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 | 一门关于主题公园的课程,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火花

一门关于主题公园的课程长什么样?如何透过主题公园认识当代中国?

2020年夏天,时任上海纽约大学“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项目博士后的艾斯丽(Asli Berktay)博士和王菁博士在上海纽约大学联合讲授了一门名为“中国的主题公园:一场野心勃勃与暧昧不明的旅程”(Theme Parks in China: An Ambitious and Ambiguous Journey)的课程。通过主题公园这样一个独特的空间,两位老师与学生一起穿行于这些历史的、民族的、娱乐的景观,探讨其中的叙事构建与资本化变迁。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如何在课程讲授中合作?面对新冠疫情给田野考察计划带来的障碍,两位老师找到了哪些替代性方案?本期“教与学”专题为大家介绍这一门富有创意和吸引力的跨学科课程,通过对两位授课老师的采访和课程大纲的引介,我们将看到一门跨学科课程的完成也是一项设计、协作与实践的艺术。

“教与学”是结绳志开启的新栏目。未来结绳志还将推出一系列相关译文与访谈,与讲台上的从教者和学习者们一起探讨人类学教育的意义与未来。

延展阅读:《迪士尼乐园:没有蜘蛛侠的墓碑,没有入场券的童年

授课老师 / 王菁、Asli Berktay(艾斯丽)
采编、翻译 / 安孟竹 

01. 关于课程的采访 

为什么你们会选择“主题公园”作为课程的主题?通过关注中国的主题公园,这门课程试图与学生探讨哪些议题?这门课程的主标题为“野心勃勃与暧昧不明(ambitious and ambiguous)”,这两个关键词揭示了中国主题公园怎样的特点?

艾斯丽:

从2017年8月来到中国开始,我就对中国的主题公园现象十分着迷。我在全世界有过不少见闻——我去过100多个国家,在十几个国家生活过,但从来没在其他地方见过这么多主题公园。尽管我是历史学者,但我始终持有一种民族志学者的眼光,参与观察,并且试图对我所感知到的周遭的一切文化与社会现象做出解释。我很快意识到,中国的主题公园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追问和理解的现象。这种主题公园现象背后是什么?为什么人们会对中国的主题公园——从少数民族主题到纯粹娱乐性的公园,从那些以他国(或世界)建筑或文化为主题的到那些凸显特定时代、特定版本的中国历史的公园——产生持续不断的兴趣?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后一种现象让我尤为迷恋和关注。我第一次去宋城是在2018年代的春天,当时我就被周遭的一切彻底吸引了。从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其他的历史主题公园,或者说以历史为主题的空间,比如山西的平遥古城。在新冠疫情之前,我常去山西,因为那里是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之乡。它与陕西、河南和中部平原的其他地区一样,是一个深浸于中国历史的地区,这也让它成为了历史学家的天堂。基于同样的原因,正如我在平遥看到的,它也是一个民族主义历史话语的中心。类似的案例太多了,也有很多相关的重要问题。为什么西安偏爱以唐朝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而不是其他?为什么要在西南地区像成都、丽江这样的地方建这么多“假古镇”?这些主题空间回应了怎样的民族主义诉求?

我发现,利用主题空间的现象来创造一种偏向特定叙事的国家记忆,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当然,偏爱某一种历史叙事,并结合不同的历史叙事来塑造和重塑国家记忆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和经验。但我认为,主题公园,以及其他主题空间在这些叙事和话语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这些空间和叙事在全球经济关系中全面的商品化,是更为特殊的中国现象。我想和我的学生一起探索这些复杂的关系,并且我认为,这一点我们在课程中做得相当成功。

在我和王菁开始就这门课程进行讨论时,我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课程描述,列举了一些初步的材料。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一起开发了这门课,但主题“野心勃勃与暧昧不明(ambitious and ambiguous)”是王菁的主意,这部分应该由她来回应。

杭州宋城之夜。霓虹灯、游船与中英文标注的“宋城”

王菁:

作为一名人类学者,我一直对人与空间的关系、不同文化空间的意义,和影响这些空间形成和转变的结构性因素感兴趣。在中国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也对不同空间——博物馆、遗址、宗教空间等等——进行了研究。因此,当2019年艾斯丽第一次来找我,希望我们共同教授一门关于中国主题公园的课程时,我立刻就被这个想法所吸引了。

