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之网:内盖夫-阿拉伯贝都因人中的残障、性别与聋人情谊

内盖夫是一片广大沙漠,在古希伯来语中意为“南部”,贝都因人是世代生活于其中的游牧阿拉伯民族。内盖夫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一度属于巴勒斯坦托管地,受英国临时统治,而以色列政府1948年对其宣布主权后,开始实行定居点政策,并根据现代国家的福利、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改造贝都因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结构。结绳志此前通过诗歌编译书单书评等形式回顾了巴以问题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希望以此向读者展示——新闻媒介难以完全捕捉的痛苦、暴力和冲突,依然横亘在民族国家不断建构的围墙边界内外。

本文作者希弗拉·基希(Shifra Kisch)90年代踏入到内盖夫地区,将注意力投向这片沙漠中独特的聋人网络。统计数据显示,内盖夫一些社区的先天性失聪出现率高达千分之三十,这使得传统贝都因宗族网络中,听人与聋人成员发展出了小范围内流通的手语系统。基希自1995年开始的贝都因手语研究,向世界展现了村庄手语在形成听聋混合社群中带来的凝聚力。2007年,纽约时报记者玛格利特·福克斯(Margalit Fox)的《交谈之手(Talking Hands: What Sign Language Reveals About the Mind)》便记录了语言人类学者如何在田野中通过追随当地居民的语料来解析手语结构的过程。

在本文中,基希将聚焦点从手语本身扩大到贝都因聋人在以色列建国、宗族网络变化与教育资源不均衡状况中的生命体验。她强调残障和性别是两条交叉的线索,让内盖夫不同代的聋人男女在就学、就业和婚姻上面临着不一样的轨道。同时,她亦关注到,世代习惯听聋混居的内盖夫社区,正在生发出一种新兴的“聋人情谊”(deafhood),即聋人之间因为校友、语言和共有经历而形成的团结状态。聋人和听人一样,正在沙漠野蛮生长的以色列定居点里,寻找流动和支持的网络。本次推送,我们将呈现论文的第一部分。

原文作者 / 希弗拉·基希(Shifra Kisch)
原文链接 / https://dsq-sds.org/article/view/45
原文发布时间 / 2007年
翻译 / 海冉
编校 / 子皓、王菁

摘要

在内盖夫地区(现在的以色列南部干旱地区)的本地阿拉伯居民中,耳聋的出现率很高。贝都因人内部的动态,以及贝都因人与国家服务机构和以色列犹太聋人社区的接触,正引导内盖夫贝都因人逐渐产生一种新的聋人情谊(deafhood)。本文关注了这些过程对贝都因男女聋人的差别影响。本文的第一个目的是审视内盖夫贝都因人中聋人的状况;第二是分析耳聋与性别的交叉作用,重点聚焦于婚姻和学校教育构筑了贝都因男女聋人的生活,并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机会结构。

关键词:阿拉伯-贝都因人,聋人,性别,婚姻,聋人教育

01. 引言

在体会障碍和受到孤立的程度上,内盖夫-贝都因人中的聋人相互之间有着颇大的差异。下面的叙述涉及两位独特的年轻女性与她们的一位老同学的相聚,它概述了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

阿齐扎和基法在少数从事有偿工作的贝都因聋人女性中是先行者。她们都是30岁出头的未婚女子。阿齐扎在贝尔谢巴一家养老院的洗衣部工作;基法是在当地一所阿拉伯学校开设第一个聋人班级时被招募的,她成为了第一个贝都因聋人学前教师助理。阿齐扎和基法是老同学,她们都曾就读于贝尔谢巴[1]的聋人学校。如今,她们利用下班后的每一个机会召开简短的会议,然后匆忙赶回期待着她们的家中。她们通过手机短信保持联系,并在其中使用她们在学校学到的少量希伯来语。

