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 | 今日无产者政治:历史类比中的危险与机遇(上)

学术概念自有其历史。在使用各类“约定俗成”的术语时,学术生产不可避免地涉入它们的脉络与语境,形成与过往事件和场景的历史类比。这种类比可以有效比较、深化分析,但也可能混淆现实、误导认知。弗格森的这篇论文强调要在反思历史类比局限性的同时,拓展分析与想象的参考点。

文中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及其在当代南部非洲研究与政治中的应用。弗格森批判地指出相关术语根植并受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欧洲工业化历史语境,并由此引入新的历史类比——被马克思净化之前的、古罗马人口分类中的“无产者”概念。他认为古罗马无产者与当代南部非洲城市贫民的生存状态相近;古罗马的城市结构、经济分配、政治理念,也与南部非洲有类似处。引入、重视这一新类比,将有助于刻画当代南部非洲(乃至全球南方)的经济与生存,并更充分理解今日无产者政治。

这篇文章也延续了弗格森长期以来对分配政治(尤其是转移支付)的关注(2007, 2009, 2011, 2015)。在其2015年新著《授人以鱼》(Give a man a fish)中,他批判了传统福利政策里的“生产主义原教旨主义”,强调雇佣劳动机会不断缩减的现实,要求进行新的政治想象——以公民对国家财富的分享权(权利股份,rightful share)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围绕分配(而非生产)的政治。本文通过引入古罗马这一新的历史类比参考点,进一步讨论了分配政治的过往样貌与未来可能。

文作者 /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原文标题 / Proletarian Politics Today: On the Perils and Possibilities of Historical Analogy
原文发布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019;61(1):4–22.
翻译 / 彭中尧
编校 / 叶葳

一般而言,可以用来进行跨社会和跨时段比较的那些分析性术语,是我们会称作“旧货”的一些概念。我们不是第一个使用它们的人,这些概念带着之前使用时留下的锈迹、印痕和瑕疵来到我们手头。这些使用后的残迹创造了类比性的关联,通过这些残迹,这个术语(在相当字面意义上)被先前的历史场景或典型社会学案例所设定,从而我们可以用它们来描述和比较其他案例。有时,我们用于进行比较分析的术语会明确地唤起这种类比。当我们讨论以色列的“种族隔离”,或定义东非的“买办”和“富农”阶级时,对这些术语所指涉的叙事脉络或参照框架(而不仅仅是术语本身)的借用是毫不掩饰的。即使我们使用的术语是更技术性的或明显更具普遍性的,之前使用的痕迹仍将萦绕在他们周围。例如,今天的政治人类学家在描述一个“分支世系制”的社会时,不可避免地会将受过人类学训练的读者带到努尔人的洪泛平原和E·E·埃文斯-普里查德的文本世界中。即使是不那么学究的术语也同样与著名的、神圣的历史前辈们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今天在思考革命这个词的时候,它立即让我们心照不宣地想起来那些典型的或权威的案例,我们真的能抛弃这些已成陈词滥调的联系吗?这种 “联想类比” 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它们无论如何也不会阻碍可靠、有效的比较。但是我想说的是,把分析性术语与传统的或经典的历史相似物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操作,需要经受更加严肃的批判和方法论反思,而我们现在所做的还远远不够。之所以这么提议,既是为了防止这种比较可能闹出的笑话,也是(不那么显然,但也许更有趣的)因为有意识地转向不那么传统的类比,可能可以激活分析性术语中有益的、创造性的不稳定内涵

我想考虑的案例涉及当代南非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和“无产者(proletarian)”。我首先观察到,虽然这些术语仍在被使用,但曾经为其用法提供理由的历史类比——将南部非洲工业劳动阶级的崛起与欧洲早期的发展相提并论——如今正日益受到质疑。但我想从这里得出的结论不是我们应该停止进行历史类比,而是我们应该努力以不那么传统、更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来使用它们。因此,我并不因为它现在已经过时,已经超出了它应用的时间和空间显得不合时宜,而主张放弃“无产阶级”语汇。相反,我的目标是把无产阶级类比,及其当前出现的问题放置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从而打开一套更广泛的类比的可能性。我认为,扩展这个类比,而不仅仅放弃它,可能为“无产阶级”一词及其唤起的类比,带来新的现实关切与分析能力。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我也建议,要努力对我们用以比较的术语、及其所具有的隐性历史关联更加自觉,这将能使我们打开思路、联系更广阔的类比,进而替换掉我们过于熟悉的、近来已经支配了我们类比性想象的典型范例

