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备考与人生治理(上)

高考常被理解为一个两三天的事件,是战役、龙门和山巅。而备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集中了师生间的密集互动和意义建构,也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考生此前和之后相当一部分人生的压舱石和航海图。这篇访谈的受访者,里尔大学-巴黎高师联合培养博士候选人李思宇将她的博士论文标题暂定为《择优录取》。她希望从社会学意义上突出“准备”这一的概念来理解高考备考的过程。相似于高考这样的重要的人生事件,一些制度化的的人生的节点背后都有一段比较长的准备的时间,充满着时间、意义、能量和各方面的投入。思宇认为,人生节点的考试和备考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对人生的一种治理方式。

访谈的采访者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博士候选人安孟竹,深耕于教养政治研究。本文为访谈的上篇,从思宇的问题意识入手,通过丰富的田野细节论及北京和全国高考备考的比较,高考备考的时间管理,和出国班的演变。

受访者 / 李思宇(里尔大学-巴黎高师联合培养博士候选人,巴黎政治学院讲师)
访谈 / 安孟竹(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
编辑 / 安孟竹、曾毓坤

孟竹:

能不能详细讲讲你的问题意识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你研究起点是什么?

思宇:

我自己也是高考的参与者。我当时是从布迪厄出发,布迪厄在其1980年代的论著中经常提到illusio(幻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描述了一种对一类“社会游戏”的迷恋和对这一迷恋的解释。布迪厄认为,这种对游戏的迷恋关系是心理结构和社会空间的客观结构之间的共谋。那么什么人会积极地参与全情地投入一个“游戏”,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其社会背景和成长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个人成长中的社会化过程决定了她如何理解参与游戏的方法,赢得竞争的策略和游戏中胜利重要性。我当年虽然参加了高考,但并不是一个全情投入的“玩家”。我的成长过程中,没能“正确”地培养出对于学业成绩这一游戏的“幻觉”。因此当年的我虽然跟着周围的人一起努力,但同时又不太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那么努力,不理解为什么一些以前都不怎么学习的同学到高三之后都开始努力学习。自己也有一点跟着被带节奏,但仍然很疑惑。我做这个研究很大程度上是想解决我自己当年的疑惑,很想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开始的问题意识并不是高考的备考学习的过程让学生学到了什么,而是希望了解高考备考、大家都开始努力的这个过程到底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培养了他们怎样的世界观,或形成了什么样的惯习。直到今天,大家依然说高考是中国的教育的指挥棒,那么在这样的高考制度之下,我们到底培养了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人?

我带着这个问题先去了北京的一所高考成绩在各区排名中档的一所学校。我自己高中上的是一所精英中学,我田野的观察与自己的受教育经历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学校都在北京,从全国的角度来看,北京的学校享有较为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校际差异依然很大。我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在备考的过程中,知识上的练习和储备不是最重要的,给我冲击比较大的是特定环境里老师给学生提供的预期以及对学校的定位。这所学校里的老师经常会说我们学校“不上不下”,我们的孩子也都是“不上不下”,在教学过程中经常提到,我们学校的学生“难题就不要考虑了,基础题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一个优势”。

高考难易程度计算是高考公平的核心。客观的高考难易程度计算则需要全面而多层次的比较。图为某网友发帖以清北录取人数论证大兴高考比河南难。忽略的是清北以下分数段的比较,和北京内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图源:https://xw.qq.com/partner/vivoscreen/20210307A017XT00?pgv_ref=vivoscreen

我发现即便学校之间相距不远,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学校的差异并不在于物质层面,而是高考制度形成的对学校和学生的排名。这种排名会在互动中投射成特定的身份和形象。我对这一点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所以更关注备考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准备的一定程度上是考试的内容,但更大程度上是一个身份认同,或是一种对于未来的预期。

这个过程中,老师给学生的期望像是一个象征上的借贷,他给学生放贷,告诉他你是可以很好的,相当于我放给你一些钱,你可以用它来实现你的理想,去做你认为你应该做的事情。最后成绩出来就是还贷,要么是成功了,要么是出现了问题。

我在研究最开始做研究设计的时候,主要选择了北京的两所学校,他们在一个场域里,会互相影响,在排名上或在资源上是有相关性的,在高考的过程中是有可比性的,用同样的卷子,同样的备考方式。为了让我对自己的田野有一个更准确的特征的把握和描述,我也在国内其他地方的中学做了一周左右的短访。

01.北京备考与全国备考的异与同:排名区间和生活世界

孟竹:

你提到你的田野点是在北京的两所中学,但后面也对全国其他的中学做了一个短访。北京在其他省份的考生看来是一个教育资源集中地,就高考而言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地方。从你田野的经历来看,北京的中学教育跟全国其他的学校,以及你所做的这两所北京中学之间,比较起来有怎样的特殊性?