贝尔谢巴是内盖夫沙漠最大的城市。图源:joysoftraveling

当我告诉阿齐扎和基法我见过她们的老同学阿米娜时,她们开始制定一个我们一起拜访她的计划。一个月后,我们出发去一个我们谁都没去过的遥远营地,并在那里找到了阿米娜。阿米娜欣喜若狂,她们聊好了几个小时,我们才不得不赶紧回来。在我们回来的路上,基法和阿齐扎对阿米娜的悲惨状况表现出极大的沮丧。她们说,她过去是那么的活泼机智,但现在她的手语能力已然变差,而且“她的心变抑郁了”。阿米娜的母亲似乎是唯一一个努力和她用手语沟通的人。然而,她的母亲对她更多是怜悯,并一再表示她对阿米娜失聪的悲痛。“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个听障女儿”,阿齐扎说;“如果她是一个男孩,那就不一样了”,基法说;“他们在哀悼她, 好像她已经死了, 多么愚蠢啊。”基法和阿齐扎同样也有自己的斗争;“做一个不婚的女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她们坦白道。然而,她们之前从未想到过阿米娜的处境已如此困窘。

阿齐扎和基法的独特职业与越来越多先锋的年轻贝都因听人女性不相上下。基法获得了驾驶执照,每天往返于附近的一个城镇。驾驶执照是一种备受青睐的资产,只有很少的贝都因妇女拥有。在我们拜访阿米娜之前,基法告诉她的父母,由于学校的员工会议,她会晚回家。冒险进入无亲属关系的贝都因居所是不受支持的,基法像她的许多听人姐妹一样,由其教育程度而受到尊敬,这也成了她协商流动性和自主性的基础。阿米娜是她社区里唯一的聋人,然而阿齐扎和基法是在很多聋人亲戚的陪伴下长大的,她们的许多听人亲戚也熟悉当地发展起来的手语。因此,贝都因聋人群体内部的一些变化可能与原籍社区相对应。然而,贝都因聋人妇女遇到的障碍不仅仅是内部的;她们接受适当教育的机会有限,这就对她们更加不利了。

本文考察了内盖夫-贝都因人中耳聋与性别的交叉作用。该分析将侧重于社会生活的两个因素,即婚姻和学校教育,它们构筑了贝都因男女聋人的生活,并塑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机会结构。

大多数贝都因聋人男子会与听人女性结婚,而大多数聋人妇女则会维持未婚状态。这一因素不仅强调了贝都因男女聋人之间的明显不同,而且突出了内盖夫-贝都因人各社区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社区中只有一个社区失聪妇女的结婚率与失聪男性或听人女性相似。然而就在最近,第一对聋人夫妇在内盖夫结婚了,这表明一种新的聋人情谊已经出现。

影响和扩大性别差异的第二个因素是学校教育及其在语言、职业技能和社交网络方面提供的社会资源。这界定了那些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的人和那些上过学的人之间的代际差异。聋人教育的惨淡状态,以及它甚至未能为受过教育的这一代人提供识字能力,造成了聋人和听人之间的新差距。此外,它还使年轻一代的聋人女性与其同龄聋人男性之间产生了差距。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大量关于聋人的社会政治关系的文献记录了耳聋如何被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身份。(聋人)手语者的语言社区的概念是基于对某种手语的文化认同以及优先使用,而这个概念并不是所有听力障碍者都认同的。在聋人研究中,这种聋人联盟的各种表现常常通过使用首字母大写的“聋人(Deaf)”来表示,如“聋人文化(Deaf culture)”、“聋人社区(Deaf community)”和“聋人身份(Deaf identity)”。

尽管区分小写和大写的“聋人”具有概念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但我在本文只会部分做出区分。我希望避免强行在那些拥抱大写聋人身份的人、那些不接受的人和那些培养着不那么坚决的聋人意识的人之间划清界限。换句话说,我希望搁置非此即彼的分类方式。拉德(2003)引入了”聋人情谊”(Deafhood)的概念,以强调一种基于聋人感受的“存在”和“成形”——无论是在个人内部还是在整个集体之中。作为主体性的一个分析类别,它不是给身份贴上标签,它承认了大小写“聋人”区别的重要性,却无需建立武断的边界。鉴于内盖夫-贝都因聋人社群中多重主体性和认同关系仍在涌现生长,“聋人情谊”这个概念可以表示这种存在感的不同程度,对于想象它的各种可能出现形式特别有用。