我建议使用“野心勃勃与暧昧不明”这个标题,因为我认为它把握到了我们想要和学生一起探索的这个现象的复杂性。“野心勃勃”指的是后毛时代中国不同主题公园项目的规模、速度和包含于其中的愿景。比方说,虽然上海迪士尼乐园还非常年轻(2016年才正式落成),但它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和游客最多的迪士尼乐园之一。它的发展速度和受欢迎程度反映了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发生的事——指数级的经济增长,中产阶级的扩张,人们寻求休闲娱乐的渴望越来越强等等。

“暧昧不明”指的是组成了中国各地每座主题公园的多样性、混杂性、矛盾性、乃至失败。虽然像迪士尼乐园这样的大型工程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迪士尼公司仍然需要在许多不同层面进行复杂的协商,从而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地方的文化与政治特性。除了关于主题公园的跨国合作,中国各地还有许多其他以特定主题为特色的公园。我们和学生共同探索了这些主题公园任何反映出中美传统的不同配置、自然和少数民族的东方化(orientalization),以及历史公园中的民族主义想象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我们也希望学生能通过这种方式接触到批判理论,比如鲍德里亚对作为拟像和超现实的主题公园的讨论,从而更好地理解这些暧昧不明。

迪士尼乐园夜景

为什么这门课是由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共同教授?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如何在课堂上相互融合?

艾斯丽:

从一开始我就想和一位人类学家一起来教这门课,我几乎是在一遇到王菁的时候就立刻找到了她,因为我有感觉,我们会合作很愉快。事实上,情况就是如此。我们的学科方法、教学风格,乃至个性都能很好的互补。我们常常能够以有机的方式来分配教学和评分工作,并且相互补充。

尽管我主要是历史学者,但我的学习、教学和发表其实跨越了不同的学科。在美国读本科的时候,我主修了批判社会思想与西班牙语言文学两个专业,同时还辅修了非洲研究。我的研究生学位是在历史与拉丁美洲研究专业(这个专业包含了众多的学科)。从2006年以来,我一直在大学里教授自己的课程,这些课程跨越的学科范围从历史到文化研究,从传播学到社会学。

我坚信,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答案,而知识始终需要不同的学科、路径与方法来补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从一开始,我就将这门课设想成一门需要在理论、历史和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方面)近乎平衡的课。起初我们本来希望把上海迪士尼和宋城两次田野考察纳入到课程里。基于此,我们需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工具,来进行这种实例化的民族志研究,这本来是课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最终我们不得不用所谓的虚拟民族志练习的方式来取代这些实地考察,而王菁在准备这些练习方面做得相当棒,既为学生们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也给学生的创造力和个人表达留出了余地。

此外,王菁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跨学科的人,我们相互借鉴、补充、强化,同时也通过彼此挑战来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这些都是我在未来的联合教学体验中所期待的。我是一个非常理论化的的人,而王菁非常讲究实践和上手。她特别有创造力,而我则很善于分析。同样作为老师,王菁更加平易近人,而我主要通过提高我对学生的期待和我协助他们进步的努力来传达我对他们的关切。但我们对待教学同样认真,同样深切地关心我们的学生,并且努力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学习之中。最后课程效果非常好。

这门课关注了中国不同区域和类型的主题公园,从上海的迪士尼开始,到云南、海南的主题公园、杭州宋城、北京的奥林匹克公园、深圳民俗村,最后又回到了迪士尼。这个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艾斯丽:

很难说我们对课程的“规划”是以地方为重点的。我认为我们设想的更多的是一张反思和质疑的地图。我们首先去做的是用让·鲍德里亚提供的理论洞见——特别是他的拟像和超现实概念来建构一个理论框架,然后试着在全球、国家、区域和本地等不同层面对它进行探索。

在将主题公园定位为一个特殊的“全球地方化”现象后,我们通过观察主题公园的民族、文化、历史和“世界公园”式变体,探索了这一现象在中国的内在动力。这样的尝试的确让我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有趣的探索和学习之旅。最后,我们回到了这个主要的模式,它是所有这些现象的一个核心参照,一个非常恒定的隐藏模板,是不言自明的,也是霸权式的,迪士尼的体验就是这个真正原型的缩影,而上海的迪士尼或许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典型。

课程最初安排了到上海迪士尼和杭州宋城的田野考察,就学习主题公园这样的话题来说,你们为什么认为沉浸式的田野考察是必要的?我注意到这门课还准备了一场VR旅行所谓疫情流动政策之下的替代方案,田野考察的部分最终是如何践行的?能否分享一下学生对这次田野考察的反馈?

