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世界都需要一场震荡｜《卡利班与女巫》试读

在女权理论家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看来，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卡利班是全世界无产者的象征，而女巫则是资本主义竭力摧毁的女性主体的化身。如果说马克思对资本原始积累的考察立足于“卡利班”——无产阶级和商品生产的发展，那么费德里奇的著作《卡利班与女巫》则将16、17世纪对“女巫”的迫害置于分析的核心，她强调妇女地位及角色变化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在原始积累阶段，妇女不仅代表着隐藏的历史，也身负特殊的剥削形式，必需借此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历史。本书的第一章《整个世界都需要一场震荡：中世纪欧洲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危机》追溯了中世纪无产阶级与贵族和教会之间的斗争历史，尤其分析了其间不断变化的妇女的权利、自由、及团结关系的变化。此前结绳志还曾推出由复印info所翻译的《卡利班与女巫》的引言：家务、猎巫、女性与关怀空间 |《卡利班与女巫》试读

翻译 / 西瓜皮

编辑 / 外码师傅

图为提着一篮子菠菜的妇女。中世纪的妇女经常在花园里种植草药，关于草药特性的知识是她们代代相传的秘诀之一。（意大利，约1385年）

 导言 

一部“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妇女和再生产的历史，必须从欧洲中世纪的无产者——小农、工匠（artisans）、日工（day laborer）——对各种形式的封建权力发动的斗争开始。只有当我们再现出这些斗争及其丰富社会诉求、政治愿望和对抗行为，我们才能理解妇女在封建主义危机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摧毁她们的权力，正如长达三个世纪的对女巫的迫害那样。总览这场斗争，我们也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并不产自于什么进化发展而来的、被旧秩序所孕育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是封建领主、显贵商人、主教和教皇对长达几个世纪的社会冲突的反应结果，这种冲突最终动摇了他们的权力，并真正给了“全世界一场大震荡”。资本主义是一场反革命，它摧毁了从反封建斗争中产生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若是得以实现，我们或许可以避免对生命和对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而这种破坏正是资本主义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标志。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是从封建主义“进化”而来，并代表着更高的社会生活形式的观点，尚未被驱散。

然而，如果我们只关注阶级斗争的传统领域——劳工服务、工资竞赛、租金和什一税——而忽略了这些冲突所产生的社会生活的新视角和性别关系的转变，就无法理解妇女史如何与资本主义发展史交织在一起。这些都是不可忽视的。正是在反封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基层妇女运动：这一妇女运动反对既定秩序，并促进构建另一种公共（communal）生活模式。反封建斗争也产生了第一批有组织的尝试，致力于挑战占主导地位的性规范并建立更平等的性别关系。这些有意识的社会越轨形式，与对抵债劳动和商业关系的拒斥相结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替代选项——不仅是对封建主义、也是对取代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替代。这表明另一种社会形态是可能的，并敦促我们质疑为什么它没有实现。本章在考察性别关系和劳动力再生产如何在与封建统治的对立中被重新定义的同时，也为这个问题找到了一些答案。

中世纪的社会斗争也必须被铭记，因为它们在人们寻求解放的历史上书写下了新的篇章。他们尽其所能去争取一种平等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建立在财富分享、拒绝等级制度和专制统治的基本准则之上。这些诉求仍只是乌托邦。与异教徒的布道和千禧年运动所预言的人间天国恰恰相反，封建主义的消亡带来的是疾病、战争、饥荒和死亡——正如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ürer）的著名画作《启示录》（Apocalypse）中所描绘的四骑士——它们是新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预兆。尽管如此，必须考虑到中世纪无产阶级“颠覆世界”的尝试；因为，尽管他们失败了，但他们使封建制度陷入了危机，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因为如果没有“社会秩序的彻底重塑”，他们是不可能成功的（Hilton 1973：223-4）。从中世纪反封建斗争的角度来解读“转型”，也有助于我们重构在英国圈地运动和征服美洲背景下的社会的发展动力。最重要的是，找到为什么16世纪和17世纪猎杀“女巫”运动、以及国家对再生产的方方面面的控制的扩张，会成为原始积累的基石。

作为阶级关系的农奴制 

虽然中世纪的反封建斗争对于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些启发，但除非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农奴制的历史背景下，否则它们本身的政治意义仍将被掩盖。在封建社会中农奴制是占主导的阶级关系，而且直到14世纪它都是反封建斗争的焦点。

