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本怎么了?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阿甘本在哲学上的偏执让他成为了西方左翼学术界的众矢之的。然而让理论的效力发生偏转的,常常是语境的倒错。2022年初以来的新一轮疫情在各地掀起了又一轮的强势干预。在动态清零的政治目标、任意为之的封城举措、强迫的隔离治疗、常态化的核酸检测、“返回日常”渐成奢求的当下,阿甘本似乎又焕发了生机。当坊间流传的上海故事不断迫使我们目睹食物自由如何被剥夺,生命的救治如何被抗疫之名耽搁,或许我们不仅要像本文作者科茨科去问阿甘本究竟怎么了,也要反过来问,阿甘本真的全然失效了吗?

译文中对阿甘本的评价可以说是美国、欧美乃至西方学界的主流看法,根据这种看法,阿甘本在疫情期间的言论犯了决定性的大错,包括事实错误,逻辑错误,和修辞上的夸张与冒天下之大不韪。虽然科茨科和桑特纳都简要地阐述了阿甘本的论证模型,但他们的结论都是,这个模型不符合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现实——事实可能与他的分析相反。但在译者看来,阿甘本的错误至多是程度上的,他的论证在许多非西方国家,如印度和中国表现出强大的适切性就证明了这点。而且,对阿甘本的诸多批评都忽视了阿甘本本人的语境,没有把他对语言本身的反思考虑进去。理解以下两点可能有助于我们正确评价阿甘本的思考:首先,阿甘本反对的不只是这一次权力在应对疫情上的过度,也是整个西方制度架构或者说西方人类学机器所包含的这种过度的倾向。其次,阿甘本要捍卫的不是过去有过的任何具体的制度安排,而是这架机器中同时蕴含的,通过利用机器、使机器不运作来“解放”人的潜能的可能性。简言之,阿甘本不是要回到某个过去,而是要回到不可被人类学机器乃至我们的语言分类定义规定的那个人的潜能,那个表现为潜在的不作之能的潜能。

作者 / 亚当·科茨科
译者 / 王立秋
原文 / Adam Kotsko, “What Happened to Giorgio Agamben?”, Slate, February 20, 2022
链接 / https://slate.com/human-interest/2022/02/giorgio-agamben-covid-holocaust-comparison-right-wing-protest.html.

7月24日米兰的一次示威。图:Miguel Medina/AFP via Getty Images

和一个惊人的数字一样,问题开始于一篇博文。意大利哲学巨匠吉奥乔·阿甘本有个博客(他的地位有点像美国的乔纳森·弗兰岑,是那种出色而又特立独行,让你觉得无论喜不喜欢都必须回应的人物),他会在上面发一些关于时事和其他心得的短文。有时,他会评论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有时,他也会写一写关于社会衰落的诗意沉思。这些东西一般没人关注,直到2020年2月,他第一次介入关于阻止新冠病毒传播的紧急措施的辩论。

那篇题为《发明一种流行病》的文章开篇就说,人们对病毒的反应“狂乱、非理性且完全没有根据”,并且还不止于此。文章煽动性的论证基本上就是在指责,在新冠的威胁上(和后来的很多人一样,阿甘本觉得它不比流感更危险),当局有意误导公众。那篇文章的英译是这样写的:“就好像作为采取例外措施的理由,恐怖主义不够用了。发明一种流行病,为无限扩大例外措施的规模提供了完美的借口。”

换句话说,他声称,当局试图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并尝试新形式的社会控制。他说,甚至比“对权力的夺取”还更令人不安的是,几乎不见任何抵抗。在后来一篇写意大利人的反应的文章中,他称:“显然,意大利人倾向于为预防染病的危险而牺牲实际上的一切——正常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感情和宗教、政治信念。”在另一篇博文中,他描述了人们的心甘情愿,说他们竟然愿意让官方“仅仅以一种不可能说明的风险的名义”(他像咒语一样不断重复这一表述),大规模地干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番言论引起了轰动。随后,阿甘本又写了大量博文,多次接受访谈,还对意大利参议院做了一次演说。甚至在几个月后,在大流行病愈演愈烈之际,阿甘本还在给他对大流行病紧急措施的批判不断加码。最终,2021年春,他把自己的一些批评,结集出版为一本小书,以把它们庄严地记录下来。

