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莫奴｜跨越亚非拉的艺术变异派

变异派学校（The School of Mutants）是一个从达喀尔出发的艺术实践团体。他们关注亚非拉交换的历史与当下，并通过细致考察与“变异”再创流动中的人、物、思想，来召唤对未来的新想象。本期的推送来自播客节目《学非所用》对变异派成员莫奴的访谈，介绍了近年来变异派艺术家们的多项展览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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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奴，独立策展人，偶尔兼任艺术家。她毕业于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和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曾在加拿大的自然博物馆、佳士得拍卖行和画廊工作。莫奴在巴黎时结识了许多法语非洲国家的艺术家、策展人，由此对他们的作品产生兴趣，并开始广泛关注、参与亚非拉国家的现当代艺术实践。莫奴此前还曾在结绳志发文探讨达喀尔抗争中的饶舌音乐与政治，以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地战火中的博物馆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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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非所用AfricaLounge”是一档专注非洲的中文播客节目，由三位从事非洲研究的青年学者打理，欢迎参见本篇的二条推送，关注播客《学非所用》。

作者 / 莫奴、《学非所用》播客
声音 /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35d9bdd0828a2147e5ce866
编辑 / 叶葳

01. “变异派学校” 

学非所用：变异派学校（The School of Mutants）这个艺术团体是如何创立的？

莫奴：变异派学校2018年在达喀尔成立，首创的两位艺术家是来自塞内加尔的Hamedine Kane和来自法国的Stéphane Verlet Bottéro。他们当时在达喀尔驻留创作，结识后开始一起对市郊进行一些探索。

达喀尔从殖民时期开始一直是法属西非的一个行政首府，城市特征就是有非常多的政府部门集中在此。塞内加尔独立后，首府还是在达喀尔，它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拥挤和交通阻塞，所以历届政府都想要把市中心的行政功能或者是机构的一部分迁出去。于是，市郊就开始逐渐有各种各样的新城区建设计划。但这些计划又跟着每一届的选举不了了之，从而留下了蛮多新区和未完成的项目。

2018年，Kane和Bottéro这两位艺术家找到一个叫做Diamniadio的社区，在Abdoulaye Wade政府（2000-2012）当权的2000年代初左右，曾计划建一所西非最大的大学，叫做非洲未来大学（University of African Futures）（见图1）。当然这是一个未竟的学校，由著名设计师Pierre Goudiaby Atepa设计，一部分已经建成，风格非常独特，融合了新粗犷主义式和新苏丹式的建筑，非常宏大。但是，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被放弃了，现在就只有建筑留在那里。这个过程里涉及到土地征用及拆迁的各种问题，兴建和土地的权益方面总是有很多矛盾。所以，很多以前住在那里的人迁居后又回来在新建筑里面放羊。这个未来大学在去年被完全拆除了，但Diamniadio社区现在又作为一个未来智能城市（smart city）的选址，开始有新的投资和建筑，但不知道未来如何。那么，当时的非洲未来大学肯定蕴含着很多对乌托邦式的未来的美好期望，并且非洲的未来对非洲各国、对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其实是一个讨论非常多的话题。两位艺术家摸索到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线索，成为我们之后的研究和创作里面经常回到的母题。

学非所用：在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独立后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中，也存在类似达喀尔这些过去遗留下的“未来”废墟，对这些未竟工程的探索非常有意思。变异派学校这个名字与此是否有关？

莫奴：在塞内加尔的国家背景里，高等教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条线索。法语西非很多的好学校是在达喀尔附近，比如殖民时期给法国殖民者培养当地官僚的学校William Ponty师范学校。在塞内加尔独立后，西非最大的大学Université Cheikh Anta Diop也在达喀尔。我们的名字来源于塞内加尔开国总统桑戈尔建立的一所学校，叫做“变异大学（University of Mutants）”。它其实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学校，而是达喀尔出海口的格雷岛上的一栋楼。桑戈尔政府把这栋楼叫做University of Mutants，它并没有规律的教学，而是主要用于组织活动，邀请了很多非洲其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来此做一些交流。这个学校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但这栋楼还是留在格雷岛上，有一些档案被遗弃在里面。现在也被人占据了，毕竟是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其实我们感兴趣的一个议题之一也是这些废墟，它被抛弃之后如何处理？是物尽其用，被改掉，还是被拆除等等，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变异派学校是建立在达喀尔城市身份上面，积累了这么多的学校融合而成的，其实是有蛮浓重的乌托邦的色彩和泛非主义的精神在里面。

