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全球抗争运动:小结

2020年带来的疫病与隔绝截断了人类学引以为傲的长田野方法,也一度给2019年席卷全球的社运能量降温,但后者并未消亡,而是随着疫情带来的社会张力重燃且激荡。席卷美国的“黑命攸关”和白俄罗斯民众示威直接与新冠防疫的失败相关,而贝鲁特爆炸后黎巴嫩的街头抗疫和智利宪法重修则是2019-2020年长时段运动声部的强音和高潮。各地的运动延随着各社会内生的脉动,基于各人群不同诉求,但无论是阶级、经济、生态、疾控抑或族群,运动动力跨越传统抗争范畴的传染性已经是全球运动景观下的社会事实。如何动态地面对这一加速的世界是基于田野方法的知识生产在这个时代面临的根本问题。如何捕捉并共演社会运动中的尖叫、渐变和杂音则是人类学应有的期许。结绳志专栏“全球运动的田野回声”旨在为这样的问答提供平台。

正如此前这一系列的序言所言,“通过介入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全球抗争运动,本系列文章试图探索人类学在捕捉“真实世界”动态中的作用。”就这套捕捉世界动态的语言演练,本文对诞生于系列文章中的问题意识进行了比较和总结。运动是得是失?是新的还是旧的?是既定的还是形成的?是需要完结的还是必将失望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具体语境中被探索,但正如世界在新冠疫情中再次激进演化,正确面对这些问题的做法是继续追寻它们的演化而非盖棺定论。这篇小结也在这一意义上不等同于完结,面对扑面而来的紧迫性及其出乎意料的持续性,这篇小结的另一意义是对直面紧迫情况的介入性民族志方法的检审。

此前的篇目原文可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what-do-they-teach-us。也可见结绳志的全球运动系列:

2019年全球社运的人类学实验课

伊拉克抗争:为每个人而革命,也为“小丑”

哥伦比亚2019年的抗争行动:不期而遇如何构建共同未来的想象

2019-20年智利抗争:与废墟同在

坚持与归属:重思印度新德里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运动的起落

厄瓜多尔的社会运动:从2019年十月抗争到新冠疫情

爆炸的预燃与回声:黎巴嫩十月十七日革命及其余波

原文作者 / Shan Huang, Pablo Seward Delaporte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global-protest-movements-in-2019-conclusion
原文发布时间 / 2020年11月24日
译者 / 可耘
校对 / 王三

正如这一系列的文章所显示的,2019年10月,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多场抗争运动。10月17日,一系列互不相干的事件突然导致了贝鲁特的大规模抗争活动,标志着黎巴嫩“十月革命”的开始。短短一天后,抗争者在圣地亚哥放火烧了几十座地铁站,引发了在智利同样被称为“十月革命”的运动。本系列报道的伊拉克抗争活动也被称为十月革命,始于2019年10月1日。短短两天后,厄瓜多尔就爆发了全国性的抗争活动。到了2019年11月和12月,哥伦比亚和印度又出现了规模相仿的抗争运动。加上香港在这一年发生了全球瞩目的抗争,这些运动为本就充满政治活力的一年画上了句号。因此,2019年可能会和2011年、1989年、1968年、1848年等年份一样,被列入抗争运动轰动全球的重要年份之一。尽管本系列所报道的2019年抗争运动在历史脉络上有所差异,展开方式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些遥远却相互关联的地点,抗争运动所控诉的是相通的全球经济与政治结构。跨国行动之间的团结无疑也发挥了作用。然而,为了忠于本系列所贯彻的归纳性实验(inductive experiment)的精神,我们在这篇结语里避免对这些抗争运动的原因和后果作出宏大的论断。相反,我们在本系列中采用历史的、民族志的进路,对这些运动的一些共同点或相似性提供简要的反思,尤其关注这些共同点或相似性如何与我们在导言中提出的问题相关联。

