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及的未来,未来的同盟” (上) | 卡福尔

2022年冬日,在芝加哥大学本科生“残障与设计”课程上,我作为助教,带领学生们完成了一次关于校园卫生间的“无障碍测评”(access audit)。带着卷尺、笔记本、电子测量应用,学生们在不同维度上对卫生间进行了记录:门宽度、把手类型、马桶高度、安全抓杆位置、皂液器位置——1990年代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DA)》对这些变量有一系列规定标准。然而,学生们也在丈量过程中体验到明文规范未能触及的灰色地带:为了不破坏哥特式老楼的“美感”,电梯被设置在了遥远而不起眼的角落;来到卫生间需要穿越重重铁门;可供轮椅使用的单人栏位有限,大大增加了使用者的时间压力;卫生间门口的布莱叶点字与标识并不完全匹配,缺乏了关键字母……

学生们使用的测量工具之一,来自于残障与性别研究学者艾莉森·卡福尔(Alison Kafer)所收录的“PISSAR洗手间检查表”,PISSAR指的是寻找安全和无障碍洗手间的人,而校园无障碍测评,也成为学生们理解自身与所在社群、建筑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反思训练——空间为谁设计、包容了谁、排除了谁?《美国残疾人法案》提供的量化规范为何重要,又有何限制?一个符合了所有既定法律要求的卫生间,是否就能被称为“无障碍”?

卡福尔的思考正是在这一系列追问中展开。英文表达“access”代表了多层含义,它既是物理空间上的“通道”,又代表社会、政治、经济意义上获得某种资源和关系的“能力”,是某种“可及”的“权利”,是60年代以来边缘群体争取认同和公正对待的愿景。在《女性主义、酷儿、瘸子》(2013年)一书的结尾,卡福尔强调,关于障碍的体验和讨论,能够让人们跨越差异感受到彼此,并形成新的力量。本中译是卡福尔这段论述的上半部分,她向读者们呈现了“同盟”对于美国当代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并描绘了一个充满争议和可能性的战场:洗手间。

原文作者 / 艾莉森·卡福尔(Alison Kafer)
原文出处 / 《女性主义、酷儿、瘸子》(Feminist, Queer, Crip
原文出版时间 / 2013年
译者 / 徐璟萱
校对 / 吴迪、林子皓
编录 / 林子皓

Feminist, queer, crip (2013). 图源: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同盟式政治辞令的一个重要时刻在于,它能够在不仅可能不同、而且在许多方面相互对立的斗争之间构建联系。

——卡特里奥纳·桑迪兰兹(Catriona Sandilands),《友好的女性主义者》

在向我的学生描述残障研究时,我经常引用道格拉斯·贝恩顿(Douglas Baynton)的见解:“一旦你开始搜寻,残障就在历史中无处不在”【1】。对贝恩顿来说,“搜寻”不仅需要寻觅残障人士的故事或追溯伤残歧视的历史,还需要探索“残障”(disability)和“心智健全/身体健全”(able-mindedness/able-bodiedness)的概念是如何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作用的。贝恩顿挑战的对象是历史学家,但残障研究学者已经在各领域扩大了这个问题意识的涉及范围,促使各自的同事承认残障作为分析范畴的意义。由于深受这项工作的影响并对此感激不已,我在这最后一章中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贝恩顿的论断。我并不是向那些目前不从事残障研究的人作出介绍,而是向内反思这个领域本身。如果说“一旦你开始寻找它,残障就在历史中无处不在”,那么作为残障研究的学者和活动家,哪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开始关注?我们在哪里找到了残障,又在哪里错过了它?在哪些理论和运动中,我们看到了自己,或者看到了残障;而哪些理论和运动我们仍然认为是与残障研究分离、或是无关的?

这些问题及其可能的答案在前几章中已经浮现,但在这最后一章中,我将更直接地讨论这些问题。在想象可及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或包括什么内容时,我发现自己思考的是在智识和政治层面跨运动工作(cross-movement work)的可能性。如果仔细搜寻,残障就无处不在,那么为什么不在当代文化中活跃着的其他社会正义运动中寻找它?我对残障权利、正义、政治、文化和学术的理解,一直来自我对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的理解与实践。在这些讨论中解读残障,是换种思路想象残障的一种方式。换言之,在残障研究中寻找其他运动的痕迹,同时在没有标记的地方寻找残障,是推动我们走向可及的未来的一种方式。

我从一篇女性主义经典文本开始“搜寻残障”,即柏妮丝·约翰逊·雷根(Bernice Johnson Reagon)的那篇关于同盟政治的文章。该文本并没有被广泛认为是“关于”残障的讨论。将残障问题读入其中,不仅可以扩展女性主义和残障研究的谱系,还可以为想象未来的工作提供框架。然后,我从雷根的文本向外延伸,探索女性、酷儿、“瘸子”理论(crip theory)和行动主义的三个潜在发展领域:洗手间政治以及对公共空间的争论,环境正义,和生育正义。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思考不同形式的残障表述如何促成(和阻止)了意想不到却颇具潜力的同盟。最后,我在结尾提出了更多的联系和同盟,明确了女性主义者、酷儿和残障者多样和重叠的可能未来。

