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今天: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 | 东北研究 2

东北在哪?是九省、三省、还是四省?是长子还是故地?是老工业基地还是“文艺复兴”的策源地?而今年通化疫情激起的诸多讨论与一系列人口政策下,东北又变成了一位“迅速老去的长子”。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重新审视东北所代表的具体文化意义及其所彰显的社会实践的机会。我们谈论东北的昨天、今天、明天,用一个更灵活的方式跟进东北的多重涌动。再次感谢参与的朋友和整理的伙伴。

本篇推送基于杜李君的分享,爬梳了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的论点和背后的历史背景。东北人评价东北,同时也在评价中国的整体和其他部分。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在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间开花,引出了入关学、东北禀赋论、长子逆练法等在当下颇具影响的民间政治哲学。

Corona这是一个起源于疫情期间的读书会。底色是社会科学,但疫情的复杂性很快溢出了既定的学科边界,读书会也逐渐转化为议题导向的半公共讨论平台。疫情和疫情次生社会现象之外,Corona关注的议题包括性别与LGBT、美国黑命攸关运动、基建、诗歌、他者、全球灾难政治等,也力图对紧急议题做出反应,如就洪水策划的鄱阳湖批判历史地理学和大坝与水利政治的讨论。有意加入或主题投稿的朋友请在后台留言。书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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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笔记可以在石墨书单中找到,整理后的文章可于公号。

主讲 / 何妍、杜李、歪龙
主持 / 歪龙
参与 / 关心东北的同学们
书记与统稿 / 李政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生)、泡泡、景弎
校对 / 景弎、江小鱼、二号机、阿罡、一碗饭、老方、悦怿、孤星、椒盐、松鼠、颜和

非线性的东北衰落:河殇与红肠

杜李:

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也就是东北人是怎样面对和回应在大众舆论中被识别为内部他者的压力的。

刚才何老师讲到东北的企业改制,讲到东北地区的经济变化,这是东北过去三十年的主要经历。而我想讨论的是东北作为这种“过去”之后果的东北的“今天”。不过,在讲主要部分前,我觉得有个关于东北“过去”的基本事实要补充说明:东北的衰落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现在的常见叙事就是说,东北因为体制落后、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东北地区的问题积重难返,难以实现彻底的改革,因此东北的衰落就是由东北的固有体制所直接造成的。更诛心之论一点的一种说法不仅把东北这一切归咎为制度,还归咎为东北因为之前的制度长期以来所造就的某种国民性。

“国民性”这一话语,在八十年代很著名,很时兴,用来描述整个中国人,像《河殇》这样的纪录片当时盛行于世。现在中国整体的意识形态氛围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谁再拿河殇式的话术去描述整个中国的国民性,可以说人人喊打。在一个国家主义为主流生态的时代,谁要这么做立刻被说成狗汉奸。唯独面对东北的时候,国民性的话题似乎依然是一个有效的话题,很多人就喜欢拿“东北地区的人具有某种缺少现代经济理性的品质”、“东北人都天生依赖体制,懒惰、不思进取,从而造成了东北如此的局面”说事,在网上随便一搜,可以说俯拾皆是。 

比如说2018年的时候,有一篇迅速达到10万+阅读量的一个文章叫《东北直男观察报告》,在这里头他们就对东北人的品性做了一些上述的书写。这个公众号后来又做了一期,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区域内官僚主义较为严重,仓廪实而知礼节,但他们只有物资匮乏的饥饿剂,所以尽可能多的掠夺是他们的生存法则,道德对于他们是一个过时的玩笑。” 是的,它说的还是东北人。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话术被拿来描述东北时依然是无比的顺滑,这样的描述之所以能建立起来,一个理论基础是“东北的衰落是线性的”这么一种描述。也就是说,一旦新的体制进来,而它被认为是符合所谓历史潮流的、所谓人性的,比如说,全球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化就是这么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叙事背景之下,那么东北作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显然是你自己的问题。

