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机制、原理与文化 | 《空间的生产》专题讨论会发言实录
作为20世纪社会科学“空间转向”的理论奠基性文献，《空间的生产》终于在2021年10月有了中译本（刘怀玉等译，孟锴校），并被列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中译本的推出带动了新一波的空间理论阅读热潮。来自人类学、人文地理、建筑规划等多个学科的一些青年学者与学生，自发组织了一个网络空间里的“《空间的生产》读书会”，历经十个月，集体阅读完毕该巨著。2022年8月，读书会在行将结束之时，特别邀请了北京大学荣休教授、云南大学特聘教授、云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朱晓阳老师，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杨宇振老师，以及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朱羽老师作为特邀嘉宾。嘉宾针对读书会师生集体提出的四组问题，进行了相应主题的线上讨论。这四组问题分别涉及“理论适用性与超越的可能性”，“尺度、地方与过程”、“机制以及原理”、“文化、艺术和身体”。主持人转述出一组问题后，几位嘉宾分别进行回应。以下是提问与回应的发言实录。（感谢田思腾、张建新的文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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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请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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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编辑 / 李耕
第三部分：机制以及原理
李耕: 我们进入到第三组以及第四组问题，第三组的内容涉及到一个机制和原理的问题，与《空间的生产》这本书的论证方式的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在阅读《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核心命题，例如空间在生命、劳动力、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当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一种核心命题。如果你读哈维的著作，例如他对于空间压缩这个内容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机制论述，这样我们才能够被他说服。因为像哈维或是其他的作家都提出了很具体的原理和肌理。也就是刚才杨宇振老师提到的我们关心的“战术问题”，这些人在细节层面上都会有一些相应的解释，简单来说就是解释核心内容的因果联系为何。而在《空间的生产》这本中，这种因果机制或者原理性的解释的风格似乎很不明确。比如说第三章列斐伏尔使用了很多流体力学、生物学这种很庞杂的知识来阐述一些跟身体有关的原理性，但是在其他的重要章节中，例如在第四章中列斐伏尔进行了历史分期的梳理，通读下来会让人觉得虽然很精彩，但他更像是从空间的角度去讲历史的趋势。从这一章里能找到空间的决定性的角色以及空间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这个角色机制，我觉得没有被很强烈的说服，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这种同感。除此之外，有一个朋友提出来列斐伏尔对空间的定义比较泛化，那空间的生产除了在建筑规划、社区营造这些显性的场域，还有哪些隐晦但是重要的场域？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了机制的问题，我们将这两个问题开放给在座的老师。
朱羽: 我觉得这个观察跟我的一些感觉有共通之处，他的问题涉及到列斐伏尔所论述的空间生产的杂糅性质。关于因果性问题，可能需要一个对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里面批判了阿尔都塞的因果性，但列斐伏尔自己讨论因果性时又语焉不详。我读到过他的一篇文章，其中谈到要将空间思考为一种可能性的场域，所以便允许一种叫做虚拟的因果关系（Virtual causal）。同时它又批判了阿尔都塞的结构性的因果关系，但是我们知道阿尔都塞其实对因果性的关系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总结。他反思了三种因果性：机械的因果性、表现的因果性和结构的因果性。列斐伏尔好像也没有太认真对待阿尔都塞的论述，读得有点漫不经心。所以这个问题是他的理论里面蛮严峻的一个缺陷。我个人跟这个读书会朋友的解读是非常有同感的。而在关于列斐伏尔空间史的问题中，列斐伏尔这部分的讨论好像又是在有意模仿马克思的“大纲”，对之做一些空间化的发挥。