雷根的文章是本章一个恰当的引子,因为她坦率地承认并参与着充满异议和纷争的实践。在文章中,她鼓励我们认识到,同盟政治的好处与其困难是密不可分的。分歧促使我们认识和承认我们自己的预设,和我们围绕自己的工作所划定的界限;如果没有这样的分歧、没有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立场,我们就很容易忽略那些被我们自己排除在外的内容,以及它们产生的影响。我之所以选择跨性别/残障人士的洗手间政治、环境正义运动和生育正义运动作为强调要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也是有争议的。它们迫使我们关注我们称之为女性主义者和/或同性恋者和/或残障者的身份、立场和实践的形成。它们也提供了不容易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挑战了那些关于统一性(unity)或同一性(sameness)的轻率主张。

我在这里受到了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和拉努·萨曼特拉(Ranu Samantrai)等女性主义理论家的影响,她们每个人都支持异议的价值和必要性。萨曼特拉解释说,“持不同意见的人能引起人们对边界区域的注意,那是……规范被协商的地方”,并使得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条件”得到“不断的修正”【2】。事实上,与其“驱逐冲突并压抑其恼人的提醒”,拥抱异议的同盟政治可以开始询问“我们该如何利用”这些冲突【3】。因此,在使用“同盟”(coalition)一词时,我的兴趣点不在于将同盟政治想象为“处理已经形成的利益和身份的过程”,即把女性与残障者分别预设为独立的两个群体。我更多地是把同盟作为一个过程来思考,在这其中,利益和身份认同本身始终对争议和辩论保持开放【4】。在这些不同的运动和理论中,“残障”这一概念是如何转变、扩展或收缩的?换言之,我在这里研究的“同盟”让我感到兴奋的部分原因是,它们经常挑战所涉及的概念边界。因此,思考跨性别/残障人群的洗手间政治,不仅意味着描述与 “跨性别者”一起行动的“残障者”,亦或是既是跨性别者又是残障者的人群,还意味着对“残障人士”与“跨性别者”这两个类别本身的质疑。

01. 寻找残障 

女性主义文本,残障理论

我在一所小型文理学院的女性主义研究项目中任教,我的课程被标为“女性主义研究”的次数远远多于“残障研究”。然而,这两个领域之间富有成效的重叠使我能够在没有标明为“残障研究”的对话中,引入残障研究的见解和分析。有关残障的内容经常浮现在我们的对话中,即使我们没有明确地寻找它。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在这里对一个文本进行重读;它对女性主义研究听众来说耳熟能详、甚至是教科书式的存在,但它并未被广泛认为是一个“残障研究文本”。通过残障研究的视角再次阅读它,为残障和女性主义研究之间的重叠和批判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由于我对残障人士未来的理解和女性主义的交叉运动深受这篇文章的影响,我觉得在这最后一章中探讨它是合适的。

柏妮丝·约翰逊·雷根撰写的《同盟政治:扭转世纪(Coalition Politics: Turning the Century)》于1983年发表于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编辑的《家庭女孩:黑人女性主义文集(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中【5】。雷根对建立同盟的过程进行了反思,并提出,形成跨越差异的同盟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必要的是,为了创造政治变革,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问题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恐惧的是,我们经常要与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框定议题或追求不同的效果,他们来自不同的视角或具有不同的过往,他们可能挑战我们最根本的假设。

柏妮丝·约翰逊·雷根 (1942-). 图源:singers.com

雷根的文章基于1981年她在加州优胜美地国家森林公园的西海岸女性音乐节上的演讲。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她的写作中留下了特定时空背景的痕迹;她之所以聚焦于同盟以及“女人”这个大一统式概念的限制,显然是基于当代关于女性运动中的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的对话,以及女性专用空间的作用(及其组成)【6】。然而,我想强调的是,她的文章不仅带有女性音乐节的痕迹,也带有优胜美地国家森林的痕迹。雷根在文章的开头有这样一段话:

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高的地方。我从来没有这么高过。我说的是海拔。把人们带到她们无法获得足够氧气的地方,然后让她们在无法正常思考的情况下弄明白他们要做什么,这是一个教训。我是认真的。这里可能有一些人可以自如呼吸,因为你出生在高海拔地区,你的肺腔容量很大。但是,当你把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环境的人带进来时,你会发现有一群人处于紧张状态——而那群感觉良好的人正试图弄清楚为什么你步履艰难,这就是今天上午这个研讨会的主题【7】。