02. 台北双年展 

学非所用：你是怎么加入这个艺术团体的？

莫奴：我最初加入这个团体其实是个巧合。我到台北后，因为疫情等各种原因就留下了。正好在那个时候2020年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团队就受到了任命，主要的学术理论的奠基者是法国的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艺术展览的总策划马丁·奎纳邀请了变异派学校，他之后也找到了我给他们策展，我们就开始合作了。从2019年开始，我们前前后后其实合作过20多个各种各样的研究者和艺术家，每次参加展览的人员也不一定一样。

学非所用：你们在双年展上的第一次合作的作品能否和我们介绍一下？

莫奴：台北双年展的项目我是策展人，然后我还有一个副策展人Olivia Anani，她也是来自西非的一位艺术品市场专家和策展人。变异派学校是一共是五个人参展。我们制作了一大组新的作品，然后它整体是作为一个装置呈现在台北市立美术馆后面的王大闳故居里面。王大闳是上个世纪有名的华裔建筑师，他比较粗犷的风格跟我们研究的非洲未来大学的建筑风格是有一些应和的地方。

我们接收到委托的时候，被告知的主题是“外交新碰撞”。这一组作品是有好几件，一进门是一件声音的作品（见图2），这些音频里面包括了我们请人录的或者是我们收集到的内容，包括在达喀尔当地录到的一些沃洛夫文、法文的广播，然后因为是在台北，我们也录了一些片段是闽南的，也有日语的，因为这是台湾殖民时期的官方语言，还有客家话，也包括台湾原住民艺术家朋友帮我们录得台湾原住民语言的一些内容。里面有很多其实是重复的，我们两个主要的艺术家一开始写过一个其实有一点荒诞主义的宣言，他们把它翻译成了各种的文本然后录出来。冷战时期，台湾和塞内加尔曾经三次建交三次断交，非洲大学这个项目是在最后一次建交时期，由台北政府赞助建造的。所以这件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达喀尔和台北这两个地方产生一个连接。除了在非洲未来大学这个项目上面实际产生过官方的连接之外，我们觉得还是可以交错地方和时空来比较，体现这种被殖民的多语言的这样一个环境。

我们当时还有一个三屏电影，它也是在欧洲、非洲和台湾都进行了拍摄（图3）。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一个半真实半虚构之间的故事，也是关于非洲的未来，就是乌托邦的幻想。我们还展览了很多的档案和我们收集到的一些书籍（图4），比如1980年代在达喀尔出版的一些进步杂志等。最后一组作品是一个变异派的宣言内容，我们把它做成了大幅的版画，放在王大闳故居的后院里面的（图5）。

最后围在故居的墙上，是印尼裔艺术家Nathalie Muchamad的作品（图6），她研究万隆会议，这组作品叫做 《Wax or Batik?》，她用印尼传统的蜡染，因为wax是非洲蜡染布，batik是印尼蜡染布，现在大家看到非洲的五颜六色蜡染布，其实刚开始是荷兰人做生意从印尼带过去的。艺术家用传统的蜡染的技术，运用了泛非主义的一些图像在这件大型的织物作品上。

03. 达喀尔双年展 

学非所用：从台北到达喀尔，莫奴今年作为客邀策展人参与了达喀尔双年展，也是和变异派合作吗？可否向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达喀尔的策展项目？

莫奴：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美好的误会，变异派学校团体的两个艺术家主要是参与另外一个策展人的项目。我策划的是一个古巴当代艺术的展览，叫《哈瓦那南方熔炉》。我有一个合作策展人David Castañer，他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古巴的Santeria的这种祭祀里面的orisha这种神灵的形象，我们就一起写了一个提案，申请了达喀尔双年展。

补充一点关于达喀尔双年展的组织，以便大家有一个了解。达喀尔双年展其实是一个官方的展览。塞内加尔文化部下属有一个达喀尔双年展的组织委员会，他们的任务就是每两年组织一届双年展。但是达喀尔双年展的客邀策展人的项目，只是给你一纸任命文，没有任何的经费和其他的东西。从联络艺术家到艺术家的差旅、饮食，到作品的创作、布展、运输，甚至订机票订酒店，包括募集资金，都要自己搞定。古巴艺术家出国其实是蛮难的，从一开始要先追着组委会拿邀请函，签证要一步一步倒着办，哈瓦那也没有塞内加尔大使馆，然后在西班牙的马德里转机还需要一个签证，中间有些坎坷的。

学非所用：关于亚非拉，包括关于达喀尔双年展作为非洲大陆上非常有代表性的艺术盛事，这些宏大浪漫的叙事下，其实存在着很多现实问题。但这些艺术作品确实听起来让人非常期待，莫奴和我们具体分享一下你的项目？

