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左翼的萨林斯

本文原标题为《大人物》(Big Man),既是马萨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研究的太平洋原住民社会中的重要概念,也是萨林斯之于这个学科当之无愧的地位。而这篇发在《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上的讣告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描绘出萨林斯纵贯学术与政治的关怀和抗争。罗莎·卢森堡秘书的儿子,社会主义工党干将的学生,萨林斯不仅在20世纪下半叶做出了诸多人类学的理论贡献,也在越战期间首创了介入式教学(teach-in),更亲赴越南,写下批判美国军方的田野报告,他的对手有学科内的老将与新贵,有弗里德曼和福柯,也有军政霸权和科学院。他身体力行人类学政治想象力的漫长一生,是文化实践论最好的呈现。

原文作者 / Thomas Meaney
原文标题 / Big Man
原文链接 / https://newleftreview.org/sidecar/posts/big-man?pc=1347
翻译 / 李丹宁(哥伦比亚大学)
编校 / 毓坤

据家族传说,他的母亲在1905年的第一次俄国革命期间曾在学校书包里放过反沙皇的小册子,而她后来又给罗莎·卢森堡短暂地当过秘书——这也许是所有马歇尔·萨林斯传记作者所向往的开篇方式。又或者,提及巴·闪·托夫(Baal Shem Tov)这位十八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犹太教哈西德教派(Hassidic Judaism)的创始人——萨林斯家族有时声称是他的后裔。1930年,萨林斯出生在芝加哥的西区(West Side)。他的家庭不附属于任何俄国派系,但还是可以在这个家庭瞥见激进的灵光。他对人类学早早就有了兴趣。还是孩子的他喜欢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不过他总偏爱后者。这门学科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吸引着犹太移民的孩子。同样来自西区的索尔·贝娄 (Saul Bellow)和艾萨克·罗森菲尔德(Isaac Rosenfeld)也选择了人类学。这一学科赋予他们的批判力量使他们得以免于毫无保留地一头栽进美国社会,也让他们能够凌驾于邻里家族世代相袭的风俗之上一览众山小。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同样也是犹太左翼, 1871 – 1919。

萨林斯有时被当作博厄斯传统的美国人类学的继承人,可事实上,他来自于与博厄斯传统相对抗的另一条谱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萨林斯在密歇根大学师从莱斯利·怀特——一个门肯式的特立独行者【1】,同时也是个反博厄斯的论争者。怀特是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的学生,也是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r Party)的成员。他曾在大萧条的前夕到访苏联,以笔名“铁人约翰(John Steel)”在工党报刊上发表文章。他是个矛盾的人物。在他的概念里,文化既反映社会根本经济状况的制约,也是能够组织社会生活的自主性的力量。他发展出一套人类历史的技术决定论,可同时也坚称他的同时代人大多都低估了人类由象征符号所构成的程度(而这些矛盾问题正是萨林斯致力于解决的)。怀特向博厄斯和他在哥大的门徒发起毫不留情的挑战,有时甚至是人身攻击。他认为后者不理解原始社会与现代世界人情淡漠的社会结构之间的鸿沟。怀特承认博厄斯学派擅长收集民族志数据,可他们却不懂得怎么阐释和理论化这些丰富的材料。他们只关心社会形式的传播(diffusion),却不关心这些形式的历史。另一方面,博厄斯派则认为怀特的进化论粗制滥造,甚至有意无意地助长了十九世纪最恶劣的种族科学。作为怀特的学生,萨林斯放弃了怀特的技术进化论,却继承了其激进的历史介入和智识层面的论战精神。和他的导师一样,他憎恶学派和信徒:你能在各种社会科学里找到萨林斯的仰慕者,但未必能找到一个坚定的萨林斯主义者。