无疑,这是雷根的比喻。她用这个喘不过气的故事来谈论联盟是个怎样艰难、不适、有压力的地方,在那里人们永远不能完全放开并感到轻松;在联盟中就像在山上一样,人们永远无法彻底喘过气来。正如她在下一段中解释的那样,“我感觉自己随时都会倒地而死。如果你真的在做联盟工作,往往就是这种感觉。大多数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直击内核的威胁,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是真的在联合。”【8】对雷根来说,同盟政治需要超越一个人舒适区的极限,被推到危险的领域,与那些因为差异而令人害怕的人、做法或原则打交道。

但如果只把这段轶事当作隐喻来读,就会抹杀雷根经历的特殊性【9】。在说她感觉要晕倒之前,雷根解释说,因为海拔高,她“属于那些在这里过得非常艰难的人”;她是确实喘不过气来【10】。因此,对雷根来说,“同盟政治”,无论是这篇同名文章还是其实践,都是从关注身体开始的。且不是任意身体,而是受限、受损的身体。雷根从有障碍的身体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将她对残障的身体性的体验——身体受限,所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却对此限制不闻不问——作为思考差异、关系和政治的跳板。她说明了残障的经验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身体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对伦理关系和政治实践的理解。

这种分析的一部分,在实际和隐喻的层面上,意味着思考那些在特定环境中甚至无法生存、更不用说茁壮成长的身体。雷根在这个海拔上的呼吸困难,加上她对谁的身体在这个“女性”空间中缺席的反思,对支撑女性主义实践的假设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谁的身体、谁的经历、谁的欲望、谁的身份塑造了被框定为“女性主义”的议题?又是谁在框定议程?女性主义的空间以及想象中的女性主义未来的空间,在经济、文化、智识、身体等意义上有多大的可及性?换句话说,雷根斥责女性主义在实际上和隐喻上制造出了一些空间,在其中某些身/心无法发挥作用,或者只能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参与其中。她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说明,即我们所想象的空间类型,往往决定了可以栖居在这些空间的身/心的类型。因此,那些因缺乏无障碍、被排斥或被无视而无法参与的人的缺席,极大地、而且往往是无形地削弱了这些空间里发生的对话。

雷根明确地将她的批评指向女性主义和妇女运动,但我们也可以将她的文章解读为对残障研究和残障运动的挑战。虽然“残障”(disability)这个词在雷根的文章中只是顺带一提,而且她也没有把自己说成是残障者,或者用这些词来描述她的呼吸困难,但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她的文章解读为对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叙述,或者可从残障中获得洞察的例证【11】。将这个文本看作是一个残障文本,就可以提出一整套必要的问题:在如此专注于残障身份的时候,残障研究和残障者权利运动是如何忽略了像雷根这样的人的残障洞察的?她对同盟政治的表述,对女性主义需要承认和处理种族化差异的表述,如何能够为以白人为标志的残障研究、对处理种族和民族问题显得迟钝的残障权利运动提供参考?再比如,她对呼吸困难的关注,如何能启发对哮喘的残障分析,甚至可能推动残障研究在环境研究和环境正义运动中寻找认同或结盟?换句话说,残障研究和残障运动可以从我们自身的不包容中学到什么?

将雷根当做一个残障理论家来阅读,是开始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方式。这样一种解读,以及它所带来的对残障政治的扩展性方法,意味着将残障研究的主体不仅定位在自我认同为残障的身体上,还定位在那些生存在不可及的空间的心智和身体上,这里的“可及”和“空间”都是广义的。它意味着承认关于白人、经济不平等或异性恋正统主义的争论是残障研究和残障行动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副业或子学科。它意味着挑战潜伏在残障权利运动中的恐同和恐跨症,它们使认同为酷儿和跨性别的残障者的经历被边缘化。它要求继续审视美国残障研究和残障行动的白人性和民族中心主义,并致力于参与全球残障权利、反全球化和反贫困行动者的工作。

然而,像雷根一样,我们可以把对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运动的内部批评与对我们的伙伴和盟友的参与性批评结合起来。对无障碍空间和可及的未来的思考,意味着要解决对女性主义和酷儿未来政治愿景中的不包容,强调这些理论对完整性理念的依赖,它们与强制性的身体健全/心智健全主义的共谋,以及对残障者的边缘化。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对健全中心主义(ableism)的严厉批判,还要有重新思考残障其他可能的欲望。

这种梦想未来和批判当下的有力结合对政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要求开放我们的政治愿景的参照系。因此,我们的抛砖引玉的问题可以是:谁被纳入或排除在我们的政治想象中?在这些未来的梦想中,“残障”和“残障者”(或“女性”或“酷儿”或“种族”或……)是如何被定义的?谁有机会进入(access)这些想象,以及这些进入机会是如何描述的?哪些问题被标记为女性主义、酷儿或残障的问题?而且,回到我之前的问题,残障研究或残障运动要在哪里寻找残障?残障研究在哪里看到或承认自己?