但是,东北的衰落并不是线性的,这不是事实。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东北的经济形势维持着不错的势头的,是一个计划经济的落日余晖,到了九十年代才随着大下岗和国企改制,步入了第一个下行曲线。到了2003、2004年一直到2012年,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曲线。这个曲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说白了就是靠拆厂搞房地产的这么一个过程来拉动的。到了2012年之后,2008到2012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深度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加上中国境内的一些小气候,又一次进入一个衰落的循环。 

东北的经济,而恰恰是深度地卷入了市场化改革,进入了中国资本主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螺旋上升的历史进程中之后,才在资源的重新配置中被打落下来的。很多人印象中东北地区的改革是非常失败、非常落后的,实质上完全不是这样。东北在八十年代反而具有一个所谓“改革先锋”的形象。

我们所知道的比如说搞股份制改革(金杯汽车),搞企业破产试点(沈阳防爆器械厂),都是在东北发明的。承包国企则是在石家庄(石家庄造纸厂),但在东北的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前期也推广很快。然而,东北并没有因为提前进行改革而获得某种改革红利,恰恰相反,是越改越凉。东北经济的发展滞后,正是在这么一系列改制和改革中体现出来的。 

为大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近有一个新闻说哈尔滨秋林集团黄了。很多人很害怕,说,秋林集团黄了我们是不是喝不着格瓦斯、吃不着红肠了?实际上,秋林集团是继承了秋林原来的商业、地产还有投资业务的一个集团。它在2002年的时候,从哈尔滨市国资委改制卖给了一个温州商人,后来又被温州商人转卖给了一个天津商人,然后他们把秋林集团的资金拿去炒黄金期货,结果最后都不知道怎么就赔了——也不知道真赔了还是挪用资金造成的——负责人也失联了,然后秋林集团就黄了。 

但是其实格瓦斯和红肠没事。为什么没事呢?因为秋林集团在2010年的时候,把秋林的食品厂作为一个不良资产给剥离了,他们认为作为实体经济的这部分是一个不良资产。“不良资产”被剥离之后,原有的这些工人和本地的一些企业就合资,搞了一个(企业)叫秋林里道斯。里道斯是俄语“立陶宛”之意,是由于最开始秋林卖的一些食品不是俄罗斯的是立陶宛的,哈尔滨本来就是原来沙俄帝国的各个民族的文化遗存都有。

秋林·里道斯红肠。图源:网络

秋林里道斯作为负面资产被剥离出来之后,反而经营还可以,至少活到了今天。 我们日常所知道的这些食品,也是由秋林里道斯来经营。所以说,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的食品厂没黄,作为所谓良性资产的商厦黄了,资金链断了。这样一个例子就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到底是不改革造成了问题、还是改革造成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回到一开始说的影响,面对着基于一个错误历史叙事之上的、已经在其他地区完全过时但却故意地依然被用在东北,且看起来非常顺滑的国民性话语,那东北人当然就会发现,既然大家都认为出了问题就是东北人不行或者东北制度不行,如果东北出任何问题都要从东北人的身份上去理解,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反其道而用之——把东北人身份作为一种优势的或者自豪的来源? 

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出现了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兴起”。

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史前史

首先我讲一下当代网络平台东北思想的史前史。所谓的史前史是什么意思?当然,东北一直有人,所以一直就有“东北的人的思想”。但是它们并非有机地从东北人这样一种身份出发,把东北地区的某种特性作为理解社会问题的基础。 

在这个语境下,这种有机的“东北思想”的史前史对象,就是同样很在意东北人身份、但是未必有那样的明确的东北意识的一些较早的网络言论。它依然在统一的现代化尺度上,去把东北跟别的地方比,而不是说东北的经验在某些意义上是跟这些地方不可比的。 

首先我想提到的是这么一类言论:在2000年后很兴盛的一些贴吧上,主要见于中华城市吧或是东北吧之类的地方,城市之间比来比去——比谁的GDP高、比谁的建成区面积大、比谁的现代化尺度高、谁的摩天楼多,等等。