生成中的运动:抗争运动的民族志介入

我们在本系列的导言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立足于民族志的分析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本系列所报道的这些正在兴起的全球抗争运动,人类学的概念又如何提供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些运动。一般来说,学术界和媒体对社会运动或抗争运动的分析,往往强调与因果和过程有关的问题——社会运动或抗争为何出现,怎样出现;是什么原因导致一些运动失败而另一些运动成功;某个运动的结局是什么。这些问题无疑很关键,但提出这些问题的方式往往将运动固化为可以客观定义的、独立的分析单位。相比之下,本系列的撰稿人并未使用人类学概念把运动客观地划进一个分析领地,而是表明,通过民族志方法将运动看作动态的、充满矛盾的、仍未完成的计划,或许会有更大的收获。

2019年全球抗争图,图源:https://thedeflationtimes.com/social-mood/global-protests-2019/

本系列的文章以两种方式做到了这一点。第一,它们避免将抗争运动的主角固化为“新行动者”(new actors),而是强调在抗争运动的过程中浮现的主体所具有的异质性与模糊性。在本系列考察的大多数案例中,抗争团体包括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新联盟,这些年轻人与工会、政党等历史上重要的行动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黎巴嫩、伊拉克和香港的案例中,这些联盟似乎超越了阶级、性别、宗派与代际等用来用来分析以往运动的分类法。在厄瓜多尔的案例中,以往在全国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本土组织,与其他团体结成了意料之外的联盟。这在战略上似乎很重要,因为这种异质性带来了对其正当性的广泛支持,大多数抗争活动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此。在分析的层面上,认为当代的抗争者是严格意义上的新型主体,可能无意间窄化了抗争者的实践。这种看法也可能进一步帮助国家和其他强大的行动者对抗争者进行识别、定罪、监视。在这个意义上,对于使用民族志方法的人类学家来说,重要的就不仅是描绘抗争运动在客观上如何发展起来,也应当包括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如何不断阐释这些发展,以及这些阐释又如何持续地塑造运动的形态。

其次,为了通过民族志理解这些动态的、充满矛盾的、作为未竟计划(unfinished projects)的运动,我们也追问,它们的历史轨迹是如何被理解或分断的(periodized)。本系列所考察的所有运动无疑都根植于各地的历史与政治文化,然而,这些更宏观的脉络,未必带给运动必然的走向。以智利为例,巴勃罗·苏厄德·德拉波特(Pablo Seward Delaporte)认为,把起义简化为对新自由主义和皮诺切特1980年宪法的反抗,会过快封闭了抗争运动在智利开启不同未来的可能性。同样,海梅·兰丁兹(Jaime Landinez)从裂缝(cracks)和交染(contamination)的角度分析哥伦比亚抗争运动在发生过程中的架构与形态。虽然抗争运动必须被置于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的语境中加以理解,但兰丁兹认为运动的后果是无法预知的。

同样,在抗争现场看似格外新颖、自发形成的东西——无论是词汇、观念、行动还是情感——都需要被放置到更长的政治文化轨迹中审视。这样一来,我们或许能更准确地评估什么是真正的新事物,为什么它对于理解当前的形势如此重要,它们又从何而来。例如,亚塞明·伊佩克(Yasemin Ipek)指出,黎巴嫩的十月革命见证了抗争文化在多个层面的扩展。城市中产阶级行动者及其既定的抵抗方法,不再是抗争场景的中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度,参见本系列中索菲亚·阿巴斯的文章)。曾经犬儒或冷漠的公民、难民和农民工——伊佩克称之为“生成中的行动者”(activists-in-becoming)——以新面貌出现在街头抗争中。抗争运动因此有效地动摇了“黎巴嫩不会有任何改变”的犬儒心态。然而,正如伊佩克所指出的,对于如何实现改变黎巴嫩宗派制度的共同理想,行动者们有着不同的想法,它们叠加在一起,使运动的轨迹难以预测。同样,在印度,最早抗议《公民法》的是贫民区的穆斯林女性,她们的带头作用为社群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正如索菲亚-阿巴斯所写道,她们并未打着“女性领导的革命”的旗号去彻夜静坐或践行对地方的归属感,也没有提出任何明显是女权主义的主张。然而,正因为她们大胆地把自己呈现为关心穆斯林社群及后代的政治主体,她们才更深刻地挑战了“被压迫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形象。