杨宇振：回应刚刚主持人提到的有关于机制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要把它放到一个资本主义的续存（survival）的“存在”的角度里面来讨论。列斐伏尔在多处谈到空间生产的问题，大家现在都在能引用的一条论述就是：“从空间中物的生产转变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以及包括后来被哈维进一步论述的“资本的三循环”的一个问题—从一般商品的生产转向空间的生产进一步转向警察、国家权力的管理这些层面上面的问题。哈维大概在70年代左右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论述。那么这些论述不仅仅关于“时空的压缩”。刚刚李老师用了哈维的“时空的压缩”，“时空的压缩”实际上是一个周期缩短的问题，还是资本主义怎么能够续存的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怎么能够开发新的空间？这个问题会涉及到中国当下的这些问题，作为一个新的空间怎么能从城市化向城镇化蔓延，事实上这个问题本身是一种空间危机。这种应对危机的空间的办法正在走向更加的广泛化，它就像一个癌症一样向更大的层面上面、更大的空间范围里面去拓展，进一步到乡村振兴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内需是危机的内部化的一个问题。只有理解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的矛盾，我觉得才能够更深入的理解空间在整个这个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机制和作用，同时不光是空间的，包括列斐伏尔后来晚进的关于节奏的讨论以及时间的讨论，包括时间怎么样成为一种社会生产机制的问题，这同样也是资本主义危机解决的一个办法。从这些层面上可以更深入的理解关于的机制的这些问题，需要把它放到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再生产的角度上去分析，这是我对机制这个方面的一个回应。对于第二点与第三点我合到一起进行回应，首先是关于历史的回溯的问题，列斐伏尔在很多书里面的一个做法就是回溯前进法，就是通过对过去的回溯，比如从早期的政治城市到商业城市再到工业城市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的这些城市，他必须都回溯到并进行分析。某种程度上是朱老师刚刚也谈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办法，通过这种办法来理解当时各个不同的社会层面。尽管他对这些社会的定性包括对它的命名有质疑，但不管怎么说，通过这种回溯的办法来理解各个不同阶段社会的内部的矛盾，进而来理解怎样来处理这些矛盾成为下一个阶段社会的一些构成实际上这是列斐伏尔的一个很基础的方法。回到第三个问题，我看到问题集里面有人提出来：“如果说今天列斐伏尔在讨论空间，那么他到底会怎么来定义空间？”列斐伏尔怎么来讨论空间就跟他怎么讨论都市是相当的，都是回溯到更过去的各种不同阶段里面不同生产方式下的主要的这些矛盾，以及这些矛盾是怎样进一步演化的，同时空间在其中起到什么样的这些作用。他的难点就跟他在空间三元辩证法里面讲到这个三元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是犹疑的。它一定不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概念，就是空间是一个数学空间、是一个三维的等等的定义。空间不断地在不同的维度、不同层次上被再定义。这既是他理论的魅力，我觉得也是他理论的难点之所在。
朱羽：第三组问题中关于空间泛化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抓住“社会空间是社会产物”这一核心命题。但较困难的地方是列斐伏尔其实始终在寻找一种平衡，或者说他很怕把空间拜物教化了，所以我们难以把握这个问题跟他的思想方法有关系。还有一个要点就是，列斐伏尔有一个概念叫“具体的抽象”，我觉得也很关键。这样一种“具体的抽象”确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要真正把握空间，其实是要意识到它同时包含了“具体”和“抽象”两个特点，这个肯定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野里面才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条“纲”，一条红线。还有几点，我觉得也蛮关键。首先，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里面确实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一些可以对话的地方，因为他阐述了意识形态体制都各有空间性存在，包括空间也是一种实践，这样的维度很关键。关于“空间”这一概念，列斐伏尔有一点讲得很清楚，就是所有制度都生成了自身的一个独特空间，关键是怎么样在所谓作为“具体抽象”的更高的一个视域里面把这些问题吸纳进去。其次，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空间建筑术》那一章其实是像同心圆外扩一样——最初的焦点是身体，他其实特别在意空间始于身体这个命题，这是理解空间的一个蛮重要的方式。最后就是刚刚我谈到的“空间符码”概念，就在中译本《空间的生产》第96到97页，他讲了一段还颇有建设性的话：“符码是一种实践和理论共用的语言，也是居住者、建筑师和科学家共用的语言，它的再造应该被看作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我觉得这是从积极的角度理解空间的一个把手。