公元5至7世纪，农奴制在欧洲发展起来，这是对罗马帝国经济所依赖的奴隶制度崩溃的反应。它是两个相关现象所产生的的结果。到了4世纪，在罗马帝国的领土和新的日耳曼国家，领主不得不给予奴隶拥有一块土地和组建属于自己的家庭的权利，以阻止他们的反抗，并防止他们逃到帝国边缘的“丛林地带”（bush），在那里逃奴（maroon）社群正逐渐形成。【1】同时，领主开始征服自由农民。自由农民被奴隶劳动的扩张和之后的日耳曼人入侵所摧毁，他们转向领主寻求保护，尽管这是以牺牲自己的独立为代价的。因此，虽然奴隶制从未被完全废除，但却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关系，使以前的农奴和自由农民的境况同质化（Dockes 1982: 151），这就将所有农民置于从属地位，因此在长达三个世纪中（从9世纪到11世纪），“农民”（rusticus, villanus）成为了“农奴”（servus）的同义词（Pirenne, 1956: 63）。

作为一种劳动关系和法律地位，农奴制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农奴被绑定在领主身上——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是主人的财产，他们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受到庄园法的支配。尽管如此，农奴制以对劳动者更有利的方式重新界定了阶级关系。农奴制标志着庄园劳动的结束，标志着奴工监狱生活（ergastula）的终结【2】，也标志着奴隶制所依赖的残暴惩罚（项圈刑、火刑、十字架刑）的减少。虽然在封建庄园里，农奴必须服从于领主的法律，但他们的违法行为是由“惯例”协定（“customary” agreements）来判决的，到后来甚至是由陪审团来判决的。

从农奴制引起的领主—农奴（master-servant）关系的改变来看，农奴制最重要的方面是，它使农奴能够直接占有再生产资料。作为在领主的土地（demesne*）上义务工作的交换，农奴得到了一块土地（mansus或hide**），他们可以用这块土地来养活自己并传给自己的后代，“像真正的遗产一样，只需支付一笔应缴的继承费”（Boissonnade 1927: 134）。正如皮埃尔·多克斯在《中世纪的奴隶制与解放运动》（1982）中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扩大了农奴的自主权，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再生产，并对自己的义务范围进行协商，而不是像财产（chattel）一样服从于绝对的统治。最重要的是，有效地使用和占有一块土地意味着农奴总是能够养活自己，即使在与领主斗争的白热化时期，他们也不会因为害怕挨饿而轻易地屈服。诚然，领主可以把不听话的农奴赶出土地，但鉴于在一个相当封闭的经济体中很难招募到新的劳动力，以及农民斗争的集体性质，领主很少采用这种做法。这就是为什么——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封建庄园里，对劳动力的剥削总是依赖武力的直接使用。

*译注：demesne（或domain）即“领主自营地”，指庄园领主直接占有和管理经营的土地，是领主家庭的生活来源，一般在领主自己或管家的监督下由农奴无偿耕种（作为其封建义务），收获均归领主所有。**译注：曼西（mensus）和海德（hide）都是中世纪的土地面积单位，相当于恰好足以养活农奴家庭的土地份额，即“份地”。

农奴因拥有土地而获得的自给自足的经验也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潜能。久而久之，农奴开始将他们占领的土地视为自己的土地，认为贵族强行限制他们的自由是无法忍受的。“耕者有其田”（“Land to the Tillers”）这一在20世纪不停回响的诉求——从墨西哥和俄罗斯的革命到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斗争——是中世纪农奴肯定会认同的战斗口号。但维兰（villeins*）的力量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土地使用权对他们来说已经成为现实。

*译注：维兰（villeins）是中世纪对部分依附农民的称呼，由拉丁文villa（村庄）转化为villans（村民）而来。在西欧大陆，维兰指地位略高于农奴的依附农民（又称“贱农”），在英国则用来称呼农奴内的一个阶层（又称“佃奴”）。

随着人们对土地的使用，对“公地”（commons）的开发随之出现——草地、森林、湖泊、野生牧场——它们为农民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燃料木材、建筑木料、鱼塘、畜牧场），并促进了社群（community）的团结与合作（Birrell 1987:23）。在意大利北部，对这些资源的掌控甚至为社区的自我管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Hilton 1973: 76）。在中世纪农村的政治经济生活和斗争中，“公地”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对它们的记忆仍然激发着我们的想象力，这投射出一副社会图景，在那里人们可以分享财富，团结——而非膨胀的个人欲望——可以成为社会关系的基础。【4】