为什么我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有机的思考地方性问题的语境,因为它所有的比较都是依托着当局所规定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现代化——来进行的。大家所比拼的是,在现代化的尺度上谁做得更好。看起来是吵得很厉害,但实际上是完全在规定的方向上去做的、像小孩斗嘴一样的比较。只是这个参与者恰巧生在南京或者是沈阳或者是广州或者是武汉,于是他就会拿本地的这些东西来比较。

但是,在这样的比较中,大家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平等的——你骂我,我也骂你,并不存在着一种压倒性的、宣布他们的认识或者观点可以作为一种公理、让所有人接受的状态,这与后来用来划定他者的一些话语完全不同。 

离开“贴吧时代”,到了“人人网时代”,作为“网络东北思想的史前史”对象,出了一个今天我不打算多讲、但可能许多所谓关心“键盘政治”的人都听说过的叫“李硕”的人。他在10年前后的人人网上,提出东北人比关内人更高贵,在现代性尺度上更现代、更先进。比如,东北人在饮食上吃肉更多,在体格上更强壮;东北人在文化上具有更开放、更接近西方等等。

其实,他应用的尺度本质上跟他所鄙夷的他所谓“中国性”是同构的,无论是李硕建构的“满洲性”还是当时许多人设想的“中国优势”依赖的都是快速现代化的成功,并以之为“优越国民性”存在的依据。李硕提到的这些东西和所谓“中国性”的区别在于,它绕过了“中国”这个中间环节。之前的环境是中国向美国看齐,学习现代化思想;中国内部不同的地区比较谁最现代化。现在李硕说我直接不要中国的中间过程了,直接和美国比现代化,然后证明东北人是最接近他所理解的美国人的族群;东北人就可以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一夜之间超越之前所有的“中国人”。 

所以,这种说法看起来是强调东北的主体性,直至提出了分离主义的目标,本质上依然是具有非常强烈的、明显的依附性,只不过依附摆脱了中间环节,直接依附当时他所理解的作为现代典范的美国而已;也正因为如此,他在最近才会有180度的转弯;这是因为他心目中的“现代化典范”从美国变回了中国。这样的语境下,我不认为他的一些表述在严格意义上和东北的乡土之间有着有机联系。当然,他的很多观点也有变化,但他的话术其实影响了后来的地方主义者。

入关学示意图。图源:网络

曹丰泽有这么一段话:“安土重迁的保守主义者宁可死在家乡,根本不会踏上闯关东的路。精于私斗的内卷爱好者因为没有朋友的帮助,早已死在了北上的苦寒道路上。苦大仇深的榆木脑袋根本熬不过长达18小时的漫漫冬夜,在地窝子里郁郁而终。东北人去到哪里,哪里就是东北。世上原本没有东北人,是全中国的乐观主义者聚集在通古斯这片肥沃而严酷的新大陆上,然后他们被称呼为东北人。我所站立之处就是东北。”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来,他把东北精神诠释成了某种殖民者精神。东北被等同于美国的狂野西部,移民东北大约被理解成了西进,成为了某种资本主义精神的表征,东北也就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加油站。他这里反复暗示的是:东北人有资格做海外开拓的先锋队。既然东北人在国内不内卷,那跑到非洲就更不内卷了。所以,这是像中国的某一部分国家主义者、主张海外开拓的势力,反复声明东北人的忠诚和value,天然地具有做开路先锋的资格。 

这样的语境和描述,乍一听好像非常拔高东北性,的确,它也被另外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尤其更强调汉本位的民族主义者识别成是所谓的“满遗”。 

但是,这样的话术本质上是对现有的东北逐步边缘化的秩序的撒娇,一种竭尽忠诚的表白:看我一眼、我还有用、不要抛弃我。一方面天天说自己无苦无忧,实际表明的是最为严重的焦虑感,自己就把自己的无苦无忧驳倒了。不过,曹的立场和表述确实是与东北的现状存在有机联系,是对真实困境的回应而不像李硕等人,并没有处理真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列入东北思想的正史。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之前提到了李硕和曹丰泽的名字,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了公众人物,而且看起来这种状况也符合他们的个人意愿,接下来提到的一些网络言论,我未必会指出其发表者的名字或id,以保护未必愿意主动成为网络社会活动家的一些人。