在2003年的经典专著《理解聋人文化》中,英国聋人学者、活动家帕迪·拉德提出了其著名的“聋人情谊(deafhood)”概念。图源:amazon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内盖夫-贝都因存在多个耳聋出现率异常高的社区,当地发展的手语是聋人和听人成员共享的手语社区的核心。因此,他们构成的是一个手语社区,而不是一个聋人社区。在玛莎葡萄园(美国)、巴厘岛(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已经记录了几个与贝都因人共享手语社区相媲美的案例(参见格罗斯,1985;布兰森等人,1996;伍德沃德,2003年;诺纳卡,2004)。学者们在审视这些案例时往往只看到了大写聋人社区的缺失或处在萌芽状态之中。在其他论文中,我详细考察了一个贝都因人共享的手语社区(基希,2000,2004),并且我对用现有分类方法将此类独特的案例归类为聋人社区持保留意见。我认为,这种共享手语社区可能有助于聋人的相互融合,减少他们的受障状况,但这种社区也可能对一个纯聋人联盟的出现构成独特的挑战。

直到最近,耳聋很少被当作内盖夫-贝都因人社会认同或社交聚会的基础。大多数成年聋人的社交网络,像他们的同龄听人一样,主要来自于他们的亲属关系、扩展家族群体和就业经历。对于那些在耳聋出现率异常高的社区长大的成年聋人尤其如此,尽管那里有许多聋人,而且存在当地发展起来的手语,但没有形成明显的纯聋人社区。

随着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不同学科中已经出现了性别与其他社会范畴交叉作用的意识。引入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概念是为了克服将性别作为主要、僵化或普适范畴的狭隘关切。交叉点不是范畴,而是重叠的地带,在那里,通过各种身份轴心和社会范畴经验的加入或对抗,压迫、污名或结构性机会这些社会现象得到了加剧或改变。

性别和其他社会面向在关于残障者的研究中往往变得无关紧要,仿佛残障可以直接遮蔽其他社会维度的影响(艾许和费恩,1988)。在大多数从80年代开始出版的关于妇女和残障的文献中,肢体障碍的妇女通常被定义为受到双重歧视(参见迪根和布鲁克,1985)。“这种‘双重残障’……构建了受障妇女的经历,并加剧了残障单独的压迫感”(奥利弗,1990:71)。事实上,研究发现,残障妇女在教育、就业、经济保障以及性与亲密关系方面的经历比两个相关比较群体(非残障妇女和残障男子)都要更加恶劣(艾许和费恩,1988)虽然如此,身为妇女和经历残障可能会超越日益加剧的压迫,并可能同时改变性别和残障的经历。

最近编辑了《女性与耳聋:双重愿景》这本合著的编辑们试图超越“双重”的机械式叠加,并提出这种愿景也可能”相互衍生、重叠和折射”(布鲁格曼和伯奇,2006:ix)。该合著的几篇文章侧重于“性别复杂化了传统的聋人认同,反之亦然”(2006:4),并展示了女性如何协商标志着她们的教育和参与社区事务的保守性别角色(参见罗宾逊,2006;李,2006)。罗宾逊(2006)揭示了女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聋人社区和机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几个聋人协会仍然拒绝接纳女性,而且大多数协会尚由保守的男性领导。妇女通过创建辅助组织并负责社区的社交活动,获得了作为社交中介和文化促进者的影响力和认可。

另一项研究表明,沟通障碍和信息获取受到的限制,使美国聋人群体保持了传统和保守的性别态度(贝克尔和乔雷吉,1985)。性别化的手语表达最能证明性别和耳聋的交叉影响不能被简单化解读为强化压迫。在爱尔兰,两套截然不同的手语词汇出现在性别区隔的天主教聋校中,而从19世纪下半叶一直到20世纪中叶,正是这些分性别的聋校主导着手语教育(莱马斯特,2003)。最近,李森和格雷汉(2004)已经表明,爱尔兰女性手语今天仍被年轻女性以及年龄较大的女性、天主教女子学校的毕业生使用。这些研究的重点是语言学,它们并未关注聋人其他方面的经历亦可能被性别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与关于妇女和残障的文献一样,关于妇女和耳聋的文献大多集中于北美或欧洲社会。

