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足球:一份来自人类学的观赛指南(下)

现代足球已经从一项起源于中世纪英国的贵族运动成为今天风靡全球的竞技体育,对现代人而言,足球是游戏、竞技也是严肃生活,是文化表演也是日常实践,是仪式化的战争以及被驯化的暴力。商品时代的足球正从贫民窟里的廉价娱乐转变为商业竞逐的体育帝国,动员着国家建设、政治转型与全球化过程。

在欧洲杯和美洲杯决赛即将打响之际,结绳志特别为球迷读者们推出一期足球专题,以阅读为观赛助兴。这份阅读清单由两位女球迷/人类学学者共同梳理,引领读者从多个面向重新审视这场通常意义上的“男性游戏”。在分享足球研究中的文化洞察力之余,我们希望邀请大家一道,在这个孤独、碎片化的后工业时代,通过足球重新定位游戏与快乐的意义。

本期特邀编辑高诗怡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破车球迷,研究关注足球人类学,族群与男性气质。

特邀编辑 /高诗怡 
编写 /高诗怡 安孟竹

04. 地位尴尬的女球迷

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充满男性荷尔蒙的赛场中,女性的出现时常伴随着污名化的标签。女性在球场的出现,往往被视作男球迷/男球员的另一半。独身出现的女球迷往往会令人怀疑她的动机,质疑她是否死忠。杰夫·皮尔森(Geoff Pearson) 作为一名跨界书写民族志的法学家与资深的曼联球迷,在他2012年出版的《一部英格兰球迷的民族志:罐头、警察与嘉年华》(Cans, cops and carnivals: An Ethnography of English Football Fans)一书中指出,女球迷要么被物化成胸大无脑、坐在男球迷腿上、毫不关心场上赛况的,符合男性凝视的女性形象;要么需要矫枉过正地放弃任何一丁点“女性化”的元素,完全复刻人们刻板印象中足球流氓的行径。

对于女性的污名绝不仅限于此,有时候它是政策性的。亚穆尔·努拉特(Yağmur Nuhrat) 作为一名土超贝西克塔斯(Beşiktaş J.K.)的死忠球迷,撰写了包括博论在内一系列土超联赛的足球人类学著作。在她2017年发表的《骂脏话公平吗?土耳其足球公平性的性别化表述》(Fair to swear? Gendered formulations of fairness in football in Turkey)一文中,努拉特通过球迷助威歌曲中的脏话分析道德与性别在足球运动中日常实践的张力。作者注意到,土国足协与主流媒体所倡导的“公平竞赛”(fair play)、反脏话运动,讽刺地摈弃了绝大部分疯狂热血(crazy/hot-blooded)的球迷群体,尽管他们以满嘴脏话著称。

土耳其超级联赛赛场上的女球迷。图源:https://media.pri.org/s3fs-public/styles/story_main/public/fenerbahce-women-only-2010-09-26.jpg?itok=dJlSxeql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努拉特尖锐地指出土超联赛接连的“骚操作”,令女球迷更难获得与男球迷同等的尊重与对待。为进一步完善“公平竞赛”的原则,土耳其足协从2011年起,取消了原先“主队球迷集体飙脏话,下一场就空场”的惩戒措施,而将其更改为只驱逐男球迷,且将球票免费发给女球迷与十二岁以下的幼童[1]。土国足协声称此举有利于增加女性参与足球运动的机会,以扭转被系统性忽视的现状。作者不留情面地指出这项政策除了本质化男女的二元性别符号、从社会层面坐实女性“更天真、更无害、更需要依附他人”的污名化标签外毫无用处。更为吊诡的是,欧足联似乎认同了这一说法,并以2011年首次执行该项政策的费内巴切(Fenerbahçe S.K.)与马尼萨体育足球俱乐部(Manisaspor)的比赛为依据,提名费内巴切俱乐部竞逐国际足联公平竞赛奖(FIFA fair play award)的争夺。

相关文章:

Nuhrat, Yağmur. 2017. “Fair to Swear? Gendered Formulations of Fairness in Football in Turkey.”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Vol.13.1: pp.25-46.