杨宇振：我再多说两句，回应刚刚朱老师讲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他的书里面有一个讨论，就是这些今天大家都说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吗？“空间是社会的产物”这样的一个论述在他的另一本书里有讨论，应该是在《空间与政治》里。列斐伏尔对空间事实上有几个来回的否定，第一是“空间不是起点”，这是什么概念呢？他多次在各种文本里面批评了“空间不是一种构想，不是一种透明性，不是一种统一性，不是一种连续性，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理性的一个产物”，所以他说“空间不是起点”。但同时他也批评， 他说“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的产品，空间不是终点”。也就是空间如果作为一个社会产品，它事实上是社会事件、社会运动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是他另外的一个批评“空间不是起点，空间也不是终点”。在第三章里面，他讲到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中介，达到某种目的中介，它作为一种工具，同时也作为一种战略，我不记得是在哪里做的一个讨论，所以在这里就会使我们来理解他论述的空间的三元辩证法，它具有构想的层面、具有物质实践的实证性的层面同时也有着思辨性的层面。所以今天我们大量使用“空间是社会的产品”在某种程度上损害空间具有一定的能动性的层面，事实上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李耕: 谢谢两位老师的回应，两位老师分别从资本主义的存续这种根本的问题意识，以及回溯前进法、具体的抽象这样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给我们这一组问题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回应。对读阿尔都塞这种启示也非常具体！我们这组问题就结束了，下一组的问题跟文化艺术和身体比较相关，请杨老师来主持。
第四部分：文化、艺术、身体
杨舢:因为有一些问题相对比较重复，我就把一些问题归并一下。第一大类问题大致和激进艺术还有建筑师的创意实践有关系，也是在文化生产里面领域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和事实。也就是说，我们看上去比较激进、比较革命、或者是反叛的这些文化生产，却轻易被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收编。所以这类问题想问，在创意城市、激进艺术的提法下，空间生产理论如何处理或者解释这种“被收编”的现象？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类似这样的一种感官政治有没有逆转力和抵抗力？这是一个大类的问题。第二大类问题和列斐伏尔建构的支配/取用、交换使用还有逻各斯/厄洛斯、技术/诗歌这样的概念对子有关。这些对立关系和身体有密切关系——列斐伏尔讨论了身体和爱欲。它确实也带有一定革命的可能或者说是改变的可能，那么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这种状况下面怎么体现？或者说怎么具体地把握这个“势”。因为前面朱晓阳老师也提到了“地势”，也就是“topography”这样的说法。那么，“势”会有怎样的具体实践？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会把后面细节拓展的问题再往前提一提。有朋友想请教杨宇振老师，想请杨老师谈谈建筑师的批判性和自发性。杨老师也在刚才的讨论中部分回应了这个问题。这方面问题与我刚才讲到的第一类问题基本相似。也有朋友想请朱晓阳老师基于现象学和本体论来展开谈谈关于社会、家园、空间的认知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朱羽老师提到的激进美学和理论的问题。这个其实也属于第一类问题的范畴。希望看看三位老师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回应。
朱羽: 先说关于文化的问题，我就把几个问题合并在一块儿回应一下。上面的“提问”对当代文化市场的观察确实非常准确，而且我认同对于文化经济的点破，其实它已经高度嵌入在资本市场里面，而资本的力量大家都非常清楚。我们知道列斐伏尔在1970年代的那些说法受到整个文化理论潮流的影响，当时高举的“差异”、“身体”、“创造”、“作品”等等都被物化了或者说被收编了，它被吸纳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其实这几十年被吸纳的激进要素太多了，还不止这些，我们知道这形成了今天叫做“政治正确”的东西，一种强迫性的表演性的机制，这个大家都非常明白。因而今天根本的问题是要去寻找一种真正的体系性的差异，所以列斐伏尔始终坚持的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性的社会主义，可能是一个引发我们思考的选项。