中世纪的农奴制社群并没有实现这些目标，不应该被理想化为公社主义（communalism）的典范。事实上，这一例子提醒我们，无论是“公社主义”还是“地方主义”（localism）都不能作为平等关系的保障，除非社区能够自己占有生活资料，并且所有成员都有平等的使用权。封建庄园里的农奴并非如此。尽管集体劳动形式、农奴们与领主的集体“契约”（contract）很普遍，尽管农民经济具有地方性（local）特征，但中世纪的村庄绝非平等的社区。正如西欧各国的大量文献所证实的那样，农民内部存在着许多社会性差异，区分开了自由农民和处于奴役状态的农民、富农和贫农、拥有稳定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和在领主的领地上为领取工资而劳作的无地农民、女人和男人。【5】

土地通常由男人占有，并通过男性的世系传承下去，尽管有许多妇女继承了土地，并以她们自己的名义经营土地。【6】妇女也被排除在那些经济条件较好的男性农民能得到的职位之外，而且，无论如何，妇女是处于次等地位的（Bennett 1988: 18-29；Shahar 1983）。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她们的名字在庄园登记册中很少被提及，除了在那些记录农奴犯罪行为的审判文件中。尽管如此，与后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所谓的“自由”妇女相比，女农奴对男性亲属的依赖性较弱，在身体上、社会上和心理上与他们的区别较小，对男性需求的顺从程度较低。

妇女在农奴制社会中对男人的依赖较为有限，是因为领主的权威凌驾于丈夫和父亲的权威之上，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和财产，并试图控制他们从工作到婚姻和性行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

领主控制着妇女的工作和社会关系，例如，领主决定寡妇是否应该再婚以及谁应该成为她的配偶，在某些地区领主甚至要求获得“初夜权”（ius primae noctis）——在农奴的妻子的新婚之夜与她睡觉的权利。而且，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获得土地，妇女不仅在土地上劳作，也可以处置劳动产品，而不必依靠丈夫养活自己，这使得男性农奴对其女性亲属的权力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妻子在土地占有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英国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来，“当一对维兰夫妇结婚时，男方通常会把自己的土地交还给领主，并以自己和妻子的名义重新获得一块土地”（Hanawalt 1986b: 155）【7】。此外，由于农奴制农场的劳动是为了维持生计而组织的，所以其中的性别分工没有在资本主义农场中那么明显，那么具有歧视意味。在封建村庄里，物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之间不存在社会隔离，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妇女在养育孩子、做饭、洗衣、纺纱和维护草药园之外，还要在田间劳作；她们的家务活动没有被贬低，并不包含不同于男性活动的社会关系，而在之后的货币经济时代，家务劳动不再被视为真正的劳动。

如果我们还考虑到，在中世纪社会，集体关系优于家庭关系，女性农奴从事的大多数工作（洗衣、纺纱、收割和在公地上照料动物）都是与其他妇女合作完成的，那么我们就会意识到劳动的性别分工完全没有孤立妇女，而是给予妇女力量和保护的源泉。这是女性的社会性和团结的强大基础，尽管教会宣扬妇女要服从男人、《教会法》还将丈夫殴打妻子的权利合法化，它依然使妇女能够反抗男人。

然而，不能认为妇女在封建庄园中的地位是静止不变的。【8】任何时候，妇女的力量和她们与男人的关系，都是由她们的社群与领主的斗争以及这些斗争给领主—农奴关系中带来的变化所决定的。

 公地的斗争 

到14世纪末，农民对地主的反抗已经成为地方性的、大规模的、经常性的武装冲突。然而，农民在这一时期表现出的组织力量是长期冲突的结果，这些或多或少公开的冲突贯穿了中世纪。

教科书把封建社会描绘成一个静止的世界，每个庄园都接受了它在社会秩序中的指定位置；对封建庄园的研究所展示的画面与之相反，可以说是无情的阶级斗争。

正如英国庄园法庭的记录所示，中世纪的村庄是日常冲突的舞台（Hilton 1966: 154; Hilton 1985: 158-59）。当村民杀死执行官（bailiff）或攻击他们领主的城堡时，这种冲突会变得非常紧张。然而，最常见的是无休止的诉讼，农奴试图借此限制领主的虐待行为，固定他们的“负担”（burdens），减少他们为换取土地使用权而欠下的许多贡品（tribute）（Bennett, 1967；Coulton, 1955: 35-91；Hanawalt 1986a: 32-35）。