本章的其余部分介绍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正在浮现的几个地方。下面的每一节都提供了一个正在进行的同盟的快照,我把它们作为残障的另类故事纳入本书。这些故事必然是不完整的,但在它们的不完整中,它们提供了以不同方式想象残障的例子: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现残障,用它来与其他社会正义运动建立联系,并在其中认识到欲望的可能性。这些都是潜在的更可及的未来。

02. “呼唤所有洗手间革命者!”

空间中的身体联盟

雷根的文章通过提醒我们注意空间的政治含义,将女性主义和残障问题联系起来,且可及性问题仍然是多个社会正义运动之间富有成效的重合点【12】。特别是公共厕所,长期以来一直是排他和抗争行动的场所;正如朱迪斯·普拉斯科(Judith Plaskow)所解释的,因为“使用厕所是充分参与公共活动和公民身份的先决条件……上个世纪几乎所有的美国社会正义运动都包括了对足够的厕所设施的争取。”【13】进入传统男性空间的女性发现,洗手间或其缺失,经常是性骚扰和歧视的关键场所;厕所标志着特定空间中预期的性别身体类型【14】。作为回应,女性已经把公共卫生间变成了政治变革和抗争行动的场所,挑战男性身体作为理想公民的建筑和政治假设【15】。当然,这种理想的公民不仅是男性,还是白人。洗手间不仅创造了性别的关系,而且创造了种族的关系: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排尿隔离”给人们带来了关于公共空间中性别和种族交织的深刻教训,特别是在南方。在那里,公共卫生间也被变成了斗争和公民权的对抗性场所,伊丽莎白·阿贝尔(Elizabeth Abel)指出,生活在吉姆·克劳(Jim Crow)法下的非裔美国人因拒绝使用“有色”【16】的洗手间而受到暴力惩罚。公共厕所内的不恰当行为或不恰当用户,仍然被严密地监管着。无家可归者经常成为公共卫生间里被“清理”的对象,那些进行公共的性行为的人也是如此,各城市采取了各种措施,包括锁住“公共”设施,拒绝建造或安装新的公共卫生间等。私人企业和餐馆通常将其洗手间指定为“仅供顾客使用”,这种限制不仅影响到无家可归者,也影响到那些因购物或消费以外的原因进入公共场所的人【17】。

美国种族隔离时期的一个公共厕所. 图源:slate.com/Getty Images

鉴于这些排斥和抵制的做法,厕所成为知识探索和学术参与的场所也不奇怪,在过去的几年里,有关厕所的讨论有了很大的扩展【18】。这些工作明显支持普拉斯科的观点,即厕所是交叉性研究和行动的场所,但性别在这里被放在了中心位置;性别隔离的历史、“便器数量公平”(potty parity)的政策分析,以及对无性别歧视洗手间的思考在这些讨论中占主导地位。这种对性别的关注,尤其是对性别表达和性别认同的关注,常常让人觉得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当人使用与其外表性别不对应的“错误”洗手间时会导致骚扰、逮捕和暴力;即使越来越多的团体游说创建性别通用或性别中立洗手间,该行动还是不断地受到嘲笑和敌视【19】。

厕所的严格性别隔离(以及对取消这种隔离的尝试的敌意)有两个明显的例外,那就是在机场越来越流行的“家庭”洗手间和带轮椅标志的单间盥洗室【20】。某一性别的人可能需要帮助另一个性别的孩子或老人的理念,比具有不同性别表达或性别认同的人使用同一个洗手间(即使像单间盥洗室那样,在不同的时间使用)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和包容【21】。同样,如果这些人因为残障已经被视为与政治体分离,我们更愿意接受所有性别和认同的人使用同一个空间【22】。简而言之,只要不是以挑战性别规范(gender nonconformity)为主要原因使用或创建洗手间,那么性别通用/中立的洗手间就既不具威胁性,也不荒谬。

然而,上述洗手间一旦建成,就很容易被用于其他目的。在酷儿语境中拓展“家庭”和“可及性”的含义时,这些空间越来越被认为是性别酷儿和跨性别者的可用选项。萨利·蒙特(Sally Munt)解释说,女性洗手间总令人不舒服,而且经常受到要与那些把布奇肉体(注:butch,指男子气质的女性)视作危险的人交流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无障碍隔间的第三空间提供了一个迫切需要的“无压力的位置、一个酷儿空间,在那里我可以暂时从性别化的公共环境中获得一个间隙,并在心理上得到补给。”【23】可是,蒙特的快乐被她的侵犯感所抑制;她认为自己是“踩在另一个边界上,并不是名正言顺的残障。”【24】当然,如果以残障视角来看她的叙述,且不说以残障视角来看无障碍隔间本身,就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性别隔离的空间对她来说,并不比狭窄的门道对我而言更可及(注:作者在引言以及全书的其他部分介绍过自己作为轮椅使用者的经历),尽管这种不可及性的形式不同【25】。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给我的使用分配比蒙特更多的“名正言顺”(反之亦然),而是承认在厕所的空间里酷儿残障者同盟的可能性。如果像蒙特所说的那样,障厕所是一个“为格格不入的、无性别的和奇怪的人准备的房间”,那么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术语的潜在开放性作为同盟的基底。【26】