因此,正如我文章标题所表示的,让我们从对“今日无产者政治”的发问开始。“无产者”这个词当然总是与卡尔·马克思的作品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传统联系在一起;在这一传统中,“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化”一直是其核心概念。在今天大多数地区,这种语汇带着相当强烈的古董气。但在南非,“无产阶级”的概念令人惊讶地广为流传着,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各种马克思主义取向的遗产,在多年的反种族隔离斗争中汇集在一起的;也部分得益于其在进步学者和左翼政治理论中作为关键词;同样也部分地由于它成为了设想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政治活动家的模板[就像越来越被讨论的“不稳定无产阶级(the precariat)”这一形象]。结果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特殊、甚至是罕见的、曾长期用于分析19世纪欧洲政治经济形式的用语,在南部非洲的历史和当代叙事中频频出现,仿佛它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词语,而不是(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一个相当牵强而不合时宜的幻觉

这种状况只能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解释,即从对这一地区的早期社会科学分析开始,我们就在一个强大的历史类比的诅咒之下工作——将当代在南部非洲发生的事件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的欧洲相比较。正如我在别处所写的那样(Ferguson 1999),二十世纪中期所谓的“社会转型”人类学,从一开始就认为,欧洲工业化经验有助于理解当时伴随着南部非洲矿业经济扩张所发生的事件。例如,“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创始人、著名的罗德-利文斯通研究所所长、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认为,该地区基础性的社会学问题就是他所谓的“非洲工业革命”(Gluckman 1961)。据报道,格拉克曼为要在该地区进行研究的新田野工作者指定了一些阅读材料,供其在从英国出发的航船上阅读,这些阅读材料和南部非洲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两本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关于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前期英国工业化的社会史(J. L.Hammond和Barbara Hammnds的《城镇工人》[1917]和《乡村工人》[1920]),他相信它们提供了适当的框架让研究人员去理解即将遇到的社会现实。

历史学家也在南部非洲看到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它在许多重要的方面重现了欧洲早期的发展路径,其特征是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农村被剥削和城市无产阶级的产生。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忽视这一地区的特殊性,也没有忽视它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明显差异。然而,人们仍然强烈地倾向于认为,从总体上说,非洲正在经历欧洲已经经历过的事情。在这方面,欧洲中心的框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进入20世纪后期,工人阶级的诞生,可能是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学术的唯一主导主题。尽管这些讨论十分丰富,但是令人震惊的是,当我们回望这些文献,似乎没有任何一个人质疑,“无产阶级”这一术语对描述城镇和半城镇大众是否适用——他们是在新矿业城市和其他城镇定居点成长起来的。这与对乡村的学术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里,跨学科的尖锐批评,持续地质疑欧洲类比和术语使用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杰克·古迪(Jack Goody 1963)问道,“封建主义(feudalism)”这个词在非洲真的适用吗?特伦斯·朗格(Terence Ranger 1985)质疑说,像“部落(tribe)”这样的欧洲术语是否扭曲了我们对当代和殖民前非洲政治的学术理解?“非洲的耕种者能被称为农民(peasants)吗?”劳埃德·法尔斯(Lloyd Fallers,她在1961年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的标题中)问道。但似乎很少有人怀疑(至少在南部非洲)非洲的工业劳动者是否能被称为无产阶级。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指出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术语问题,它关系着一个想象中的叙事线索,这一叙事塑造了社会和政治发展被讲述和被理解的方式(Ferguson 1999)。

上述为止,我们讨论的都是些相当熟悉的领域。但是我想引入这个讨论的新思路是,让我们试着观察“无产阶级”这个词,这一在最近几十年已经作为一种历史类比被我们频繁使用的词(把某些无财产的、大多住城市里的人,比作19世纪欧洲新兴的工业工人阶级),在属于它自己的时代是怎样被使用的——在那时,它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历史类比,它所指代的现象跨越的不只是一两个世纪的历史,而是近两千年。

正如马克思很清楚地知道的(他接受过正规的罗马法教育),无产阶级的概念起源于古罗马的行政实践,在那里它是一个在人口普查中被使用的范畴:它是指这样一种自由公民,他们拥有的财产甚至无法满足罗马共和国等级制中的成员资格要求。这是一个由自由但没有财产的公民所组成的社会类别,其人数在帝国时期激增,大部分都聚集在首都罗马城中。