其次就是列斐伏尔所倡导的“身体”，我觉得它不叫感官政治，如果你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他把它叫做完整的身体。刚刚杨舢老师说到列受尼采影响，我就特别想到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面的一句话：“我全部是身体，再非其他，灵魂只是身体上某个东西的名称”，而身体“本身是一种伟大理性”。列斐伏尔讲“完整的身体”可能跟这个脉络有关。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单纯感观的东西，而是包含理性的身体。当然这也就关涉到了马克思曾提及的“完整的人”。虽然《空间的生产》所概括的抽象空间彰显的是资本主义空间的同质化、碎片化和等级性，——它似乎有一种去感性化的特点；但是其实刚刚杨老师也说了空间可能更应理解作一个中介，而“感官的政治”从来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决定要素。所以列斐伏尔的理论只有扎根在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传统中才能够发挥它的力量，所以在这一点上“感官的政治”要与其他要素相结合，比如说空间上怎么要求拓展城市权利，包括怎么去除异化和支配关系以及批判私有化，我觉得这些都应该纳入思考。当然列斐伏尔所强调的这些范畴也会有一些问题，包括其中有东方主义倾向，以及对“女性”某种意义上的刻板化使用，这些都是可以再来反思的。不过，需要讨论的是，感官或感性在今天是如何已经被整合进“政治”的，以及，今天应该用何种方式来“拆解”并抵抗这一政治，从而再出发，重新找到一种新的联合。这就是关于“取用”那一要点的发挥。我很认同问题里“顺势而为”这一解释，这一解释对列斐伏尔所论及的“取用”和“支配”的关系有一种推进。列斐伏尔虽然强调辩证法，但对于很多问题却处理得非常“二元对立”，有的时候还是不够辩证，所以反而你有“顺势而为”这样一个看法，更能够推进关于取用和支配关系的阐发。
最后我就讲拓展部分，我就讲一讲对整个空间理论和美学的关系的一些思考。首先我觉得这涉及到当代艺术存在的局限性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杨老师谈到怎么去思考真正的激进艺术实践？到底怎么用空间生产来介入？我觉得首先需要思考“介入”的可能性条件和现实构造。如今当代艺术的美学实践和实验一方面是激进的，但自身又是孤立化、碎片化的，它本身有拜物教倾向，从客观上说闭锁在一个孤立的空间当中。这里可能有几方面需要分析。一方面是当代艺术激进化的真实所指究竟是什么？第二点是它还是存在于一个国际艺术作品交易市场当中是吧？它受到艺术评论机构赋值是吧？以及第三，当代艺术在整个后冷战的地缘政治和国际格局里对于“政治正确”的服从或者违背。这些要素多元决定了当代激进艺术的基本面貌。所以这是一种强调“总体性“的把握方式，不能单方面去看它的激进。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怎么看待艺术专业人员和大众之间的鸿沟？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要澄清当代艺术生产自身的“空间”生产，比如说艺术家工作室在哪里？选址在什么地方？怎么被安排的？在城市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区位？怎么被定位的？然后，艺术家创作/生产的赞助问题关乎“生产关系”。艺术作品的流通方式以及艺术作品的空间怎么展布？此外还包括艺术家自身精神空间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还是在作为启蒙者进行思考与创作？还是高高在上？我觉得这些都可以纳入讨论，也就是把我们的空间理论引入到这些具体的面向当中。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从全世界来看、从历史上看，我们曾经实践过的社会主义艺术，其实是明确在原则上要求艺术家和大众接近的。毛主席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说得很明白，就是要求“接近群众，接受改造”。他就艺术家“怎么做？如何改造？如何和群众接近？”做了很多规定，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空间问题可以讨论，比如说艺术家和群众发生关系，肯定就有进入并创生不同的空间的可能性是吧？艺术家是怎么进入的？比如说是不是要和群众同吃同住，这里存在很多的历史经验。社会关系与空间之间丰富的关联度可以被打开。但是具有改革起源的“当代艺术”对这种取向其实是蛮逆反的，它反而是逆“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社会主义艺术潮流而发的。所以如今要谈克服当代艺术激进美学实验和群众文化生活之间的鸿沟，我们就要考虑到这些历史前提然后再出发。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中可以看到他的很多艺术思考，列本人也有一个先锋派的趋向，我觉得这是非常明白的，大家都能够感受到是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空间的生产》同时也是本美学著作，因为它里面有着非常强的对身体感性的重视，并呈现出一种先锋派取向。我不是相关专家，但是我蛮期待听到其他老师谈一谈建筑实践的问题，因为从类型上来说，直接能够介入群众生活的正是建筑，他要住在这里面，要使用这个建筑。这一点我蛮期待的。其实从美学上来说，列斐伏尔更看重也是大众日常生活美学的直接表达，节日、狂欢、节庆，是吧？包括所谓的亲历经验都有这样的指向。所以，最后或许可以再次回到中国历史经验，回到群众文艺运动，这一运动当然存在过很多的挫败，但它的某些理念和实施反而在今天值得总结和阐发，包括艺术家是否一定要求独立性的存在？他/她是否能够作为消失的中介而存在，他/她是否最终的存在的理由就是要使自己消失，从而使所有群众自身能够成为艺术家？我觉得这本来也蕴含在列斐伏尔的美学思考里边。以上就是我对所有问题的一个总回应。