1951年,当萨林斯为攻读博士来到哥大,博厄斯王朝已经被更激进的一代所取代。当时的哥大有曾参与西班牙内战抵抗佛朗哥的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也是他创造了游群、部落、酋邦、国家(band, tribe, chiefdom, state)的社会进化四阶段说;也有反法西斯的人类学家诗人斯坦利·戴蒙德(Stanley Diamond),他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期刊《辩证人类学》的创办者;还有更知名的左翼学者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和西敏司(Sidney Mintz)。而影响萨林斯最深远的还是当时已年入不惑的匈牙利流亡客座教授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通过波兰尼和古典学家莫西·芬利(Moses Finley), 萨林斯第一次品尝到了异端经济理论的悠长滋味。他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市场的理解是多么非自然,多么需要国家的干预,也意识到这一市场观在现代北大西洋以外的世界里是多么陌生。当芬利和波兰尼将他们的实质主义经济(substantivist)理论【2】应用于近东及其他古代世界时,萨林斯开始将类似的方法应用于大洋洲。他的博士论文《波利尼西亚的社会分层》旨在展示波利尼西亚的文化如何适应各种岛屿环境,是一次融合怀特和波兰尼人类学唯物主义的尝试。这是一部基于图书馆文献谨慎写出的作品,作者在知识层面上的权威已初显端倪,却还未展露其爆发性的创造力。

Elman Rogers Service (1915–1996) ,西班牙内战林肯营老兵。

和列维-斯特劳斯一样,萨林斯并没有像他同时代的许多人那样进行持续的田野调查。1955到56 年,萨林斯和他的妻子在斐济中部的莫阿拉岛生活了九个半月,那里有 1200 名居民,三个中国店主和两台舷外发动机(尽管只有一台在运行)。抵达后,这对夫妇沮丧地发现自己被视为上等人。“认为欧洲人能在这里被完全‘接受’是不现实的;在他们眼里,欧洲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斐济人,”萨林斯写道。然而,几周后,萨林斯成功地降低了自己在莫阿拉等级中的地位,以至于他不再总是第一个喝上当地的卡瓦镇静饮料(Kava)的人,而是排在第五或第六位。这对夫妇大部分时间都在岛上,试图辨别前殖民时代的仪式和社会形式,不过萨林斯的许多最具探索性的发现都有关于斐济人如何将殖民发展为己所用。殖民主义已经彻底蚕食了莫阿拉岛上的一些仪式。例如,在婚礼仪式上,萨林斯描述了家庭负债如今比前殖民时期要多得多,在那时,礼物由当地人自己土地上的可替代作物组成,而非外来的商品。曾经旨在巩固亲属关系的仪式现在反而给家庭带来破坏(这也证明了波兰尼观点的正确,即“理性的经济参与者”是个虚构概念)。

1965年,在萨林斯的学生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发明“我们是那99%”这句口号的半个世纪以前,萨林斯创造了“介入式教学”(teach-in)。在他取得博士学位后,萨林斯回到密歇根,在那里,批评越南战争的教职员工因为他们在校外教课(teach-out)的计划而受到抨击。作为对这类抨击的回应,也为了建立共识,萨林斯提出了“teach-in”——占领教室并批评战争直到深夜。(“我倾向于二元对立地想问题,可能是因为在 1960 年代列维-施特劳斯在美国掀起了一股潮流”)。第二年,萨林斯前往越南,在那里他只待了一个星期,但足以写出了《良心在越南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Conscience in Viet Nam),一篇描述肯尼迪时代特工部落的尖锐的民族志报告,他用来形容这些人的表述令人难忘:“精明实际的超现实主义者”。他详细描述了美国人如何通过指责“贪污”和“腐败”来逃避结构性问题,将自己视为“顾问”,以将责任最小化,并将他们对秩序的愤怒转化为对囚犯的折磨。

1966年的《异见》(Dissent)杂志反战专刊,萨林斯的公共人类学报告《良心在越南的毁灭》是其中的主打文章。可以看到这期杂志上汇集了芝加哥七君子之一Tom Hayden,著名政治理论家Michael Walzer等人物。

1968 年的萨林斯身在巴黎,他在列维-斯特劳斯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工作。他驾驭自己研究的能力很快得到认可,甚至在某些时候,已显露出大师的特质。十年后,在《文化与实践理性》(1976 年)中,萨林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之间扮演调解人的角色。马克思主义者需要认识到,结构主义者可以教给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东西,而结构主义者需要承认马克思主义者对现代性结构有独特的理解。萨林斯本人更像是一个积聚型的思想家:他并不是要穿越方法论的诸阶段,而是能将不同方法混合而不丢掉任何东西,他的书目就是明证。然而最终,《文化和实践理性》还是落在了结构主义者一边——文化理性压过了实践理性。萨林斯指责从摩尔根到马克思的传统带有不由自主的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对其分析并不彻底。对于萨林斯来说,正如李·德拉蒙德 (Lee Drummond)【3】 曾经说过的那样,“生产本身就是一个有着文化意图的系统”。任何偶然进入 20 世纪芝加哥的乌鸦族印第安勇士都会对牛排和肾脏、狗肉和猪肉之间的文化差异感到困惑。如果他们仅依靠实践理性,根据萨林斯的说法,他们会将每种肉视为相对平等的蛋白质源。