与马克思自己后来的用法相反,被称为“无产者”的罗马人主要不是拿工资的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这一类别实际上在罗马经济中发展得很弱。相反,在更广大的社会之中,他们的存在,与其说是作为工人,不如说是作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很久以前所分析的“城市暴民”(the city mob 1965: 108-25)被感知到的。换言之,他们的社会角色是建立在政治和资助(patronage)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工资之上的,他们依赖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同等地依赖分配性流动。马克思本人在其名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第二版的序言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引用历史学家西西蒙迪(Sisimondi)的观察:“罗马的无产阶级靠社会生活,而现代社会靠无产阶级生活”(Marx 1978:5)。

使用“无产阶级”一词来指代一个专门由工薪阶层组成的阶级——如彼得·斯托利布拉斯(Peter Stallybrass 1990)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种19世纪的术语创新,在其中马克思本人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个词更古老的用法更接近于其最初的罗马含义,指的是赤贫的、混乱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一群贫民和游手好闲之徒。“在马克思之前,”斯塔利布拉斯写道,“无产者(prolétaire)标识的是贫困最核心的消极景象之一”;“换句话说,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不是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而是穷人、拾荒者和游民”(同上:84)。在斯塔利布拉斯的解释中,马克思将“无产阶级”创建为一个一致的、正直的工人阶级行动主体,这只有通过一个净化的过程才得以完成,在这个净化过程中,很多明显属于无产阶级的异质的、令人厌恶的元素被提取出来,并被安全地包含进另一个类别——即流氓无产阶级(Lumpenproletariat)——之中。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毫不掩饰对这一形象的鄙夷:“社会渣滓”,“腐烂的一群”寄生虫和罪犯,“各个阶级堕落元素的糟粕”(转引自2015年Ferguson作品:221)。正如斯托利布拉斯所观察到的,“资产阶级对以前不太具体的‘无产阶级’类别的许多恐惧和厌恶、以及窥淫癖幻想,转向了这一类别”(1990:82)。

正是这种对无产者旧含义的“净化”(一种在今天已经习以为常的,我们早已忘记的净化)才使得“无产阶级”能被理解为一致的社会学实体——他们既扮演了某种特定的经济功能(生产性的雇佣劳动),又具有特定的道德-政治特色(不仅觉醒了阶级意识,也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目标的“体面的”工人阶级)。但是,正是这种净化造成当代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概念与当代全球城市人口分离开来;这一概念的适用性越来越弱。经过净化的无产阶级概念难以为继,这正是因为全球南方不断涌现的新城市人口经常以临时的、“非正式的”方式谋生,而且,有人可能会说,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流氓式的(lumpen)”生计策略日益取代稳定的雇佣劳动,成为城市生计的经济基础。因此,我想花点时间,回到马克思在使用无产阶级时最初的罗马参考点。通过打乱马克思精心净化的“无产阶级”,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使用一些熟悉的隐喻,以及更好地理解历史类比中的可能性和危险。

James Ferguson, Give a man a fish

01 古罗马的无产者政治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应当首先声明一个重要的警告:也许并不令人意外,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现代南部非洲的学者来说,本文作者实际上并不十分了解古罗马。如果这篇文章的目的被认为是希望对关于罗马社会或罗马历史的学术理解有所贡献,那就太尴尬了,而且事实上我也没有这个资格。实际上,本文并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它不应该被看作是知识性的报告,而是一种概念的实验。怀揣着这个目标,我希望,一旦这个实验的结果浮现出来,宽容的读者能够原谅明显的专业知识的缺乏,也能够原谅那些在任何真正的专家看来肯定是过度简化的东西。因为,我希望任何人都不要误解:这篇论文绝不是对罗马史学研究的贡献。它的目的仅仅是对从关于古罗马社会秩序(尤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的二手文献中挑选出来的一些基本事实进行粗糙的总结,以挑战我们正在使用的历史类比。如果说它有什么贡献性的话,那就是这些挑战,而绝不是对罗马的任何原创性知识或见地。

据我从二手文献中所阅读到的,古老的人口普查类别“无产者”所挑选出的多样罗马公民,实际上并不是像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受人尊敬的、从事雇佣劳动的“无产阶级”,而更像他系统性地从其中除去的“杂质”。也就是说,它看起来很像备受马克思贬损的流氓无产阶级。想想帝国晚期的这样一段话:“游手好闲的懒惰的的无产阶级……把他们的一生都献给了饮酒、赌博、妓院、表演和一般的享乐。他们的圣殿、家园、集会场所,事实上也是他们所有希望和梦想的中心,就是罗马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这些人大多数都有暴食癖。被烹饪的香气和妇女们的尖颤的声音所吸引……他们踮着脚尖站在院子周围,咬着手指,等着菜凉下来 (Ammianus Marcellinus [ca. 330-395],引自格兰特1992:81)。”