这不是什么与世隔绝的强迫症患者的作品。阿甘本是一位知识界的大人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的广博使他在人文学科和受理论影响的社会科学所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拿的是法学学位,但阿甘本早年就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博得大名——部分原因在于,他获得了伦敦大学著名的瓦尔堡研究中心的研究资助;更重要的是,他还参加过二十世纪欧陆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主持的一个内部研讨班。

在过去几十年里,阿甘本的著作一直是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必读书;但90年代后期,当他开始研究政治的时候,他才变成真正的学术明星。谷歌学者列出了大约两万四千条对他最著名的作品《Homo Sacer: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1998)的引用,包括多个领域的顶级学者的相关讨论。大多数学者被引用100次以上就算幸运,更不用说在多个学科的领军人物的作品中出现了。

如今,那些影响如此巨大的观点,同样正被用来推动阴谋论,或用来谴责所谓的对反疫苗接种者的迫害。一位以梳理希腊原文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微妙差异而著称的作者,现在却听起来像一位右翼怪人一样令人不安;结果,真正的右翼怪人在《纽约时报》上盛赞他的作品,他自己国家极为右倾的政客用他巨大的智识权威来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而线上的反接种疫苗者也做出了呼吁让他当意大利总统的梗图。

梗图:阿甘本总统

身为人文学科的教授,我会为看到任何一位前辈学者的事业发生这样的转折而感到担忧。然而,这与我的个人干系,远不止于此。我是阿甘本作品的研究者和译者,他的作品也深刻影响了我自己的作品。虽然我们私下里算不上亲近,但我们有联系,而我最初得知他转向新冠怀疑论的契机,也是他叫我翻译他的一些博文。我答应了,希望以最好的方式呈现他的论证,同时试图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立场(说到底还是失败了)。最终,我后悔让自己卷进这件令人尴尬的事情,并开始琢磨,他偏执狂的新冠著作,会不会使他的其他作品也遭到质疑。我越涉足其中,就越觉得前景黑暗。

阿甘本关于新冠防疫措施的新论证依据的,显然是他最著名的那本书。在《Homo Sacer》中,阿甘本认为,西方社会的政治权力建立在这样一个决定的基础之上:这个决定把一些人纳入法律的保护,同时把其他人排除在外,剥夺他们身为人的权利,并把他们贬低至所谓的“赤裸生命”状态。在他看来,这不是简单的内外之分。在这个系统中,那些被贬低至赤裸生命的人并没有被逐出社会,而是作为一个低于人的阶级而被纳入社会。这个阶级被排除在正式的法律保护之外,却也是社会秩序的根本。    

对赤裸生命的生产,阿甘本举的主要例子是纳粹浩劫(大屠杀),它剥夺了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公民身份,并把他们暴露在集中营的无限暴力之下。虽然因为失去了公民身份而在某种意义上被排除到社会之外,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群体又变成了纳粹首要关注的焦点,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围绕“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来组织的。

2018年,吉奥乔·阿甘本在罗马。图:Leonardo Cendamo/Getty Images

阿甘本相信,纳粹德国绝不是对现代政治的例外偏离,而是现代政治的范式。我们法律制度理应是“正常的”运作,总是伴随着突然毫无预警地向新集中营转变的威胁。对于这个极易引起争论的主张,阿甘本用以支撑的论证之一是,纳粹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完全合法的,而单是这点就足以令人不安了。纳粹通过希特勒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使自己的行动变得合法,紧急状态使希特勒能够悬置公民的权利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在2005年的续作《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书名依据的是对德语的“紧急状态”的一种更为字面的翻译)中,阿甘本认为,所有主要的西方民族国家,都越来越不愿意通过正常的宪政程序来治理,而且也越来越依赖于紧急权力,甚至在应对像经济下行那样的普通问题时,它们也倾向于动用紧急权力。用阿甘本的偶像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例外状态变成了常态”。

