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之外的日本:一份人类学书单

奥运会热潮退去,残奥会即将在东京拉开帷幕。这个夏天,日本呈现在世界眼中的是她运动的姿态。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二次举办奥运会。1964年的日本向世界展示了她从战争的废墟中涅槃重生的形象,快速发展的高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走向世界的本土品牌让日本人重新找回自信,奥运之后日本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宣告着这个国家新繁荣时代的来临。此次奥运会承载着同样的象征意义,当昭和时代的经济泡沫破灭,日本在近几十年里经历了增长停滞、灾难频发、人口缩减和老龄化,正如人类学家 Anne Alison 所言,“脆弱不堪”已经成为蔓延至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遍景观。因此,当2013年东京申奥成功时,前首相安倍晋三将其视为自己政治生涯的高光时刻,日本政府希望再次借助奥运会提振萎靡的经济,重塑国家从灾难中复兴的希望话语。然而疫情的延烧之下,被寄托了厚望的奥运似乎难以带来期待中的景气,也远未让日本彻底摆脱长期的阴霾。这不单单是指疫情延烧之下的门票损失,据统计,日本政府为举办奥运会的实际财政支出超过200亿美元,本国纳税人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而奥运红利的辐射范围却极其有限,同时,由于奥运会的基建需求,许多核灾地震区的重建工作却被迫停滞,在这一背景下,民间“反奥运”的声浪迭起。

要理解今天的奥运难以重现昔日荣光的原因,疫情并不是唯一的语境,而是需要转向日本社会多年来持续经历的结构性困境,它如何塑造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诉求与挣扎,以及人们为改变这一处境所做的努力。本期日本研究书单试图带领读者穿过奥运倏忽即逝的节庆氛围,从家庭、企业、性别、市场、灾难、青年运动,以及历史的脉络和内外视角的对照中看见一个当代日本——近几十年来的日本企业改革对白领工薪族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金融交易员如何在市场的兴衰中感受职业前景的黯淡,又如何在危机中保持希望?在一个高失业率的社会,性工作者如何承载了男性的职场压力、提供了另类的再生产劳动?性别化的家庭分工如何成为彼时经济腾飞的基石,又如何在经济萧条的时代让亲密关系趋于瓦解?全社会对儿童问题的焦虑背后蕴含着怎样的意识形态变迁?在后核灾时代的赔偿政治中,当地难民的福祉如何被遮蔽?母亲们如何针对食品核污染的信息黑箱采取关爱行动?青年们如何在政治冷感中探求社会运动的新策略?伴随着现代化历程而被识别的原住民族何以在国家主导的民族振兴计划中失声?日本的“文化表象”又如何在全球化的知识生产中形成、流转、变迁?

在他者经验中观照自身是人类学一向的宗旨要义。通过阅读人类学文本中的邻国经验,我们也希望能够对当下中国自身的关切提供参照与启发。

编写 / 馨妍、生金、无明、翔宁、玉龙、孟竹、毓坤
编录 / 孟竹

贤妻良母

战后日本的酒精、互累症与养育政治

艾米·博罗沃伊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05年

本书为普林斯顿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艾米·博罗沃伊(Amy Borovoy)根据其1995年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材料来源于作者在90年代围绕东京一家心理健康中心展开的田野工作,该中心旨在帮助女性应对丈夫酗酒的后果,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家庭问题”。

作者在书中生动地描写了在健康中心寻求帮助的这些女性成为好妻子和母亲的努力,以及女性理想化气质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如何构成了她们在小组治疗会议中讨论的复杂困境。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一样,这些女性也在努力支持她们的丈夫,同时又不让这些深受酒精之害男性进一步依赖酒精。用美国有关自助的术语来说,她们要支持的是她们的丈夫,而不是他们嗜好。然而作者指出,在日本做妻子的历史和政治使她们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具体来说,妻子和母亲被想象成具有无限忍耐力的、家庭成员几乎可以完全依赖的对象。作者在书中追溯了有关女性气质建构的转变,尤其关注“贤妻良母”不断变化的理想形象及其当代版本。她认为,尽管日本社会对于理想女性的要求一直在变化,但通过细心的照顾和极大的忍耐来管理家庭问题一直被明确视为妻子和母亲应该扮演的角色。基于此,一个理想的妻子和母亲的主要特征包括忍耐力、耐心、以及对依赖她们的家庭成员的持续支持。