“原初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最初于 1968 年发表在《现代》杂志(Les Temps Modernes) 【4】上——可能是萨林斯最广泛阅读的文章。尽管它的威力显而易见,但它也是最容易在经验层面上受到批评的文章。(而与此相对的是萨林斯关于檀香木时期【5】夏威夷的历史著作《阿那胡卢》(Anahulu,1992),这是他最具经验材料价值的书,但也是为人阅读最少的一本。)在文中,萨林斯论证,旧石器时代远不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匮乏的时代,那时的生活每周大约工作 30 小时。以其典型的猛烈风格,萨林斯试图一小时一小时地阐明旧石器时代的工作生活。对如此浩瀚的人类历史进行概括和表格化是不切实际的,而将“闲暇时间”(leisure time)的概念塞入公元前 8000 年穴居生活中又像是个时代错误。但这篇文章仍然是一篇有政治意义的杰作,并非因为其中的细节,而是因为它大胆地重新构想了匮乏(scarcity)在人类大部分历史中的意义。这一论点后来发展成了《石器时代经济学》(1972 ),对于支持去增长(degrowth)的人来说,这本书在当下远比第一次出版的时刻更具紧迫意义。

即使按照战后人类学的标准,萨林斯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评论家,能以一篇文章席卷整个学科的趋势和诸分支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他对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攻击。同为怀特门下广受尊敬的同学,哈里斯出版了一本名为《食人族与国王》(Cannibals and Kings,1977)的书。该书的基本观点即阿兹特克人吃人肉是因为他们需要蛋白质。中美洲的许多狩猎采集部落都曾进行过具有食人元素的祭祀仪式,但有着大型文明的阿兹特克人并没有像周围的许多其他社会一样放弃这种做法,而是将其升级为文明规模。根据哈里斯的说法,这是因为他们无法从墨西哥谷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在纽约书评中,萨林斯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他以标志性的列表试图证明阿兹特克精英不可能像哈里斯所说的那样,从人类肢体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来作为维持生命的一部分来源。萨林斯指出在他们周围以多种不同形式存在着充分的蛋白质来源:“当你只需要一个切肉的案板,为什么要造一座庙?”

在萨林斯的诸多论战中,最有名的要属他与人类学家奥贝塞克拉 (Gananath Obeyesekere) 关于库克船长命运的争论。萨林斯总能从这一历史事件中汲取灵感。美国独立战争两年后,库克抵达夏威夷主岛,被岛民视为神明,但后来他们杀死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萨林斯的答案是,库克的抵达恰逢一个仪式的中段,在这个仪式中,一位当地的神灵受到了岛上的恭迎,所以他被当做是那个特殊的神明,但是当他后来因桅杆折断而回到岛上,他不幸地进入了另一场游行,此时,重新成为神明的库克被杀掉,而岛上的国王恢复了他的地位。奥贝塞克拉认为萨林斯纯粹在做异国情调式的解释:岛民显然将库克视为他们与毛伊岛战争的可能盟友,岛民最后杀死他是因为他们认为库克更像是威胁而非可利用的优势。此外,直到他死后他们才认为他是神,正如所有的夏威夷皇室一般。正如当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这场论战有一些奇怪的地方:萨林斯,一个美国白人学者,采取的是族群特殊主义(ethno-particularist)的立场,而奥贝塞克拉完全站在普遍主义的阵营中。用格尔茨的话来说,萨林斯的阐释里常常有一些天衣无缝的巧合。库克船长出现的完美时机促成了宛如芭蕾舞剧的一出戏。但奥贝塞克拉投射在岛民上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看起来却更加可疑。