当然,这是一个精英叙事,但它和其他类似的描述向我们展示的,正是马克思从无产阶级作为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的形象中驱逐出来的,“消极的贫穷奇观(passive spectacle of poverty)”。如果这些罗马的“无产阶级”听起来不太像勤劳的朝九晚五一族、而更像一个失业的贫困阶层,也就丝毫不让人惊讶了。正如我所指出的,罗马无产阶级的原初定义,划定了一种自由公民身份和无财产性的交集。也就是说,这种地位根本不是由劳动界定的,而是由缺乏财产以及某种政治成员身份来定义的。我将简短地指出,这种从劳动到公民身份和财产之类的东西的转变,对于在今天的语境中讨论该术语的类比可能性时,是非常有用的。

那些缺乏必要财产的人很少见记于书面文本和碑刻,而这些书面文本和碑刻则是我们了解古罗马社会结构的基础;他们就是Knapp(2011)所说的“不可见的罗马人”。但可用的资料似乎表明,罗马无产的(但也并非奴隶)城市居民的关键的社会力量并不主要在于他们劳动的能力,而是在于那些更接近于霍布斯鲍姆所谓的作为“城市暴民”的能力,尤其是提供追随与灌输恐惧的能力。他们的一种关键的权力涉及(通过生育)增加人口的能力,这能服务于殖民或帝国后期军队征丁的需求。正如拉丁文proletarius这名字的原意“生孩子的人”所表明的,生孩子的能力是这些没有财产的市民被承认拥有的少数资产之一。但在其他领域,能够提供大量人口也很重要,无论是作为政客的政治追随者、名人的随从和崇拜者、还是各种资助者的门客。正如保罗·韦纳(Paul Veyne,1990)的著名论断,罗马精英们的荣耀需要通过拥有一群仰慕者来展现;领导人需要追随者;伟人不仅需要金钱和权力,更重要的是,他需要被颂扬、被欣赏、被赞美——事实上,是被爱。这是罗马无产阶级所执行的社会任务之一。

虽然这么说有点时空错乱,但如果用经济学术语,我们应当注意到古罗马那些自由而无财产的公民中普遍存在的所谓大规模失业的现象。普遍的奴隶制实践当然减少了雇佣劳动的需求,所以根本就没有长期用工的正规市场(Parkin和Pomeroy 2007:215)。事实上,当出现短期临时安排之外的雇佣劳动时,它通常被归于门客制(clientelistic)的社会关系下,这种关系模糊了工资、礼物以及资助人的慷慨解囊之间的界限。很少有人能依靠这样的安排维生。同样,关于罗马的贫困生活的历史证据非常少,但根据一位作者(Bairoch 1988:83)的说法,失业和未充分就业“肯定超过了适龄劳动人口的30%,如果不是40%的话。”纳普(Knapp)最近的表述更为激烈,他总结道,“大多数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大部分时候都生活在窘迫的边缘,如果不是所有时候都是如此的话”(2011:98,本文作者加粗)。而且,这些“未就业和未充足就业”的人似乎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实际上是“流氓(lumpen)”一样的——生存环境中。有资料提及“大量贫穷的自由工人没有稳定的收入,可能过着边缘性的生活”(Shelton 1988:133),而另有说法表示,“直到古罗马晚期,仍然能显著地看到大量的人口‘非正式地生活在高耸建筑的缝隙间,露宿在商店(tabernae)门口或蜷缩在剧院、马戏团和露天剧场的座椅上”(Atkins & Osborne 2006:9,转引自Ammianus Marcellinus)。纳普指出,乞丐“大量出现”,而临时工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他们生活在“高度受限”的状态下,未来“总是不确定的”(2011:100,98)。

大多数受雇的人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个体经营者”,城市中有无数的工匠、手艺人和小商贩挤在城市周围的棚屋和小摊里。但正如MacMullen(1974:89)所观察到的,“手工业协会的普遍性”应当作为“赚钱机会被细分的证据”来理解;人们必须意识到“工业是多么的原子化,生产流程被多么细致地细分为小的商店和经销商”(同上:98-99),而这些通常只能产出极小的生计所需。与其说类似于当代资产阶级或商业部门,它们更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非正式经济”;当代作家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归为“穷人”和乌合之众。对于劳动者来说也是一样的,与有权势的资助人的关系即使不是不可或缺的,也是很有价值的,而工匠们也孜孜以求寻找成为富有的资助者或保护人的门客的机会。正如当时的一位作者所说,穷人是那些“总是盯着富人的手指”的人(Brown,2012:56)。