农奴的主要目的是保留他们的剩余劳动和产品，扩大经济和司法权利的范围。农奴斗争的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农奴的法律地位给他们带来了许多义务。因此，在13世纪的英格兰，无论是在世俗的庄园还是教会的庄园，男性农民经常因为声称自己不是农奴而是自由人而被罚款，这种挑战可能会导致激烈的诉讼，继而甚至会上诉到皇家法庭（Hanawalt 1986a: 31）。农民如果拒绝在领主的烤炉里烤面包，或在领主的磨坊里磨谷物或橄榄，也会被罚款——这些行为使他们可以避免领主对使用这些设施征收重税（Bennett 1967: 130-31；Dockes 1982: 176-79）。然而，农奴斗争的最重要的领域是，在一周的某些日子里，农奴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进行劳动。这些“劳务”（labor services）最直接地影响了农奴的生活，在整个13世纪，它们是农奴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核心问题。【9】

农奴对劳役（corvée）（即labour service）的态度，可以从庄园法庭的卷宗中看出，那上面记录了对佃户（tenant）的判决。到13世纪中叶，有证据表明劳动力的“大规模撤离”（Hilton 1985: 130-31）。佃农在收获季节被领主召集时，既不自己去领主的土地上工作，也不派他们的孩子去，【10】或者他们去得非常晚，以至于庄稼被糟蹋，或者他们工作不认真，休息时间长，并普遍持有一种不服从的态度。因此，领主需要持续和密切的监督与警惕，这一点从这个建议中可以看出：

让执行官和监督官（messor）一直与农夫（ploughmen）待在一起，看他们是否好好工作，是否做得彻底，并在一天结束时看他们做了多少……因为那些依惯例的仆人忽视了他们的工作，所以有必要防止他们的欺诈行为；另外，有必要经常监督他们；此外，执行官必须监督所有人，让他们好好工作，如果他们做得不好，就训斥他们（Bennett 1967: 113）。

威廉·兰格伦（William Langland）的寓言诗《皮尔斯·普洛曼》（Piers Plowman，约1362至1370年）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情况，在其中一个场景中，上午忙碌的劳动者到了下午就坐着唱歌，而在另一个场景中，无所事事的人在收获时节蜂拥而至，寻求“除了喝酒和睡觉，什么都不用做”（Coulton 1955:87）。

此外，战时服兵役的义务也受到强烈抵制。正如H.S. Bennett所报告的那样，在英国的乡村总是需要用武力来征兵，中世纪的指挥官很少能在战争中留住他的士兵，因为那些刚入伍的士兵在把薪饷装进口袋后，一有机会就会逃跑。1300年苏格兰战役的工资单就是一个例子，它表明，虽然6月份有16000名新兵入伍，但到7月中旬只剩下7600人，这“是人数的顶峰……到了8月份，只剩下略多于3000人。”因此，国王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被赦免的罪犯和亡命之徒来加强他的军队（Bennett 1967: 123-25）。

冲突的另一个原因是对非耕地的使用，包括树林、湖泊、山丘等，农奴认为这些土地是集体财产。在12世纪中期的一本英国编年史中，农奴宣称：“我们可以到树林里去……我们可以拿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鱼塘里捕鱼，在森林中打猎；我们将在森林、水域和草地上得到我们想要的。” （Hilton 1973:71）

不过，最激烈的斗争是那些反对贵族管辖权力所产生的税收和负担的斗争。其中包括死手保有税（manomorta）（一种农奴死亡时领主征收的税款）、婚嫁纳金（mercheta）（一种婚姻税，当农奴与其他庄园的人结婚时会增加）、租地继承税（heriot）（一种已故农奴的继承人为得到遗产而支付的遗产税，通常由已故者最好的牲畜构成），以及最糟糕的佃户税（tallage），即数额任意决定的一笔钱，领主可以随意索取。最后是什一税（tithe），相当于农民收入的十分之一，由神职人员征收，但通常由领主以神职人员的名义收取。

这些“违反自然和自由”的税收与劳役一样，是封建捐税（due）中最令人反感的，因为它们不会给予任何土地分配或其他利益的补偿，显示了封建权力的全部专断性。因此，它们遭到了强烈的抵制。典型的例子是邓斯塔布尔（Dunstable）修士的农奴的态度，他们在1299年宣布“他们宁愿下地狱也不愿意在佃户税这件事上挨打”，而且“经过许多争论”，他们从中获得了自由（Bennett, 1967: 139）。同样，在1280年，约克郡（Yorkshire）赫顿村（Hedon）的农奴宣称，如果不废除佃户税，他们宁愿去附近的雷文瑟尔德（Revensered）和赫尔（Hull）镇生活，“那里有日益繁荣的好港口，并且没有佃户税”（同上:141）。这些并不是虚张声势的威胁。逃往城市或城镇【11】是农奴斗争的一个持续组成部分，因此，在一些英国庄园里，“报告称有人逃亡，住在邻近的城镇里；尽管命令把他们带回来，但城镇继续庇护他们……”（同上：295-96）。