这本书在美国出版时,正是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至暗时刻。在那时看起来,《例外状态》的诊断,与其说夸张,不如说充满了预见性。就像阿甘本在文本中多次指出的那样,乔治·W.布什实际上是在诸如《爱国者法案》和关于总统固有权利的主张的基础上,要求广泛的紧急权力。他用那些权力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类阶级,即所谓的“敌方战斗人员”,并在几乎没有司法监督的情况下,监禁、滥用酷刑折磨并通过无人机来处决他们。在一些情况下,行政部门仅凭一句话就可以暗杀美国公民。你还可以认为,在《Homo Sacer》原版出版的90年代,阿甘本关于西方的权力生来就要生产集中营的论证极端或荒谬。但在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湾之后,这个论证就变得惊人的可信了。

单凭这个论证——主权的紧急权力和用完即弃的“赤裸生命”的生产之间存在联系——阿甘本就赢得了国际学术声誉。他变成对反恐战争的学术分析(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生命》)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参照点,学者们也接过了这个观点,并把它应用于国家暴力的其他场所,比如监狱、边界和难民营。甚至批评他的论题之人,也接受了这个论题的诸多前提。黑人研究学者亚历山大·韦赫里耶2014年在《Habeas Viscus》中论证说,阿甘本关注的问题太过于欧洲中心;实际上,与集中营相比,奴隶种植园是一个更合适的范式——但他也没有对超暴力的非人化是西方权力结构的基础这个想法提出质疑。

如今,这部权威著作,被阿甘本亲手扭曲成了一个新的形状。在过去两年里,反接种疫苗者和反封锁者反复滥用大屠杀记忆,拿他们自己的处境和20世纪中期欧洲犹太人的处境相提并论。阿甘本近来关于大流行病的论证,代表了在学术上最先进、最深刻清晰的版本。

阿甘本的学术粉丝,会想把他的新冠著作和使他成名的作品切割开。就目前而言,在阿甘本自己看来,当前的处境显然从根本上肯定了他的论题。他认为,先前的状况只针对具体的群体,而防疫措施则涵盖了所有人,通过以维持他们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之名,剥夺他们的权利(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甚至是埋葬死者的权利),把人贬低为“赤裸生命”。而且,从阿甘本的角度来看,更糟糕的是,每个人都乐于配合,接受医学的独裁,甚至像纳粹党卫军少校阿道夫·艾希曼那样声称,配合是他们的道德义务。

在阿甘本叫我翻译那篇把配合疫情防控的人比作艾希曼的那篇文章时,我说服他让我在英译版中把这个让人恼火的类比删掉;但在意大利原文中,这个类比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就算抛开拿纳粹来打比方这件事情在修辞上的过度不说,我也为此而感到不安:他对大流行病的批判,似乎严重削弱了他在《Homo Sacer》中提出的洞见;而在过去二十年里,他一直在深化和复杂化他对西方政治的分析。

虽然那个时期的作品影响力没那么大(我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海鸥图书翻译了其中的许多部著作),但它们在我看来要更微妙和有趣的多。《Homo Sacer》只关注最极端的情景,而像《王国与荣耀》(The Kingdom and the Glory)或《主业》(Opus Dei)那样的书,则以我们参与经济的日常活动是怎样巩固了毁灭性的西方权力结构为焦点。

起初,我试图在他的新作中寻找这种微妙。我写邮件给阿甘本,比如问为什么在他的新冠著作中没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我希望他会因此而反思,要求不受疫情限制的自由,可能会让被迫使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的劳动者成为受害者。他一直没给我回信,但他叫我翻译的下一篇文章的确谈到了经济;他也只是声称,如今,资本主义甚至也完全向所谓的医学“宗教”屈服了。那时,我不再试图转变他的心意,他也不再叫我翻译他的文章。(我请阿甘本评论本文。起初他说他会和我谈,但后来他就不回话了。)

当我写信问我的一些同事怎么看阿甘本最近的著作时,所有人都一致认为,谁也不会预期他相信政客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动机。维也纳大学的研究者,出版过第一本研究阿甘本的意大利语专著(并帮助我组织过一本关于阿甘本作品的文集)的卡洛·萨尔扎尼告诉我,阿甘本一直担心“政府和更普遍而言的权力拿危机当武器,用危机来加强它们对人民生命的控制”;然而,他也哀叹阿甘本任由自己的“道德义愤”把“自己的政治-哲学分析变成了一场圣战”。在被问到这位哲学家的大流行病著作是不是其先前作品自然发展的结果时,萨尔扎尼回答说,“也许他看待大流行病的方式是他先前分析的自然结果,但我相信他陷入了一个他不能(也不愿)摆脱的僵化、局限的模式。”