这种新与旧之间的动力,在伊拉克和香港也有所体现。在伊拉克,克雷姆·尤萨克利(Kerem Ussakli)捕捉到了“小丑”的出现。“小丑”是对流行文化中一个虚构人物的“视觉征引”(visual citation),却反映了伊拉克的许多现实状况。他认为,抗争者自我认同为“小丑”的做法具有革命性的潜力,不仅因为这一形象具有非凡的启示力量,还因为抗争者有意去直面——甚至预先拒绝——主流媒体大军把他们污名化为“小丑”形象所代表的一切、以此挟持抗争活动。然而,他也提醒我们,要想理解这种对政治体制——尤其是穆哈萨萨(muhasasa)制度【1】——发起根本性变革的决心,就必须考虑到,过去十几年从内部改革体制的种种尝试皆以失败告终。Shan Huang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遇到了香港的全城动员。相较于关注战场般的抗争地点(warzone-like protest sites),他记录了照护陌生人的空间(space of care for strangers)如何浮现。他通过民族志片段展示了一群市民志愿者如何在机场搜救一位据说为了升级抗争而试图自杀的年轻人。他认为,要想理解这种前所未有的集体行动的意义,需要认识到香港如何被建造、体认为一座并不鼓励这种照护形式的城市。

田野的极限:抗争运动教给人类学家什么

本系列探讨的另一个话题是,抗争运动作为观察的对象、获得深刻体验的地点、高度政治化但也需要智识介入的场域,教给人类学家哪些我们从其他通过民族志考察的现象中往往无法学到的东西。我们认为,向抗争运动及其行动者学习的途径之一,是思考它们如何展露了我们所处的田野点的极限。在这里,极限可以指既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在社会不同构成部分的共识下,把多个生活世界(lifeworlds)聚拢起来的最大程度。作为人类学家,我们可以观察抗争者如何诊断体制问题、如何对行动给出“说法”,其诉求如何超越我们在运动爆发前所持的研究和政治议程,以此有效地理解这种极限。关于这一点,智利是最显著的例子。全国性的抗争活动是由圣地亚哥地铁涨价引发的,但很快升级为要求公民有权改写宪法——1980年,它由皮诺切特将军强行颁布,作为智利新自由主义实验的一部分。然而,巴勃罗·苏厄德·德拉波特认为,与其把反新自由主义的制新宪诉求定性为运动带来的新极限,民族志作者更应该和抗争者“同向而坐”(sit with protesters),在他们试图把极限推到仍然未知的境地时,一起平视前方。他以圣地亚哥街头的瓦砾为例,用民族志展示了这种分析的立场。然而,正如智利极端的国家暴力所显示的,去突破可能性的极限,并不仅是一场关于欲望的运动(a movement of desire)。

由此看来,抗争运动中的田野极限,也指向一种特定境况下的视域(conditioned horizon)。在这种视域中,世界的诸多可能性被瞬间打开,然而它们既不会无限制地展开,亦非无迹可寻。马卡·苏亚雷斯(Maka Suarez)和豪尔赫·努涅斯(Jorge Núñez)的文章回顾了他们在2019年10月厄瓜多尔的抗争活动结束后帮助“万花:昆卡跨学科民族志中心”(Kaleidos: Center for Interdisciplinary Ethnography in Cuenca)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的讨论。他们引用了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女性行动者,向我们展示了街头抗争活动的直接性(immediacy)如何使人们能够讨论超出最初引发动荡的事件之外的许多话题。索菲亚-阿巴斯和Shan Huang分别指出,在德里和香港,城市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的具体状况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些富有创意的动员方式是如何实现的。他们以这种方式向抗争者学习,更新了对城市地理学的理解。这种地理学既是一种具身(embodied)的空间实践,以及一种涉及批判性政治(critical politics)的公共知识。类似地,海梅·兰丁兹指出,在哥伦比亚,运动的地点与诉求之所以得到扩展,重要的一环是抗争者把敲锅游行(cacerolazo)带入了街区。