除了这些公开对抗的形式外，被控制的农民还有多种无形的抵抗形式，在各个时期和地区都众所周知：“拖后腿、装糊涂、假装服从、装傻、开小差、偷窃、走私、偷猎……”（Scott 1989: 5）这些“日常的抵抗形式”，在中世纪的村庄里是很普遍的，并且多年来顽强地进行着，如果忽视这些抵抗形式，就不可能对阶级关系作出充分的说明。

这或许可以解释庄园记录中对农奴负担的细致规定。例如，[庄园记录]往往不是简单地说一个人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犁地、播种和耙地一英亩。它们说的是，他必须用与犁自己的地时数量相当的牛来犁领主的地，用自己的马和麻袋来耙领主的地……役务（services）（也）记载得很详细……我们必须记住埃尔顿（Elton）的工匠，他承认他们有义务将领主的干草堆放在他的草地上，然后再堆放在他的谷仓里，但他坚持认为，按照习俗，他们没有义务将干草装入马车，从第一个地方运到第二个地方（Homans 1960: 272）。

在德国的一些地区，贡品包括每年捐献的鸡蛋和家禽，为了防止农奴把最差的鸡交给领主，设计了健康测试：（然后）母鸡被放在栅栏前或门前；如果受到惊吓，她有力量飞起来或爬出去，执行官必须接受它，它是合格的。同样，如果一只幼鹅足够成熟，在拔草时不会失去平衡并丢脸地坐下来，就必须被接受（Coulton 1955: 74-75）。

这些细微的规定证明了执行中世纪“社会契约”的难度，也证明了有斗争精神的佃户（tenant）或村民可以利用的各种战场。农奴的义务和权利是由 “习俗”规定的，但对它们的解释也是备受争论。在地主和农民的对抗中，“发明传统”是一种常见的做法，因为双方都试图重新定义它们或忘记它们，直到13世纪中期领主将它们记录成文。

 自由和社会分化 

在政治上，农奴斗争获得的第一个结果是，许多村庄（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和法国）获得了“特权”和“特许令”（charter），它们把农奴的负担固定下来，并赋予“村庄运转的自治因素”，有时这能提供真正的地方自我管理形式。这些特许令规定了庄园法庭应判处的罚款，并制定了司法程序的规则，从而消除或减少了任意逮捕和其他权力滥用的可能性（Hilton 1973：75）。它们还减轻了农奴应征入伍的义务，并废除或固定了佃户税；它们经常给予农奴“拥有摊位”的“自由”，即在当地市场里出售商品，比较少见的是给予转让土地的权利。从1177年到1350年，仅在洛林（Lorraine），就授予了280个特许令（同上:83）。

但是，将劳役折算（commutation）为货币支付（货币地租或货币税收）才是解决领主—农奴冲突的最重要的办法，这使封建关系建立在更具契约性的基础上。随着这一重大发展，农奴制实际上已经结束，但是，就像许多劳动者的“胜利”只是部分地满足了最初的要求一样，折算也收编（co-opt）了斗争的目标，它成为社会分化的手段，促进了封建村庄的瓦解。

对于那些拥有大片土地，可以赚取足够的钱来“买他们的血”（buy their blood）和雇佣其他劳动者的富裕农民来说，折算肯定是在通向经济与人身独立性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因为当佃户（tenant）不再直接被其工作所束缚时，其领主对他们的控制就削弱了。但大多数较为贫穷的农民——他们只拥有几亩勉强足以维持生存的土地——甚至失去了他们仅存的少许土地。他们被迫以货币支付捐税，长期负债，以未来的收成作为抵押进行借贷，这一过程最终导致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结果，到了13世纪，当折算遍及整个西欧时，农村地区的社会分化加深了，部分农民经历了无产化的过程。正如布罗尼斯瓦夫·盖莱梅克（Bronisław Geremek）所写：十三世纪的记录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无地”农民的信息，他们凭借照料羊群在乡村生活的边缘勉强维持生计……“园丁”（gardeners）也越来越多了，即没有土地或几乎没有土地的农民，他们通过出租自己的役务来谋生……在法国南部，“铜匠”（brassiers）完全靠 “出售”他们的臂力（bras），将自己出租给更加富裕的农民或地主绅士（landed gentry）来生活。从14世纪初开始，税收登记册显示贫困农民的数量明显增加，他们在这些文件中以“贫困者”（indigents）、“穷人”（poor men）甚至“乞丐”（beggards）的身份出现（Geremek 1994: 56）。【12】