“PISSAR(寻找安全和无障碍洗手间的人)”提供了这种合作的一个例子。2003年,PISSAR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成立,明确地将残障者无障碍与性别无障碍联系起来,创建了一个洗手间检查表,评估其残障可及性(例如,门宽、饮水机高度、盲文标牌)和酷儿可及性(例如功能性门锁、特定性别标牌、位置)(见附录A)【27】。在“PISSAR巡查”中,行动者们拿着剪贴板,穿着“小便自由”的衬衫,使用检查表对校园洗手间评级,并标注在地图上。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把人们聚集在了一起,围绕着可及性的问题进行讨论,无论他们在残障和性别方面有何种认同。最近,布兰代斯大学的同性恋/酷儿同盟中的跨性别布兰代斯组织(TransBrandeis)扩大了他们的绘图和调查项目,来容纳对残障可及性的关注;华盛顿大学的残障行动者也在活动中囊括了对跨性别和性别酷儿需求的关注【28】。

但是,在GLBTQ组织的网站上,或者在关于跨性别校园活动(通常被轰动式地)报道中【29】,依然很少有人同时提出残障无障碍与跨性别无障碍的问题。行动者、政府机构和记者经常使用“性别盲目(gender-blind)”的说法,而非“性别中立(gender-neutral)”、“无性别(unisex)”或“非性别(nongendered)”。这表明批判性的残障视角在这里并没有发挥作用【30】。同样,我自己在PISSAR的经历表明,一些残障行动者亦不愿意参与跨性别和性别酷儿的议题:其中一个残障学生最初反对成立PISSAR,因为担心回应跨性别无障碍会冲淡争取残障可及性的斗争。残障研究协会(Society for Disability Studies)的年会还没有一致地将性别中立洗手间作为可及性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很少有残障研究学者在我们关于可及性、性、污名或医疗化的工作中,关注跨性别和残障之间的关系,这只是一些潜在的重叠领域【31】。跨性别作家和活动家伊利·克莱尔(Eli Clare)在残障研究中被广泛引用,但学者们通常把他关于恐跨症或一般的跨性别经历的著作与他关于残障的作品分开(仿佛这两者并没有密切地、常常明确地交织在一起)。

哈维·马拉奇(Harvey Molotch)在他的《厕所:公共卫生间与分享的政治》一书的导言中谈论了残障者群体面临的政治困境。在我们看着卫生间的时候,会想:“残障者应该要求成为目前(性别隔离洗手间)传统的一部分吗?还是他们应该成为反对这种做法的运动的领导者?”【32】人们当然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鉴于进入公共空间和进入政治体之间的联系,更不用说霸权性的性别身份和文化上的可理解性之间的联系,我们都应该倾向于前者。残障者应该像非残障者一样,有机会使用性别化的洗手间。但是,这个答案的问题在于,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它对可及性问题的限定和解决都过于狭隘;它没有改变现有的身体和政治结构,而只是主张(通过排除其他人)将更多的人纳入其中。它不仅忽视了一些残障者同时也是跨性别者的现实(马拉奇的问题框架同样抹杀了这种可能性),它也排除了残障研究和行动主义与其他运动结盟的可能。

因此,我主张采取第二种应对措施,残障者和残障运动致力于消除洗手间的性别惯例,作为我们为进入公共空间而采取的更大斗争的一部分。鉴于跨性别和变性人群被明确排除在《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覆盖范围之外【33】,这样的行动显得更加必要。我们可以把公共卫生间当作一个消除这种排斥的场所,承认公共场所可及性的问题可以连接那些有资格宣称和尚未宣称残障身份的人。对可及性的思考可以成为一种思考残障身份问题的方式,分析它何时被采用,由谁采用,以及追求何种效果。正如坦尼娅·蒂奇科斯基(Tanya Titchkosky)所论述的,“可及不是……正义的同义词,而是批判性质疑的起点。”【34】

无障碍之问(The question of access, 2011). 图源:多伦多大学出版社

认识到洗手间使用权是一个建立同盟的场所,有可能使我们超越洗手间的物理空间,将我们的批判性注意力转向发生在被社会许可的洗手间空间之外的、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排泄行为。正如嘉莉·桑达尔(Carrie Sandahl)所解释的,“我们的社会不能容忍失禁;一旦过了婴儿期,失禁就把人和非人区分开来。”【35】不仅像普通俗语说的那样,人们对那些“不能控制自己排泄活动”的人有很深的羞耻和厌恶,而且失禁往往是促使老人或残障者进入疗养院和其他机构的原因。事实上,这种失禁和完全公民权之间的联系经常被写入政策和实践中。桑达尔谴责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住在养老院,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会支付成人尿布和其他失禁产品,但如果你住在家里就不会。”【36】女性主义者、酷儿和残障者的联盟可以不仅为广泛的无障碍厕所游说,也为负担得起的可及的尿布进行游说。这样的联盟或许目前还未成型,但我希望人们开始觉得这是必要的。我们不应该把“洗手间革命”限制在洗手间的四面墙内。