作者发现,心理健康中心的咨询师用“互累症”(codependence)一词来描述他们病人的家庭问题。这个术语源于美国戒酒互助会,与这个术语相关的一套论述是:当家庭成员通过打掩护、清理身体、借钱等方式来帮助成瘾者时,他们其实是在助长他们的瘾;如果一个妻子对于依赖她的丈夫的帮助使后者几乎不需要自己解决问题,那她就是一个好过头的妻子。少数女性经过深思后接受了这一诊断,并决定减少家庭成员对她们的依赖。但对于大部分女性来说,要她们相信“忍耐”可能会害了她们试图帮助的人并非易事。作者在书中详细的介绍了女性如何辩驳、同时又部分接受“互累症”的相关论述。而这一论述在她们挣扎着帮助子女——而不是酗酒的丈夫——走出困境时,变得更具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接受了日本社会对于理想女性的要求,同时就她们的生活经验而言,婚姻与家庭生活虽然造成了痛苦,但同时也给她们带来自我实现,权力以及友谊的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观察的女性几乎全部都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在作者进行田野工作的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人大部分人都处于中年向老年过度的时期,她们对于婚姻、家庭和女性角色的认知和体验,可能和当时很多年轻一代的日本女性不一样,与今天年轻一代的日本女性差别更大。不过,由于过去几十年的日本并没有发生激进的社会或政治革命,因此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作者笔下的女性对于婚姻、家庭与女性角色的认知和体验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很有可能得到了某种延续。

套利日本

金融末世的资本主义梦想

宫崎广和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作者宫崎广和(Hirokazu Miyazaki,日文:宫崎広和)现任职于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系,在此之前曾从教于康奈尔大学长达16年,是当代金融人类学和希望研究(hope studies)领域最值得关注的人类学家之一。本书为作者的第二本民族志,延续第一本《希望的方法》(The Method of Hope)关于“希望”的探讨,本书研究的是日本东京一间证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品交易员们如何在日本金融危机中保持希望。田野调查时间从1998延续至2011年。

标题中的“套利”指的是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之间进行买卖,利用两个市场中商品或者金融产品的价格差牟利。从理论上来说,套利会逐步消除不同市场中的价格差,让市场变得更加高效,因而是零风险的。悖论的是,套利一方面利用价格差牟利,另一方面也在逐步消除价格差的过程中减少套利的机会。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套利并非是“零风险”的。套利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资本主义的模式:与以往线性的、理性的古典经济理论有所不同的是,套利实际上是在相关性和不确定性中运行的。它最终在日本以失败而告终,原因有很多:日本交易员比美国交易员获取市场信息更慢也更有限,因而会失去很多机会;日本交易员总是抓住一种“差异”反复套利,对新差异带来的新机会反应不够灵敏;交易员的工资按照资历来而不是按照绩效来,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总的来说,日本交易员主要是跟着美国交易员走,但是因为各种结构性限制,使得他们并没有能够像华尔街的交易员一样成为“人生赢家”,而是发现自己的工作前景逐渐暗淡。

作者强调这些日本股票交易员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行动者和反思者。套利作为一种金融模式和思维模式,不仅指导了他们的工作,也逐渐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做人生中的重要决定和理解金融市场的兴衰。在这个层面上,本书也是金融和经济展演性(performance of finance and economy)方面的重要作品。

Miyazaki是一位以理论创新见长的人类学家。尽管本书对套利悖论性的展现有时会显得晦涩难懂,需要有一定的金融人类学基础,但总体而言是一部常读常新、持续给人启发的作品。

延伸阅读:

Miyazaki, Hirokazu. “A Fukushima Lesson: Victim Compensation Schemes Need Updating.”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blog), March 10, 2021. 

Miyazaki, Hirokazu, and Annelise Riles. “A Call for Transnational Citizen-Expert Engagement in Nuclear Compensat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blog), March 11, 2021. 