把劳役折算成货币地租还带来两个消极后果。首先，它使生产者更难衡量他们所遭受的剥削，因为一旦劳务得到了货币报酬，农民就不能再区分他们的工作中哪一部分是为自己做的，哪一部分是为领主做的。折算还使现在自由的佃户有可能雇佣和剥削其他劳动者，因此，“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它促进了“独立农民财产的增长”，把“旧式自雇土地拥有者”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佃户（Marx 1909:Vol. III, 924 ff）。

经济生活的货币化（monetization）并没有使所有人都受益，这与市场经济的支持者所宣称的相反——他们将之视为一种新型的“公共”创造，取代了土地束缚，并在社会生活中引入了客观性、合理性乃至人身自由的标准（Simmel 1900）。随着货币关系的传播，价值观当然也发生了变化，甚至在神职人员中也是如此，他们开始思考亚里士多德关于“金钱不可繁衍”（sterility of money）的学说*（Kaye 1998），而且并非巧合的是，他们也修正了对穷人施以慈善的救赎性的看法。但它们的作用是破坏性的和分裂性的。通过将收入差异转化为阶级差异，并制造大量只能靠定期捐赠生存的穷人，货币和市场开始分裂农民（Geremek 1994: 56-62）。我们也必须把犹太人从12世纪开始受到的系统性攻击以及同一时期他们法律和社会地位的持续恶化归因于金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犹太人被他们的基督徒对手置于国王、教皇和高阶神职人员的放债人的地位，这和神职人员用来对付犹太人的歧视性规则（比如让他们穿与众不同的服装），或是将犹太人从英国和法国驱逐出去，事实上存在启示性的关联。犹太人被教会贬低，进而被基督教徒所隔离，并被迫将他们的放债活动（他们能从事的为数不多的职业之一）限制在乡村层面，他们很容易成为负债农民的攻击目标，后者经常将对富人的愤怒发泄在他们身上（Barber 1992: 76）。

*译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区分了两种获得财富的方法：其一是“自然方法”，即物物交换，目的是获得满足生活需要、因而是有限的物品（使用价值），货币在其中仅作为中间媒介，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无法增值的；其二是“致富方法”，即以牟利为目的的“贩卖”，无限地积累货币成为了目的本身，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违反自然的。

生活的日益商业化使所有阶层的妇女受到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她们获得财产和收入的机会因此进一步减少。在意大利的商业城镇，妇女失去了继承其丈夫三分之一财产的权利（tertia）。在农村地区，她们被进一步排除在土地所有权之外，特别是在单身或丧偶的情况下。结果，到了13世纪，她们领导了远离乡村的运动，是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中人数最多的（Hilton 1985: 212），到了15世纪，妇女在城市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在这里，她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从事着低薪的工作，如女佣、小贩、零售商人（经常因为没有营业执照而被罚款）、纺织女工、下层行会成员和妓女。【13】然而，生活在城市中心、处于中世纪最有斗争精神的人群之中，这给了她们新的社会自主权。城市法律并没有解放妇女；很少有人能买得起“城市自由”，因为它指的是与城市生活有关的特权。但在城市里，妇女对男性监护（tutelage）的从属地位被削弱了，因为她们现在可以单独生活，或作为一家之主与子女一起生活，或组成新的社群，并经常与其他妇女分享她们的住所。虽然妇女通常是城市社会中最贫穷的成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能够从事许多后来被视为男性工作的职业。在中世纪的城镇，妇女可以成为铁匠、屠夫、面包师、烛台制造商、帽子制造商、麦芽酒酿酒师（ale-brewers）、羊毛梳理工（wool-carders）和零售商（Shahar 1983: 189-200；King 1991: 64-67）。“在法兰克福，1300年至1500年间，妇女参与了大约200种职业”（Williams and Echols 2000: 53）。在英国，85个行会中有72个包含妇女成员。一些行会则由妇女主导，其中包括缫丝业；在其他行会，女性就业人数与男性一样多。【14】到了14世纪，女性也开始成为学校教师、医生和外科医生，并开始与读过大学的男性竞争，有时她们会获得很高的声誉。十四世纪，法兰克福市政府雇用了16名女医生——其中有几名擅长外科手术或眼科治疗的犹太妇女——与其他的城市管理部门一样，为其居民提供了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女医生以及女助产士（midwives或sage femmes）在产科中占主导地位，她们或者受雇于市政府，或者靠从病人那里得到的报酬养活自己。在13世纪引入剖腹产（Caesarian cut）后，女性产科医生是唯一从事这一工作的人（Opitz 1996: 370-71）。

