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类学|一份书单

随着Ribeiro2014年在《人类学年度评论》(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上发表述评,以及《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杂志上相关版块的创建,“世界人类学”正在让当代人类学变成真正的复数。相比探索人类生活多样性的知识愿景,“世界人类学”试图用一种地缘政治的眼光对人类学知识与历史进行重组,显然是一种更为基进的知识追求。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一种从北大西洋的霸权中心出发、向全世界传播的人类学中,学者们所关注的他异性(alterity)被表述为某种地方知识、神话和宇宙观。作为对后冷战与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方人类学进一步扩张的回应,Ribeiro将世界人类学定义为一种“基进的宇宙政治学”(radical cosmopolitics):它的目标并不是要创造一个新学科、抛弃过往的历史积累,而是要重述人类学多元化的历史;它不仅要批判人类学知识生产中现代性与殖民权力,也将聚光灯转向对这个知识门类作出贡献的世界各地的从业者及其不同观点;它不仅要削弱被西方所制定的知识议程、不是简单地为了让第三世界国家、曾经“无历史的”人类学发出声音,同时也要在全球人类学家社群中创造新的对话与合作方式,推广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人类学实践。

本期书单作为结绳志“世界人类学”系列的开篇,这些文本的问题意识依然离不开全球解殖背景下,人类学关于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内部反思:普莱斯梳理了自二战起美国人类学家与军事机构之间的复杂纠葛。沃尔夫挑战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出现之前人类学对非欧洲文化静止孤立的想象。郝欧法嘲讽了传统岛民民族志写作中将研究对象“非人化”的倾向。阿拉塔斯批判了殖民者对马来西亚“懒惰土著”形象的塑造,和独立后当地统治精英的自我殖民。史密斯在帝国主义知识遗产的考察中反思了外来者如何思考原住民,以及外来者如何教导原住民思考自身。此外,常用于地缘政治和跨国尺度下的殖民、占领与解殖处境其实也对思考欧美独立生活运动中的残障者有意义。科马罗夫夫妇强调,全球南方无需进口欧美学术概念,反而可以从内部生产理解全球秩序的新理论。印度的人类学家们发现了西方学者提供人类学知识对印度自我的塑造,也更为自觉地思考着后殖民处境下知识的目标、对象与受众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去中心化的知识努力也难掩其自身局限,法西姆的编著源于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1978年的一场会议,然而与会的本土人类学家却多为留学欧美的精英。桑山敬己在与西方的对照中提出日本的本土人类学,却并未触及所谓本土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内部性别、族群,以及精英与民众之间的阶级不平等。

如果需要批判的已经足够明晰,那么仍需持续思考的是,如何从世界出发,走向新的有机生成,不因对抗而依附于另一套以本土为名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

编写 / 对方、胡马雍、水母、蓝熊、孟竹、Piti、外马

懒惰土著的迷思

16至20世纪马来人、菲律宾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于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功能

赛义德·侯赛因·阿塔斯

Frank Cass,1977年

劳特利奇出版社,2010年

“勤劳的华人”和“懒惰的马来人”、“富有的华人”和“贫穷的马来人”这样一组高度抽象的族群形象是马来西亚当代政治想象的基石。在马来西亚著名社会学家赛法立·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最重要的作品《懒惰土著的迷思:16至20世纪马来人、菲律宾人和爪哇人的形象及其于殖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功能》中,他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分析殖民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如何创造、强化和流通“懒惰土著”的刻板印象,在殖民资本主义时期,针对东南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爪哇)某种特定的“懒惰土著”的概念由西方殖民学者和统治者形成,并在此认知基础上合法化引入海外苦力的政策,排挤本地已有的商人群体,以殖民资本主义取而代之。

本书出版于1977年,早于萨义德出版《东方学》一年,并因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的称赞而获得更多瞩目。总的来说,《懒惰土著的迷思》是一本复杂的著作,它同时承担了两个功能:通过文献爬梳,批评西方殖民者如何有意塑造“懒惰土著”形象,也批评独立后的统治精英继续内化甚至深化殖民的意识形态——后者其实是这本书写作的真正目的:严厉批评独立后的自我殖民。在1969年“五一三”种族骚乱事件后,赛法立·阿拉塔斯亲身参与“马来西亚人民运动”党,试倡导不基于单一种族的政党政治,遭遇失败。由马哈蒂尔领导的执政党巫统(UMNO)将马来西亚贫瘠的发展状况归根于马来人的懒惰,马来统治阶级由此以马来保护人自居,延续殖民统治的正当性。