宫崎广和现在的研究重心转向核灾难和与之相关的公民运动。他不止一次提到,他对核灾难的关注始于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福岛核事故,当时他和家人一起回东京探亲,核灾以及之后的地震和海啸让大家都陷入恐慌当中。与很多人一样,当时他甚至以为自己会死。后来他的研究重心慢慢转移到了核灾议题,同时也积极参与到本地的“反核”“废核”倡导和政策建议中。

核能的复杂性之一是知识几乎垄断在专家手里,核能知识也被塑造成与国防息息相关,这在客观上使得谈论核灾难的门槛很高,普通人很难参与。同时,核能领域内持反核废核立场的专家也常常被边缘化。在这两篇文章中,作者从核灾受害者赔偿的角度探索了未来的努力方向。其一是要促进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公民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度,逐步消除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权力不平等。其二是受害者赔偿的框架应该更新,新的赔偿框架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制定应该秉承前瞻性、参与性和国际化(anticipatory, participatory and transnational)的原则。核灾难的后果常常是超越国界线的,随着核能的扩展,原有的赔偿方案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求,需要与时俱进,以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

当代日本的青年运动、创伤与另类空间

卡尔·卡塞格

博睿学术出版社,2014年

“3·11”大地震后的系列游行和东京奥运会前后热闹的反五环运动将日本的社会运动重新抬上世界舞台,让人想起60-70年代轰轰烈烈的反安保运动、激进学运和赤军的同时,也让人感慨70年代之后社会运动在日本的隐遁。70-80年代以降,人们在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变得政治冷感,按照公共社会学家小熊英二的说法,“享受去政治化的生活”【1】。这一说法事实上并未解答日本社运的隐遁之谜,社会变得冷感,往往也是社会边缘人坠入深渊的时刻,这些人是谁,面对这样的社会他们做了些什么?他们如何延续和改变了日本社会运动的图景?

文化社会学家卡尔·卡塞格(Carl Cassegård)的《当代日本的青年运动、创伤与另类空间》是对以上问题的回答。这本书的民族志部分基于作者2004年至2012年关于日本“飞特族”(freeter)社会运动的田野。飞特族一词出现在1980年代末,指代“自由职业、非全职工、零工”,最初的语用含义偏向于积极向的自由职业,而进入9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下行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深化,社会保障被抛向个人责任,飞特族的含义也就逐渐向不稳定劳动者靠拢。

这一背景下,飞特族并未点燃60-70年代熊熊大火般的抗争潮,但也绝未坐喝等死。卡尔·卡塞格认为飞特族的社会能动性无法被60年代形成的新左话语所捕捉,但他们的行动和策略已经形塑了当代日本抗争运动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 of protest)。这些行动包括互助小组、飞特工会、无家可归者的纸板屋村、回收商店、各类另类空间、诸多另类生活方式和另类经济的实践、以及创造力、艺术、声音导向的抗争策略。这本群像式的著作不仅描写了一套与激进左翼大不相同的运动语言,也探求了“非激进”的运动伦理是如何可能的。集体的创伤经验是重要的着力点,卡塞格以“疗愈式行动主义”(therapeutic activism)的框架来捕捉行动者们直面创伤经验的实际行动、预演(prefigurative)政治和自我赋权(empowerment)。

衰老与丧亲

当代日本的哀悼与迟暮

杰森·丹利

罗切斯特大学出版社,2015年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总生育率持续下降,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则在工业化国家中位居榜首,65岁以上人口长期占据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一,人口老龄化是日本社会持续面对的难题。曾有学者认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日本应当是老年人的天堂,然而任教于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的人类学家杰森·丹利(Jason Danely)却揭示了现实的复杂性。尽管日本政府竭力为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并于2000年推出了保障相关工作的长期照护保险计划,但亲人提供的家庭照护的重要性依然在被强调。子女的窘境在于,尽管他们认为自己应当无私履行孝道,但照护工作在缺乏支持网络的情况下却尤其耗费精力,而养老院的选择则象征着不孝与忽视。这不仅造就了年轻一代的矛盾、内疚,同时也让作为被照护者的老年人处在可能被抛弃的的焦虑中,害怕成为子女的负担。社会层面常见的悖谬是敬重老人和逝者的伦理与家庭瞒报养老金领取者死亡的丑闻并存。