杨舢: 我在朱羽老师阐发的基础上，抒发一下自己的想法。第一个我觉得布迪厄可能在关于先锋艺术的这个生产的讨论里面讲到的能会比列斐伏尔说的清楚，也就是说先锋艺术家在建构一些特定的象征资本或者是文化资本，但他们的生产其实限定在一个特殊的场域，这个场域决定了它先锋的位置，它的先锋性只能在那个场域里面产生出来，而这个场域本身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的使用价值向交换价值的转换结构。这是我想在其基础上抒发的第一层意思。第二个就是关于艺术生产的，或者说建筑师生产制造的激进艺术。当代法国激进哲学家朗西埃会在感官政治领域就这个问题讨论的比较多，也就是关于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还是 “艺术融入生活”两端平衡的问题？激进艺术生产究竟是不是朗西埃所谓的“感知分配”中的“美学的革命”或“美学的政治”？其实朗西埃就这两端的转变的观点非常微妙，这个微妙的观点可能和列斐伏尔在空间生产以及德波这些人所做的努力有一点差异。这个讨论可能会比列斐伏尔讲的更深一点，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线索，但我不在这儿展开了。朱晓阳老师，这个问题里面也许部分和您的“地势”概念有些关联。
朱晓阳: “地势”的这个进路和列斐伏尔隔得蛮远。刚才是不是杨舢老师将它翻译成“topography”？虽然表面上看着好像是同义词，但我最近五六年结合一些语言人类学的田野报告，也结合文学翻译等，如果这些方式考虑进去的话，我觉得地势与列斐伏尔的概念还挺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只能形成一种回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也可以说一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列斐伏尔时代的话虽然也重视语言，从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都会这样，再到后现代的包括德勒兹这些人都试图将逻格斯中心主义解构掉，他们的某些概念也和我们说的这个“地势”很接近，例如他们会讲什么event，这是一个核心概念。那么是否也可以把“地势”用来和列斐伏尔的“取用”等概念相提并论？其实是对不准的。原因就是今天人类学里我所称的日常语言视角，语言述说视角的差异性。这一点可能是最近十多年人类学在本体论转向以后开掘出来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可能更多的接近于皮尔斯的符号学。日常语言有视角差异是语言人类学和文学翻译的发现，也包括我们自己的田野发现。为什么我们会重视？比如说我自己会重视方言，这是家乡人类学的长处，我们研究自己的社会，其中有一块是外国的、异文化人类学者没办法进入的，那就是他们以为能够翻译我们的语言，但是实际上不能完全翻译。海德格尔后期的《在通往语言的途中》和“诗的经验”等等散论中讨论也讨论过德语方言诗歌无法翻译成德语“普通话”。我关于与空间有关的本体论讨论列举的“家园-地势”等也是这样的讨论。我觉得这些是在列斐伏尔的论述里没法讨论的，因为他那个时代的仍然相信语言之间是可以互相翻译的、是没有视角差异的，差异是可以通过翻译去消除掉等。语言分析哲学，如戴维森这些语言哲学家在谈论翻译的时候，会认为不可翻译问题可以消除掉。而我们现在认为这种语言视角差异恰恰是我们理解生活世界的起点。列斐伏尔的一些论述，比如说“空间建筑术”里也谈到了身体、谈到了身体空间，节奏和下半身的节奏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它恰恰缺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样一个日常语言视角的本体性差异，这个差异不是结构主义可以解决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认为能指或声音背后有一个大家共约的这所指，是吧？所以不管你说的乱七八糟的话，“dog”“狗”……,最后都是可以和这样一个”狗”的概念所对应。但是我们今天认为不是这样，夸张讲，那个能指不仅仅是一个任意的sound，它是指向一种差异的现实或生活方式。我和其他的本体论的人类学者的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他们会将心智扩展到非人类，扩展到动物和植物，认为它们都有文化。这是我不认可的，我的本体论还是在人说人话，这样一种日常语言的角度，至于说花会不会感情？热带雨林能不能有思想，这些我真是搞不清楚，也不去处理。我觉得我们能理解的是我作为热带雨林如何思考，但是我不能理解热带雨林如何作为热带雨林思考，对吧？另外，如果说跟列斐伏尔有交集的话，是在经验的话题上有交集，但是背后的根本性区别还是有的。