王菁:

首先,就地理位置和学科互补性而言,我们在教授这样一门课时拥有独特的优势。从学科上讲,艾斯丽作为作为历史学家的训练,以及我作为人类学家的训练,都能够为学生提供关于主题公园的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

从地理位置上讲,我们当时在上海,这个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里与浙江、江苏这样的周边地区相比,经历了指数式的增长。与上海迪士尼乐园和杭州宋城这样的热门主题公园相邻也让我们能够带着学生进行田野考察(我们在计划这门课程的时候,疫情还没爆发!)因此,在课程设计的初期阶段,我们很想把学生带到主题公园真实的现场,作为教学实践的一部分。

对艾斯丽和我来说,沉浸式的田野经验是这门课教学设计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我们通过阅读、交谈、观察、走动、分享、写作等等不同的方式学习。但传统形式的教学往往过于重视我所说的“坐而论道”。学生就在那坐一节课,听讲、做笔记、准备考试、写论文,最后拿到一个带着某种反馈的成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生被当作被动的接受者:他们接收到“知识”或“信息”,储存这些信息,希望有一天能用他们的学位或学历来买到一个未来。

我认为,这种教学做得再好也是枯燥无味的,最差劲的时候简直就是一种自毁。真正点燃我教学热情的是把学生当作探索者、发现者和创造者。这也是巴西教育家保罗·弗雷勒在他关于批判性教学法的思想中所倡导的模式。正式通过行动和具身的经验,我们——不仅仅是学生,老师也是一样——才能真正学到我们感兴趣的东西。

这就是扎实的人类学训练在田野考察的设计方面能够带来的巨大帮助,包括如何观察、如何做笔记、如何提问、如何走动、如何周游,如何思考自己的定位等等。然而不走运的是,2020年夏天,新冠疫情让田野考察无法进行。所以我们就求助于技术。

尽管VR并不在我们最初的计划之中,但我们意识到,在重新设计课程的过程中,技术有两方面的潜力。首先,我们可以使用VR和上纽的媒体实验室来模拟田野工作经验,而无需亲自去到现场。此外,我们意识到,在许多主题公园里,VR、3D和其他技术的引用也可以成为一个调查研究的对象。用虚拟技术取代实时体验的好处是什么?弊端是什么?在使用VR的时候,人们有怎样的感觉?当别人在使用VR时,我们能观察到什么?人们会在以往去主题公园的体验和类似的媒体效果之间做出怎样的比较?

艾斯丽:

作为一名教过无数课程,并且做过几次关于保罗·弗雷勒的批判性教学法讲座的老师,我非常同意王菁的观点。但不幸的是,我从来就不是个精通技术的人,但王菁绝对是的。她是那种能够将知识与多种技能和方法结合起来的学者与教育者。在我们无法按计划进行田野考察(说实话,这是许多学生当初选这门课的主要原因)的情况下,VR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了一次愉快的学习体验。正如王菁提到的,这也带来了许多不同的追问和质疑,而这些都是我们起初没有设想过的。据我所知,这是学生们在整个课程中最喜欢的部分。

坐落于西安城内的“大唐芙蓉园”。

其中一项课程作业是要求学生设计一座自己的主题公园,这与选择阅读材料和研究话题来作课堂报告的考核方式很不一样。布置这项课程作业的目的是什么?能否分享一些学生们最后的设计作品?

王菁:

设计一个主题公园的想法部分是受到了我在莱斯大学一门课程的启发。安德莉亚·巴列斯特罗(Andrea Ballestero)教授开设了一门叫作民族志工作室(Ethnographic Studio)的课程。她的灵感来自建筑工作室和艺术家工作室,在这样的工作室里,人们一起工作,作为一个团队进行头脑风暴,从物质材料(或虚拟世界)着手,一起进行设计。

你知道,美国的人类学训练往往倾向于我所说的“独狼模式”——你独自阅读、独自做田野调查、独自写作、独自成功、独自承受痛苦。民族志工作室在一些重要层面上真正挑战了这个独狼模式:它是协作性的、模式多样的、强调操作实践的。我们甚至可以在德勒兹的意义上称它为“根茎式的”(rhizomatic)。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我非常喜欢这门课,认为工作室式的设计这个想法非常吸引人。因此,当新冠疫情到来的时候,艾斯丽和我决定提供一些工作室这样的空间,让学生在修我们这门课的时候可以通力协作。

