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近日,“天下苦知网久已”的呼喊渐起,起因是老教授赵德馨常年向知网维权并胜诉,知网向赵教授道歉却下线其知网论文的系列事件。“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作者的百余篇论文”、“盈利巨大”、“作者不但没有任何收益,甚至下载自己文章还要花钱”。这一系列事实上的不公义激起了普遍而朴素的愤慨之情。但知网的问题不止于“不告而取谓之贼”,赔款道歉后下架赵教授的论文,让这百来篇的知识成果反倒失去了作为知识最重要的价值——传播。日前网络讨论已经聚焦到了知网的垄断地位。我们可以追问知网如何从1995年,时任清华信息公司总经理王明亮提出的全文数字出版系统这一具有技术进步主义色彩的主张,演化为如今基于数据库垄断的牟利机器。也可以更进一步,以本文蕴含的逻辑追问学术数据库这一社会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垄断背后的高校新自由主义改造。
本文通过细读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部资深教授劳伦斯·布施教授的《知识有价:新自由主义接管的高等教育》 一书,爬梳了近三十年英美世界新自由主义逻辑对高校的接管:行政膨胀、教学职能压缩、科研指标化。结果是“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学生负债,教师被论文发表所奴役,大学和国家也在零和的指数比较间落入短效投资发展主义的陷阱。学术数据库是这一过程中关键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建立的背后是一套基于可审计发展和比较的“必须”逻辑,其结果除了不公平的利益分配外,更严重的是研究人员被另一套“不发表就出局”的必须逻辑异化为论文发表机器,且发表在这里已经被剥离了最初的议题公共讨论和传播的意味,被引文索引所反向决定。
另一方面,当学术写作这样原来的公共产品转化成了高价商品,设定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它限制了知识的自由获取,也使得阶层之间的界限更难以跨越。”类似的观察也在结绳志此前编译的格雷伯文章《大学死了吗?人类学与职业管理阶层的兴起》里得到呼应。而人类学家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主编,2000年就已出版的《审计文化》(Audit Cultures)一书则不仅指向学术界的异化,而把批评的视角指向了指数审计垄断制度染指的现代社会诸层面。
赵教授并非知网维权的起点,也绝不是终点。但如果知网真能真诚道歉,最终整改成为分红更加公正的平台,或者多家学术数据库间形成有效竞争,这是否是知网维权所期的结果?南风窗《拆掉知网的墙》一文中采访了赵教授的学生、另一成功维权的教授苏少之,苏教授在论及知网盈利的公平时也说道“如果经过我的允许,让读者免费阅读,我愿意奉献我的文章,这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如苏教授所言,公共传播、促进探讨是学术论文最初的目的所在。
事实上,面对知网及其背后的数据库垄断趋势和审计文化,学术工作者并非如此无力。中国诸多顶级社科期刊都可免费下载论文。国际上,对开放获取和公共学术的倡导也一直在进行(见结绳志编译的文章《开放获取:美国人类学协会期刊出版的未来》)。而拆掉知网的墙不仅意味着学者维权,或学术界内部的论文共享,更进一步的工作则是如何让学术和公众进一步联结,让论文直面真实(从而必然有公共性)的议题而非引用标准,让机构学术界之外(从而被迫知网付钱)的朋友们读到。
作者 / 李雪石、徐清奕
编辑 / 丸子
 原文摘要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英美高校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化改造,大学的内部机制与功能已经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英美高校越来越违背其初衷,并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密歇根州立大学社会学部资深教授劳伦斯·布施教授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详细的研究,系统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如何系统地在行政、教育、研究和公众参与方面对高校进行改造,为什么高校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威胁缺乏有力的反击。布施教授的研究对于中国高校从根源上抵制新自由主义渗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将以学术数据库垄断并给学术论文定价的现象为一个案例,来具体说明高校教育体制中的知识新自由主义化现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化的基本原理 