思宇:

我的研究中可能更加关注相同制度下,不同情况的考生的共性。如果我们单纯看备考的过程的话,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其他的地方,具体到个人和学校的时候,大家的愿景都落实在一个地方上的排名区间。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在不同的地区,学生和老师在共同构建未来的想象时都会把抽象的志愿(名校,一本,上大学)转译为本地的排名,如“想上一本就需要排在区里/市里前多少名”。二是同一学校中学生的志愿可以形成一个排名区间,但这个区间具体的内容在不同学校,不同地区不太一样。打个比方,譬如说好的学校学生可能大部分瞄准的是一本,稍微差一点学校的学生瞄准的是二本,在全国各地都会形成一个阶梯化的结构,这个结构在各地是相似的,都是本地的好学校瞄准一本,本地的中间的学校瞄准二本,现在没有一本二本的区别了,但大学的排名,专业的排名,985、211,双一流的名号仍然可以起到切割排名区间的作用。北京的特殊性可能是集中在高分段,北京精英学校会有一群学生瞄准的是北大清华这些在全国来看最好的学校,如果是在其他省市,瞄准北大清华的人人数相对少一些。

即便在北京的很多学校,不仅限于我做了长期调研的学校,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是里面有很多学生,按照高考成绩是考不上大学的,甚至有不少学生也就是一个三本的成绩。但是关于这个人群,大家的了解不多,讨论也不多。大城市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问题是,学校间金字塔确实一方面从成绩上体现,另一方面在学生人数上有时候是倒金字塔。好学校的学生人数更多,排名中等或者差一些的学校班额少,学生人数也少。几乎所有精英学校会利用不同的政策来对对口初中或小学进行提前掐尖。这就导致中考的时候,很多人都是从这些精英初中、传统的重点中学被刷下来。在高考成绩不好的这些学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学生是从重点初中到了这些学校。

所以在大城市,尤其是这种所谓重点或超级中学相对集中的地区,比较早就感受到自己失败的年轻人会更多。我在成绩相对较差的学校里面进行访谈的时候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高光时刻。这个高光时刻可能出现在幼儿园,他可能上的是一个都是干部子弟的著名幼儿园,有的人可能是在小学,他可能上的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的重点小学。但之后家庭对小孩的学业规划上面也许出现了一些“事故”,导致学生最后去了一所非常不理想的高中。绝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学业生涯上高光时刻,这一点是跟全国其他地方有些不同的地方。

我的硕士论文是在宁夏做的,他们的学校像是一个倒金字塔型,单纯从人数来看,小学是规模相对小的,初中规模会大一些,到高中时候规模可能会更大。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把周围农村地区的学生集中到城市里的一个过程,再从把学生集中起来的学校里,希望可以走出更多的大学生,在逻辑上还是稍有一些不同。

孟竹:

你刚刚讲的这一点特别有意思,在北京的这些普通中学里面有很多都是从中考落榜的重点初中学生,他们人生的竞争似乎早早就已经开始了,他们也很早就能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失败。对这些一早就体会过失败的大城市普通中学的学生而言,高考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据的位置是怎样的?或者与你看过的那些宁夏的学生相比,高考对他们而言有什么不一样的意义?

思宇:

对这个非常不一样。宁夏的学生他们非常明确的要改变整个家庭的生存状态。在相对贫困的地区,这种打翻身仗的情绪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整个的学校的管理和氛围也会更军事化。但是北京的小孩会觉得高考对于人生的影响是相对短暂的。我也是有做一个问卷,其中有一个问题是问他们高考在他们人生中产生影响的时间,是影响到上大学呢,还是影响到找工作呢,还是对整个人生有影响。北京普通中学的学生会说它只能决定考大学,但是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生,普通中学的学生和老师都会强调,高考是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的。因为比如人际关系这些具体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技能,在学校中是学不到的,在考试中也是不凸显的。