我们要求学生去设计自己的主题公园。学生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作品让我感到非常惊喜。这个项目真正表明,我们的学生可以把批判性的观点应用在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主题公园的思考中,并且把这些观念由内而外呈现出来。

这些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题公园,非常反乌托邦,也非常离奇。有一个小组希望把他们的主题公园建在一座带有中央监控系统的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另一组设计了一座完全位于地下的垂直主题公园,不同的层级代表着不同爱的模式。你可以想象,有些层实际上是地狱般的,现实生活也是如此。还有一个小组设计了一座平行主题公园,人们会在里面模拟不同的生命阶段。事实上,现在回想起来,它们会让我想到《饥饿游戏》或者《鱿鱼游戏》!媒体和资本的全球流动如何影响空间设计的文化想象必然会成为另一个值得在未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关于这门课,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介绍或想说的吗?

王菁:

艾斯丽对我帮助很大,她让我更深入地去思考如何将历史的视角融入我未来的教学之中。她对合作的强调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个步骤:从设计教学大纲、根据疫情规定做出调适、讲授的安排、评分政策、与学生的交流、分享合作教学的反思和感受……能与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合作授课,我觉得很幸运。这也让我意识到友谊如何通过彼此分享知识而进一步深化、加强。

在未来关于主题公园的课程中,有几件事是我想进行修改的。如果是给本科生开课,其中一项重要的修改就是缩减阅读的长度,并且通过多模式的教学法在课程中加入更多上手操作的实践经验。最后的作业也可以采取更多样的形式:视频小论文、播客、小型民族志、自我设计的主题公园基础设施外加一份模拟市场报告等等。

另一个重要的改进是,我希望对关于流行文化和数字基础设施的部分进行拓展。例如,和学生一起去考察像玲娜贝儿这样的迪士尼形象是怎样风靡中国的,这肯定会特别有意思。营销与设计背后存在哪些不同的逻辑?人们在不同的地点与迪士尼形象互动时会产生怎样的意义?主题公园的粉丝与今天数字经济的粉丝之间有什么异同?……通过这些改进,我相信,不是我们能教给学生更多,或许是反过来,学生会教给我们更多东西。

艾斯丽:

王菁最近把玲娜贝儿介绍给了我,所以我不能对此发表评论:)撇开玩笑不谈,我同意她提到的大部分可能的改进意见。除了关于减少阅读和写作任务。让我常常感到非常沮丧的是,我们倾向于通过减少学生的阅读量、通过作业的描述、评分标准的细化等等为他们提供持续不断地指引,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幼齿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果他们主要的思考工作一直由我们来承担,他们怎么可能成为完全独立的思考者?打个比方来说,为什么我们就应该减少他们的阅读机会,或是减少他们与理论的接触呢?作为人类,只有接受真正的挑战,才能让我们学到最多。

此外,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去支持和引导学生,同时也深入地挑战他们。教育应该是一个转变、革新的过程,老实说,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唾手可得的。我也相信,成为一个成年人,比作为一个学生更为重要的,就是为自己做好规划打算:“我有这些时间来上这门课,我可以读多少东西?”或是“我有这些时间用来写这篇论文,但这样或许达不到A。我应该在其他方面做出牺牲,还是去接受这个稍微低一点的成绩?”同样的,“我今天不能去上课了,这会带来一些我需要应对的后果,但没关系,我已经做出了选择。”按照这个思路,不是每个学生在理论上都像在实践方法上一样强,反过来也是一样。每个学生都应该有机会去坚持自我,并且可能的话,追求卓越。但我真的不太相信减少阅读量和写作任务会带来什么好处。我完全同意学习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应该从尽可能多的角度来支持这个过程,但我认为很少有东西可以取代真正去读、去写所带来的知识与技能储备。

这实际上是我和王菁合作教授这门课最棒的部分之一;我们并不需要在所有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总能找到妥协的方法,同时不断地从对方那里学习。举另一个我们有分歧但达成了妥协的例子:王菁同意学生在课堂上使用电子产品,而我强烈认为它阻碍了学习过程。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允许学生使用笔记本电脑,但不能用手机,除非有特定的VR作业要求。我们成功地达成了共识,而且都对这个最终的决定和相关课程规定感到满意。我们在许多情况下都能以类似的方式达成妥协。