过去30年来,虽然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在细节上差异依然较大,但总体发展方向却非常一致——大学的利益攸关方越来越重视相似的问题,如大学排名、毕业生的就业率、教师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等等。在描述英美高校的核心活动时常常使用的是以前用于描述市场的专业词汇,如谈到学费会用“投资回报率”来衡量,使用“激励”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工作和学习积极性,教育的目的变为如何使人“增值”等等。以上种种变化,反映着高等教育经历着新自由主义化趋势。

劳伦斯·布施教授在其专著《知识有价:新自由主义接管的高等教育》 (“Knowledge for Sale: 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中用科技社会学(STS)的视角分析了这种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趋势。根据科技社会学的观点,知识生产需要依赖庞大的、国际化的人与物网络,即依赖于社会技术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来实现。教育也需要一整套有组织的社会基础设施,学习内容如果没有与之匹配的基础设施,就无法实现——绘画需要画笔,音乐需要钢琴,各种教育都需要专业的人才。教室、黑板、视听技术、电脑和其他物料以及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等人和事物必须被组织成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无缝地运行以便为学生学习提供条件。另外,教育不单涉及到知识的传递还涉及其转译(translation)过程,而知识的转译也是通过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来实现的。[1]转译知识的整套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往往是人们视而不见的,常常只要当知识转译出现差错时才会被注意到。布施教授研究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并不局限于研究高校怎样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而是发现高校教育和科研的运作方式在过去的30年间出现静悄悄的变化,高校系统性转变为生产和传播新自由主义的载体和基础设施,这是非常不容易被注意到的问题。

布施教授重新回答了什么是新自由主义,为什么它能使一整套作为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存在的高等教育发生彻底的改变。新自由主义既是经济学的一种思潮,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改造社会的技术体系。要解释新自由主义必须追溯它的历史:早期作为经济学的一种思潮,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几位经济学家,包括哈耶克(F hayek)、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加里·贝克尔(Gary Backer)和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设计下出现和完善的。[2]他们为整顿社会提供了理性依据:市场被看作个人自由的来源、以及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乃至一切社会问题的终极解决办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苏联集团崩溃以来,全球大多数国家曾一度接受了市场和市场竞争的全能作用,包括调整高等教育和科研以满足“市场”需求。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新自由主义者以市场名义对非市场主体的运行进行干预。非市场主体(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包括医疗保健、警务、社会工作和其他机构)的(准)市场化治理的转变最初被其支持者标注为“新自由主义”。随着新自由主义实践的连续失败和人们对极端思想厌恶情绪的逐渐增加,新自由主义者在改造非商业机构时,不再轻易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标签,但手段和方法,以及产生的效果依然没有改变,对高校的控制反而加强了。

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义化是用“类市场竞争”机制取代政府领导,推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转向。世界各地的一系列变革已经显示了新自由主义影响下大学的显著变化:(1)将教育成本从国家转移到学生和学生家庭;(2)将高等教育目的重新定义为寻找更高薪酬工作;(3)根据广泛的指标(如引用次数、赠款价值、专利数量)抹杀具体研究的重要性,促使研究人员忽视科研现实意义,转而关注毫无价值的量化指标;(4)把大学与国家声望相互捆绑,促使政府和社会成为高校新自由主义化的推动者;(5)增加行政人员的数量,提高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薪资,以追求各种市场化的目标。[3]从新自由主义来看,高等教育仅仅是市场行为中的个人投资,其成本也应由个人承担,这淡化了普及高等教育的理想和确保公共利益的价值,尤其是破坏了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社会使命——毕竟只有受过教育的公民才能形成良性的社会。

布施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可以被看作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技术,以组织、制度和战略形式而不断塑造世界的社会技术,在它的实现过程中世界的治理方式有根本的改变。[4]它对世界的不断塑造正是通过接管不同社会组织来形成的,对高等教育的接管对新自由主义扩展是极为重要的。新自由主义者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增加盟友,因为新的想法并不可能毫不费力地通过社会扩散:人与事必须卷入网络才能达成想法实现(enact)。[5]同时,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具有自身强制力,不接受新自由主义改造的高校往往被这张网络边缘化,也让从事有意义有价值研究的人边缘化。高等教育新自由主义化在人类需求和新知识创造之间形成重重阻碍:人类面临的危机不会因市场手段而被缓解。除非有制度上的改变,否则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不大可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危机。[6]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Lawrence Busch, Knowledge for Sale