在多部关于文学批评和政治理论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过阿甘本概念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埃里克·桑特纳,也对这种智识的僵化做出了类似的感慨:“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声明,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这尤其让我感到悲哀。”

12月5日布鲁塞尔反对比利时政府防疫措施和强制接种疫苗的集会。图Kenzo Tribouillard/AFP via Getty Images

最让我感到困惑的是,阿甘本竟然看不到旨在消灭生命的纳粹政权和旨在挽救生命的防疫措施之间的显著区别。但就像我的一些同事指出的那样,公共卫生政策的政治一直让人头痛,而这个行当的过往也不是那么的光鲜亮丽。与人合著过一本关于阿甘本政治学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克莱尔·科尔布鲁克说,不幸的是,阿甘本对科学和医学的怀疑,使他自动地站到了美国的右翼那边:“对政府选择追求的特定形式的科学提出质疑是可以的,特别是在它们忽视了对卫生保健系统的维护时,就像阿甘本指出的那样。”把阿甘本和黑人研究中的争论关联到一起的埃默里大学研究生安德鲁·卡普兰也认为,阿甘本从根本上提出的质疑很有价值,他说“反对一切干涉或管制的保守主义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抗议垄断了公共话语”,使别人很难再提出关于“这个紧急状态被忽视的含义”的问题。

阿甘本对医学权威的怀疑,是他思想连续性的一大体现。在我对他关于大流行病的立场感到困惑,并因此而回头去看《Homo Sacer》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举的生产“赤裸生命”的大部分例子(和《例外状态》中以政治的例子为主不一样),从性质上说是“医学的”。除集中营的受害者外,阿甘本还举了接受医学实验的囚犯或被无限期维持生命的脑死亡病人的例子。显然,长期以来,他一直对医学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切同盟持深刻怀疑态度。就像桑特纳说的那样:“对阿甘本来说,看起来,只要卫生变成公共卫生,无论出于何种意图或目的,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就捕捉、抓住和迷住了我们。”

阿甘本对公共卫生部门的不信任,使他否认关于大流行病的严重性的官方叙述,他也因此而可以说是在传播错误信息。如上所述,在他第一篇关于大流行病的文章(写于意大利发生第一波严重的新冠疫情之际)中,阿甘本声称,新的新冠病毒本质上与正常的流感没有差别。同月,在《世界报》的访谈者逼问他这点的时候,他回应说:“我不想插足科学家关于流行病的讨论。我感兴趣的是随之而来的极其严重的伦理和政治后果。”不过,他后来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点,即认为大流行病的严重性被夸大了。2020年4月,他说:“关于流行病的数据,是以一种类的方式给出的,缺乏有科学性的标准”。后来,在2020年7月,他又毫无根据地声称:大规模接种疫苗会不会把我们像旅鼠一样引向灭绝——毕竟,疫苗可能引发癌症或其他疾病。

显然,这已经超过了健康的怀疑。看起来,阿甘本对医疗机构毫无信任。2020年2月,在回应阿甘本早期关于流行病的著作时,法国哲学家让-吕克·南希披露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差不多三十年前,医生说我需要移植心脏,吉奥乔是少数建议我别听他们的人之一。要是我听从他的建议,我很可能没过多久就死了。”

从人道的角度来看,阿甘本会给出如此糟糕的建议这个事实,本身当然是惊人的。但对长期以来一直在读他的人来说,他竟然会给出具体的建议这件事情本身,也同样令人感到震惊。他的作品一直长于批判,短于开政治处方。众所周知,但凡要在“该怎么办”上表态,阿甘本就会变得含糊——并且这个含糊是有意为之。《Homo Sacer》和《例外状态》的读者很可能会以为,解决过度使用紧急权力问题的方案,是回归“正常的”政治结构;但在那些书中,阿甘本说的是,那些“正常的”结构总会不可阻挡地通往奥斯维辛。他曾写到过,我们需要一个更加根本的解决方案:消解整个法律和权力结构——他经常用文学或神学的想象,而非具体的、可付诸行动的计划来唤起这种可能性。