所以,让我再一次重申,在教授主题公园这门课的过程中,我其实从王菁那里学到了很多。我相信我们是以最好的方式对彼此进行了挑战和互补,并且通过良好的合作和彼此的分歧来相互学习。我很感激这段经历,并且真心希望我们今后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合作。

02. 课程大纲节选译介 

中国的主题公园

一场野心勃勃与暧昧不明的旅程

课程描述

在1964年的世界博览会上,沃尔特·迪士尼声称,“这是一项全新的艺术和娱乐形式的开端,最终,它会与戏剧、歌剧和电影并驾齐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可否认的是,主题公园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形式,与全球流动和国家想象纠缠在一起。中国的主题公园现象既雄心勃勃,又暧昧不明,是由国家想象所推动的快速变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门课邀请同学们踏上进入当代中国主题公园的旅程,这趟旅程以对世界各地主题公园理念的知识图谱为起点。我们将考察围绕全球范围内主题公园的理论,以及关于国家想象的理论。接着,我们将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各种主题公园。更具体地说,同学们将会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不同的历史、文化、民族、国家与性别叙事如何弥合全球与国家之间的知识鸿沟。因此,这门课程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对上海和邻近城市杭州的主题公园进行短期的田野考察。

课程目标

本课程符合社科视野下的中国与人文视野下的中国的基本要求。通过仔细阅读、田野考察、课堂放映和发展自己的研究项目,学生将沉浸在主题公园相关的文化表征和物理空间之中。他们还将学习到从人类学和历史角度研究当代中国的核心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路径。田野考察也将构成历史和人类学视角下重要的学习经验。在田野考察之前,学生将在课堂上阅读有关迪士尼和宋城以及一般的历史主题公园的基本材料,我们还会向学生介绍一些基础文献,帮助学生理解主题公园对宋朝(960-1279)的描绘和呈现。学生们将在阅读和课堂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页纸的研究思路/研究问题。通过阅读、课堂讨论和老师的讲授,学生将获得一个基本的民族志工具箱,其中包括参与观察的基本技术和伦理、(用手机和中小型笔记本进行)文本/视觉/影像笔记的基本技能、非正式/半正式的访谈、以及自我民族志。在考察当天,学生们将会带着他们可以遵循的指南手册去到相关的主题公园,通过他们认为最有意义的民族志工具来观察、做笔记,进行一次简短的田野调查。我们将会要求他们使用历史和民族志材料来撰写一份2-3页的田野报告。考察结束后,学生需要在课堂上集体讨论他们的田野报告。老师和其他同学将提供必要的反馈意见和可能必要的补充材料。

在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将会组织学生会议,并邀请来自上海纽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的评议人,以丰富学生的研究和公开演讲经验。在整个课程中,学生将逐渐熟知一些关键概念、分析技术、实践方法、团队合作和写作技巧,这些既是人文学科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所在。

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里的“各民族”。

课程安排

第一周

导言 

理论框架 1:全球的主题公园——过去与现在

理论框架 2:资本的力量、叙事和表征

第二周

“本真的迪士尼,独特的中国”:迪士尼在亚洲

上海迪士尼乐园田野考察

第三周

多元文化的假想:云南主题公园

自然与少数民族的结合:海南主题公园

第四周

舞台上的历史:杭后宋城主题公园和西安大唐芙蓉园

微缩的世界与隐藏的不平等:北京世界公园

第五周

遗产政治与民俗文化表征:深圳中华民俗村

杭州宋城的田野考察

第六周

重坊迪士尼:游客遭遇、国家与商品化他者的讨论

学生presentations

贾樟柯《世界》剧照。

远程教学补遗

如果夏季无法进行田野考察,我们计划用主题公园宣传视频、电影、以及近似于亲身参与的VR平台等媒体素材作为替代。学生需要做观察笔记、分析媒体内容、并在网络课堂上就相关文献进行讨论。鉴于问题讨论、研究计划和学生会议很容易转移到网络平台进行,我们在此重点讨论一下构成本课关键组成部分的两次田野考察。

由于王菁和艾斯丽分别是人类学和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我们也将这门课作为一个平台,让学生掌握在书面和视觉档案中进行民族志和历史研究的必要词汇、工具包和技能,并且我们认为,田野考察是获得这些技能的重要经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将采取不同的策略来实现上海迪士尼和宋城的田野考察。