本书出版后40余年,对本书的阅读也颇有争议:它过于概化的历史叙述受到一些挑战,却在东南亚研究、后殖民研究中逐步获得经典地位。它挑衅式的对西方人塑造的“懒惰土著”的批评,不只是某种文献爬梳,在今天深受族群政治撕裂之苦的马来西亚,仍然颇具现实政治意义。

非西方国家的本土人类学

胡赛因·法西姆 编

卡罗莱纳学术出版社,1982年

这是本汇集了70年代全球诸多国家重要人类学者反思“土著人类学”(Indigenous Anthropology)的集子,如汤加的郝欧法(Epeli Hau’ofa)、伊朗的纳迪尔·阿夫沙尔-纳迪里(Nader Afshar Naderi)、印度的马丹(T. N. Madan)、日本的中根千枝、墨西哥的沃曼等。编者法西姆(Hussein Fahim)是埃及人类学家,以对阿斯旺大坝及其移民和发展的研究著称。“土著人类学”可操作定义为来自本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自身社会的人类学实践。本文集的起源是温纳-格伦基金会(Wenner-Gren Foundation)于1978年组织的一次会议。在人类学“正史”里,这是田野批判和后现代转向的前夜。而在世界人类学的问题意识里,自二战以来,随着民族自决、解殖的浪潮,“世界”正从西方人类学的理论种植园转变为本土精英和民众社会文化实践的场域。而当60年代以降,西方人类学家开始更多关注本土问题后,批判地反思人类学经验也逐渐成为一种风潮。两股风潮之中也有意识到世界上不同人类学传统并着力沟通的国际主义努力,如塔克斯(Sol Tax)担任主编时(1957-1974)的《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杂志。这次会议正是这几种问题意识相撞的结果。虽然本地的问题意识和相对应的人类学方法是这一碰撞的重要成果(如郝欧法的文章),集子里的文章并不完全强调本土的独特性,比如法西姆的文章就着眼于第三世界人类学家之间的交流,并以阿拉伯国家在独立后的分分合合为背景,从这一角度来说,这次会议或许可以说是人类学界的万隆会议。当然,其局限之处也在于与会的土著人类学家多为留学欧美精英(各国的人类学之父、之母皆多如此),不但其经验在什么程度上本土可被追问,他们的实践经验也多切合于知识精英参与的国族构建或发展项目。这恐怕是当下再谈论土著人类学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

艾瑞克·伍尔夫

加州大学出版社

2010年(再版)/1982年(初版)

在现代人类学去殖民巨著中,艾瑞克·沃尔夫的《欧洲和没有历史的人》一书自问世便成为了经典。本书对“文明”和“不文明”世界的社会和历史平等而论,巧妙地从西方和非西方视角同时探索了现代全球化的历史轨迹。沃尔夫挑战了当时根深蒂固的人类学观念,即非欧洲文化和民族在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出现之前是孤立和静止的实体。他利用马克思理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从公元1400年开始,审慎地追溯了欧洲和其他 “已知”世界中所存在的各种因素,而正是这些交织因素使得资本主义成为现代的主导意识形态。

沃尔夫创造了一个想象当中的旅行家,并且带着读者随着这个旅行家的视角,跟着十五世纪几位历史人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中国官员兼航海家郑和、热那亚航海家哥伦布——去当时的世界。在沃尔夫看来,文明是一种文化交流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一个占霸权地位的社会为中心,而这种霸权往往和成功的中央集权精英掌握,他们建立起一个意识形态模式,这种模式会会被这个圈子中的其它精英复制。

但是,沃尔夫并没有把这种文明轨迹固化,他认为在这个圈子当中,同时会有不同的模式存在,并且互相竞争,共同形成这个文明圈。这些模式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会宣称具有超自然的起源和验证的方式。比如,在古代中国,皇帝是天命的执行者,负责天地之间的平衡。在印度,种姓制度里面的婆罗门是“法”(dharma)的执行人,从而保证超自然秩序能够长久维护。在东南亚,卡拉图(kraton)作为领导者的宫殿,不仅是政府办公的地方,更是沟通神与人的宗教仪式场所。在基督教中,国王的地位和权利是由神赐予的,国王作为俗世的领导者,与教会一起实现统治的目的。无论是神权和王权的统一或者分治,都是这种特点的反映。