随着妇女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在场开始更频繁地被记录：牧师在布道中责骂她们不守纪律（Casagrande 1978）；在法庭的记录中，她们谴责那些虐待她们的人（S. Cohn 1981）；在城市的规范卖淫的条例中（Henriques 1966）；在成千上万跟随军队的非战斗人员中（Hacker 1981）；尤其是在新的群众运动中，特别是异端运动中。

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妇女在异端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在此只需说明，为了应对新兴的女性独立浪潮，厌恶女性的强烈反应（backlash）开始了，这在《韵文故事集》（fabliaux）的讽刺作品中最为明显，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历史学家所定义的“马裤之争”（the struggle for the breeches）*的最初痕迹。

*译注：马裤（breeches，法语culotte）曾经是西方男子的标准着装，小男孩要到一定年龄才能穿着，因此是男性气概的象征。称一位妻子“to wear the breeches”意味着她行使丈夫的权力，即成为一家之主。Anna Clark在其著作The Struggle for the Breeches. Gender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Working Class中通过勾连起家庭和政治生活，将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历史比作“马裤之争”，揭示了男女工人在婚姻和工厂中解决冲突的性别策略。将性别维度引入对阶级形成的分析，她指出，工人激进分子最终同时抛弃了工匠的厌女症和纺织工人中的性别合作，以家庭的修辞术化解性危机，而将工人运动狭隘地定义为男性运动。

千禧年运动和异端运动 

折算之后出现的日益壮大的无产阶级（在十二和十三世纪）成为千禧年运动的主角，在这些运动中，我们发现，不止是贫困的农民，封建社会的所有可怜人都参与了运动：妓女、被开除的牧师、城市和农村的日工（N.Cohn 1970）。千禧年信徒在历史舞台上短暂地出现过，留下的痕迹并不多，他们讲述了一个短暂的反抗故事，一个因为贫穷和随十字军东征而来的神职人员的煽动性说教而变得残暴的农民的故事。然而，他们起义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它已经超越了庄园的范围，并被全面变革的渴望所推动。毫不奇怪，千禧年主义的兴起伴随着预言和末日（apocalyptic）异象的传播，它们宣布世界末日和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Last Judgment）“不是需要等待的、或多或少遥不可及的未来愿景，而是许多现在活着的人可以积极参与的、即将发生的事件”（Hilton 1973: 223）。

千禧年主义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224至1225年在佛兰德斯（Flanders）出现的伪鲍德温（the Pseudo Baldwin）所引发的运动。这个人是隐士，他声称自己是1204年在君士坦丁堡被杀的颇受爱戴的鲍德温九世。这一点无法证明，但他承诺了一个新世界，这激起了一场内战，其中弗拉芒（Flemish）纺织业工人成为他最热烈的支持者（Nicholas 1992: 155）。这些穷人（织工、漂洗工）集结在他身边，大概是相信他会给他们带来金银财宝和全面的社会改革（Volpe 1922: 298-9）。与之相似的运动还有牧羊人十字军（Pastoreaux）*：1251年左右，农民和城市工人席卷了法国北部，他们焚烧和抢劫富人的房屋，要求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15】；以及发源于意大利翁布里亚（Umbria）的鞭笞派（Flagellants）**运动，于1260年在数个国家蔓延，根据修道院院长约阿希姆·达·弗洛拉（Joachim da Flora）的预言，这一天应该是世界末日（Russell 1972a: 137）。

*译注： 牧羊人十字军（The Shepherds’ Crusade of 1251， Croisade des pastoureaux de 1251），是一场发生于法国北部的群众性十字军运动，旨在营救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期间被俘的路易九世。**译注：鞭笞派（Flagellants），为了惩戒或修行而在忏悔仪式中自我鞭笞的教派。最早于1259年兴起于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贾（Perugia），源于当时的一场饥荒，此后蔓延至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14世纪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时信徒迅速增加，1349年在包括英格兰在内的北欧和中欧都自发出现了鞭笞派团体。最初教会容忍鞭笞派，但随着运动的迅速蔓延，又将其指认为异端。