杨舢: 好，谢谢朱老师。我简单的总结一下,朱老师关心的议题或许与陈嘉映最近常常讲到的“翻译（translation）”（“同”与 “通”的差别）以及“哲学的语言转向”可能比较靠近，也就是说是从皮尔士（Peirce）、詹姆士（James）到蒯因（Quine）再到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从实用主义哲学到语言哲学中的反形而上学倾向。那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能和列斐伏尔还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我们不强求把这个事情要拉在一块做一个非常明显的比对。我的意思是说列斐伏尔可能不会对这种能指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有那么强的执着，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是说，topography概念确实一定程度上对流变、对位置的非固定性有重要启发。那么这种启发当然不强求要在空间生产理论中找到确切对应，充其量是朱老师说的“回音”。我个人会觉得，从我读《空间的生产》和列斐伏尔相关著作经验出发，我会觉得这些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映射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空间生产三元论常常会很困难，对于接受了大多数的实证哲学教育的人处理这样的三维概念会非常困难，它们其实是始终处于非固定的、流变的状态，也就是刚才杨宇振老师讲过的空间生产理论的实质。
杨宇振: 刚才大家都说了对于这些先锋艺术的这个收编是当代一个很典型的状况，但是我想不光是在艺术领域，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学术领域，其实也是相当的。你看今天的这些理论包括“post，new，nero”都是这些词，我觉得要把它放到一个社会的生产机制里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制，还是哪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机制，作为每一个社会的分工它必须在这个社会生产机制里面存活。它受到竞争，所以它不断的要生产出新的这些状态跟东西。那么哪一种生产它能够形成最高的附加值？最高的带引号的“剩余价值”，这些东西事实上是我们理解这些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关于各位讲的这些绘画艺术等，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哈维在自然差异地理学还是哪本书里面谈到了这个巴尔的摩的改造问题，这是个空间美学问题，就是这一个巴尔的摩做为一个逐渐败落城市怎么来做一个城市的更新以及城市的振兴，那这对于今天绝大多数的这些城市是有着一些借鉴性的意义，那么在他的讨论里面过程我不讲，因为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稿子，它的一个结论是“面包没有了，马戏成功了”。更新改造过程有不断的有社会的隔离和排除，资本的介入以及权力的介入。更新的城市空间真正的受益者事实上是极少数的。但是对这个事情呢，我想要做一个两面性的分析，就前面我们讲到能指所指的这些关系上面来。你看就是说这个工作一方面事上就是从社会生产的这个角度里面推进了社会的不公平、不正义，以及对部分人群的这些排除，但是在事情的另外一端，包括这个先锋艺术，如果回到列斐伏尔的讨论里面就是在数量跟质量的这些讨论里面，这些动作、实践有没有增加社会的丰富性跟复杂性？在过去几十年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数量上面的发展，它是某一些模式的一个不断的复制。比如，在城市规划跟建筑学的领域里面是某一些空间，从它的一些空间的构成到空间的符码事实上是不断的复制的，但是对于某一些具有美学属性城市更新里面，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们可以批判它，另一方面它增加了城市的丰富性跟复杂性，所以这个事情要做两端来看，先锋性也是这样的。我的一个意见是要把它放到一个辩证性的状态，进入这样的动作、这样的空间实践它是否增加了城市的丰富性，增加了人们生活等。带来这些复杂性能不能不仅仅是量的发展，而更进一步是质的发展。但是这里面一定要超越我之前在稿子里强调就是要超越千篇一律的多样性，就这个多样性它是被制造出来，它并不是一种差异空间。要能够超越这种千篇一律的复杂性。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但是第一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在几乎所有批评的案例里面有一个表扬的案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1920年代苏联的这个城市规划跟建筑的这些实践，他一方面表扬，但是一方面的确是当时像塔特林的这些纪念塔等都是超越了当时一般的语言的操作，但是他又批评，因为这些先锋艺术的操作又跟当时的社会生产、生产关系等不匹配，所以它很快的会很快的败落。