事实上,洗手间革命的乐趣和可能性的一部分在于,它们提供了扩大我们的运动和理论范围的机会。正如丽萨·达根(Lisa Duggan)在她对《厕所》一文的赞美中指出的,“小便是政治性的”——在哪里小便(或不小便)以及用什么身体小便也是如此。对厕所空间的关注,不仅为跨性别和残障问题之间的联合提供了空间,它还延续了“瘸子”理论的做法,即始终将残障、可及性和残障研究的含义和参照系,敞开给辩论和异议。

(未完待续)

译校者介绍

徐璟萱,爱丁堡大学人类学博士生

吴迪,麻省理工学院历史、人类学、及科学技术与社会项目博士在读

林子皓,芝加哥大学比较发展人类学系博士在读

本文受艾莉森·卡福尔及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授权翻译发布。

尾注:

【1】道格拉斯·C·贝恩顿,《美国历史上的残障和不平等的理由》,选自《新残障史:美国的视角》,保罗·K·朗莫尔和劳里·乌曼斯基编,纽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页

【2】拉努·萨曼特拉,《后帝国主义国家的黑人女权主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第1,25页

【3】同上,132页。奥德雷·洛德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要让差异把你们分开。利用它们,检查它们,战胜它们,并从中成长。Jennifer Abod, The Edge of Each Other’s Battles: The Vision of Audre Lorde (Long Beach, CA: profile productions, 2002), VHs.

【4】Chantal Mouffe, “Feminism, Citizenship, and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in 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380; Samantrai, AlterNatives, 132.

【5】Bernice Johnson Reagon, “Coalition Politics: Turning the Century,” in Home Girls: A Black Feminist Anthology, ed. Barbara Smith (New York: Kitchen Table, 1983): 356–68. 在此感谢Sue Schweik鼓励我关注这篇文章。

【6】这些斗争是1981年电影节本身的一部分。对此的简介见Barbara Gagliardi, “West Coast Women’s Music Festival,” Big Mama Rag 9, no. 10 (1981): 3, 22; 和 Loraine Hutchins, “Trouble and Mediation at Yosemite,” off our backs 11, no. 10 (1981): 12–13, 25. 在节日和更广泛的妇女运动的背景下对雷根演讲的分析见Becky Thompson, A Promise and a Way of Life: White Antiracist Activ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1), 201–04.

【7】Reagon, “Coalition Politics,” 356.

【8】同上。

【9】史黛西·阿拉莫在解读奥德雷·洛德的《癌症日记》时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她反对将这本回忆录“作为与洛德的乳腺癌背景脱节的抽象概念”来阅读,或只将其视为“拒绝被缄默的普遍呼吁”。阿拉莫认为,将文本与洛德的身体和具身经验分开,会淡化文本的政治主旨。Stacy Alaimo,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0), 85–86.

【10】Reagon, “Coalition Politics,” 356.

【11】雷根在讨论妇女如何发现自己被其他群体认同或认同自己时,提到了残障;性别并不总是主要的:“你可能是黑人、是奇卡诺人、是残障者、是种族主义者、抑或是白人。”同上,349页。

【12】我的标题的前半部分来自我与PISSAR(寻找安全和无障碍厕所的人)的成员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一部分,以及我对同盟政治和酷儿活动的理解,都从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受到极大启发;我仍然感谢我们在知识和政治方面的合作。Simone Chess, Alison Kafer, Jessi Quizar, and Mattie Udora Richardson, ‘‘Calling All Restroom Revolutionaries,’’ in That’s Revolting: Queer Strategies for Resisting Assimilation, ed., Mattilda (aka Matt Bernstein Sycamore) (Brooklyn: Soft Skull Press, 2004), 189–206.

【13】普拉斯科列出了“民权运动、女性主义、残障者权利和跨性别者的权利”。Judith Plaskow, “Embodiment, Elimination, and the Role of Toilets in Struggles for Social Justice,” Cross Currents (Spring 2008): 52.

【14】关于公共盥洗室是女性主义理论化和活动化的必要场所这一论点的早期阐述见Taunya Lovell Banks, “Toilets as a Feminist Issue: A True Story,” 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 (1990): 263–89;Mary Anne Case, “Changing Room? A Quick Tour of Men’s and Women’s Rooms in U.S. Law over the Last Decade, from the U.S. Constitution to Local Ordinances,” Public Culture 13, no. 2 (2001): 333–36; 以及Patricia Cooper and Ruth Oldenziel, “Cherished Classifications: Bathroom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Race on the Pennsylvania Railroad during World War ii,” Feminist Studies 25, no. 1 (1999): 7–41.