在这样的秩序当中,精英通过超自然秩序获得了统治的地位和权利。这样的意识形态用想象屏蔽了现实,用一种想象出来的高等“神明”和低等“臣民”关系,屏蔽了拥有更多资源的精英和被统治的生产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关系。原本公共权力的问题就转化为了一种私人的道德问题,而“臣民”需要做的,就是管好自己的行为,维持这个秩序,并且在这个秩序中获得荣誉。不过伍尔夫同时也指出,这样的置换本身就有其内在的矛盾。当公共权力犯错、正义无法声张的时候,统治者的正当性会被质疑,人们可能会开始用不同的道德体系去代替官方的话语体系。从某种意义而言,沃尔夫的这本人类学著作不仅预兆着当代意义上的“世界人类学”兴起,也为重新想象世界秩序和知识构成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源和历史性思考。

方法论的去殖民化

研究与原住民

琳达·图希瓦·史密斯

泽德图书,1999年

通过对西方知识生产模式进行批判性考察,本书的目的恰如题目所言,在于提出一种革命性的方法论,从而进行学术本身的去殖民化努力。作者琳达·图希瓦·史密斯(Linda Tuhiwa Smith)主张研究者认真对待知识生产、知识等级和知识机构去殖民化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本书不仅构成了原住民研究的宣言,同时,作者对原住民社区研究复杂性、原住民研究者在原住民身份与学者身份之间挣扎的呈现,也对非原住民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从帝国主义、历史、写作和理论这四个方面讨论了关于原住民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她认为“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这个今天看来颇有问题的术语依然有助于理解共同的殖民经验及其带来的去人性化、分裂,和如火如荼的争取自决的斗争。她对于帝国主义知识遗产的考察引导读者反思,外来者是如何思考原住民的,以及外来者如何教导原住民去思考自身。

作者将原住民社区所经历的生存、恢复、发展、自决阶段,以及当地社区所需的去殖民化、疗愈、转型、动员纳入原住民研究的议程之中。她认为做去殖民化的研究是一种持续的学习经验,这一学习过程建基于研究者与原住民社区之间有益的关系。她在书中列举了进行这种研究可以采取的形式,以及强调分享、见证、开拓等观念的方法。毛利文化研究是本书提供的有力实例,作者认为,关于这一群体的许多研究尽管呈现出“文化敏感”的特质,但依然是非常典型的西方作品,她讲述了 Kaupapa毛利人如何逐渐将自身需求、想法和优先权纳入研究的倡议,同时也探讨了学术研究在原住民社会抗争中的作用。在关于毛利人的知识生产中,当地社区开始拥有越来越多介入的空间,发展出与研究者的合作策略。作者指出,虽然研究和行动彼此独立,但常常被迫牵连到同一个复杂的、让原住民或非原住民学者无比受挫过程中,她认为,关于毛利人社区的介入式的研究带来了拓展社会正义的可能,不管这一案例是否具有特殊性,它都提供给了研究者一种与边缘社区进行协作的可能方式。

本土人类学

日本对西方学术霸权的挑战

桑山敬己

跨太平洋出版社,2004年

与其说桑山敬己的这本《本土人类学》是在言说本土(注:有时 native anthropolgy也被翻译为故乡人类学),不如是在批判一种以美、英法为中心的学术世界体系。桑山认为,中心区的国家统治着人类学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并将其生产的观点和解释强加给处于边缘的本地人与本土人类学家。桑山在作者、被描述者与读者的关系之中定位“本土”(native),他认为,西方生产的民族志总是将其研究和描述的当地人作为对象,而本地人与本土人类学家之间享有共同利益,因此本土人类学对学术世界体系的超越在于,本地人不止是被描述者,同时也可以是民族志的写作者、读者,乃至批评者。当然,桑山所说的本土人类学家通常是那些本地人中间积极从事田野调查的代理人,是本地知识分子,而非本地普通民众。这个从结构上的相对位置来定义的“本土”并不能解决人类学家与当地人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除了“本土”的边界已经被全球化的语境所模糊之外,本土人类学家在性别、世代和地域方面的差异是否同样重要?本地经验与观点的多元性又如何处理?