如果那些被归类为无产者的人(即,最贫困的民众,几乎毫无财产的自由的罗马公民)依赖他们与社会上层的资助关系,那么他们往往也更依赖与国家的关系,这一依赖关系通常个人化为他们和国王的关系。这种依赖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国家的直接分配,这种分配是基于公民身份的,而不是劳动的。根据著名的“谷物法(corn laws)”,粮食由皇帝直接分发给城市公民,皇帝还被期望提供奢侈的大众娱乐——因此有了那个著名的短语,“面包加马戏(bread and circus)”。

但人们并不总能意识到的是这些安排的规模之大。在其鼎盛时期,罗马大都会是一个人口可能超过一百万的城市,这甚至接近19世纪工业化早期的欧洲最大城市的规模(Bairoch 1988:82;Beard,2015:21)。在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人从国家得到有组织的、直接的粮食分配。这类人的规模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各类文献中针对人数的估计值也不尽相同,但在奥古斯都时代,似乎有三十万乃至更多的首都居民在接受这样的免费分配(Parkin&Pomeroy 2007:49),对更晚期的人数估计则更高(Bairoch 1988:82 – 83;转引自Veyne,1990)。甚至还有更多的人受益于国家对分配粮的价格控制——在粮食匮乏时,粮食价格会得到大量国家补贴(Veyne 1990:236-40)。除此之外,罗马首都乃至整个意大利的大量贫民都获得了家庭津贴——给有孩子的家庭直接的现金补助。所有这些都使得自由却无财产的公民得以生存,他们原本难以只通过生产性劳动维生。如同一位作者轻蔑地写道:“这些大量的寄生虫一样的粮食接受者,总是形成了流氓无产阶级”(Alfoldy 1985:136)。

如保罗·韦纳(Paul Veyne 1990)所强调的那样,粮食不是分配给穷人的(the poor)(这是个当代词汇,那时还没有“收入调查”),而是分配给人民的(the people)(也见Brown 2012:68-71)。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炫耀性的礼物,一番为赠予者带来荣耀的堂皇姿态,但同时也是一种与荣誉相伴的责任;因为让伟大帝国首都的人民忍饥挨饿是可耻的,而且——倘若发生粮食骚乱——也是危险的。因此,韦纳坚持认为,皇帝对罗马人民的供给,必须置于更广泛的关于公共赠予和公共荣耀的古代文化之中来理解,他称之为“善举(euergetism)”。

但值得强调的是,尽管这些礼物强调并体现了贫富之间巨大的社会差距,但公平共享的概念也并未缺席。韦纳指出,谷物法首次出现于,当对食物短缺的愤怒与对“分配不均”的抱怨被联系在一起时——“那些为帝国扩张抛头颅洒热血的人们,没有收到他们的功劳所应得的份额”(1990:241)。韦纳表明,这与其说是对某种抽象的普世原则的表达,不如说是产生于某种特定关口的政治意识形态,它使得一种“正义的寓言”成为可能——“在这一寓言中主要政体被比作一个股份制公司,从而更具体地表明每个人都有权获得基本生计”(1990:241-42)。如莫立(Neville Morely)最近所讨论的,食物保障的“重要现实意义”是“自下而上的压力”的政治结果,而这样一种让步——即“所有的罗马公民都有权从帝国的战利品中分一杯羹”——也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2006:39)。

关于这些都还有很多可以说的。就我在这里的目的而言,我想强调的只是,生计对于无产阶级穷人而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仅是通过劳动的经济交换得来的,也是对其政治忠诚的奖励,是那些他们必须崇拜的君主们的权力与慷慨的展演,或者说,是对公共秩序的实际或潜在威胁的回应

让我在这里也陈述一下到目前为止还含糊不清的内容:这里描述的罗马案例与当代南部非洲,尤其是南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南非,高水平的城市化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和大量的直接面向公民的国家分配计划。

为了进行这种类比,让我们注意这样一点,即如果不考虑那些流入罗马、但其实是在其他地方生产的大量资源,我们就无法理解罗马的经济或政治生活。“罗马”,正如拜罗克(Bairoch)所说,是一个分配中心——它“得到很多,提供很少”(1988:83)。