02. 研究背景:内盖夫-贝都因人和耳聋

内盖夫(阿拉伯语为Al-Naqab [2])的阿拉伯原住居民是前游牧民族,通常被称为贝都因人。然而如今,畜牧游牧主义(pastoral nomadism)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内盖夫-贝都因人中近一半人口居住在半城市乡镇,这是以色列国家为安置贝都因人而建立的,目的是尽量减少土地资源的使用。其余的贝都因人定居点没有被国家正式承认,因此缺乏基础设施(即道路、水、电和下水道)。内盖夫-贝都因人占内盖夫分区人口的25%,与犹太居民分开居住。很少有妇女从事带薪劳动,大多数男子也都只是处于以色列劳动力市场的下层。这里的贫困率和失业率在以色列都是位居高位。

在过去五十年中,内盖夫-贝都因人经历了以色列建国后剧烈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荡,深刻地重组了他们的社会结构。在当代贝都因社会中,社会经济差距正在扩大,贝都因人之间在教育、生活方式和性别隔离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作为以色列公民,贝都因人受益于国家健康保险,并归义务教育法管理。然而,忽视和歧视导致大多数贝都因人的健康、教育、福利服务和设施严重不足,与大多数以色列犹太公民能够得到的资源相比,这些远远不够。此外,现有服务的使用仍然受到物理环境障碍和语言障碍的约束。虽然面向残障者的设施对大多数以色列阿拉伯人来说都是不足的,但内盖夫的状况尤其匮乏(JDC,2006)。

在以色列,成年聋人仅因听力障碍是没有资格从国家保险协会(National Insurance Institute)领取残障津贴(与社会保障福利相当)的。然而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更为孤立的成年聋人妇女和少数男子,大多未受过教育并失业,获得了这种残障津贴。自2002年起,所有成年聋人都有资格享受每月通信津贴和每年的通信费用退款。自1981年以来,有严重听力障碍的孩子(18岁以下)有资格领取“残障儿童福利金”。

以色列国家保险协会于1964年发行的纪念邮票,其中呈现了老人、孕妇、儿童和肢体残障者形象。图源:eBay

内盖夫-贝都因人中聋人的确切人数尚不清楚,估计超过500人。虽然在巴勒斯坦人中先天性耳聋者的预估出现率为千分之1.7(沙欣等,2002),但在内盖夫-都因人中的出现率可被估计为千分之三。血亲婚姻(家族内婚制)是内盖夫-贝都因人中普遍存在的婚姻形式,是大多数先天性耳聋案例的原因。因此,某些血统群体中的耳聋发生率异常高,而其他社群中的先天性耳聋案例则直到最近才出现。

在一个该类社区里,出现率达到千分之三十(基希,2000,2004),这是迄今为止所记录的全世界耳聋出现率最高的社区之一。这些高出现率导致了贝都因不同聋人的经历之间的显著差异。最重要的是,这些社区的聋人和听人成员都已经有几代人积累了广泛与耳聋相处的经验。因此,某种手语已经发展起来,内盖夫-贝都因社会中不同群体的残障或孤立程度则有了很大差别。

另外两个广泛的区别可以用来描述贝都因聋人的一般特征。在贝都因聋人之间会有一个代际的区别。大多数1970年以前出生的贝都因聋人男女——现在已经30岁以上——并没有上过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都因的聋童才开始在贝尔谢巴区首府的一所聋人学校上学。最后,性别传达了一种在婚姻模式中最明显的区别:大多数贝都因聋人妇女仍未婚,而大多数成年聋人男子已婚。那些结婚了的聋人妇女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耳聋出现率高的社区长大的。

自1995年以来,我一直在内盖夫-贝都因人中研究耳聋。多年来,我带领了许多基于社区的田野调查小组。在一个未被正式承认的贝都因人定居点,我寄宿于当地家庭,每次会待上2-6个月。2004至2005年,我在整个内盖夫地区进行了16个月的多点式田野调查。然而,我的主要寄宿家庭位于赛义德(Al-Sayyid[2])地区内。

03. 婚姻:未婚聋女,听-聋、聋-聋婚姻

贝都因的首个聋-聋婚姻标志着贝都因年轻一代聋人取得的重要突破。然而,如前所述,大多数贝都因聋人男子都和听人女性结婚了,而大多数聋人女性则保持不婚。本节将首先提供内盖夫-贝都因人婚姻制度变化的背景。其次,它提到赛义德血统群体的情况——该地区通常聋人男女都会进入婚姻。最后,我将谈论首次出现的聋-聋婚姻。