从东北立场出发的本土主义者

说完从东北立场出发的国家主义者,我们再说另外一种人:从东北立场出发的本土主义者。

东北的本土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东北的国家主义的双生子。他们认识到的问题是相同的:东北在现存文化秩序中是一个被凝视的、被污名化的他者,在经济秩序中是一个被边缘的、相对而言被剥夺的地区;原有的社会组织被打碎了,现在是一盘散沙,缺少反抗的能力。

区别在于:国家主义者会把这种秩序理解是市场自发性的结果,所以东北要依赖国家来解决问题;地方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这是某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不公平的结果,所以东北要靠着某种脱钩或解套,靠着东北内在的禀赋把这个地区发展下去。 

但是两者其实也共享非常多类似的判断与话术。比如,对于所谓“东北不内卷”的描述。当然“不内卷”的描述对于曹丰泽来说能够证明东北人具有某种开拓者特性,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无苦无忧的乐观的性格”。对于地方主义者来说,这证明东北的资源禀赋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东北人有能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把自己的日子过得非常好。

比如,一个地方主义者说,理解东北,就要去牛二条、农民王小二和彼得洛夫董德升。看明白这些人,就明白东北和关内的差别。他列举的三个人都是在视频网站上做短视频和直播的东北农民,共同点是家里地多,平时吃的也比较好,基本天天都有肉吃;另外也有一定的性格魅力,会唠嗑。他就是想证明东北具有自然的、非常高的禀赋;所以如果没有人来搅和,东北人就能过得很好,并且发展出强健乐观的人格。同样,由此出发,他们往往也比较愿意强调东北文化的多元性,并认定这种多元性同样是内在于东北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禀赋之中的。

另外一种话术是比较少见的分支:意识到东北在中国内部的地位不高之后,就去建构东北的中国性,认为东北的“汉性”和“中国性”高于内地的很多地区。持有这种观点的一小伙人也长期活动着。他们反复强调:东北地区其实不是一些所谓“皇汉”描述的、具有非常强烈的多民族混杂的艺术文化,而是从燕国开始一直传承的“燕辽文化”,是历史上“最中国”的地区之一。

这两种话术经常发生交锋,但共同点是,强调东北的地方性是一种正向资源而不是负面包袱,并且是“自然而然”地内在于东北人秉性或心性中的。

给大家转述一位有某种地方情绪的人在某平台上发表的心理历程:

“刚才我翻手机相册,找到了一张在高铁上拍摄的落日照片。前年在去长春的路上拍摄的,十月的东北正处深秋,落日余晖打在收获的玉米上这种金色是东北特有的。

“时光倒退五年,我一定不会对东北这片土地产生任何好感。2016年是黑东北的网络元年,东北人在那一年,有了一个新的网络称谓:瑞典人。我开始厌恶我是一个东北人。同样是在2016年,自媒体元年。无论是东北本地自媒体,还是其他自媒体对东北的报道都加以衰落、人口流出。如果再把文案加点经济学知识,分分钟就能出一个爆款。

“我开始质疑东北的一切,我觉得家乡是一座没有发展的城市。我曾经认为留在东北的年轻人都没有未来,他们不思进取也不懂时代的方向。我从一个脚踏实地东北青年,成为一个好高骛远的老倒子,只用了短短几分钟。

“我的朋友去了上海,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在陆家嘴的一个餐厅里他和我吐槽东北的不好,那时候我也是个老倒子,和他一起吐槽。如今我顿悟了,他还活在房地产大V给搭建的梦幻里面。

“我还有一位大学同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为了当时的梦想大学毕业,放弃了吉林一所公立高中的职位,去了南京的一个私人教育机构,我能看出来那个当年青年才俊的他,现在也有了一丝疲惫。他的工资好像永远无法和当地房价成正比。

“唱衰东北的这五年,对于在东北的人和离开东北的人都造成了心里的冲击和影响。甚至连我们自己都说: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