社会进化论式的城市类型学传统把这种“政治的”或“行政的”城市类型不假思索地置于过去,并且制止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中找到任何与现代大都市实质性的或有意义的相似之处。吉迪恩·斯约伯格的经典著作(Giddeon Sjoberg 1965)将他所称的“前工业化城市”与工业化城市进行了明显的区分。在这种观点下,前工业化的城市(被理解为“古老的”或“传统的”)是非生产性的,从农村榨取价值;相比之下,现代城市则是工业化的和生产性的。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2003)同样追索了从他所称的政治城市到商业城市再到工业城市的进化进程。但是,没有理由认为这样的历史序列具有某种普遍的真理或必然性。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赞比亚的城市化历史,就会发现它所经历的顺序正好相反:首先是工业城市,以铜带省(Copperbelt)的矿业城镇的形式出现;后来,像卢萨卡和恩多拉这样的小行政中心和贸易站变成了真正的城市;最后,随着政府部门雇佣和第三产业的扩张,它们成为分配中心,也就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政治城市”。事实上,在欧陆的许多地方,城市的工业化程度在稳步下降,而非增加,而且越来越具有“政治性”或“分配性”的特征,这使我们想起罗马,这也表明,斯约伯格(1965)所认为的“前工业化城市”的“寄生性”角色,实际上可能不是像他所暗示的那样,是过去的遗迹。人们可能还会想到马克斯·韦伯讨论的所谓“消费城市”在古代和现代世界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些城市的经济是由那些拥有(用他精准的术语表示)“政治性收入(politically determined incomes)”的人的购买力支撑的。在他的描述中,这些“政治收入”者可能包括“在城市中消费掉合法或非法收入的官员”,以及其他“政治权力持有者”,甚至是养老金领取者(Weber 1969:26-27)。

古罗马社会的其他细节表明了进一步的相似之处。古罗马首都被结构性失业所困扰,如我刚刚引用过的一个估计,失业率大概在30到40%,这在最近关于南非城市的讨论中也相当常见。不稳定的和短期的劳动安排是普遍的,我已指出这是罗马的特点,而其实在南非也越来越能够观察到这一点。如果说,由于奴隶的存在,稳定的、长期的雇佣劳动在罗马被压制了,我们同样可以考虑南非的雇佣劳动在多大程度上被机器劳动所压制——须知在最近几十年里,机器已经取代了成百上千之前在农业和矿业等产业中稳固的雇佣劳动力。

在罗马,来自国家的物质支持支撑了很大一部分人口。这明显采取了直接向公民分配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资源的转移不是为了交换劳动力,而是作为公民身份的一种特权,作为统治者希望为他们自己赢得门客和政治支持者的一种礼物,也同时是为了避免潜在的城市大众动乱或暴力。这在南非听起来也很熟悉,城市精英们对于无产公民可能引发城市骚乱怀有明显且普遍的恐惧;而大约30%的公民都从这个寻求(投票形式的)政治服从的国家那里,直接接收社会支付。事实上,在南非,就像在罗马一样,即使是非常贫穷的公民也拥有一定的社会权力,其中包括“一方面提供追随、另一方面灌输恐惧的能力”,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罗马一样。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南非,国家向穷人的支付包括养老金和伤残津贴,除此之外有孩子的家庭也将获得特殊津贴(儿童健康津贴,支付给18岁以下的孩子的监护人[在罗马是16岁]),这也和罗马一样。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政治收入”可能有多种形式。就像今天的南非一样,在古罗马,国家向公民的直接转移支付是政治收入的重要形式。在这两个案例中,在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中,门客制和依附关系对于维持没有财产的人的生计至关重要。在南非,正如彼得·布朗(Peter Brown 2012:56)谈到古罗马时所说的那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由无数的依附链条维系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古代的这种类比似乎能与南非现状产生奇怪的关联,某些方面尤其比更晚近的(但愈发无益的)与19世纪欧洲的类比更有意义

Reference: 见下篇

作者

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他的研究集中在南部非洲,关注议题包括“发展”的政治、城乡移民、空间的建构、矿业城镇的城市文化、现代性体验、国家的空间化、真实和想象世界中的“非洲”,以及民族志的理论和政治等。弗格森教授最近的工作聚焦于全球南方针对穷人的直接现金支付项目。


译者

彭中尧,bullshit worker,东非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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