书中日本著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的例子印证了桑山关于美国人类学霸权的判断,柳田国男坚持由日本人来研究自己的文化,并设想了一种地位平等的全球民俗学,然而在加州大学民俗学者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对世界各地的民俗学进行汇编时,却依然将美国视为这一学科的核心,几乎忽略了柳田的存在。然而故事的另一面是,被奉为现代日本知识巨匠的柳田本人也处在某种相对的知识权力中心,他的作品同样忽略了日本群岛少数族裔与女性的声音。

桑山在书中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作为一个“逆向民族志”(reverse ethnography)的典型例子,认为这部以战时敌对方为对象的作品对日本的描述实际上反衬式地揭示着美国的文化,然而桑山对于战争背景下美国人类学家角色的批判并没有与学术中心区在当代的自我省思相背离,这似乎也暗示了桑山自身与他所主张的“本土人类学”之间微妙的悖谬:作为一个在美国受训练、居住于城市的大学教授,他所伸张的“本土”是真的扩大了作者、被描述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空间,还是进一步将对话封闭在狭隘的本地人内部?学者玉野井麻利子(Mariko Tamanoi)认为,只要对知识-权力体制有着清醒的认识,非本地人同样也可以对学术世界体系作出批判,而一味强调西方对于本土学者声音的排除则有可能将本土人类学化约为“国族人类学”(national anthropology)。

东方的人类学

印度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建立者

帕特里夏·尤贝洛、南迪尼·桑德、萨蒂什·德斯潘德 b编

海鸥出版社,2008年

印度独立,英国统治者离开后,对此前在殖民语境下已然在进行人类学调研印度知识分子们而言,方法论上的困惑随即而来:当你意识到、或者不得不意识到你写作的对象和你归属一个共同体;当你不再为他者了解“我”而写作,不必再假装 自己是乡村、边区的陌路人而将同胞变成“他者”,你又该为谁写作、要如何写作?投身寻找与建设新“印度”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将眼光投向了当时人类学界新兴的、在“复杂社会”中进行的农村研究,及在社会结构、分层研究的语境中已有一席之地的种姓研究。在印度极度复杂而多元的现实面前,在过去与当下模糊的边境地带,斯利尼瓦斯(MN Srinivas),杜布(SC Dube),马宗达(DN Majumdar)以及后来的依西瓦然(K Ishwaran)等人均从印度农村出发,贡献了精彩的研究。这一过程中⻄方人类学家也并未缺位:以农村研究为例,这一时期,马里奥特(McKim Marriott),曼德尔鲍姆(David Mandelbaum)等人也以其研究参与到了印度语境的讨论中。在未曾间断的交流、讨论、交锋当中,“印度”的 人类学界与⻄方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逐渐成型。尤贝洛等人所编《东方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in the East:Founders of India Sociology and Antropology)一书便展现了这一边境地带中人类学家的群像和混杂的格局。这种混杂也反映在学界的人员流动:卡瑞(RS Khare)、达斯(Veena Das)等学者在印度完成本硕博训练后可以在北美顶尖高校取得终身教职。

种姓、阶序与个人主义

杜蒙学术贡献的印度批评

R. S. 卡瑞 编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

在这种混杂之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是法国学者杜蒙(Louis Dumont)。今天中国学界阅读杜蒙的著作多半着眼于了解他对价值观、对社会分层问题提出的理论;但对印度学者而言,除了杜蒙对种姓研究的理论贡献之外,他的出现所引发的争论与交锋,对塑造印度人类学界的“自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文本与田野、理论与现实、文明与社会……杜蒙及他的信徒们与印度学者就其研究带出的诸多大哉问展开了辩论。卡瑞所编《种姓、阶序与个人主义:杜蒙学术贡献的印度批评》(Caste, Hierarchy & Individualism: Indian Critiques of Louis Dumont’s Contributions)一书很好地展现了杜蒙所处的学术语境与当时⻛暴中心的激烈交锋。

在杜蒙研究引发热烈讨论的八十年代,成⻓于印度本土的人类学家们“自我”的关切也渐渐明晰;他们的贡献也逐渐得到了更多来自⻄方的目光。在反思和寻找“自我” 过程中的积累,成为了一种关怀。在复杂的现实与各种矛盾、全球范围内的各种运动与思潮的共同催化下,印度的知识分子当中出现了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智识群体,如庶民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Group/Collective) 可能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而更著名的可能是斯皮瓦克与庶民研究小组的论辩文《庶民能否发声?》,谁是本土?谁能为本土发声?