Lamont, Michèle 1992 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这一点有点像米歇尔·拉蒙(Michèle Lamont)写过一本书《金钱、道德与举止》(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of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Middle Class)。拉蒙在书中谈到,有钱人和穷人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好的一个标准上有非常大的区别,有钱人觉得有钱是成功,但穷人会觉得道德更重要,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乐善好施、是不是可以尊重别人,这些才是评判一个人的最重要的地方。我觉得这一点也类似于普通中学和精英中学的区别,在精英中学大家还是觉得成绩好不好、有什么奖项或荣誉是一个重要标准。但在普通中学,学生大部分都会说,成绩是体现不出来一个人的价值的,因为这个人懂不懂得为人处世、懂不懂对自己负责,这个应该是在将来的人生中更重要的部分。这些想法在精英中学很少有人提到。

再说回到北京和其他省份学生的区别,其他省份的学生他们可能完全不会去想工作中需要的是什么,或者生活的环境到底对自己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要求,他们更加明确的以高考为代表的、国家的人力资本生产方式对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我当时在宁夏是在一所只针对8个国家级贫困县招生的学校,这里面的学生目的非常明确,眼中是只有高考,生活中只有备考,同学之间甚至不聊天,因为觉得聊天耽误时间。所以他们的访谈做起来非常困难,因为们平时在日常生活中不怎么说话,没有同学之间的交流,只有上课回答问题这样的语言应用。我当时受访的学生每年会有七到八个人到北京来,叫“留学一年“,这些同学到了北京之后,让我特别吃惊的是,我要请他们去吃学校门口的麦当劳,他们会问我麦当劳在哪。我发现他们对学校周围的、他们当时已经生活了一年的环境,没有任何的探索或了解,眼中是只有学业。这一点也是非常不同的地方。

02.高考备考的时间管理与时代变迁

孟竹:

这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我是来自传统高考大省山东的考生,我高考是在09年,然后从07年到10年的时间是山东进行高考改革实验、自主命题的几年,在那几年山东的考生人数也达到了一个高峰。高考复习变成了一件压力特别大的事情。我回望自己的那几年的时间会感到特别贫乏,整个日常就是围绕着复习这一件事情,生活世界是被高考这件事情所组织的。现在想想读高中的时候我去过学校周围我去过哪些地方,我似乎都想不起来,好像对于学校周围的环境是不熟悉的,每天的生活是在一个小空间里面像个机器一样连轴转,但也并没有去追问这件事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高考是你目前唯一要做的事情是一种天然的正义,人生往向下的追问都被安排在高考之后。我跟你讲的宁夏学生之间还挺有共鸣的,这也涉及我想问的另外一个问题,你在论文里讲到高三的生日常生活是由日复一日的模拟考试——评分——讲题的循环组成的特殊的一年,时间在高三的这一年里是非常稀缺的资源,那你有没有从时间的角度去关注过,在高三的这一年,学生、老师,以及整个学校的系统里,时间是怎么样被分配的?日常生活里,学生和老师是怎么样去体验、管理他们的时间的?

思宇:

在我的观察过程中,时间上的紧迫性更加可以从教师的角度观察到。首先,老师的工作时间,尤其是精英中学里老师的工作时间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学校中最努力的学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大大超过学生的工作时间。精英中学优异的学习成绩,一定程度上依赖老师的超强工作强度。高三备考过程中,老师们每天的工作时间至少是12小时,经常可以达到15-17个小时。工作内容围绕着出题,批改,讲评展开。在精英学校的教师办公室,我基本听不到讨论题目和教学方法以外的话题。完全是“资深学霸”的巢穴。老师工作的一个重心便是替学生省时间。省出他们总结的时间,省出他们做题的时间,省出他们对自己的学习状态做出反省的时间。因此老师会在选择给学生的练习和总结复习材料上付出大量时间。加上近些年来高考改革频繁,更是增加了老师出题,出练习的工作量。

晚自习。图源:https://www.sohu.com/a/386212759_120207617

学校对于时间的利用也有着比较大的区别。在我观察的中,“晚自习”是一个重要的特权。在各国对公立学校的研究中,在校时间都是一个关注点。近代各国的大量改革都减少了学生的在校时间,而这些改革也都遭到了增加不平等的批判。学生离校时间的“有效使用”经常成为学业上的分水岭。精英中学的学生有留在学校上晚自习的自由,大大增加了一部分学生的在校时间。周末,学校的自习室也对学生开放,且经常有不少学生周末来学校自习。

学生在备考的过程中主观能动性不是很强,国内大部分的学校,课时时间占据了一天很大比例,大家早晨就到了学校,晚上很多学生留到晚自习,即便是不在学校晚自习的学生,回家之后也是吃饭,之后就继续开始学习。周末的时候,他们的时间稍微可以自己组织管理,但其实所有学校周六都是上课的,这当然是违反规定的做法。