但如今,正如萨尔扎尼向我指出的那样,阿甘本却号召我们抵抗“作为某种有意的、计划好的摧毁‘资产阶级民主’、限制个人自由的计划的紧急措施。”在2021年10月对意大利参议院的演说中,阿甘本抱怨,立法部门已经沦为行政行动的橡皮印章了。往轻处说,你是不会预期在一位反复呼吁我们从根本上反思我们与法律、语言、甚至我们自己身体的作者那里,看到这种对适当立法程序的关注的。现在,他要求参议院反对行政部门,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例外状态》中,他建议我们应该通过预期这样一个未来,来回应毁灭性的法律结构——那时,“人类会像儿童玩废弃之物一样玩法律,不是为了恢复它们的经典用途,而是把它们永远地从中解放出来”。对法律来说,这种玩一样的新用法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并不明确,但这也是他论点的一部分。我们如此深刻地为我们文化的权力结构所塑造,以至于对我们来说,根本的替代方案注定听起来模糊而矛盾——但如果我们想要逃脱的话,我们就必须努力。相形之下,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阿甘本似乎放弃了寻找出路的努力。

在思考阿甘本智识生命的这个篇章时,我意识到,如果他令人尴尬的大流行病论述蕴含什么真理的话,那就是,我们不需要听他,当然也不需要听他这种形式的反思,即生活不只是生存。同样的话,西蒙娜·德·波伏瓦在《模糊性的道德》中说得更好:“有人对一个因为不得不离开家、放弃事业和过去的整个生活而哭泣的年轻病人说,‘好起来吧,其他的都不重要。’她回答说,‘可要是什么都不重要的话,好起来又有什么用呢?’”

问题在于,阿甘本没有提供任何哲学工具,来帮助我们对那个问题——对我们来说,什么最重要?——给出一个集体回答。阿甘本一直是左翼,虽然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他的大流行病著作中,他的立场显然和右翼有所重叠,但这绝非偶然。如果包括国家医疗部门在内的国家权力采取的一切行动本质上说都是压迫性的,那么,除了退守我们的个体性之外,我们别无选择——而这正是自由至上主义的立场,几十年来,右翼一直用它来事先阻断一切挑战现存权力结构的努力。

就阿甘本而言,对一切国家权力机关的过度不信任,使他看不到这点,即,在应对大流行病时强调个体虽能抵抗权力,却也会强化公司的权利,加剧大流行病。把所谓的必要劳动者和其他许多人贬低为用后即弃的赤裸生命的,不是直接的国家干涉,而是号称要给他们自由的政策。无论我们能从阿甘本的大流行病著作中得出什么样的零散洞见,因为看不到这点——即,恰恰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本身,西方的权力结构才使我们成为了受害者——这位政治思想家还是错过了事情的诸多(事实上,几乎是全部)重点。不过,甚至在这里,你也可以论证说,他也没能达到他应有的水平。自由可能是陷阱,是我自己作品的中心思想之一,而讽刺的是,我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批判地阅读阿甘本在《Homo Sacer》之后的作品才想到这点的。

虽然阿甘本拒绝和我谈这篇文章,但我们时不时地还是会有电子邮件往来。我注意到,他的博客已经几个月没更新了,而最近的关于大流行病的条目,还是应邀对意大利参议院和对一个学生团体的演说文稿。甚至在欧洲各国有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抗议,反对新的防控奥密克戎病毒的限制的时候,阿甘本也依然沉默。也许,最终,他丢掉了他对大流行病糟糕而又太过于严肃的介入;而且,就像他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的那样,重新拾回了儿童般的想象;而这样的想象,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至于这两年会怎样扭曲他和他作品(这些作品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的遗产,这个问题依然有待回答。