05. 球星与文化政治

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中的“主体性”?詹梅认为,消费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她在《果子狸、油炸蚱蜢和贝克汉姆的睡衣:后非典时代不受宰制的身体》(Civet Cats, Fried Grasshoppers, and David Beckham’s Pajamas: unruly bodies after SARS)一文中,将禁食野生动物与皇马的中国行两件看似不搭界的事件放置入后非典时代的中国,讲述了跨物种间的身体相遇。

全文以“人畜共通传染病”(Zoonosis)为开端,讲述了果子狸作为被科学家们盖棺定论的疫情“元凶”,在其被食用过程中完成了人与动物的纠缠,进而讲述了吃野味如何构成了公共卫生叙事中东方主义的想象,与以“科学、理性”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形成张力。詹梅指出,这种人为的建构并不真正将研究者引向对传统的回顾与反思,而是最终剑指以消费为核心的现代性讨论。因此在文章的后半段,皇马中国行在中文媒体中的大量报道、尤其是公众对小贝的疯狂迷恋与关注,反映了超级巨星的身体作为消费的另一载体(尽管在后非典时期,人们对身体接触与公共卫生事件仍持谨慎态度,但这都不足以阻挡小贝未经清洗的拖鞋、睡衣、床单被公开拍卖的热情),使新兴的城市中产能借助不同的消费实践锻造一种有趣的中国主体性。

两位话题不断的足球巨星贝克汉姆与罗纳尔多一同效力于银河战舰时期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图源:https://www.manchestereveningnews.co.uk/sport/football/football-news/david-beckham-ronaldo-real-madrid-18073874

皇马另一名大牌球星罗纳尔多(大罗)的身体则被看作控制食欲的失败案例。而在人类学家库里克(Kulick)的笔下,大罗2008年在巴西国内与“易服者”(transvestites)身份的性工作者Andréia Albertini的性交易丑闻,则不只是茶余饭后的八卦新闻,也指向了更为深刻的性别问题。足球明星,往往被视作拥有“超级男性气质”(hyper-masculine)的典范,与明知为“男性”[2]的易服者发生性交,却又坚信自己是个不折不扣的“纯爷们”,库里克就此向读者提出了问题:在巴西成为一名异性恋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相关文章:

Zhan, Mei. 2005. “Civet Cats, Fried Grasshoppers, and David Beckham’s Pajamas: Unruly Bodies after SAR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107.1: pp.31-42.

Kulick, Don. 2009. “Soccer, Sex and Scandal in Brazil.” Anthropology Now, Vol.1.3: pp.32-42.

06. 足球作为方法

足球是隐喻、动员、承诺,是现实世界中的情感依附。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家斯蒂夫·杨森(Stef Jansen)通过世界杯上波黑国家队掀起的热忱与失落来探讨“希望”的经验。波黑战争结束后,失去家园的人们期待重新过上安全、体面的“正常生活”,人们会通过追溯南斯拉夫时代的回忆——稳定的就业,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充足的休闲时间等来表达这种期望,“可期待的稳定前进”构成了这种生活愿景的核心。然而战后的地区协议并没有为当地人提供一个足以确保这种可期未来的国家框架,“正常生活”难以启动的愤懑情绪在这片土地上加剧,将公民悬置在理想化的过去和遥不可及的未来之间。在 2013-14 年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期间,弥漫在首都萨拉热窝的对国家队取得胜利希望,正是人们在持久的“无望”生活中对特定事件的情感投注。尤其是在地缘政治的语境下,前南斯拉夫队曾在国际足坛上有过伟大表现,而如今,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正成为世界足坛的上升力量,这一次则是波黑国家队第一次获得参与大赛的资格,他们在小组赛中对阵阿根廷队的表现获得了媒体的高度赞扬,让这一地区在战争话题之外首度成为世界舞台上受到尊重和认可的参与者,然而在0:1 输给尼日利亚、晋级的希望破灭后,弥漫在萨拉热窝的“希望感”又很快消散,渴望抓住却终究难以实现的承诺、希望过后巨大的失望,再次映射出战后波黑公民习以为常情感经验