在丹利的民族志中,老年人并不是消极被动的“社会与家庭问题”,而是情感体验的主体。丧亲体验对于正在变老的一代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他对家庭悼念仪式的论述中,可以发现正在变老的一代如何发挥能动性将丧亲转化为新的生命联系,并为自我的生命赋予意义。尽管这种哀悼的行动是在私人空间里进行的,但它并未孤立于社会话语和氛围。丹利认为,悼念的仪式和图像与主体自身对衰老的恐惧与希望产生了共鸣。

作者提出了一种在受惠于逝去的祖先、服务在世的亲人、变老的自我和年轻一代的子女之间循环流转的“关怀的经济”(economy of care),在日本家庭的日常悼念仪式中,丹利观察到逝去的亲人如何被请求、被缅怀、被重新想象,这样的仪式不同于功能主义的“祖先崇拜”,而是在“关怀的经济”之中提供了一套体验“失去”与孤独的美学工具,一种生活和给予的方式,一个想象来世的空间。对逝者的照管与生者家庭的生产、繁育、继替始终纠缠在一起。在对逝者的纪念和哀悼之中,“自我”在时间中得到延伸,并被他者所渗透,这不仅关乎家庭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内含于其中的自我塑造潜能。对“丧亲”的情感体验反过来定义了正在老去的自我,这种哀悼的美学提供了与西方“积极老龄化”截然不同的论述,在亲属关系的网络中体验“变老的自我”无疑为人类学对“老龄主体性”的理解增添了复杂性。

辐射脑妈与公民科学家

福岛事件后食品污染的性别政治学

木村雅弥

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

“东京以及各地待续进行着的反对核电站恢复运作的群众示威活动,终于有效拖住了日本各地核电站的运营,使其处于停滞状态。废除核电站的呼声一直存在,与希望推动核电的产业界形成对峙。这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屈指可数的民众意志牵制资本力量的范例。”

“至于福岛核电站废墟的后续效应,目前已经找不到可靠的信息来源,间或可以从媒体的轻描淡写中得知,污水还是会时不时地溢出,排放到海里。科学家们说,低浓度排污不妨碍人们的生活,很难说他们在撒谎:人们只有在体内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辐射物之后,生命才会受到威胁——按照科学的逻辑,只要污染程度没有跨过临界线,就可以说人是安全的。”

——孙歌,2020,《从那霸到上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

今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水排放入海,以最惊人的方式提醒着全世界十年前的福岛核灾远未结束。事实上,日本民众的抗争从未停止,孙歌老师的第一段文字点出了示威活动的力度,第二段则指出对生活在已经逐渐常态化的临界状态中的民众,最重要的抗争战场已经从产业——政策——追责转移到了科学检测和媒体信息。长期关注食物环境政治与民众参与科学的夏威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木村亚弥(Aya Kimura)于2016年出版的《辐射脑妈与公民科学家:福岛灾后食物污染的性别政治》即是关注这一战场的战地报道。

核灾之后食品是否受到污染?核灾之后政府、媒体、官方科学集体失信,已不再能通过官方通报和科学节目来安抚所有日本公民,尤其是日常准备食物,为家庭再生产领域提供关爱的母亲们。通过自学核知识,女性占有重要比例的民间科学家们广泛开展核检测,对超市和学校午餐的食物进行监督,并分享信息,形成社群网络,但也困难重重。本书并未浪漫化这一民间科学的努力,而是着重描写了在深度新自由主义化的日本社会,这一公民社会回潮遭遇的阻力:核监测这样重要的公共责任倒逼给一般市民,民间检测被官方谣言化,科学主义抗争的去政治化倾向,后女权时代(post-feminism)下妇女基于关爱进行的社会介入反倒被污名化。事实上,“辐射脑妈”(radiation brain mom)一词就反映了日本社会对这批母亲的一类态度:非理性、瞎操心,一根筋认为一切都被辐射。

关于灾害和追责,切尔诺贝利式的英雄主义主导了新冠疫情前半场的讨论,但疫情从未过去,种种次生灾害也呼唤着基于关爱和自发性的人们采取行动。这份公民科学行动主义的纪录在当下别有一番意义。