附录

埃里克·桑特纳论阿甘本疫情期间的著作 

关于霍布斯的反思构成了阿甘本在其Homo Sacer计划首卷对主权的分析的核心部分。9/11后不久,阿甘本在普林斯顿做的系列讲座中,在讨论Stasis即“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概念的语境下,又回到了霍布斯。在讲座中,阿甘本试图提炼他早期对自然状态概念的分析(在他看来,自然状态是好像解散了的城邦[ut tanquam dissolute consideretur]的同义词)。虽然他没有明确这么说,但他的意思大概是,(对霍布斯来说)内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个“好像”成真了,也就是说,真正的例外或紧急状态出现了,在这个状态下,一群真正分裂的(而不只是“好像解散了的”)人试图通过设立一个新的主权权威,把自己重新构造为人民。这个主权权威将是其统一的中介,对自己把自己再现为一体。或者(只近乎于真正)解散了的人群代表了(真正)分裂的人群的剩余,它提醒我们注意后者,即一群被主权者(决断例外状态者)攥在手里的人。在例外状态下,主权权力以在某种紧急威胁面前保护人民安全的名义悬置法治。在这个例外时刻,人民在某种意义上回到了前-政治状态,回到了“自然状态”,现在这个自然状态直接处在国家权力和权威之下,不再有法律的规范掩饰和调解。

所有这一切,都以霍布斯的这一观点为前提:只有通过象征性的“合并”,通过一个代表性的主权体的“人为的”效力,人民——那些一起参与国家的人——才真正成为一体。就像霍布斯说的那样,“人”必须“把自己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交给一个人或一伙人,让这个人或这伙人来承担他们的人格;每个人都认为、承认自己是那个承担他们的人格的人做或被迫做的一切的作者……并因此而使他们的意志服从他的意志,使他们的判断服从他的判断。这不只是同意或协调;这是他们所有人的真正的统一,统一为同一个人格。”霍布斯继续论证到,就好像:

每个人都应该对每个人说,我授权把我治理我自己的权利交给这个人或这伙人,条件是,你也以类似的方式把你的权利交给他并授权他所有的行动。这群统一为一个人格的人被称为国家,用拉丁语来说就是Civitas。这就是那个伟大的利维坦的起源……而承担这个人格的人,则被称作主权者,我们可以说他有主权权力,而除此之外的每个人,都是他的臣民。

因此,Stasis代表某种从神话的或虚构的例外状态——一种内在于主权权力的、主权权力假定的自然状态——向真正的例外状态的过渡,后者通往某种“世界之夜”,在这种世界之夜里,那个保障“人民”这个政治体连贯一致的他者、利维坦不再存在。自然状态的模样也因此而变得清晰可辨,它是一种根本上的幻想——“人民正在挨打”——它承保了向那个他者的转让,用另一个黑格尔式的表述来说,发挥了反思规定(a determination of reflection)的功效。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状态(构造国家的例外状态)的功能是“让”我们在城邦生活的日间意识不到世界之夜。阿甘本所说的赤裸生命或被献祭的生命就是不再有这样的奢侈、活在这个夜的门槛上的生命。在那里,这个生命完全暴露在焦虑的对象、藏在城邦中的城邦的解散面前。阿甘本认为,这就是主权权力和权威的秘密,就是西方政治生活的国家秘密(arcanum imperii)。阿甘本的考古学计划就致力于发掘这个根本幻想的各种构造。通过这个幻想,我们把一种原始焦虑付诸于形,并随之而把我们的社会联系主体化了。

在讲座中,阿甘本谈到了被放到霍布斯《利维坦》插图中被放到大教堂旁边的两个小人物,他们的特色是头上戴着瘟疫医生戴的那种特制的面具。因为一群人只要被(主权者)代表就变成了一国之人民,所以,这群人“只能通过监督其服从的卫兵和治疗他们的医生来代表。这群人生活在城市,但只是作为那些行使主权的人的义务和关怀的对象”,在这个行使中,“主权权力的生命政治转向”开始成形。“因此,我们可以拿居住在利维坦统治下的城邦的解散的人群,来和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瘟疫受害者群体比较”(Stasis, 48-49;强调部分是我加的)。这就是说,至少在某个层面上,生命政治学的主题与其说是人口的可测量的生命力(福柯大体上是这么认为的),不如说是被表现为对公共卫生的生命政治管理的例外状态召唤出来的“赤裸生命”;一言以蔽之,这里的瘟疫,绝不只是一种身体疾病——一个自然现象——它在很大程度上和自然状态在城邦中的延续,也即一种绝不是自然的“解散”状态有关。或更确切地说,在这里,自然状态被看作一个准司法条件,在这个条件下,法治被对人口的赤裸生命的行政管理给取代了。