一些进程对内盖夫贝-都因人的传统婚姻制度的动态和限制产生了影响。政治和社会变革在许多方面重塑了贝都因人社会,使其以前的许多部落等级制度和联盟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在婚姻领域,这些亲缘关系仍有明显的重要性,高内婚率就证明了这一点,估计占所有婚姻的近60%(魏茨曼,2003)。那些不在血统群体中的婚姻也受到严格的社会制度和等级制度的约束,根据这些制度,一些群体认为与其他群体联姻是不合适的。

当男人和来自另一族群的女人结婚时,这种情况就会被被接受,甚至常常被认为是可取的。它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统治行为。因此,把女儿嫁给毫无关系的族群大多是不可取的。男人希望避免因为把女儿和姐妹嫁出去而使他们的群体地位受到其他群体的控制的可能。除此之外,将女儿嫁给熟人还被认为是为她幸福着想的一种表现。女性自己也倾向于这种亲属内婚制;在她的血统群体或她有亲戚的其他地方,亲属关系为女性提供了社会资源。这样的社交网络为女性提供陪伴和支持,可以在必要时对她的丈夫及其家庭施加压力。一夫多妻制在内盖夫贝-都因人中很常见,这也有助于维持妇女与血统群体内部中的人结婚的习俗。男性很少保持未婚,但这对女性并不罕见。

未婚女性虽然是少数,但也扮演着她们的社会角色。然而,女性的性行为是一个关键的文化隐喻,除非是在正当婚姻生活中发生的,否则对她及其亲属来说,这可能被认为是可耻的行为。因此,(处于育龄期的)离婚或丧偶女性将继续受到其一名男性亲属(父亲、兄弟或儿子)家庭的“保护”。这些未婚女性充分参与其他被视为女性性别角色这部分的任务:照顾家庭、儿童和老人以及参与粮食生产(只要它仍然以家庭为基础)。与大多数贝都因女性一样,她们依赖于男性户主。

“定居化”(定点安置)和男性无产阶级劳工化的同时,伴随着家庭生产减少和贝都因女性作用与地位的急剧下降(雅库博夫斯,1988年;莱万多-洪特,1984)。于是,对许多贝都因妇女来说,母亲身份变得更加重要了。因此,虽然许多年轻女性渴望从伴侣身上获得更亲密的友谊,并且越来越担心一夫多妻制,但大多数女性为了社交稳定和生育而会对她们的婚姻伴侣进行妥协。就此而言,贝都因女人不被期待会对性或仅仅因为性而对对男人产生兴趣。然而,生育和做母亲是她们女性主体性的基本组成部分,而这只有通过婚姻才能实现。

近几十年来发生了一些剧烈的变化。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相比女性显著增加,因为男子会被期待在婚前筹集到更多的资金,这样男子通常要离开家几年在该国其他地区工作。因此,对许多年轻男人来说,其他社交网络已经取代了旧的社交网络。对他们来说,血统群体的团结已经减弱了,越来越多的男人觉得没有义务遵守为他们安排的婚姻。即使被接受了,这种婚姻安排往往会更加失败。因此,为女性寻找匹配的对象被认为越来越困难了,女性也被看做在婚姻中更为脆弱的一方。寻找合适的——值得信赖的、品行端正的、稳定的、最好是熟悉的——婚姻伴侣越来越被认为是困难的和非常不确定的。

话虽如此,让我回到贝都因聋人女性的案例吧。虽然她们大多未婚,但赛义德血统群体在这方面是个例外。直到最近,所有赛义德聋人女性和她们的听人姐妹一样,都和她们的一位亲戚结婚了。所有的聋人女性都嫁给了听人丈夫。不过,这些人通常早已熟悉手语,也熟悉这个共享手语社区中的其他聋人。这种对耳聋独特的经验和知识深深影响了赛义德社群中的婚姻,然而这并不是其他约100个内盖夫-贝都因血统群体所共有的。