莫奴：这次达喀尔双年展的《哈瓦那南方熔炉》这个展览是从哈瓦那出发，发展出三条主线来研究哈瓦那如何作为一个融合之地。首先大部分是古巴当代艺术家，有几位已经五十几岁，然后有一些年轻的是二三十来岁的艺术家。我们邀请了住在古巴的和已经旅居在国外的艺术家，也邀请了在古巴学过美术的非洲艺术家来参展。非洲和古巴之间有蛮多这样的学习交流的项目，有一些学电影或者是美术的非洲艺术家是在古巴革命前在那里上的学。最后我们还经过朋友推荐，认识了一位摄影师——香港人刘博智老师，他带来了一些亚非连结的内容。刘老师年轻的时候从香港移民到了北美，他的作品主线是以拍摄华人华侨的离散为主。他有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作品，其中包括他到古巴的哈瓦那有关唐人后裔的拍摄。其实这个社群已经变成了一个亚非混血的社群，因为那时候去古巴做工的这些所谓的唐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男士。他们如果没有机会再回到家乡的话，大部分是会娶黑人做太太。这一系列作品等于说还是有一个类似的地理三角的形成，跨越三个大陆寻找连接。

我们在达喀尔也有好几件新的委托作品。比如Carlos Martiel，他是Tania Bruguera的学生，他作品《Monumento IV》讲一个非裔回归非洲大陆。他从达喀尔的海边开始，光着脚在城里很多有代表性的街区里面行走，一直走到了我们办展览的美术馆前面，然后立在一个白色的台座上面（图7、图8），在太阳下面站了45分钟，再离开。这是一件表演作品，但是我们有把它拍摄下来。

另外一件委托作品是古巴艺术家Alexis Esquivel的大型壁画（图9）， 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墨西哥学艺术。他到达喀尔第一天就开始工作，到最后一晚通宵达旦在美术馆里画完就非常厉害。这件作品关注非洲未来主义，里面有黑豹的元素，非洲部落的元素，还有特朗普的元素等等，毕竟古巴跟美国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还有最后一件是古巴艺术家Roberto Diago的一个装置作品，他是古巴艺术家里面蛮功成名就的。他身体不好没有来，但给我们设计了一个可以在当地找材料做的装置作品。这件作品叫做《Lección sobre democracia》，可以翻作《关于民主的一堂课》（图10、图11）。我们在当地的美术馆后面离得不远的学校借了他们破旧的课桌椅子，还到市场上去买了稻草，最后完成了整个作品。这个作品的概念我们也很喜欢。它是一个很多重的评论，包括学校给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对民主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全球北方的国家，对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说你们要更加民主的时候，这种“教育”又是什么？这个作品做出来的时候，塞内加尔本地的这些观众都觉得非常有意思，很喜欢古巴艺术家的作品。

学非所用：其实我们几位播客主创当时有打算一起去达喀尔看展，但因各种原因没有成行。不知道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达喀尔双年展的整体状况？

莫奴：塞内加尔国家的文化氛围官方色彩还是很浓的，跟它的历史背景也有关系。塞内加尔在独立之后，它可能不同于大家想象中非洲一些其他国家，它的政权一直是和平交替，开国总统桑戈尔是一个热爱文化的人，所以从独立开始，就非常鼓励文学艺术运动。达喀尔双年展办到现在三十几年，它的前身也是在60年代桑戈尔办过的全世界黑人艺术家和作家的这些大会等。

达喀尔双年展有几个板块，它最主要的官方评选版块。这其实是很开放的，它有一个主题公开征集（open call）。即使你是从美院毕业没有多久的艺术家，有应景的创作也是可以来投，然后我们来评选这个板块，评选出来的作品是在旧法院的这栋楼里面展览。这栋楼跟哈瓦那双年展主展馆非常像，我们这些客邀策展人的展览是办在IFAN美术馆里面，它是达喀尔大学的附属美术馆，然后它是叫做西奥多·莫诺非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Théodore Monod）。后面有一栋就是可以做临时展览就是我们在用。[编注：西奥多·莫诺非洲艺术博物馆由塞内加尔第一任总统桑戈尔推动建立，是西非最古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它之前名为黑非洲基础研究所博物馆（Musée de l’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IFAN）。2007正式更名，现以IFAN前馆长、法国博物学家西奥多·安德烈·莫诺的名字命名。]