精英中学和我当年个人的体验也非常不一样。他们的教学时间非常长,课业压力很大。法国这边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观点是说,“高考”这样的选拔性考试,更很大程度上培养的是人驯服的习性,这在很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被关注。这一点我在国内的田野中也观察到了,学生对管理是非常的顺从的,没有太多的反叛和挑战,反而在普通中学我会看到一些反叛和挑战,像是有的学生会在厕所里抽烟,这些我们认为青春期比较容易出现的反叛的、挑战学校权威的行为。在我上学的时代,这是在精英中学里也很普遍的行为,但是我现在发现精英中学的氛围变化还是挺大的,选拔的学生可能不一样了。

孟竹:

这几年对于高考的讨论中,时代变迁的角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 80后和初代90后也也会在回忆中比较自己当年读中学、高考的体验,跟现在的孩子有什么不同。似乎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过去,高中教育已经迈入了一个不一样的时代。这方面你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私人经验吗?

思宇:

我是 05 年参加高考,自己的体验可能非常主观,也有特殊性。但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的学校里,学生是很多元化的,其中可能有很多人确实成绩不好,但家里或家长的工作单位给学校提供一些便利条件,学生也可以进入到学校里。可能因为当时很多制度性的东西还在建设中,示范性中学的评比刚刚开始,取消重点中学的讨论也是当时的一个浪潮。在当时中学里,阶梯式的排序的方式还没有那么固化。学校还在一个积极建设的过程中,会汲取各方力量。所以当时学校的氛围是非常的活跃的,什么样的人都有,环境很复杂,很多人都没有专注于学习,但当时反而会觉得这种情况很正常。反而是上了大学以后,觉得大学的环境太单纯了,怎么会是世外桃源一样的感觉。我跟我的大学同学描述说,我们中学是一个特别“社会”的地方,大家都是社会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是小孩对于成年人社交方式的一种模仿,但互动是非常多元的。但在我在去做田野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种情况好像一是变少了,二是这些所谓的“社会”行为的指向也变成了怎么帮自己提高分数。有的学生作弊了以后不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对,而是会去像一个生意人一样跟老师协商、谈判,希望保全自己的利益,获得和自己的付出不相匹配的分数。这让我挺吃惊的。

以前这种行为也是有的,但那时候社会气息比较重的学生可能不那么在意学习,但现在我发现所有的学生都非常在意学习,成绩对他们确实形成了很大的压力。在我高考的时候,成绩对一部分学生并不构成很大的压力,或者说,成绩是压不住他们的。但现在不是了。

某高中出国班师生交流。图源: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559061014946538&wfr=spider&for=pc

这可能是因为这个环境通过几个步骤被净化的非常彻底,像我们以前有出国的同学是和大家是在一起学习的,班里会有在坐在后面的几个人,他们已经考完托福、拿到offer了,虽然还坐在那,但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备考了。但现在的学校都有了国际部,有出国志向的学生从高一入学开始就直接录取到了国际部,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出国。在高三进入紧张的备考阶段之前,学校还会把在这个阶段决定要出国的学生组成出国班,等于把环境又净化了一遍,不打算参加高考或不以高考为重的学生也会划分出去,尽管他们有些人还是想高考的,但是学校会拒绝他们参加高考,不允许任何“三心二意”的学生出现在以高考为中心的教学环境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在我田野调查的两所学校里,高三年级都在一个相对更高的楼层,给他们制造一个不受其他年级影响的隔离状态,尤其精英中学还有一个单独的毕业班楼,这个楼里面只有初三和高三,整个楼的作息时间跟其他楼都不一样,如果跟其他年级在一个楼,别的年级打铃上下课、错峰吃饭的喧闹就会影响毕业班的准备。高三又是在比较高的楼层,所以也不会有其他年级上上下下扰乱上课的环境。从这些空间安排和人群管理来看,现在的高考的环境都是一个被净化到了一定程度的环境。

这些都是这些年来制度上的变化给高考和在备考过程的老师和学生带来的影响。主要基于我的田野调查中,我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当然,我上面提到的一些具体的情况不仅在我做田野中的学校存在,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这也是为什么在质性研究中,我们科研人员做匿名化处理,使分析更集中于现象本身,而非具体个人和具体的组织。作为质性研究,田野上的现象不追求代表性,而更追求典型性。从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管窥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对受到这些政策影响的活生生的人带来的影响。从另一方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点这些活生生的人是如何被“卷入”这场波及全社会的大型聚众竞争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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