“我们忘记了大连造船厂上正在建造的国产航母,我们忘记了东软工程师深夜里敲的代码,我们忘记了大庆油田昼夜不停生产的场面,我们忘记了一汽工厂里整齐地停放的汽车。我们忘记了我们不仅有辽阔的平原,还有连绵的群山。我们忘记了我们物产丰富的海域,也忘记了我们清澈纯净的湖泊。我们忘记了我们骨子里乐观,也忘记了我们是民族和谐的典范。

“我们忘记的东西恰恰是他们追求不来的东西。

“2013年,对于我,对于东北都是一个转折点。全运会以后的东北没有了支持,但是东北人民没有抱怨,因为自强不息是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底色。”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征用了一些最常见的地方主义的元素,比如强调自然的美好。对自然美好对描述,其实很多时候是某种地方意识或共同体意识的萌芽。这把东北的不好描述成是通过传媒和叙事建构的,并指出他认为更真实的是平原、群山、海域、湖泊——只要有这些土地,东北就能随时重新崛起。

这样的叙事模式,一方面是一种对于污名化的反应。比如这里点名的“瑞典人事件”的例子。这是在2016到2017年的时候,一些东北游客在广西还是海南采摘路边的水果,被发现并和据称是果地主人的人发生矛盾的事件。有人系统性地总结了几个事件,虽然每个事件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从真正的偷盗到产权不明纠纷都有,但把这一系列的事件列举在一起之后,就有人说:这就是东北人的做法。然后东北人回应说:你不能把东北人身份拿出来说事儿,你这样是不是暗示东北人都是小偷。于是,这些视频的发布者就开始说:好的,我们就不说东北了,就说是瑞典。所以,就给东北人起了一个新外号叫“瑞典人”。

这样的事件当时在豆瓣、微博、知乎上都有大面积的流传。这种被称作所谓“瑞典人”的经历,对于我观察到的很多地方主义者来说,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受刺激的过程。

同样的,这样的话术一直在反复强调所谓“人是除土地外唯一可依赖的东西”;强调东北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只有东北人爱东北,就能够解决东北的问题”,其实与它们所批评的“绝望东北”话语相比,区别只有对“人”的期待。

此外,这一类表述都确认了“东北的经济衰落”,但把它指认是人为的结果,同时试图说明作为对照组的“关内的经济繁荣”也是不可为移民所享受的。

这样的话术,乍一看和之前是类似的,继续把各地区在证明现代化尺度上去互相比较,但这不再是说我比你快或者我比你慢,而是由兄弟相争的意象,变成了一种对父子关系的隐喻的采纳乃至颠倒。比如中国在90年代末的时候,第四第五第六大城市是沈阳、武汉、广州。我们知道东北长期以来,被称为所谓的“共和国长子”,这里就预设了父权制国家的家庭结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化,是父亲,东北是儿子。这样的话术一方面好像肯定东北的某种奉献或者某种地位,另外一方面父子身份建构了无可否认的作为基础权力关系。 

而现在这些人所用的话术,不是说我们在跟别的兄弟比谁更现代了,而是通过强调东北的现代性,对于全国的具有某种基础的或者是输出的地位,颠倒这种家庭叙事中的父子权力关系。

例如,有人提出一种说法,与其说东北是“共和国长子”,不如说共和国是东北的长子。类似这样的言论,我给大家再列举一些:“当时城市人口数量跟现代化水平,工业化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这种水平不是体现在所谓的经济数字上,而体现在人的综合素质和生活水平上。毕竟以人为本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虽然现在的人都忘了。“为什么东北人最现代最文明最开化,东北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东北人解放了中国,建设了中国,而不是反过来。”这都是这种新式叙事策略的例子。

但是我们会发现东北的国家主义和东北的地方主义,尽管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取向,但是实际上依然共享着某种同构的叙事。第一种叙事就是之前我讲过很多遍的,实际上可以一直追溯到无苦无忧对苦大仇深的叙事,即东北地区可以靠着自己的禀赋本身就生活得很好。第二个共同叙事是,虽然话术里存在着从兄弟关系到父子关系再到颠倒的父子关系这么一种隐喻的变化,但是依然在依赖着某种现代化尺度。这里讨论的不是生产关系或者社会关系层面的变化,而是技术与经济层面的变化。通过强调“谁更现代”来争夺话语权。