在对上海迪士尼乐园进行虚拟访问之前,学生需要熟悉关于全球主题公园,尤其是关于迪士尼乐园的文献。我们将以先前的阅读、讲座和课堂讨论作为模板,在此基础上将丰富的宣传视频、一手视觉叙事和线上的VR平台并置,并对其进行理解。学生将通过在ZOOM上创建论坛的方式讨论这个视觉档案中的不同元素,并在之前课堂所学的内容语境下来比较这些元素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具体而言,学生将以Youtube上虚拟迪士尼乐园的3D视频作为虚拟模板,只需要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Cardboard应用程序,并(通过淘宝、亚马逊或谷歌)购买一个谷歌Cardboard套件。王菁还将开设一节数字民族志的速成课,为学生提供一份需要在对虚拟主题公园进行3D观察时牢记于心的问题清单和基本技能。进行过主题公园的沉浸式体验后,学生将利用阅读和老师传授的概念与背景知识,进一步反思自己的体验,并撰写一份简短的田野报告。

由于没有现成的VR平台可用,宋城在这方面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然而网上仍有许多宣传推广和个人拍摄的视频,艾斯丽自己也在对主题公园先前的访问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视觉档案。在此之前,关于这个主题的各种文献以及课堂授课也将帮助学生准备好对宋城主题公园进行深入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建议学生将历史的重构和重新想象、以及VR对这一历史重塑的展演,与宋城的历史想象之中所展现出的主题公园的多样性并置。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艾斯丽将首先通过一堂课来重述宋朝历史的基本知识,这堂课会囊括经过翻译的档案文件和其他二手材料,但最重要的是关于宋朝主要的发展成就、审美和表征的强大视觉档案。随后,艾斯丽将带领学生通过数字敦煌计划(https://www.e-dunhuang.com/)进行一次简短而有针对性的虚拟游览。学生将利用从阅读、课堂以及书面和视觉档案中获得的知识,将敦煌的历史展示和在宋城包装贩售的历史并置比较。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王菁和艾斯丽通过商量,最终决定将宋城版本改为主题公园设计工作坊(theme park design studio),鼓励学生利用课上所学的理论内容,给予对不同主题公园的观察、对比和反思,通过小组合作,设计他们想象中的主题公园,并且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和分享。

课程内容还囊括了几位不同领域学者的客座讲座,事实证明,他们的知识和见解对学生的主动学习体验是非常有益的。布雷特·古丁博士(Dr. Brett Goodin)与两位授课教师一样,当时是“全球视野下的社会”项目的教学人员,他讲授了错综复杂的版权法及其对迪士尼公司产生的直接影响。古丁博士目前是上海科技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西蒙·瑞卡博士(Dr. Simone Ricca)是城市和建筑保护方面的专家,有数十年在联合文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经验,当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中心(WHITRAP)副主任一职,他带来了关于全球范围内(尤其是中国)关于本真性和遗产保护问题的演讲。朱煜杰博士(Dr. Yujie Zhu)是一位人类学和遗产研究学者,时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的高级讲师。他的研究兴趣聚焦于遗产政治、记忆和旅游实践。全球文化遗产面临不同形式的危机和冲突,但同时也带来了创新与地方参与的可能,朱博士对遗产研究主要贡献在于推进了遗产研究中的伦理与政治导向的关注。通过放映邱垂珍(Jenny Chio)《农家乐》(2013,70分钟)和贾樟柯的《世界》(2004,153分钟),课程的跨学科和互动的性质得到了加强。

【授课教师简介】

艾斯丽(Asli Berktay),美国蒙特霍利约克学院学士,布达佩斯中欧大学历史学硕士,美国杜兰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现就职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从事奴隶贸易史、非洲奴隶史、非裔史等领域的研究。曾在美国、巴西、土耳其和中国的多所大学有教学经历,在11个国家从事过档案研究工作,掌握14种语言。2009年出版第一部学术专著,在国际期刊发表多篇论文。

王菁,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全球传播高级研究中心(CARGC)高级研究主管,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和穆斯林社会的人类学、移动与流散、记忆与媒体、声音与播客研究、全球传播、性别、种族与民族、当代亚洲以及多模态民族志。王菁于2019年在莱斯大学获得社会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在New Media and SocietyAsian Anthropolog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Terrain: Anthropologie & Sciences HumainesJournal of Transformative Learning等学术期刊与合辑中发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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