怪小孩

日本经济衰退期的教育和爱国主义心理学

安德里亚·格乌尔茨·阿莱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60-1970年代,日本从废墟中崛起故事曾被视为某种全球问题的答案,在这个带来了繁荣上升的战后体制中,工薪家庭的生活和应试为基础的学校选拔体制成为其根基,那些“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获得了进入顶尖高校的机会,并在政府和工业界觅得职位。然而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经证券交易所下跌了60%,随后是大约15年的经济衰退,经济泡沫破裂,家庭与教育制度瓦解,福利制度不再能够对普通人的生活提供稳定的承诺,这一衰退期的到来对完成教育、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阿莱(Andea Gevurtz Arai)从“儿童问题”这一视角入手,来把握这种断裂和崩溃背景下弥漫在全社会的不安和脆弱感。

本书的写作基于阿莱从1999到2001年的田野调查,以及对东京、神户、高知延续至2014年的回访。作者将成长于衰退期的一代称为“怪小孩”,这个形象不但是衰退时代的日本种种错位和断裂的症候,也凝聚着新自由主义改革、全球公民身份、道德恐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衰退期的一代人从稳定可期的文凭社会过渡到个体化、碎片化的时代,需要心理层面的转变。日本精神医学家土居健郎曾对日本社会作出“依赖”的诊断,而衰退期的临床心理学家们也更加强调“内在边界”与“独立”。“独立”不仅呼应了战后体制失败之下,个体逐渐成为风险与责任所在的新自由主义理想,也成为2006年日本教育改革的基石。作者观察到,在这一背景下,公众对学校系统的信任逐步降低,对私人辅导则越加信赖。

作者在书中关注了与儿童成长、抚养、教育相关的一系列事件,从宏观层面的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舆论层面的社会事件,直至课堂、家庭和社区里的微观互动。同时也征引了大量媒体素材,包括公众舆论和教育部门对1994年“神户初中生杀母事件”的反应,以及该事件如何潜移默化的改变了家庭、儿童、学校及其与国家间情感联系的话语。此外,作者也援引了包括《家庭游戏》《光明的未来》《东京奏鸣曲》在内的影视作品,来描绘伴随社会崩溃的家庭功能失调,以及过往家庭理想的覆灭。通过儿童问题这一棱镜,阿莱的民族志提供了一条思考社会力量如何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经历全面重新配置的道路。

日本如何被书写

海外文化人类学/民俗学中的日本研究

桑山敬己

昭和堂,2016年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本土观”受到了诸多西方作品中“日本形象”的影响。自193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人类学中的日本研究开始趋于专业化,并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农村研究——城市研究——流行文化研究”的三段式发展。与此同时,日本国内虽然在二战之后也展开了围绕“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热烈争论,但基本呈现了一定的本土性和封闭性,西方学界的成果则鲜为人知。

编者桑山敬己(Kuwayama Takami)是专长于日本农村研究的人类学教授,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学院大学。他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取得博士学位之后留美任教,对于美日两国的日本研究都有深入了解。本书的问题意识源自编者在前作中所提出的“学术世界体系” 框架。编者认为在以西方诸国为中心的人类学世界体系中,位于边缘的日本往往是“被书写”的一方,而围绕西方学界中“日本观”进行批判性探讨,不仅可以向日本学界引介西方日本研究的主要成果,也可以尝试从“本地人”的立场与西方进行对话。与此同时,编者也认识到,日本虽然在国际学术界位于边缘地位,但在东亚地区仍具备一定影响。因此本书同时关注了英语圈与东亚地区的日本研究,以考察全球化知识生产中围绕日本的“文化表象”如何形成与变化。

在大众刻板印象中,日本往往被视作由大和民族主导的单一民族国家,而少数族群阿依努人和冲绳人则相对被忽视了。本书不仅重点聚焦于《须惠村》(A Japanese Village: The Suye Mura)、《菊与刀》、《乡村日本》(Village Japan)等关于大和民族的古典研究,也将阿依努、冲绳、女性等弱势群体和捕鲸文化、美军基地等现代问题的相关研究纳入了视野。作者们基于本土视角,对于日本国内外读者关注的诸多经典议题进行了解读与回应。