这场辩论对于学科来说并不是特别有成果,这场辩论大体上还是按照学界里的亲属关系展开。对于萨林斯来说,这是另一个追求他主要志业的机会:调和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结构”和“事件”之间的对立。重点不是要拔高哪一方,而是要表明两者的不可分割性:一个事件只有站在更广的结构中去看才是一个“事件”,而结构本身又可以被事件重塑或改变。萨林斯在事件与长时段(longue durée)之间穿针引线,帮助人类学家扫清了道路,去重新关注被前几代结构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们放弃的历史变迁问题。正如乔尔·艾萨克 (Joel Isaac) 【6】所表明的,战后人类学转向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人类制度的持久性,并将以国家为中心的叙述地方化。没有人比萨林斯更直率地与霍布斯的遗产和他弱化人类社会性(sociality)的观点作斗争,而萨林斯相信,只有推翻西方的假设——即必须需要由国家来保障人类的社会性——人类繁荣的全部可能才能重回视野。面对萨特的老问题,“我们今天有没有办法构建一个结构性的历史人类学?”【7】萨林斯毫不怀疑:“有,这一天已经到来”。

半个多世纪以来,萨林斯一直是芝加哥大学著名的人类学系的一员。他从不缺乏批评的目标,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政治的。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战争中将人类学纳入“人类地形”(Human Terrain)计划。2013 年,当得知该计划的规模,以及他们把拿破仑·查格农 (Napoleon Chagnon) 招进了计划之后——查格农,同为怀特的学生,曾在田野中违背了很多研究伦理,并在他的亚诺马莫(Yanomamö)研究对象间煽动暴力——萨林斯戏剧性从美国科学院辞职【8】。最近,萨林斯调查了占据了美国数十所大学校园的一部分的孔子学院网络。他专门为此在撰写了一本《仙人球》(Prickly Pear)小册子(他是这套值得珍藏的系列小书的联合出版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题的讨论得靠一名83 岁的老人【9】。

《刺梨》系列之后演变为《Prickly Paradigm Press》,仍然是英美世界重要的公共人类学阵地:https://www.prickly-paradigm.com/titles/。图为萨林斯在这个系列最后的一本著作,重印的《What the Foucault?》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帮萨林斯照顾狗,这是一只名叫 Trinket 的大比利牛斯犬,他得负责给它剃毛。“她太老了,去不了宠物护理店,所以你得尽力而为。”萨林斯告诉他。我的朋友说他没有剃毛经验。“尽力做到最好。”萨林斯说。而他回来后给出了不宽容的评价:“你的最好也不怎么样嘛”。我记忆中的萨林斯更多是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人物。几十年来,他一直对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开火,这里仍然受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影响甚巨【10】。但当我进入经济学系时,他已经锯掉老枪管,开始把整个西方文明纳入了射程。我的本行古典学系也没有幸免,某些古希腊人在他的故事里是十足的恶棍。让我不好意思的是,当我试图写一篇关于希腊历史学家的本科论文时,我甚至不知道《向修昔底德道歉》(Apologies to Thucydides )的作者是谁。但萨林斯与我的导师关系密切。他曾评论说修昔底德的《历史》是“一本适合思考战争的好书”。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他指的恐怕是伊拉克,而不是伯罗奔尼撒。


【1】门肯(Henry L. Mencken)(1880-1956)是20年代美国最具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

【2】形式(form)与实质(substance)这组概念的对立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已经普遍出现,而在讨论“经济”的意义时,形式论将经济视为个体在匮乏状况下遵从一系列理性原则进行选择的过程,试图将各种社会放到同样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概念框架中去解释;实质论则关注社会中具体的需要在多样且特定的物质状况中的实现,关注组织经济活动的其他原则,以及政治、道德、宗教、社会关系对经济生活的影响。

【3】一位致力于美洲研究的独立学者,也是边缘研究中心(Center for Peripheral Studies)的指导者。

【4】1945年由波芙娃、萨特、梅洛-庞蒂创办的文化思想杂志,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西方思想影响甚巨,2019年停刊。

【5】1812-1830年,自1810年卡美哈梅哈一世统一夏威夷,夏威夷逐渐进入近代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贸易即经由美国船运售往清国的檀香。

【6】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他关于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论著集中见专著:Working Knowledge Making the Human Sciences from Parsons to Kuhn(2012,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7】出自萨特的《辩证理性批评》(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

【8】对这一事件更详细的讨论及萨林斯的态度,见https://www.dissentmagazine.org/online_articles/a-thousand-kinds-of-life-culture-nature-and-anthropolgy。

【9】https://www.prickly-paradigm.com/titles/confucius-institutes/。

【10】乔治·斯蒂格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都是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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