作者的主要寄宿家庭所在的赛义德(Al-Sayyid)地区,是内盖夫沙漠中位于贝尔谢巴西北的一个贝都因定居点。图源:Wikipedia

然而,至少有两个其他血统群体(均为Qderat 联盟)的耳聋发生率与赛义德部族中的耳聋发生率相当。在那里,一种当地的手语也在发展,构成了共享手语社区,这在许多方面促进了聋人的相互融合。尽管如此,在涉及聋人的婚姻方面,他们像那些出生的聋人较少的世系一样,聋人男子与听人伴侣结婚,大多数聋人女性保持未婚。对这些共享手语社区的历史进行全面比较可以说明这种显著差异(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不可否认,赛义德部族或Qderat中已婚或未婚的女性不能被视为是被社会孤立的;她们周围有大量掌握手语的聋人和听人。

在耳聋状况最近才出现的族裔群体中,很少有人尝试为聋人女性寻找婚姻伴侣。与赛义德人或 Qderat人不同的是,在那里,由于没有预先存在的手语且缺乏其他聋人,加上听人父母和其他亲属缺乏相关经验,耳聋往往导致了她们的孤立或社会边缘化。

虽然相比男性来说,未婚对女性并没有那么罕见或离经叛道,但仍有许多未婚的贝都因聋人女性被剥夺了实现母亲角色的可能性。鉴于做母亲对贝都因女性地位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这种剥夺是不能被低估的。聋人女性并不被认为不适合承担养育者、母亲和妻子的女性角色,但在大多数家庭中,由于缺乏先例和寻找婚姻伴侣的难度越来越大,她们的婚姻确实难以实现。因此,虽然聋人女性对保持未婚的恐惧并不是其独有的,但她们同龄的听人对婚姻安排可以做出的妥协,而这对于聋人女孩来说往往是无法实现的。因此,聋人女性更常被迫接受没有孩子的未婚女儿的角色。这种未来应该被视作对于大多数聋人贝都因女性的一种社会阻碍(disablement)。

达成女性传统角色的能力可能不被视为衡量女性社会成功的最佳标准。一些关于残障女性的文献表明,一些妇女可能并不把婚姻放在首选的地位。艾许和费恩(1988:13) 评论说,考虑到传统性别角色的例外存在,残障女性或许能够“更自由”地成为非传统女性。然而,正如艾许和费恩自己指出的那样,非残障女性更有可能在“传统”和“非传统”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聋人(与听人)贝都因女性来说,任何排除母性(母亲身份)的“非传统”选择都被视为一种默认结果,而不是偏好选择。

最后,应该注意第一次聋-聋婚姻的戏剧性事件及其成为年轻贝都因聋人中更普遍的婚姻模式的前景。在很多其他地方,人们认为残障者应该与他们的同类结婚,贝都因则并非如此。直到最近,大多数贝都因人还不熟悉聋人婚姻的想法,而且大多数人认为这严格来说是不切实际的。在耳聋构成独特的社会身份的地方,聋人婚姻是最常见和首选的婚姻形式,也是聋人社区的关键支柱和表现形式(帕登和汉弗莱斯,1988;沙因,1989)。

不出所料,第一批试图与聋人伴侣结婚的年轻贝都因聋人男性都毕业于北部的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越来越多地接触聋人社群中的聋人,从而获得了一种聋人情谊。在过去的两年里,三个聋人男子娶了聋人妻子。这三个人长大的社区都是最近才出现耳聋案例,所以没有既定预设或解决方案可用,可能也因此留下了更多的创新空间。然而,对于这些年轻男性来说,这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虽然男性寻找自己的婚姻伴侣逐渐变得被接受,但婚姻仍然主要是由家庭网络正式安排。

纳瓦夫是最早与聋人新娘结婚的聋人男性之一。在他的血统群体(由几千人组成)中,只有其他两个聋人男性,这两个聋人年龄相近且都未婚。纳瓦夫的父母对自己孩子们的教育很上心,而纳瓦夫长大后也成为了一个彬彬有礼、勤奋和博学的年轻人。起初,纳瓦夫的父亲向他保证,他们可以为他找到最好的新娘。“没有哪位是我儿子配不上的”,他的父亲说,“有许多漂亮年轻听人新娘可以让我们为他安排。”