除了上述的两种同构的关系之外,我们会发现东北的本土主义、国家主义还有相对疏离的一面,尤其是随着2016年以来的GDP挤水和所谓“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这么一种话术的发明。

部分本土主义者从之前继承的不内卷或无苦无忧的话术,发展出一种新的话术——所谓的投资不过山海关,意味着我们不会受到外地资本家的剥削,意味着你们不来投资,使得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陷入到“996”过量的劳动中。这看起来好像接纳了某种“左”的话语,这是跟之前地方主义叙事所不同的特点。但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因为投资不过山海关,并不意味着你就不受资本剥削了,就算你不受外地资本剥削,还会受本地资本剥削。

这种话术,我觉一方面给东北地方主义中的一部分人进一步向更左的方向转变,就是把东北问题从地域地区性问题理解成全国性的一个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是待会主持人要讲的“东北作为方法”的问题留下了一个口子,留下了一个转化的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它本身显然不能被称为一种已经完成的变化。

另外一个本土主义的特点是对于“老倒子”这个词汇的应用,我个人称之为叫“鉴倒学”。老倒子是啥?这是方言中骂人的话,用来指乡下人。就像上海话的“乡奥宁”。于是一些人就把老倒子用来指不认同东北的东北人、内化地接受了对东北污名化的东北人。他们开始去鉴别别人是不是老倒子。这样一种话术,我认为反映了某种城乡二元撕裂,也反映了东北地方主义的成分复杂:一方面,有一些作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相对边缘化的部分的这么一种边缘意识和抵抗意识,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作为昔日发达地区,和北上广地方主义同构的那一面,继而试图通过在这种现代化尺度中,以市民的身份,或者是更现代更文明的身份,去鄙视农村与农民。

上面是对近年出现的本土主义者意识形态的分析,而在近年疫情期间,连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东北的舆论发酵,引起了一些东北人的群体行动。首先就是李文亮本人。李文亮本人他是东北下岗工人的子弟,他的父母是沟帮子(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下铁路城镇)的下岗铁路工人。另外,在对湖北的援助中,东北地区出了很大的力,按前线医疗工作者与当地人口比例来看的话,东北地区的支援力度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

“除了辽宁驰援的1382人以外,吉林省驰援武汉686人,黑龙江省驰援353人,东北三省共计驰援武汉2340人。”。图源:http://k.sina.com.cn/article_1742566624_67dd74e001900w160.html

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因为对东北地区医疗队报道的数量不够多,当时微博上出现了非常密集的话题,叫做“新浪欠东北一个热搜”,这个话题也一度被顶上去,很多东北人在转。这在我看来是近年的第一个出圈的事件,不再是特定的小团体、小群体内部传播情绪,而是让很多普遍的、平素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地方意识的东北人,也产生了某种情绪。在这个语境中,很快发展和缠绕起一系列围绕疫情的具体争执。比如说当时来自辽宁的医生占到雷神山医院医疗工作者数量的大多数,但是它空降了一个湖北本地的中南医院的院长来做雷神山的院长。当时这件事情在微博上引起了非常多的不满。再延续到后来东北地区也出现疫情之后,很多东北人抱怨说,黑龙江绥芬河等地的援助力度不够,相关情绪在三月的通化疫情里也有发酵,有一些人采取了主动的支援行动,给当地送去了物资。

不止如此,一些本土主义者在多元文化实践上有过一些身体力行的努力。刚才说了很多对东北地方主义者的批评,他们的很多认识或者看法跟现代化话语是同构的。包括所谓“新浪欠东北热搜”,实际上也内化了某种新自由主义逻辑,把微博平台上的绩效表现当做市场上某种商品受欢迎的尺度,从而把“东北形象”默认为一种商品。但是对具体的文化政治事件的具体行为和言论上,他们显然是跟北上广的部分地方主义者不一样的,可能会更多地与弱势群体共情,而不再支持“你弱你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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