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 2017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新自由主义对英美高等教育的系统改造 
虽然新自由主义原是经济学思想中的一个流派,但现在它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经济理论、政策与实践,变成一种组织运作方式,直接改造着非经济部门,使这些部门成为不断复制和生产新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主体。作为知识基础设施的高等教育,其新自由主义化影响了高校中的学生、学者和管理者的行为模式,而高校这种运转方式系统性的改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2.1.行政组织

根据对美国193所研究型大学的分析,在1993年至2007年间,美国领先大学每100名学生的管理人员数量增长了39%,从事教学、研究或服务的员工人数仅增长了18%;管理人员的就业人数跃升了百分之六十,是终身教师增长的10倍;通货膨胀调整后发现同一时期每个学生的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了61%,而每个学生的教学支出只增加了30%。[7]与美国趋势一样, 英美多国政府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实行的广泛的立法和执行政策,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管理机构进行了重组以促进了管理控制和等级制度。借助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的名义,大学机构的重组反而导致了官僚机构膨胀,降低了机构的透明化程度。教师和学生更为孤立,官僚结构的膨胀压缩了他们的自主和自由空间,也破坏了探究知识的自由度。

2.2. 教学管理

在市场思维下,成本是要尽量压缩的;用新自由主义思维改造过的大学,教学成为优先被压缩的部分。美国本科生的授课学习时间只有20世纪60年代本科生的四分之一,32%的学生没有单独完成过课程,每周阅读量不超过40页,每个学期都有一半学生写作达不到20页。[8]高校通过压缩固定教师人数、聘请临时教学人员授课、使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等方式来提高“效率”。许多所谓的研究型大学不重视教学,降低教育品质以迎合市场需要。2018年,临时教学人员(adjuncts)的比例已经成为美国大学教师队伍中重要的部分, 进一步引发人们对高等教育学位质量的质疑。[9]

2.3. 科学研究

文章发表数量、期刊等级和引用率成为教师晋升和取得长聘任期的最重要参考指标,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网络”(Website of science, Wos)的《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和其姊妹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成为标杆。Wos的服务理念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科学信息”(系统的引文数据),以协助研究者搜索文献、推进科研。但随着信息产业革命的发展和人们对于“科学”普适性和绝对性的信仰,引文索引逐渐被当做铁律并被滥用,掌握着Wos的营利性公司在学术资源评估上拥有了近乎垄断的权力并用成本效率的思维治理学术资源。这导致的是一种粗糙的科学主义,它把复杂的学术质量问题压缩为简单的引文数量,有其“科学”依据但确缺乏质性的评估。它强烈偏重于在某个学科中已经成为主流的“共识”,而创新性的文章则因容易挑战某些主流认识而被边缘化,尤其是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数据化的治理忽略了领域的特殊性并成为了对于创新的阻碍,而创新性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该有的内涵。[10]

与此同时,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日益缩减的岗位,教学工作原本作为教师的基本职责,现在反而成为负担,教师必须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以发表论文为目的的个人研究上,并以此作为与其他老师竞争的手段,不可避免地造成敷衍学生、疏离同事和无视对公众的知识普及。对于教师来说,晋升和任期的决定指标取决于论文发表,所以要研究出版的攻略盛行,而不重视某项科研的真实意义。对一个大学至关重要的其他教师工作也会忽视,比如为学生提供咨询、参加研讨会、组织专业会议、批改文章等,以及与其他教师的非正式互动都减少了。简而言之,研究人员的角色往往因为个体化而缩小(教师职业被压缩为高度个体化的工作,即越来越多地关注发表下一篇论文而非教学或者或者公共知识)。个体化会对学生、同事和公众造成损害。

数家大学排名机构扮演了评级机构的角色,特别关注教师发表的被SCI、SSCI索引文章的总量,以及综合评价高校的指标,如基本科学指标(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这打击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创新性和高风险性的科研活动,限制了耐心研究,鼓励跟班式、快餐式研究。不少大学为快速提升排名,直接高薪聘请诺贝尔奖获得者等著名学者,以迅速提升大学科研指标,从而大幅度提升排名。