若即若离

当代日本的离婚与独立

艾莉森·阿莱克西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作者艾莉森·阿莱克西(Allison Alexy)是一位现任职于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本书的写作基于阿莱克西的博士论文研究。这本书关注一段特殊时期内日本的“离婚潮”——政治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传统文化这三者看似不相关联,实则盘根错节地影响着人们的私人空间。阿莱克西通过一系列田野实例讲述人们如何在看似矛盾的理念中理解亲密关系,应对离婚。上世纪末日本经济泡沫破裂,曾经的辉煌不再,但经济“神话”时期的工薪族(Salaryman)思维模式依旧残存。过去几十年中,人们普遍认为男人是家中的顶梁柱,靠着工薪族这样的铁饭碗给家庭提供经济来源,女人则负责家庭事务,偶尔出去打打工补贴家用。这种分工模式一方面给经济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男性以拥有工薪族职位、长时间高强度工作为荣;另一方面也契合了传统文化中“依赖”的需求,丈夫依靠妻子照顾饮食起居,妻子依靠丈夫获得经济支持。夫妻双方在生活社交等方面完全分离。看似宏观的经济体制实则牢牢根植于微观的亲密关系中。特定形式的亲密关系是彼时经济腾飞的基石。阿莱克西称之为亲密关系中的政治经济(Intimate Political Economy)。

一度稳固的结构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渗透,慢慢变得支离破碎。经济大萧条意味着失业率增加,铁饭碗越来越少,男人不再是经济上的顶梁柱。新自由主义强调独立自主,年轻一代渴望“心灵伴侣式婚姻”,即夫妻关系建立在感情基础上,而不是传宗接代或者经济依赖。男性如果只挣钱,无法与妻子交流,不分担家务,旧时也许是模范丈夫,但新时代中可能刚好相反。女性则发现自己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工作上要当女强人,回家后还要当丈夫的“老妈子”,负荷之重,难以忍受。在经济衰退、新自由主义思潮和传统角力的背景下,夫妻还互相称对方“爸爸”“妈妈”么?爱对方是要说出来还是假设对方能够“心有灵犀”?离婚是闪电战还是拉锯战?离婚的污名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离婚后人们如何自处,如何开始新生活?阿莱克西根据自己的田野经历,在书中多维度地阐述了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离婚潮的方方面面。离婚也成为一个观察、追溯经济体制、亲密关系变迁的有效窗口。本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引进翻译,即将出版,敬请关注。

治愈的劳动

日本性别化经济中的性工作

加布里埃尔·科赫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20年

作者加布里埃尔·科赫(Gabriele Koch)是一位人类学教授,现任职于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基于在东京长达十多年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此书展现了女性性工作者如何理解和经历有关性工作对于经济社会价值的诸多矛盾和争议。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社会失业率增加,一直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主力军的工薪族男性面对恶化的职场环境和高强度的工作,疲惫不堪急需治愈,然而这一需求却是由被公共道德话语边缘化的性工作者提供的服务所满足的。虽然女性性工作者认为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治愈(iyashi)——作者将这种帮助白领工薪族男性恢复幸福感和生产力的商业化亲密行为称为“治愈的劳动”(healing labor)——但性工作在公共话语中不仅不被认可,反而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性工作者在职业生涯的各阶段要投入大量的体力和精力培养特定的女性气质,也体现了所谓的“情感劳动”背后的身体劳动。成功的性服务通过商业化的亲密表演和照顾劳动,让消费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关注和同理心,获得家庭内部熟悉的母亲般的照顾以及家庭内部无法满足的性幻想。但同时,成功的性服务需要模糊其中的人为努力,以达到性工作者个人感情的“真实”和女性气质“毫不费力”由内而外的流露。虽然处于事业上升期的性工作者强调她们的工作伦理,但性工作者作为业余的非职业人士地位,则将她们的劳动在整体经济中边缘化。

性工作者所提供的“治愈的劳动”何以被看成“工作”(work),我们该如何看待不同形式的工作之间的异同,又该如何认识性工作的生产力——到底为谁、生产了什么?日本女性性工作者被边缘化和污名化的劳动启发我们反思经济的性别化模式(the gendering of the economy)。经济实则是由一系列的社会关系所构成,并不是一种无性别的抽象概念;如果不提及有关性别的一系列话语和实践,经济便无从谈起。作者借鉴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近几十年来的理论发展,将女性所提供的情感和照顾劳动——作为再生产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囊括进广义的“劳动”(labor)范畴。此书挑战将男性劳动者对于经济和生产力的贡献置于女性劳动者之上的普遍认识,通过“性别化的经济”(gendered economy)这一理论框架来颠覆劳动价值的性别等级,强调了包括性工作者在内的女性劳动力对于当代日本经济社会的贡献。