我是这样理解阿甘本在大流行病期间的著作的,他想说的是,人民——在阿甘本那里,他关注的,几乎只是意大利人民——允许自己像必须被治疗和治理的赤裸生命的如此之多的样本那样,被扔进这样一种自然状态。看起来,对阿甘本来说,一旦健康(卫生)变成公共健康(公共卫生)——德语中过去所谓的治安学(Polizeiwissenschaft)的一种——我们,不管有意无意,就陷入了一种变成常态的例外状态的罗网,被这种例外状态捕获和束缚。一旦国家参与监督和维持homeostasis即对其公民的生活的管理,那些公民就把自己送到了被国家勉强控制的内战边缘。

也许,因为我的大流行病经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川普当政那几年的美国,所以,我对阿甘本关于stasis的概念思考是否符合新冠期间的生活的认识有所不同。在美国,问题与其说是生命政治管理的过度,不如说是其不足。我会说,在美国,国家与其说是在部署和利用那些“瘟疫医生”,不如说是在阻碍他们做他们“治疗和治理”的工作。的确,川普本人并没有宣告紧急状态,相反,他看起来是在推动一场真正的内战。这场内战,是在自他下台以来,通过他持续假装自己还握有主权的行为,才更越发接近于实现的。在这里,“人群”没有向那个被阿甘本和罗恩·德桑提斯、史蒂夫·班农、塔克·卡尔森等人通过夸大福柯的思想,归结为生命政治安全国家的制度的东西屈服,而是在表面上对它进行抵抗。在美国,这群经常是武装起来的抵抗者力图把自己重构为依然(或再次)由川普这个唯一真正的利维坦来代表的真正的人民。

换种方式来说,大流行病和其他许多事情一起暴露的,不是公民的生命,而是医疗保健系统,后者旨在使那些公民从疾病中恢复过来,否则,疾病会把他们贬为赤裸生命,使他们死亡。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阿甘本极力批评的紧急措施,是为了使那些医疗保健系统不至于被冲垮。阿甘本的立场的一个矛盾之处在于,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正是以新自由主义的,反对用税收来资助“深层”生物政治安全国家的名义,从这些医疗系统和其他政府支持系统抽走资源的。

关于阿甘本新冠时期的写作,显然还有更多的东西可说:装腔作势甚至是末世论的语气,急着拿疫情期间的生活来和纳粹死亡营里的生活比较的冲动——在这里,阿甘本看起来摆出了一个见证城兼营(city-cum-camp)里的生活的新普利莫·莱维的姿态——没有团结病人、垂死者和死者的意识,把治疗病人的人斥为新崇拜的司祷,把医学斥为宗教。他最极端、最装腔作势的宣告还包括,他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奋力发展网上教学能力的教师和教授,等同于1931年向法西斯主义政权宣誓效忠的意大利学院人士。这些东西,使大量批评者想要全面推翻阿甘本的全部作品,认为他在疫情期间说的话,使他多年来用来推动福柯的突破性工作(特别是关于主权和生命政治的那部分)的基本概念和论证也失去了效力。与之相反,在我看来,阿甘本关于大流行病的评论,把他自己的作品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对他的批评者来说,这使他成为了一个容易攻击的靶子。我们可以说,在他关于大流行病的著作中,阿甘本可悲地变成了一个“阿甘本派”。虽然我还在继续阅读和介入阿甘本的著作,但在我看来,这点是显然的,这次事态的转变,邀请我们仔细地重新思考他庞大且在我看来依然令人信服的作品。

【作者简介】

亚当·科茨科(Adam Kotsko),任教于中北大学夏默学院,著有《阿甘本的哲学轨迹》(Agamben’s Philosophical Trajector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20)、《新自由主义的妖魔》(Neoliberalism’s Demo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等书,也是阿甘本多部著作的英译者。

【译者简介】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比较政治学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