2.4. 公众关系

大学知识研究在公众参与和支持方面大幅下降,对公共利益研究日益衰落,但为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服务则不断增长,因为后者是其经费的来源。在西方世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私营智库崛起,而公共大学则进一步推广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争夺知识话语权。推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智库还发明了“健全科学”、“垃圾科学”等标签来诋毁对手,并积极参与各种图书、伪科学期刊的公示,“最近的一项学术研究发现,在90年代出版的50本质疑环境恶化的书中有92%与这些右翼基金会有联系”。[11]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这些挑战也不仅限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方面也受到攻击。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立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开始,社会科学和人文的资金逐年被削减。新自由主义者极力批评社会科学不能融入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国家优先事项上来。[12]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新自由主义改造英美高等教育体系的后果 

布施教授论述了美国和英国高等教育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分别在里根和撒切尔政权下率先实行新自由主义,并把这种影响扩展到经济之外的各个领域,包括高校。然而他也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已经蔓延到很多其他国家,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它没能带来更高的效率而是产生更多的官僚作风;没有创造更广泛的自由而是增加更多的教学、研究和参与的限制;它并没有促进机构的健康发展,而是使各个部门更加短视;它并没有提出新的方法来应对人类面临的危机,而恰恰是在促进这些危机继续恶化。最为严重的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的奖励和制裁规则被重新制定——人们被告知,只有当人们作为企业家的自我,把所有的关注都转化为可以通过市场计算解决的经济问题才能取得成功。不幸的失败者会被告知是个人未能做出正确选择或遵循适当规则的结果。这意味着学生、教师和公众,以及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孤立地应对复杂的危机而无法进行制度性变革。[13]由于新自由主义导向与大学的原本使命不一致,这引发了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不断突破底线,使大学失去了其纯粹性,成为一类重视品牌的、注重当期报表的仿商业机构,大学的社会功能因此大打折扣。

学生成为新自由主义高校最大的牺牲品,同时这还造成了高等教育中的不平等问题。学费,即教育的价格,在市场思维指导下,成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美国已经出现较为严重的高等教育危机:在过去的30年里, 大学学位的花费增长了近400%,学生债务飙升至超过1万亿美元。[14]即便是公立大学的学费也超出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考虑到毕业之后糟糕的就业环境,很多年轻人不敢申请学生贷款,否则将面临毕业即破产的窘境。很多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被挤到社区大学或者失去了教育机会,而本身处于劣势的人群(主要低收入人群和有色人种学生)比同龄人在四年内或六年内从大学毕业的机率更低[15],接受高等教育同时成为了他们被剥削的一种方式,这进一步固化了社会阶层结构,加剧了社会不公的现象。另外,学生被教育要为经济利益而进行学习和研究,不再考虑社会责任和使命,无法成为合格的公民。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案例应用 

4.1. 给学术论文定价:
从学术数据库垄断看新自由主义下的知识商品化

布施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系统剖析为认识新自由主义提供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视角。他在书中强调,高校必须以生产和传播正当的知识为己任,才能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新知识将是解决人类各种危机的关键,因此需要扭转高等教育新自由化的趋势。新自由主义化的高校指的不仅是灌输新自由主义教义的高校,更是指按照新自由主义机制运转的高校。

在国内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把新自由主义局限于“意识形态”,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之所以难以被清除,是因为它能够改造社会机构,使之成为自动生产意识形态的工具,这在高等教育体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对抗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布施教授的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识别新自由主义的机制,为知识新自由主义化带来启迪。