起初,纳瓦夫被父亲的态度激怒了,他逐渐说服了他的父亲和兄弟们:“我不会和一个相信她比我强的女人结婚,我需要一个能理解我并能用我的语言交流的新娘”,他反复解释道。最后,他设法让他的父亲和叔叔和他一起拜访他的几个候选新娘的家庭。第一个家庭拒绝了联姻,因为纳瓦夫的家庭和他们以前没有婚姻关系,并认为他们是较为低级的血统。不过,纳瓦夫还有几个候选人,最后他的婚姻被成功地安排好了。纳瓦夫的喜庆婚礼成为他的许多来自内盖夫各地的聋人同学参加的一件大事,这其中包括他寄宿学校的一些同学和老师。这些聋人职员非常自豪地赞赏了纳瓦夫的聋人意识以及他与一位聋人女性结婚的动力。

另外两名同年结婚的聋人男子娶的是非贝都因的阿拉伯女人。此外,由于她们有部分能力可以用阿拉伯口语进行交流,许多聋人认为她们都只是有点重听耳背而已。两位年轻男子都为此争辩说,他们的妻子比内盖夫的任何聋女都更融入社会和受过教育,因此更有能力与他们的家人沟通。

然而,纳瓦夫对他们的选择持批评态度,在他自己结婚之后,他成为了聋人婚姻的积极倡导者。他一再鼓励尚未结婚的聋人朋友去寻找当地的聋人新娘。有一次,他甚至护送一个朋友第一次尝试去拜访首选新娘的家人。事实证明,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新郎最终和一位听人亲戚结婚了。不久之后,他们的三个同龄人也都同听人新娘结婚了。

这些婚姻和婚姻尝试的消息传得很快,聋人学生聚集的学校是主要的交流场所。猜测和谣言在四处蔓延。在年轻的聋人中,这个问题已成为辩论的一个共同话题。男性气质是由以两性关系为核心的主导行为所建构的。因此,对于贝都因男人来说,表达他们结婚的愿望以及对婚姻伴侣的选择偏好是社会规范的一部分,甚至对于展现他们的男性主体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年轻的贝都因女性来说,体现这种愿望的可能性范围是大不相同的。年轻的贝都因聋人女性的主体性也逐渐被一种聋人情谊的意识所感染。然而,表现出这种偏好(例如,与聋人男子结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是存在额外障碍的,并更进一步降低了任何结婚的希望。做母亲这个愿望只能通过婚姻合法地实现;但现有的社会规范不允许妇女公开表达她们对男性的兴趣。像她们年轻的听人姐妹一样,她们抑制自己对婚姻表现出热情,并经常表示自己根本不想结婚。尽管在更亲密的聚会中,年轻的聋人女性表示希望这种聋-聋婚姻能变得更加普遍。

首批的聋-聋婚姻也造成了紧张关系,它进一步突出了年轻贝都因聋人男女之间的差异。聋人男性对北方聋人新娘的偏爱表明,贝都因女性同龄人的语言教养程度还不够。此外,考虑到(贝都因男女之间)婚姻年龄的差距日益扩大,许多年轻女性认为这种革新不会影响她们,而只会影响更年轻的聋人女子。一位年轻的聋人女性痛苦地暗示,她们最终可能会成为年长的聋人男人的第二任妻子。

(待续)

编者注:

[1] 译注:贝尔谢巴是以色列内盖夫地区中心城市,为内盖夫的北方门户,通往死海南岸、亚喀巴湾与埃及的西奈半岛,交通位置重要,历史上长期为军事重镇。

[2] 此为“内盖夫”的阿拉伯语音译

[3] Al-Sayyid或al-Sayed是以色列的一个贝都因人村庄。它位于阿拉德和贝尔谢巴之间的内盖夫沙漠,在胡拉以南,属于卡索姆地区委员会管辖。2019年,该村的人口为5,875人。Al-Sayyid的居民主要是al-Sayyid部落的成员,他们因其人口中的高耳聋率和随后发展的al-Sayyid贝都因手语而受到关注,许多听力好的村民和聋哑人都使用这种语言。源自维基百科


引用文献:

参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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