且不论“本土人类学”的提法听起来多么居高临下,不论什么样的人才能把拥有“本土” 学科的特权下发给⻄方以外的世界;今天“印度”本土人类学的复杂现实、与⻄方(或言“北方”)的复杂关系与互动、不同思潮的起承转合总是逼人反思,何为“南方”的人类学。 

我们是海洋

郝欧法选集

艾培力·郝欧法

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8年

艾培力·郝欧法(Epeli Hau’ ofa)是出生于新几内亚的汤加人,还曾居住于斐济和澳大利亚,会说七种语言。或许正是于大洋洲各地的寓居经历影响了郝欧法的学术理论思考,他创造性地批判并改写了关于大洋洲的空间叙事。郝欧法强调是十九世纪的殖民帝国分割了海洋中的诸岛,将之视为分散、孤立的区域,而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又将其视为需要被管理和指导的贫弱地区。但是,海洋天然是联系的空间,岛屿之间的往来交通具有文化和经济上的优势。他强调应珍视此处人民的共有传统与经验,强化海洋之中的联系与团结,唤醒南太平洋区域的整体认同。(参见郝欧法《我们的群岛之洋》(Our Sea of Islands)一文)

《我们是海洋》一书精选了郝欧法多种体裁的早期作品,还包括他在博士阶段的一篇短文《人类学与太平洋岛民》(Anthropology and Pacific Islanders)。这篇写于1975年的文章,极为敏锐地辨识、嘲讽了传统民族志写作“非人化”研究对象的倾向,以及学术研究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郝欧法既是一位深具洞见的人类学者,也是一位广受欢迎的犀利作家。他的小说Tales of the Tikongs, Kisses in the Nederlands等皆是当代太平洋文学的代表作品。

来自南方的理论

抑或,欧洲如何向非洲演化

简·科马罗夫,约翰·科马罗夫

劳特利奇出版社,2012年

恰如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来自殖民地的原材料经过加工后变成了西欧和北美的增值商品,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源自旧日殖民地的数据和经验也不断在欧美学者的分析加工之下生产出全球北方的“理论”。这些理论或是将他们的取材之地想象为一个需要拯救的原住民世界,一个观照西方现代性的他者,或是将他们的对象命名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欠发达国家”,似乎在这里发生的是对某种本真性社会发展模式尚未完成的模仿。

作为一本旨在理解当代全球秩序并与之对话的书,《来自南方的理论》并没有简单地重演或抵制关于“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现代化进程的主流观点,而是试图提供另一种想象全球南方的方式:书中的“南方”不再是具象的地方,而是被视为一种关系式的存在;这样的南方不再被当作西方的“前夜”或历史的延迟、亦或殖民统治或欧美现代化侵袭下的承受者,而是变成了一个实验性空间,预示着西方的未来。因此,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并不需要进口欧美的学术概念,相反,南方的生活方式、政治与社会运动正在生产着自己的理论——尽管“南方”这一启发性的范畴本身也有可能掩盖内部的差异。

非洲是两位作者绘制全球南方图景的出发点。在殖民与后殖民的扩张历史中,当地的法律和管理工具、税收与劳动安排曾经让这里以开放的姿态迎向资本的开采,同时也使资本在全球运行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比欧美国家更早地显现出来:在非洲,地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止是新的工作与时间制度,新的社会关系与生计模式,同时也带来了政治主体性的变革,民主的侵蚀和自由主义的危机,从意识形态到身份政治的动员、以及劳动方式的彻底转变。然而近年来,许多长期以来被视为南方“症状”的现象——不平等、大规模失业、流行病与无家可归、生态破坏、私人与公共债务、暴力犯罪和社会排斥——正在全球北方显现出重演之势,让特定群体陷入了与后殖民主体相似的长期困境。恰如本书副标题所言,并不是非洲正在向着欧美“进化”,而是欧美正在往非洲的方向演变。在这个意义上,作者认为,全球南方的经验可以成为理解新兴世界秩序的源泉,甚至为全球现代性的矛盾、畸形与破坏提供某种福音式的拯救。

如果说科马罗夫夫妇的这部著作是对全球北方知识霸权的某种挑战,悖谬的是,在近来哈佛人类学系的性骚扰事件中,约翰·科马罗夫却恰恰滥用了自己在学术体制内所享受的权力。好的人类学(家)不应该一边对世界知识版图上的权力关系大加挞伐、一边又将身边的权力等级视为理所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或许会将我们重新推向福柯那个发人深省的提问:究竟“什么是批判”?