下面,我们将以学术数据库垄断并给学术论文定价的现象为一个案例,来具体说明高校教育体制中知识治理的新自由主义化现象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近年来,学术类数据库中期刊订阅价格不断上涨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之下,市场力量同样强力侵入了学术论文的传递链条而把其商品化。垄断数据库商巧妙地运用对于知识产权的强调把学术论文私有化、又通过科技黑箱的存在维持其运转和遮蔽管理成本,把学术论文变成了一种高价商品在数据库中出售。这其中的过程一定程度体现了知识新自由主义化的运作原理。而在学术论文这样的知识商品化背后,隐含的其实是两种社会问题,即不受监管的垄断公司的霸权问题和知识高价商品化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但是这种局面并非完全不可逆转,近年来各界的抵制声音和开放获取类数据库的兴起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数据库商给学术论文定价,虽然在各国情况有着不同,但都是建立在知识治理出现新自由主义化趋向的背景之下,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垄断倾向,下文将主要以国际数据库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和中国知网(CNKI)为例进行讨论。中国知网是中国主要的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由政府提供资助、清华大学建立,它虽是国家基础设施,却同样出现了全盘进行商业化操作的趋势。

4.2. 知识私权:公共知识资源的私有化

国际著名知识产权学者彼得·达沃豪斯曾在其《信息封建主义》一书中指出,信息寡头正在通过自己对于信息的垄断把知识产权变成一种知识私权,公共知识正在不断被信息寡头私有化他还揭露到全球化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其实与跨国垄断公司的推动有关。[16]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垄断数据库商同样试图建立起有利于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如爱思唯尔就曾试图在美国推动《研究著作法案》的出台,该法案刻意拔高了出版商在知识产权中的地位。[17]

而数据库商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巧妙运用具体体现在强调学术论文的授权和数据库的投资产权保护。一方面,数据库商以拥有论文授权尤其是独家授权为由将其视为私有财产。他们控告以打击未经授权的低价或免费提供论文的网站,如爱思唯尔曾以部分文章未经授权为由控告免费提供论文的公益网站sci-hub。另一方面,数据库商强调数据库制作者的投资产权保护,理由为建立数据库以汇编知识的投资巨大,也属于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范围。但随之建立起的特殊权利体制在保护了数据库商的投资的同时,也赋予了其制作者一种几乎不受限制的专有权。[18]通过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行为加强学术论文的私有性质,数据库商由此把学术论文变成了一种可供自己自由买卖的商品。而学术论文在作为一种私人劳动产品的同时,也承担着高等教育的重要知识资源这一角色。正如布施教授所说,新知识将是解决人类各种问题的关键。人类前沿知识的传播,带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性,并不能完全以私有化、市场化和商品化的角度来衡量。学术论文的完全自由买卖,会加大高等教育中的门槛,阻碍高校知识资源的传播,最终影响前沿知识公益性的实现。

4.3. 科技黑箱:被遮蔽的运转与成本

数据库商通过知识产权把学术论文私有化成商品之后,还通过科技黑箱来维持其运转以及赋予其高额定价。“科技黑箱”,指能满足需要的商品或服务,其含有的科技知识和其他要素被集成于某种框架内,消费者仅知道其价格和功能,而对其究竟如何制作出来并能满足需要的不感兴趣或无从得知,就如同面对黑箱。[19]对于多数论文消费者来说,学术类数据库正如这样一个科技黑箱,他们知道怎样在数据库中检索文献和查看引用量,获取论文以满足需求,但这样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是如何投资组建、获取论文,又是如何进行大数据管理、维持运营的,他们并不清楚。于是,从技术方面看,数据库商先通过数据库制作者的投资产权保护拥有了权利,又通过科技黑箱的存在模糊化数据库前期投资研发和后期维持运作的成本,扩大了自己抬高价格的空间。

同时,科技黑箱中所集成的要素除了科技知识,还有一起进入黑箱的一些规范等,它们一起被科技黑箱之黑所掩盖,并通过消费者的不知情而对其施加潜移默化的影响。[20]许多论文消费者并不知道数据库商是如何获取到这些论文资源以及取得授权的,从而使得垄断数据库获取论文的方式随其结果一起被人们所接受。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之下,市场的竞争机制被引入了学术领域,学术研究和论文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基于引用次数和资助价值等指标的竞赛。[21]想要提高或维持目前的学术地位,必须要有一定数目的出版论文和较高的引用量,这导致了论文作者不得不去寻找途径去出版论文以及尽量扩大自己论文的影响力。同时,垄断数据库商因其地位掌握着更高论文引用的可能并直接影响着学术评价体系,拥有着扩大和评判学术影响力的力量,如爱思唯尔就推出过学术影响力评估服务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学术评价体系。[22]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学者可能只是在这种结构下无奈选择在垄断数据库中发表论文。从这个角度看,数据库商通过科技黑箱掩盖了其控制着规范以引导作者把论文授权给它的事实,又通过对授权的强调把知识私有化,最终把论文变成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商品,而真正的权利却并未掌握在最初的创作人手中。     