新冠疫情及其所激发的社会张力激发了诸多2020年的全球抗争,与2019年的全球抗争相比,2020年全球北方出现了大量抗争,也有诸多新行动主体出现,如BLM中的跨种族联合。这是偶然、反讽、还是团结?运动的后续仍然值得关注。图源:https://www.brookings.edu/blog/how-we-rise/2020/07/08/the-diversity-of-the-recent-black-lives-matter-protests-is-a-good-sign-for-racial-equity/

用极限这个隐喻来思考,也敦促我们去追问一场“运动”能走多远,当那些展现在聚光灯下的动员和对抗的时刻过去之后,还能留下什么。换句话说,人类学家学习的对象,不仅是抗争者做过的事情,还包括他们未能达成的愿景(Tania Murray Li 2019),以及他们还没有做、但以某种方式预示的东西。在黎巴嫩,正如亚塞明·伊佩克所展示的,抗争者最初要求政府卸任,而这一要求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实现后,建立在这一共同目标之上的联盟很快就解体,抗争者内部的对立凸显。她并不将其视为失败,而是建议我们关注各种小团体如何联结其他脆弱不安(precarious)的黎巴嫩公民来推进十月革命的议程。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本系列更多关注的是希望与光明闪现的事件性时刻(eventful moments),但抗争运动的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香港2019年的抗争活动已经催生了体制的一些根本性变化。Shan Huang指出,要想评价这场运动的收获,一个关键是去看自组织方法和公民之间互相照护的精神的后效。事实上,在本系列所报道的案例中,这种相互关怀、互助、学习和知识生产的新实践,经常溢出它们在现有制度中通常所在的场域,也不局限于最激烈的“运动”现场。(另见Yasemin Ipek;Maka Suarez and Jorge Núñez)。在对警察暴力和既有政治制度做出切实改变的能力深感沮丧时,这种新的自组织趋势及其方法论与政治意涵,也许是2019年这些抗争运动的共同遗产。

抗争运动如何改变田野工作的风险/重要性(stakes)【2】

第三,我们在导言中问道,这些抗争运动如何改变了我们民族志工作的风险和重要性,以及介入田野的方式。本系列的部分撰稿人在抗争运动期间正在展开长期的田野工作(Sophia Abbas;Shan Huang),其他则有机会重访他们的田野点(Pablo Seward Delaporte;Maka Suarez and Jorge Núñez;Jaime Landinez)。通过深入接触参与抗争运动时与报道人,他们可以体会到,这些运动在他们的田野点是如何呈现为具有全局效应的“整体事件”(total events)。索菲亚·阿巴斯探讨了穆斯林如何通过空间战术、宗教身份和法律来建立归属感。Shan Huang记录了高能量的抗争如何渗透到当地社区并激活那里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其他在抗争运动爆发前已经完成长期田野工作的人,则选择追溯抗争活动关键的“前传”(Yasemin Ipek;Kerem Ussakli)。马卡·苏亚雷斯和豪尔赫·努涅斯的文章体现了与众不同的面向,他们将新冠疫情与2019年10月厄瓜多尔的抗争活动结合起来思考。他们记录了政府如何利用疫情进一步镇压抗争活动,从而对国家暴力的运作方式获得了深刻的理解。此外,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与其他行动者合作的经验也坚定了他们的立场:书写民族志时采取合作性、反思性的知识生产方法,正是当下所需要的。

无论是在抗争运动中做田野,还是从远处观察政治动荡如何改变我们的田野,都会深刻地改变我们与田野点和报道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中明确选择和抗争者站在一边的人,尤其会想更直接地参与到运动中去——这种冲动也许会超出传统上对田野里“专业”人类学家的期待。尽管本系列的作者们都同意,民族志写作也是一种参与的方式,但这种做法并非没有张力。我们被训练精心撰写我们的民族志,以产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洞见,解释关于运动、超越运动的东西。然而这种写作在学科意义上的时间性(disciplinary temporality)可能关闭了通过学术研究及时介入(运动)的路径。毋庸赘言,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坐下来写一篇文章,在智识和情感上也颇具挑战性。在某种意义上,本系列试图证明,取得这些困难的平衡仍是可能的。通过将各种案例并置在一起,我们在此铺开了一个有关抗争运动不大不小的图谱。组稿过程中,撰稿人们也因此可以相互学习。借此,我们也希望邀请大家进一步讨论,人类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运动,又如何调动跨越不同抗争现场的团结与共情(Liu and Shange 2018)。

