英文学界关怀（care）研究理路对话。延续之前的翻译思路，我们不刻意统一“care”中译，而是依据语境来选择更符合中文理解的词汇：这些文章中，care依其具体含义可能被译为照护、照料、关心、保护、保健、服务等。在转译这些“关怀”故事的同时，我们希望能保存差异、保留“麻烦”，激发多语言、多物种、跨学科、跨地域的思考。

原文作者 / Matthew Chrulew
原文题目 / The Ontological Ethopolitics of Conservation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the-ontological-ethopolitics-of-conservation
翻译 / 徐宁歆
校对 / 王颐姗
编辑 / 叶葳

除却动物的身体、族群和基因，当代野生动物保护（下称野保）的对象亦包括动物的行为、主体性、社会性。在这一时常矛盾和略显古怪的跨物种关怀实践（practice of care）当中，饲养员、项目经理人和野化训练者们介入着脆弱的非人生命的延续再生。随之而来的，是动物物种的「意索」（ethos，可理解为“精神气质”）——一个物种的成员为繁衍生息而后天习得的一系列文化行为——成为权力与知识、介入与生产的场域。于是，野保的文治武功应被视作一种本体论层面上的「意索政治」（ethopolitics）实践：它是一个维系非人动物之实然存在的人造装置；是世界政治、世界生态的领域里，一场关乎共存的实验。（译者注：Ethopolitics一词出自英国社会学家Nikolas Rose。在“The Politics of Life Itself”一文中，Rose用它概括当代生命政治中的自我治理：“生命的政治以及该如何活着”。本文沿用台湾译者的音译。）

当这些接触、共生和演变的形式不断扩展、加剧，会产生何样新的主体和客体、关系和社群、危险和潜能？在抵御物种灭绝的前线上，又有哪些新的多物种社群和「动物性」（Lestel 1996）诞生？或可将保护生物学与其他研究人与动物关系的同源科学（如动物行为学和动物园生物学）并置一处，以对这些问题加以考量。行为学观察所提供的野外生境中的动物行为是被公认的基准；其他类别的生物学家力图让圈养条件下和保护区内的动物尽可能呈现类似的状态。动物园生物学则需要为圈养的野生动物发明各种有效的照护技术（techniques of care）。随着集合种群管理、保育放归等综合性操作的发展，跨物种的权力与治理技术的应用范围也从动物园这一迁地保护空间，扩张至就地保护的自然保育区。这让二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Chrulew 2020）。

左图为逃出动物园的小豹子，右图为被捕捉到的野生东北虎。它们各自在野外与圈养条件之间的穿行经历，也说明了各种跨物种治理术的复杂与交织。

这些科学都在以它们各自的方式生产着和修复着前所未有的人与动物的交互场所。如伊莎贝尔·斯唐热（2020，146）等学者所指出的，相关野外科学所探究的非人存在，有能力改变科学研究中主体与对象间的传统关系；而对这些业已主体化的动物们来说，相关科学同时是「成为的载体」，将它们变成「别样」。的确，若我们承认这些科学的责任之深、权力之广，我们可说它们是在存在层面上实在地生产着它们的研究对象。「人为影响」的问题于是呼之欲出：遭遇人为干预的动物们，如何被改变？当然，在此间掌管生死与演变的是一群专业的科学经理人。但我们仍然要问，圈养中被繁育、保护区里被放归、被治理被经营、被追踪被诱捕被检查、作为对象被处理又作为主体被思考的这些动物们，如今，正在「成为」谁？

这些科学也需要各自面对的是，它们如何改变着自己观察、展览或者保护的对象。动物心理学家向来为人类实验者导致的干扰效应所烦恼；同样地，动物行为学家将自己在野外的存在视为污染性的并致力于最小化或消除此类「干扰」。动物园生物学家则将消除圈养带来的「非正常」生理、行为和心理改变视为职责所在。然而他们的自问自答无法跳出人/自然的二元论——人类「文化的」或「人造物的」影响，本质上总归是「非自然」的。对相关科学的人类学描述于是变得有用：人类学视角下，这些科学实践本身即构成了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如多米尼克·莱斯特尔（2003）所言，在纵向的行为学和灵长类学田野调查中，「建立跨物种的联结」这一操作，为我们认识非人生命的文化、智能与工具使用带来了最重要的实证发现。在动物园生物学家海尼·海迪格对「人类的催化作用」的阐述中我们甚至可以得见，对人类环境下动物如何被改变的思考，跳脱了将人为影响视作「非正常干扰」的二元模型。（Chrulew 2018）。当下我们应如何探究这些人源的催化作用？应如何使这些演变的跨物种关系成为实证研究和伦理-政治介入的对象、并用它们打造建设性的行为学实验？