4.4. 霸权问题

霸权,英文原为“hegemony”,用于阐释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意为统治阶级的观点和利益呈现出常识性的表象(Gramsci,1930s)。学术垄断数据库影响着对知识产权的强调和学术评价体系,并利用科技黑箱掩盖其背后的运转而使得这种规范随其结果为人们所接受,这就是其霸权发展趋势的体现。这样的权力因为制定了规范并为人所接受,所以是不受监管的。它导致的直接问题为权力的滥用,具体体现为论文作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和用户议价能力的丧失。

一方面,垄断数据库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论文的评价体系和其他规范,使得论文的作者在权益不被保障的情况下不得不交出自己的论文。以中国知网为例,很多学校和期刊因为知网是学术数据的主要来源而不得不与其签订协议,在其中的学生和作者将不得不交出自己论文的数字版权,而他们能从中获取的薪酬却极少。[23]同时,占据国内学术评价体系主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与中国知网也是相互支撑的,一种学刊,即使被CSSCI接纳,仍然必须被纳入知网,不然学者们便难以看到其全文电子版,这极易形成权力更加庞大的垄断组织。[24]再以爱思唯尔为例,爱思唯尔公司于2004年创办了Scopus引文索引,该索引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被广泛应用,是除Wos之外在学刊市场最具垄断性的引文索引。爱思唯尔既是学刊的大出版商也成为了学刊的评估商[25],它既有着影响学术资源流通的权力又占据着近乎垄断的学术评估权力,学者交出论文版权是在这种由其主导的规范下的被迫选择。垄断数据库商以知识产权的名义把学术论文私有化,却侵犯着论文真正生产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对于订阅者来说,垄断数据库对于许多学术资源的垄断导致他们不得不使用它。如对于许多在中国做研究的人来说,知网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其每年平均提价近20%,用户仍然很难避免使用它[26],这就造成了用户谈判空间的丧失,并侵害了公众权益。  

4.5. 不平等问题

垄断力量把学术论文这种带有公共知识资源性质的东西私有化成一种高价商品,带来的还有不平等问题。它发生在社会存在不平等的背景下,又反过来加剧了不平等。学术论文作为商品时,直接消费者是高校学生和学者,但中间支付者很多时候却是学校或研究机构,这就使得学术论文的高价所带来的问题与高校制度相结合。由于不同高校对于论文的支付能力差别显著,虽然数据库商有时候会进行差别定价,但一些小的高校仍会存在经费不足而数据库资源有限的情况,这就使得不同高校所能获取的学术资源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而直接消费者在使用数据库以获取学术论文时,其消费身份被虚拟网络定义,这些网络又被分为了不同高校的局域网和其他网络。通过这些不同的网络,消费者的身份被划归入了不同的高校群体和高校之外的群体。不同群体对于获取学术论文的机会不同,构成了一种基于高校身份的不平等关系。结果是,小的高校的学生想要获取同样的学术资源,就需要支付更高的代价。而没有被纳入高校体制的个体,则需要支付更为高昂的代价,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对于学术资源的获取就是极为艰难的,这在基于高校身份的不平等之外,又建立了一层基于不同经济实力的不平等关系。这种不平等是学术论文获取权利的不平等,是获取知识的权利的不平等。因为它把原来的公共产品转化成了高价商品,设定了获取知识的门槛,它限制了知识的自由获取,也使得阶层之间的界限更难以跨越