小结

在本系列进入尾声之际,我们不愿对在此报道的全球抗争运动作出宏大的论断。眼前的案例表明,这些运动涉及的议题范围极广。这些议题包括:民主治理的承诺没有兑现,且遭到侵蚀;警方暴行受到公众的广泛监督与谴责;贪腐和经济不平等间的网状关系愈发醒目;根植于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基于族裔、种族、性别、宗教的排斥仍在延续。经典著作已经从理论层面讨论了整个二十世纪如何从基于阶级的社会运动过渡到基于身份的社会运动或“新”社会运动 (Laclau and Mouffe,2013[1985])以及“诸众”(multitude)作为全球革命主体的出现(Negri and Hardt,2004)。

在墨西哥任教的拉奎尔·古铁雷斯·阿奎拉,研究玻利维亚,曾被玻利维亚军政府抓捕,图源:https://www.anaceciliadinerstein.com/raquel-gutirrez

然而,与其得出宏大的理论结论,我们认为人类学家借助民族志的方法论工具,能够以独特的方式来考察这一生成过程。正如社会学家、革命者拉奎尔·古铁雷斯·阿奎拉(Raquel Gutiérrez Aguilar)(2014,xxiii)所言,“历史上某些时候,社会冲突、对抗和动荡突破了试图对其进行管控的限制性框架。”正如本系列的文章所显示的,2019年可能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对于本系列文章所讨论的许多抗争者来说,他们更清楚自己反对什么,而非想要什么。我们不一定要把这看作问题重重的“反对的政治”(politics of the anti-)(Ferguson,2009)的一种症候,而是可以通过民族志来介入当前全球政治的转折期所带来的可能性视野。

我们无法预测,新冠疫情将会如何影响智利、香港、黎巴嫩、伊拉克、印度、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以及本系列没有报道的其他抗争运动。在某些案例中,新冠疫情使国家和其他强大势力得以瓦解抗争运动,而在其他语境中(比如美国正在进行的“黑命攸关”抗争),疫情下暴露无遗的不平等与权力滥用可能激发了抗争运动。这些运动所开启的视野将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新的霸权和新的社会整合,仍有待观察。关于如何从民族志中学习,还有关于人类学有何公共承诺(public commitments),本系列提出了一些分析路径和问题。还有许多话题亟待讨论,包括但不限于跨国联结和团结的新模式、经济不稳定与政治边缘化在各地的表现形式、非抗争者以及抵制抗争的反向行动(counteractions)的作用、国家暴力与警方暴行。在前所未有的、笼罩全球的不确定感中,维持权力体系的制度、以及使人类学本身成为可能的制度都遭到了质疑。此刻,人类学家介入抗争运动的需求从未如此紧迫。

注释:【1】 译者注:穆哈萨萨(muhasasa)制度是伊拉克基于民族、宗教派系分权的“配额制”政治体系。【2】 译者注:stake原意为赌注,有“风险”与“重要性”的双重含义。

参考文献:Ferguson, James. 2009. “The Uses of Neoliberalism.” Antipode 41, no. S1: 166–84.
Gutiérrez Aguilar, Raquel. 2014. Rhythms of the Packahuti: Indigenous Uprising and State Power in Bolivia. Translated by Stacey Alba D. Ska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Laclau, Ernesto, and Chantal Mouffe. 2013.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New York: Verso.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85.
Li, Tania Murray. 2019. “Politics, Interrupte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19, no. 1: 29–53.
Liu, Roseann, and Savannah Shange. 2018. “Toward Thick Solidarity: Theorizing Empathy in Social Justice Movements.”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31: 189–98.
Negri, Antonio, and Michael Hardt. 2004.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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