冷战人类学

CIA、五角大楼和人类学双重用途的滋长

大卫·普莱斯

杜克大学出版社,2016年

近日詹姆斯·斯科特生涯早年曾与CIA“合作”的事被炒热,人类学与情报乃至政治军事机构的关联——这一房间里的大象被照得灯火通明。但这仅是个别学者知与行的巨大差距?还是说冷战恰恰构成了斯科特问题意识的情景(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景)?这是时代性的悲剧?抑或古今中外对田野型社科而言皆不可避免的学术境况?这些追问并非只能导向道德审判或护教,人类学中也有批判的谱系深描了CIA等冷战机器如何构建田野知识生产的基础设施,人类学者又如何在其中顺从或抵抗。关于冷战下的美国人类学,这方面首推大卫·普莱斯教授的系列作品(见马丹丹和李媛媛的文章《大卫·普莱斯:冷战是如何形塑美国人类学的》)。类似主题的写作也可见历史学家卡明斯(Bruce Cummings)、政治学家佩吉特(Karen Paget)等人的写作。普莱斯的作品则继承了萨林斯亲临越南撰写反战田野报告、沃尔夫批判人类学在泰国调查的谱系。即使是最无孔不入的体制和最无法抵御的暴力,承认并批判是人类学直面世界最需要的勇气。关于(美国)人类学与当代军事政治机构间或积极参与(如二战)、或主动对抗(麦卡锡时期)、或被动服务(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复杂纠葛,普莱斯还著有《人类学的情报工作:人类学知识在二战期间的部署与忽视》(Anthropological Intelligence : The Deployment and Neglect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威胁人类学:麦卡锡主义和FBI对人类学积极分子的监视》(Threatening Anthropology : McCarthyism and the FBI’s Surveillance of Activist Anthropologists)、《武装人类学》(Weaponizing Anthropology: Social Science in Service of the Militarized State)。

占领残障

社群、正义以及残障去殖的批判路径

帕米拉·布洛克,德瓦·卡斯尼茨,西田明美,尼克·珀拉德

Springer出版社,2016年

何为“Occupation”?英语中它指向了对于某个职位、资源、土地的控制和使用。这个含义颇丰的词串起了殖民工程的暴力:侵占性的力量自远方而来,剥夺了原住民家园原有的文化与物质基础。但同时,它也可以是对于土地占领的抗议,或者以占领的形式来重新宣示权力(“占领华尔街”)。在欧美独立生活与残障运动进行的过程中,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亦以一种新的知识和实践方式为“占领/职能”提供新的意义和问题。当今社会,由于《美国残疾人法案》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等人权法律框架纷纷出台之际,包括建筑师、都市规划、学者、设计师、社会工作者一系列职业社群成为了不同地区残障者获取社会资源的关键守门人,然而吊诡的是,残障者自身在大部分国家和跨国劳动市场中依然扮演边缘化的角色。本合辑的作者们——人类学者、残障研究学者、职能治疗执业者——从各自关注的案例出发,分析“占领”“殖民”和“解殖”对于残障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澳大利亚盲聋人对感官占领的叙述,到以色列反占领运动中残障学者扮演的角色;从印度班加罗尔聋人青年在职业培训中心“占位”的经历,到巴西精神治疗与艺术疗愈之间缠绕的关系;从水俁病连接而成的日本环保网络,到美国雪城的老年行动社群。本书以“残障解殖”,“社群”,“斗争、创意与变革”为线索,在一种“不安全区(discomfort zone)”中,让学者、行动者和临床执业者跨越边界,为更加包容和善的未来占领更多空间。

编写者介绍:

对方,群岛小学生

胡马雍,老虎的孩子

水母,存在可以有无限种可能性

蓝熊,垂直世界探险家

孟竹,自虐式逆行者

Piti,南洋行船人

外马,总是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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