针对人为影响如何复杂化行为学和动物园生物学的科学质询过程，万恰纳·德普雷的观察引出一个重要结论。实验室环境下，由于实验人员拒绝也无法给实验对象任何应答，而令动物变得「无存」（nobodies）、去主体化、显得痴傻。与之对照，德普雷从海迪格对饲养员与园中动物建立情感联结的描述出发，论证特定的训练行为可以使动物「成为人」（Desprect 2005，94）。人类从动物处习得什么，以及动物可以如何给予回应，在本质上取决于人与动物建立了何样的联结。德普雷观察到，一些灵长类学家如赛尔马·罗厄尔、珍妮·古道尔坦然直面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改变性的影响，并有意识地在她们的工作中建构这种靠近性：

“黑猩猩发生的这些变化……最终显著地预示了许多动物面临的「文化危机」：与我们的共生使它们不得不调整自身。因此我更为坚信，在未来，行为学应成为一种诊断科学，以研究习性如何变化、自然-文化样态如何调整。简而言之，它应成为一种研究社会关系的生态学；或者，借用多米尼克·莱斯特尔的妙语，一种研究混杂型社群的生态学。”
（Despret 2004, 70)

对于所有专注人类世中人与动物纠葛的科学来说，德普雷的提案都在今天成为必修的功课。力图观察却不改变动物的行为学，要学着规避自己观察的影响；力图保育却不驯化动物的动物园生物学，要学着消解笼舍的影响；力图挽救动物于灭绝却不能使它们依赖人类的保护生物学，要权衡介入行径本身的风险与它所能缓解的威胁……需要考虑这些复杂因素的学科名单远不止于此。针对人类与野生动物关系之多元性，后人文主义与环境人文主义将史学和人类学立场上的解读引入讨论中，使得现代性下自然与文化的分割不复明确，也为历来被这一分割所形塑的科学实践提出新的问题。这些解读，让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理解发生在野保的接触与冲突地带的那些高风险相遇；遭遇对方的人类也好、动物也好，究竟是谁、又将成为谁，取决于二者的靠近与熟悉、交流与互动，也同等地取决于二者的疏离与自我抹除。这样的相遇是跨物种的文化危机，亦是交涉、见证和介入的机会；更适切地，它们是一场关乎共存（co-existence）与共塑（co-becoming）的世界政治的实验。

编注：4月26日，东北虎豹检测系统首次在珲春拍摄到野生东北虎追逐梅花鹿的镜头。这一发现也让我们想起误入密山县村庄的那只虎——动物保护者们说，它本应像这头捕猎虎一样自由帅气。然而，在圈养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注中，它已经“被”成为“完达山一号”。但这并不是这次人与野生动物相遇的结局，隔离的45天仍然充满可能性：这只虎究竟会成为谁？完达山一号？拥有与人类交往记忆的自由野虎？跨境俄罗斯虎？……正如本文所强调，我们与捕猎虎、完达山一号、小豹子们的这些遭遇，不止决定着动物们的未来，也塑造着人类自身。

Reference:

Chrulew, Matthew. 2018. “My Place, My Duty: Zoo Biology as Field Philosophy in the Work of Heini Hediger.” Parallax 24, no. 4: 480–500.

———. 2020. “Reconstructing the Worlds of Wildlife: Uexküll, Hediger, and Beyond.” Biosemiotics 13, no. 1: 137–49.

Despret, Vinciane. 2004. “Léthologie comme pratique des habitudes.” In Vers des civilisations mondialisées: De l’éthologie à la prospective, edited by Jean-Éric Aubert and Josée Landrieu, 59–71. La Tour d’Aigues: L’Aube.

———. 2005. “Portrait de personne avec fourrure.” In Les Grands Singes: L’humanité au fond des yeux, edited by Pascal Picq, Dominique Lestel, and Vinciane Despret, 75–119. Paris: Odile Jacob.

Lestel, Dominique. 1996. L’Animalité: Essai sur le statut de l’humain. Paris: Hatier.

———. 2003. Les Origines animales de la culture. Paris: Flammarion.

Stengers, Isabelle. 2000.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Science. Translated by Daniel W. Smith.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译校者简介

徐宁歆，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关注人与动物关系

王颐姗，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在读，关注在都市观察花鸟鱼虫云的人

“多物种关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