相关文章:

Jansen, Stef. 2016, “For a relational, historical ethnography of hope : indeterminacy and determination in the Bosnian and Herzegovinian Meantime”,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vol. 27, no. 4, pp. 447-464. 

2002 年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赛的塞内加尔爆冷击败传统劲旅法国队。图源:https://www.sohu.com/a/383152540_585510

纽约大学人类学教授迈克尔·拉尔夫(Michael Ralph)发现,塞内加尔对足球的热情已经折射进国家的经济战略与政治想象。2002 年世界杯之后,足球成为塞内加尔向世界展示自身潜力的标志,和重新协商国际关系的工具。球队的成就被时任总统瓦德视为自身的功勋,以掩盖其治下农业收益的衰减、能源短缺和城市青年失业。在塞内加尔,国家经济振兴越来越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投资而非本国的基础设施,政府认为资本提供了一套如同足球赛一般的规则,只要遵守就会自动转化为胜利。政府力图借助球队的形象将国家本身塑造为新自由主义赛场上理想的运动员。然而实际上,塞内加尔国内流传的成功故事常常聚焦于那些能够接触外国资本的男性主体,正如为国家队赢得荣誉的球员都在欧洲踢联赛一样,流动与跨境才意味着权力和财富。作者富有双关意味的评论道,新自由主义是个失败者多于成功者的游戏,而且如足球比赛一样,很难相信裁判员,即使人们认为自己在公平竞赛,带着镣铐比赛依然十分艰难

相关文章:

Ralph, Michael. 2007. “Crimes of History: Senegalese Soccer and the Forensics of Slavery.” Souls, 9:3, 193-222

Ralph, Michael. 2006.  “‘Le Sénégal Qui Gagne’: Soccer and the Stakes of Neoliberalism in a Postcolonial Port.” Soccer & Society, 7:2-3, 300-317

为庆祝一个秘鲁原住民社区成立周年而进行的足球比赛。Harry Walker摄,图片来自原文

足球不仅在工业社会常常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载体、仪式化与官僚化的对象,人类学家哈利·沃克(Harry Walker)也在秘鲁亚马逊地区观察到,在当地的乌拉里纳人中间,足球同样有助于促进新的道德与政治秩序。如今,以“游戏”为基础的足球已经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的部分,是非本土文化元素中最受到热情拥抱的元素之一。乌拉里纳的文化传统原本是高度分散、个体化的,然而足球为当地人提供了一种创造社群的方式。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个体化趋势不同,在亚马逊地区,“现代性”是被“集体”的概念带来的。在当地球赛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本体论(political ontology)与现代性本身得到了仪式化的体现:对抽象规则的服从开始超越亲属关系纽带,运动员学习通过预测他人的反应来调整自己的行动,从而产生集体性的约束感;角色的存在依赖于集体共同的意图,男性取代女性成为社群的象征性核心。这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模式、主体性与身份促进了民族国家对青年人能量的引导。与新政治秩序一并到来的人格技术在乌拉里纳人的足球场上得到了完美的转化。

相关文章:

Walker, Harry. 2013. State of play: The political ontology of sport in Amazonian Peru. American Ethnologist, 40: 382-398.

注:[1] 此项政策在2014年废止。
[2] 库里克指出,巴西的易服者并不能简单理解为跨性别女性。即便他们自幼也偏好“女性化”的行为举止、审美情趣,逐渐长大开始养长发、化妆、穿裙子,甚至注射雌激素。但前者之于后者的显著区别之一,易服者保留自己的生殖器,并认同自己为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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