4.6. 未来期望

在新自由主义的浪潮下,市场占据了知识资源治理的主导,给学术论文定价。它通过对于知识产权的强调把学术论文私有化,这是其成为商品的前提;又通过科技黑箱的存在把成本模糊化,给了商品高定价的理由。在这样一种定价机制的背后,其实是市场垄断力量的霸权。在利润的驱动下,经济权力影响了政治权力并参与了规则的制定,还力图让其成为常识为人们所接受,这使得垄断数据库商的权力不受监管,导致的是垄断的加剧和权力的滥用,侵害的是公众权益。与此同时,市场垄断力量挤压了知识的公共范围,把学术论文变成高价商品,这导致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两种问题是高校体制内知识新自由主义化带来问题的具体反映。

但社会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着单一的市场垄断力量的单一治理,近年来,社会各方都出现了反对学术数据库商垄断的呼声,作者、民间组织、学校、论文使用者都在推动学术论文产业链条的重组。同时,国家这一重要角色不应缺位,也不应仅仅支持学术数据库发展,还应对市场力量进行监管。在治理角色上,市场、民间社会和国家可以共同起作用,而不应该是市场垄断力量的霸权。至于学术论文的公益性,近年来公益性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或许提供了新的思路,作者权益和运营成本可以通过公益捐助和国家支持、附属产品收益以统一解决,使用者则可以免费自由获取学术文献。我们希望的未来数据库是既能保护真正知识生产者的权益,又能营造一种学术资源自由免费流通的氛围。

新自由主义与学术数据库垄断

 结语 

在学术论文的传递过程中,市场占据知识资源治理的主导并给其高额定价,是高校教育体制中知识新自由主义化现象的一个具体反映,它深刻影响着高校体制中教育资源与研究资源的流通。在英美高校体制中,新自由主义正在系统地从行政、教育、研究和公众参与方面对高校进行改造,这导致的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具体体现为:市场垄断力量和功利思维占据高等教育中的霸权、大学社会功能的不断减弱、高等教育加剧社会不平等和阶层固化。未来的学术数据库应以促进学术资源的自由流通为己任,高校也必须以生产和传播正确的知识为己任,不应仅仅传递为经济利益进行研究和学习的思维,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目前人类面临的多重危机。正如布施教授在书中所强调的,新知识将是解决人类各种危机的关键,因此需要扭转高等教育新自由化的趋势。在知识资源的治理上,尤其是高校知识资源的治理上,享有垄断权力的公司应该受到制衡和更顽强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多元的治理结构,一个更多采用其他原理和方法的环境。高校治理关系到的是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是前沿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需要的不是新自由主义化的功利性思维,而是一个开放和宽容的追求知识的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地生产和传播正确的知识。布施教授对于英美高校新自由主义化的研究,对于中国高校从根源上抵制新自由主义渗透、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ference:

[1] B.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L. Busch, Can fairy tales come true? the surprising story of neoliberalism and world agriculture,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0, 2010, pp. 331–351.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23.2010.00511.x

[3] L. Busch, Knowledge for Sale: 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T Press, 2017.

[4] L. Busch, Can fairy tales come true? the surprising story of neoliberalism and world agriculture, Sociologia Ruralis, vol. 50, 2010, pp. 331–351. DOI: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23.2010.00511.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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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 Busch, Knowledge for Sale: 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T Press, 2017.

[14] D. Thompson, This Is the Way the College ‘Bubble’ Ends Not with a pop, but a hiss,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7/college-bubble-ends/534915/. 2017-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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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吕乃基, 论科技黑箱,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1, pp. 23-26.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0-8934.2001.12.006

[21] L. Busch, Knowledge for Sale: The Neoliberal Takeover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MIT Press, 2017.

[22] 李航, 爱思唯尔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学术期刊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7, pp. 769-773. DOI: https://doi.org/10.11946/cjstp.201705100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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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黄宗智, 引文索引的使用和滥用, 开放时代, 2018, pp. 203-22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938.2018.05.011

[25] 黄宗智, 引文索引的使用和滥用, 开放时代, 2018, pp. 203-223.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4-2938.2018.05.011

[26] W. Yiwei, Publish or Perish: How China’s Elsevier Made its fortune,  http://www.sixthtone.com/news/1004345. 2019-07-24.

作者联系方式

两位作者李雪石和徐清奕都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系作者请直致邮:lixueshi@cuhk.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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