【15】朱迪斯·普拉斯科提供了她个人历史中的一个例子,在她是研究生时,女性主义者接管了一个校园盥洗室。耶鲁大学神学院的图书馆没有女性盥洗室,所以她和她的同志们在男盥洗室的小便池里放了花,并宣布这个空间是中性的。Plaskow, “Embodiment, Elimination, and the Role of Toilets,” 55.

【16】Elizabeth Abel, “Bathroom Doors and Drinking Fountains: Jim Crow’s Racial Symbolic,” Critical Inquiry 25 (Spring 1999): 439. see also Cooper and Oldenzeil, “Cherished Classifications.”

【17】劳拉·诺伦(Laura norén)揭示了纽约出租车司机和其他无固定工作地点的人员(如自行车送餐员和街头小贩)在寻找可以安全、可靠地使用的盥洗室时遇到的困难。餐馆和其他营业者往往拒绝让他们使用他们的设施(“仅供顾客和雇员使用”),而该市已经关闭了大量的公共盥洗室。见Laura Norén, “Only Dogs Are Free to Pee: New York Cabbies’ Search for Civility,” in Toilet: Public Restrooms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 ed. Harvey Molotch and Laura Noré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93–114.

【18】可见于Sheila L. Cavanagh, Queering Bathrooms: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 Hygienic Imagin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0); Olga Gershenson and Barbara Penner, eds., Ladies and Gents: Public Toilets and Gender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Molotch and Norén, Toilet: Public Restrooms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 和 Christine Overall, “Public Toilets: Sex Segregation Revisited,”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 12, no. 2 (2007): 71–91.

【19】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活动家们越来越强烈地表达了为变性和跨性别者提供无障碍盥洗室的重要性。总部设在旧金山的PISSR(寻找安全厕所的人)、如厕训练、迪恩·斯佩德(Dean Spade)的纪录片和教材、从哈佛大学到华盛顿大学的全国各地大学校园的学生团体,都提出了扩大无障碍设施的要求,包括考虑变性人的需求,将性别中立盥洗室的存在作为一个空间被认为是无障碍的必要条件等。一些活动家和学术会议已经拆下了他们会议地点的公共厕所的男女隔间(至少是一些),使其暂时成为中性厕所。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活动是在2002年旧金山的酷儿残障者大会上。关于马萨诸塞大学盥洗室运动的早期场所的概述,见Olga Gershenson, “The Restroom Revolution: Unisex Toilets and Campus Politics,” in Molotch and Norén, Toilet, 191–207.关于盥洗室运动的一般概述,见Dean Spade, Toilet Training: Companion Guide for Activists and Educators, Sylvia Rivera Law Project (New York: Urban Justice Center, 2004).

莱斯利·芬伯格(Leslie Feinberg)解释说,这种行动主义是必要的,因为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决定使用哪个卫生间,会对人的内心(humanity)造成伤害。然而,这个决定一直在重复,因为性别隔离的公共盥洗室将性别酷儿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进入女厕所,我是否准备好迎接喊叫和羞辱?会有人叫来保安或警察吗?如果我使用男厕所,我是否愿意为自己“杀出来”?我真的准备好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了吗?见Leslie Feinberg, Trans Liberation: Beyond Pink or Blue (Boston: Beacon, 1998), 68–69.

【20】历史上也有一些不把性别作为公共盥洗室的主要组织原则的例子,或者说,盥洗室消泯了某一特定人群身体的性别。在吉姆·克劳(Jim Crow)时代,“白人”的盥洗室按性别严格分开,而许多“有色人种”的盥洗室则没有。保护妇女的纯洁和安全,或保持男女之间的严格区分,只适用于白人;黑人妇女不被视为需要这种保护,而单性盥洗室则是否认黑人男子的男子气概的另一种方式。见Abel, “Bathroom Doors and Drinking Fountains,” 440–41n5.正如库珀和奥尔登泽尔所指出的,当涉及到公共空间时,种族和性别都是“珍贵的分类”。Cooper and Oldenzeil, “Cherished Classifications.”

【21】虽然有必要建设配有尿布更换台和供小孩使用空间的大型单间盥洗室,但给它们贴上“家庭”的标签,画上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围绕一个婴儿的图标,只是创造了一种不同形式的(异)性隔离。

【22】萨莉·蒙特指出,“残障盥洗室为被标记的身体提供了单独的私密空间,”但我们也可以说是它从这些被标记的身体提取了隐私的意涵。对残障的文化恐惧、渴望抹掉残障的羞耻和对污染的禁忌交织在一起;尽管塞拉·卡瓦纳(Sheila Cavanagh)的受访者记录了其他人对残障者在盥洗室里做什么的强烈好奇心,但这种好奇心更倾向于与残障者的身体保持“安全”距离。Sally R. Munt, “The Butch Body,” in Contested Bodies, ed. Ruth Holliday and John Hassard (London: Routledge, 2001), 102; Cavanagh, Queering Bathrooms, 101–03.

【23】Munt, “The Butch Body,” 102.