但是这个现象仍然有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是一个差异空间。这个空间它为什么能够出来？在他的稿子里面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讨论。另外一方面，他当还批评了像包豪斯、柯布西耶等其他的同时期的建筑师，几乎就在每本书里面都是严厉的这个批评，但是对20年代苏联的这些先锋性实践为什么能够出来？我觉得是值得进一步去探讨的。所以这是对第一个问题的一个回应。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身体跟爱欲的部分，前面朱羽老师也谈到了建筑师，我的一个观点就是要超越一般性的操作。今天规划师、建筑师他们已经形成了某种语言，这个语言就是变成了一些八股文，变成了一些基本的套路。我想杨舢老师应该也很清楚。实际上就是在concept space里操作。怎么样能够对这个事情首先要有意识，完了以后能够超越并且回到具体的需要、回到使用者具体的需要。列斐伏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里面的实践，我反复推荐大家看的这一章是他的感性的恢复这个层面，我觉得对于规划师、建筑师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以及落到具体落到去摸土地的温度、去摸门把手的感觉以及去感受那些空间带来的一些情感。这是今天能够超越、能够跟身体发生关联以及能够跟使用价值发生关联，而不仅仅停留在刚刚杨舢老师讲到的就是教的那些很抽象的模式以及抽象的语言，那些当然也是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还要有更多。我们要能够理解到这些感性和理性跟个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这就恰恰是空间三元辩证法里面的一个很核心的要点。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梦以及我们的情感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转化成为——不仅仅是像雅典宪章里面讲到的那些交通、居住、娱乐、游戏等等这些——空间的操作？这中间的实践是今天一个极为重要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因为今天是一个很典型的，所谓什么是现代性？是外部的支配，外部对你个体支配，实际上是现代性最重要的特征，那怎么样来抵抗这些事儿？我觉得像这些都值得讨论。第三就是回应跟专业相关的问题，很重要一点就是要超越风格、视觉的形象、超越学科，学科仍然是我们立命之本，但是要对这个事情要有认识、有意识。比如包括从个人的角度，是不是不会不要只会写学术文章呢？会不会写诗歌？散文、小说会不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不仅仅是个学术人，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可以使用不同的语言，不要只是会写学术论文此类的这些东西。从这些角度里面把自己成为一个技术专业的学术人，同时还是一个更加完整的这些人，这个永远是在路上！就像都市讲都市社会也是在路上一样，就像尼采讲超人一样，他也是在路上。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今天一个列斐伏尔讲到的超越风格，超越分裂的一个路径的办法。
杨舢: 好，谢谢杨宇振老师！我也有一个简单总结，我会把杨老师所说的超越理解成列斐伏尔的思想和作品里面的批判意识。就像杨老师反复在讲，我们现在教的很多东西是没有批判意识的，就是把知识当作现成的工业制成品一样传授给你们。那么作为一个有思考能力、一个完整 、有自我意识、有自我能动性的人，他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学会利用这些东西去批判、去反思，这是我所认为的超越起点。那么具体的路径可能会有列斐伏尔式的，也可能有别人的，这是另一方面的事情了。另外我对杨老师刚才讲的有一点点不太赞同，就是那个感悟到具体的身体还有门把手的温度，我觉得其实可能建筑学这边也做了很长时间的探索，尤其在现象学的影响之下。但这些也很快被变成了一个被固化的模式。如果要超越这种固化模式，我会认为（作为建筑师）要走进去，把自己明确置入到现实生活的关系中。你不能把空间生产还原成图纸上的关系。图纸是建筑学这一典型的西方知识体系制造、发明并最为倚重的空间再现工具。从伯鲁乃列斯基开始，建筑学就通过图纸就把我们与现实生活给割裂开来了。这个关系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回到现实生活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以上是我对这部分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和总结。
（完）
（感谢王瑶、刘超群、朱天禹、陈嘉盈、周舒文、巨浪、陈瞰、王鑫、黄旭、王翊加、傅舒兰、魏澜、程新皓、徐桐、宋红雨、兰茜、邱文京、孟子凡、张伊铭、侯建卫、张静静、刘琳琳、田思腾、张建新、史佳琪等师友以及诸多同道对《空间的生产》网络读书会的投入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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