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客邀国家馆。它不像是威尼斯双年展每个国家有自己的馆。达喀尔双年展每年大概邀请三四个国家，基本上以非洲的国家为主，比如说今年塞内加尔自己有一个国家馆，哥特迪瓦有个馆，今年还有中国馆，这几个展馆现在是在达喀尔老火车站后面的黑人文明博物馆（Musée des Civilisations）里面。黑人文明博物馆就是中国政府援建的。还有比如说有一些小的项目，像是在城市沙滩边上有一些公共雕塑等，这些就算是狭义上的达喀尔双年展。

但是在这个城里还有所谓我们叫做Dak’art OFF，主要是画廊或者非盈利的艺术组织。因为达喀尔双年展的期间，很多人都来看展，所以你也只需要办一个展览，和双年展的官方组织联系，大家协调好活动的时间，主要的活动的时间都错开，然后这些地方都在哪里，有一张地图，那么你整个都可以去看。达喀尔双年展，我觉得可能最让人觉得可惜的就是，花了这么多力气，但是展期特别的短，只有一个月，有点劳民伤财，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不专门去，赶不太到。其实，今年的展览期间，大概除了双年展本身里面的活动之外，其他应该上上下下应该有200个别的展。

学非所用：达喀尔双年展为什么只办一个月？它的自我定位如何？比如威尼斯本来它就是个旅游城市，所以会有很多人为了旅游同时看展。去达喀尔看展的这些人是专门为了双年展来吗？双年展和当地人有多大程度的互动？

莫奴：这几年，各种机构包括艺术品市场上对非洲和非裔的艺术家都很关注。今年我们在布展的时候，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记者就已经来了两回了。达喀尔双年展也是一个以非洲和非裔当代艺术为主的，当然也有北非的一些艺术家。其实当地还是有观众的，但我觉得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比如说台北双年展也办了30年了，也有好多人不知道台北有双年展。

学非所用：所以还是关注艺术的人来看的比较多，虽然这些艺术的主题，还有这些艺术的创作过程，可能涉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艺术这个领域本身。

莫奴：我觉得是的，艺术界的同行很多。疫情之后重新开放了，大家出来看展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

04. 柏林双年展 

学非所用：你基本上是从达喀尔马不停蹄直奔柏林双年展，前面提到的许多作品都与达喀尔或者台北当地的社会历史及城市空间有一些互动，这次参与柏林双年展的作品呢？《所有话语的碎片都会再回到这里修复彼此》是变异派学校共同创作的作品吗？

莫奴：是的。这次的这组作品跟我们以往的作品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了一整套的装置，在柏林艺术学院（Akademie der Künste）展馆里面，占了展间的一半（图12）。我们其实是重现了著名的马里和毛里塔尼亚导演Abderrahmane Sissako的电影场景，来自他2006年拍摄的《巴马科》，关于一场虚构的庭审，一方是非洲公民社会 （African civil society），另外一方就是国际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这部电影主要讨论非洲债务问题。电影里面非常有名的场景，包括双方的律师等等，都是一些真人本色出演，我们就是借电影里面的场景来把它进行一次变异（mutation）。

我们在柏林本地找了一些二手桌椅来再现一个庭院的场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做的纺织品，我们在非洲和亚洲各地收集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布料，融入在我们的作品里面，我们还印了一些非洲有名的出版物和电影里面的一些著名场景。我们定制了一组12件巨人大小的法官袍（图13），上面我们就再补充了之前收集的一些出版物元素，然后我们还展览了一些档案，包括非洲文学或者第三世界运动的这些书（图14、图15）。

还有一件声音的作品，开始也是想关于非洲债务的，包括非洲未来的问题是怎么样去思考构架。我们收集了很多的政治演讲，非洲很多的著名领袖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有历史录音，但最后我们还是进行了一些改变，用一个女声来读这些较刚硬的内容，从而产生一个反差。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次重建巴马科的场景其实并不是要持续这种谴责。债务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免除这些所有的债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未来的展望又是什么？从变异派学校出发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在知识的构建和知识的系统上面可以有一个重建和归还的动作。

学非所用：我当时在柏林看这个展的时候觉得布置非常细致，书架上的书都是和整个展览的主题相呼应的，法官长袍上印的一些电影的剧照是吧？

莫奴：对。也有一些是出版物上面出来的。变异派学校这些年花了不少精力做档案收集。

学非所用：从柏林回来后，最近在做什么展览或者在筹备什么作品吗？

莫奴：最近其实我的很多合作都是跟艺术家做一些研究型的创作作品。比如说最近有一个新作品要展览，讲的是殖民时期肯尼亚茅茅革命之前的迁徙。我和一个合作过的印尼裔艺术家最近也在研究丁香种植园和看不见的劳动，这个作品明年会在德国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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