【24】同上,103页

【25】在阅读残障叙事的同时穿插跨性别者的叙事,二者共同的不可及性尤为突出。例如,康妮·帕萨雷诺(Connie Panzarino),一个无法独立使用轮椅的残障者,说她小时候只有同意不在学校使用盥洗室的情况下才被允许上公立学校。多年来,为了获得教育,她限制自己的液体摄入量并控制自己的膀胱。在一项关于性别隔离盥洗室的调查中,受访者描述了他们像帕萨雷诺一样约束自己的身体,限制自己的液体摄入量或改变自己的计划,以避免使用特定性别的盥洗室。班克斯从生活在吉姆·克罗制度下的非裔美国人的经历中找到了一个历史的平行点,他们试图在离家前预知自己的盥洗室需求。Banks, “Toilets as a Feminist Issue,” 287; Connie Panzarino, The Me in the Mirror (Seattle: Seal Press, 1994); and the Transgender Law Centre, accessed May 4, 2007, http://www.transgenderlawcenter.org/. 也可见于Kath Browne, “Genderism and the Bathroom Problem: (Re)Materialising Sexed Sites, (Re)Creating Sexed Bodie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11, no. 3 (2004): 331–46.

【26】Munt, “The Butch Body,” 102.

【27】PISSAR部分受到为2002年酷儿残障大会所创建的材料的启发。与会者得到了一份“关于盥洗室和性别的声明”,该声明也被张贴在整个会议中心盥洗室的门上(见附录B)。该“声明”明确地将性别中立的盥洗室作为一个可及性问题。“使这次会议无障碍的部分原因是认识到性别隔离的盥洗室对那些不容易进入男厕或女厕的人来说是一种限制。”见Queer Disability Conference Organizers, “Statement on Bathrooms and Gender,” Queer Disability Conference,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June 2002. 更多关于PISSAR的信息见 Chess et al., “Calling All Restroom Revolutionaries!”

【28】TransBrandeis, “Mapping Brandeis Bathrooms,” accessed July 24, 2011, http://people. brandeis.edu/~trisk/brms/concept.html.

【29】Contrast TransBrandeis, for example, with the Harvard Trans Task Force, accessed July 24, 2011, http://www.hcs.harvard.edu/queer/ttf/activism.html.

【30】托宾·西贝斯(Tobin Siebers)对“色盲”和“种族盲”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它们需要“从残障的角度来审视,对盲目的隐喻保持警惕”。见Tobin Siebers, Disability Theor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8), 206n4.

【31】例如,请看两项关于公共盥洗室不可及性的研究,其中没有提到性别隔离或对跨性别者的排斥。Rob Kitchin and Robin Law, “The Socio-Spatial Construction of (In)accessible Public Toilets,” Urban Studies 38, no. 2 (2001): 287–98; and Tanya Titchkosky, “‘To Pee or Not to Pee?’: Ordinary Talk about Extraordinary Exclusions in a University Environment,”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Cahiers Canadiens de Sociologie 33, no. 1 (2008): 37–60.关于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潜在联系的概述见Ashley Mog and Amanda Lock Swarr, “Threads of Commonality in Transgender and Disability Studies,” 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 28, no. 4 (2008), www.dsq-sds.org.

【32】Harvey Molotch, “Learning from the Loo,” Introduction to Toilet: Public Restrooms and the Politics of Sharing, ed. Harvey Molotch and Laura Noré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17.

【33】Jennifer Levi and Bennett Klein, “Pursuing Protection for Transgender People through Disability Laws,” in Transgender Rights, ed. Paisley Currah, Richard m. Juang, and Shannon Price Mint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6), 77. 关于变性和残障在法律保护方面的关系的更多内容见Anna Kirkland, “When Transgendered People Sue and Win: Feminist Reflections on Strategy, Activism, and the Legal Process,” in The Fire This Time: Young Activists and the New Feminism, ed. Vivien Labaton and Dawn Lundy Martin (New York: Anchor, 2004): 181–219和Dean spade, “Resisting Medicine, Re/modeling Gender,” Berkeley Women’s Law Journal 18 (2003): 15–37.

【34】Titchkosky, “‘To Pee or Not to Pee?’”39.

【35】见Carrie Sandahl, “Anarcha Anti-Archive: Depends®,” Liminalities: A Journal of Performance Studies 4, no. 2 (2008), accessed July 24, 2011, http://liminalities.net/4–2/anarcha.约翰·B·凯利(John B. Kelly)注意到关于协助自杀和安乐死的讨论经常转向并开启关于失禁的讨论。他解释说,通过对杰克·凯沃基恩(Jack Kevorkian)医生的新闻报道,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文化是多么地害怕那些不能自己如厕的人,以至于死亡开始看起来都比尿布更好。John B. Kelly, “Incontinence,” Ragged Edge, no. 1 (2002), accessed July 24, 2011, http://www.ragged-edge-mag.com/0102/0102ft3.htm.

【36】Sandahl, “Dep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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