重作日本

新自由主义变革下男性的工作与娱乐

娜娜·奥库拉·加尼尔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20年

作者娜娜·奥库拉·加尼尔(Nana Okura Gagne)是一位人类学教授,现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系。基于在日本东京长达十多年的都市田野调查,作者探讨了白领工薪族男性的日常工作、休闲娱乐、家庭生活等多个面向。此书在理论框架上对话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与“占主导地位的群体”(dominant group)等既有概念。虽然针对日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习惯将白领工薪族男性看作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表,但作者认为学界和大众对于这一群体和其中个体的了解程度实则有限,特别是在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近几十年日本企业中所实行的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于白领工薪族男性的工作与生活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与众多关注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当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同,作者通过在职场内外关注白领工薪族男性如何回应强调短期可量化个人绩效的公司改制,用详实的民族志材料论证了白领工薪族男性并没有完全接受或内化强调个体责任和灵活度的“新自由主义主体性”(neoliberal subjectivity),而是将他们自己更加紧密地与传统“日式资本主义”(Japanese capitalism)体制所维护的终身雇佣、论资排辈、工会参与等特点继续捆绑。

作者在东京进行的田野调查通过追踪白领工薪族男性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而跨越多个都市场域:除了职场环境,作者还在夜总会、拉丁舞俱乐部、马拉松俱乐部等休闲娱乐场所对白领工薪族男性这一群体进行参与观察。此书第一部分通过长时段的历史人类学分析考察日本社会明治维新之后,在不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中逐渐形成和成长起来的工薪族男性(salarymen)群体,最后一个部分则由工薪族男性个体生命史切入。同时具备历史的纵深和个人生命的质感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沉默”的自传体民族志

沉默的阿依努的苦痛与救济

石原真衣

北海道大学出版社,2021年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将北方的虾夷地改称为北海道,并对其加以开拓。1899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将北海道的阿依努人认定为大和民族的支系,并称之为“土人”。二战结束之后,阿依努人开始主张自己是不同于大和民族的异民族,这一观点在国际原住民运动影响下引起日本社会关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阿依努人开始被视作“原住民族”,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阿依努文化振兴法》、《阿依努民族支援法》,以支持振兴阿依努文化。关于阿依努民族的既往研究主要关注了阿依努民族与大和民族的关系,以及阿依努人的内部多样性等议题。这些研究往往由外部者(大和民族)所主导,其对象局限于有明确民族认同的阿依努人。然而,由于日本社会自明治时期以来对阿依努人持有不同程度的歧视,很多有阿依努血统的人的因认同模糊而失声,并未进入这些研究的视野。在本书中,作者将这些人称作“沉默的阿依努”(Silent Ainu)。

本书作者石原真衣(Ishihara Mai)是一位拥有阿依努血统的人类学者,现任教于北海道大学阿依努先住民研究中心。本书由作者2018年提交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其问题意识源自作者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为何自己虽生长于北海道札幌,但直至少年时期一直对“阿依努人”一无所知?为何自己在青年时期不愿向别人提起自己的阿依努血统?为何自己对于阿依努血统的“沉默”在成年之后引发了种种误解?为何拥有阿依努血统的自己却失去了认同和发声的可能,成为了透明人?在本书中,作者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自传体民族志方法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索。生长于阿依努聚居地,离开家乡时却受到歧视的曾外祖母;因痛恨和人与阿依努人之间的不平等而终身排斥阿依努文化,坚持与和人结婚的外祖母;虽对阿依努文化完全陌生,却因机缘巧合参与了阿依努相关书籍出版,从而产生认同矛盾的母亲;为解决自身困惑而在28岁“高龄”进入北海道大学学习人类学的自己……一家四代的人生经历,折射出日本社会中围绕“沉默的阿依努”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背景。

注:

【1】参见https://mp.weixin.qq.com/s/GmyaGj5N-HEVqKxdgA_TLA

Reference:

Alexy, A. (2020). Intimate Disconnections : Divorce and the Romance of Independence in Contemporary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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