然而，最能显示中世纪无产者对封建关系的具体替代方案的探索及其对日益增长的货币经济的抵制的，不是千禧年运动，而是流行的异端（heresy）。

异端和千禧年主义经常被当作同一事物，尽管难以对二者做出准确区分，但这两场运动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黑死病流行期间的鞭笞派教徒队伍。

千禧年运动是自发的，没有组织结构或章程。通常是一起特定事件或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激发了这些运动，但它们一旦遇到武力镇压就会崩溃。相比之下，异端运动是一种旨在创建新社会的自觉尝试。主要的异端教派有社会规划，同时也重新解释了宗教传统，而且从他们发展成员、传播思想乃至自我防卫的角度来看，他们都组织良好。毫不奇怪，这一运动尽管受到了极端的迫害，但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在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今天，人们对许多异端教派——纯洁派（Cathars）、瓦勒度派（Waldenses）、里昂穷人兄弟会（The Poor of Lyon）、灵修派（Spirituals）、使徒兄弟会（Apostolics）*——知之甚少，这些教派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Flanders）和德国的“下层阶级”中盛行了三个多世纪，无疑是中世纪最重要的反对运动（Werner 1974；Lambert 1977）。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受到了教会的残忍迫害，教会拼命地抹去了他们教义的每一个痕迹。十字军东征——如针对阿尔比派教徒（Albigensians）的东征【16】——是针对异端分子的，因为他们被要求从“不信仰者”（infidels）手中解放圣地（the Holy Land）。成千上万的异端者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了根除他们的存在，教皇创建了国家镇压史上最蛮横的机构之一：宗教裁判所（the Holy Inquisition）（Vauchez 1990: 162-70）。【17】

*译注：纯洁派（Cathars），12～13世纪活动于南欧（特别是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异端教派，该名称源自希腊语καθαροί（katharoi，纯洁）。纯洁派起源于巴尔干半岛，于1145年传入法国南部的阿尔比（Albi）城，因此又称阿尔比派（Albigenses，法语Albigeois）。受保罗派和波各米勒派影响，主张善恶二元论或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反对教阶制度，拒绝圣礼。其组织架构扁平化，允许女性担任圣职，因而吸引了众多女性参与。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上被宣布为异端。此后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曾屡次试图同化而不得，于1209年发动阿尔比十字军（Albigensian Crusade）镇压，战争持续了二十年（1209～1229年），大量纯洁派信徒被屠杀或宗教裁判所处决，至14世纪末期，该派逐渐消失。瓦勒度派（Waldenses），12～13世纪兴起于法国南部的异端教派，最初以“里昂穷人”（Poor Men of Lyon）闻名，强调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根本，反对罗马天主教的图像崇拜、临终忏悔、弥撒等传统，否认教宗权威，认为人人皆可传扬福音和讲解《圣经》。1184年维罗纳会议上其信徒被逐出教会，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上派被正式判决为异端。里昂穷人兄弟会（The Poor of Lyon，法语Pauvres de Lyon，全称fraternité des Pauvres de Lyon），瓦勒度在里昂地区追随者的组织，在伦巴第地区也有类似的组织（Poor of Lombardy）。灵修派（Spirituals），方济各会（Franciscans）的一个激进派别，又称为守规派（Fraticelli），坚守圣方济各（San Francesco di Assisi，1182-1226）创会时规定的苦行和清贫原则，反对教会权威和官方神学，希望通过社会改革实现圣方济各的理想。使徒兄弟会（Apostolics, Apostolic Brethren），13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北部帕尔马地区由杰拉德·悉加列利（Gerard Segarelli，1240～1300）创建的异端教派，主张解放农奴、人人平等、财产共有。悉加列利于1300年被教会判处火刑，其精神为多尔奇诺派所继承。

尽管如此，在诸多相关论述中，正如查尔斯·H.莱亚（Charles H. Lea）在他研究迫害异端的里程碑式史书中所表明，即使根据我们现存的有限记录，我们也可以对异端的活动和信条，以及异端的抵抗在反封建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描绘出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画卷（Lea 1888）。

虽然受到商人和十字军战士传播到欧洲的东方宗教的影响，但流行的异端与其说是对正统教义的偏离，不如说是渴望将社会生活彻底民主化的一种抗争运动。【18】异端相当于中世纪无产者的“解放神学”。它为人们对精神重生（renewal）和社会正义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框架，通过呼吁更高的真理来挑战教会和世俗权威。它谴责社会等级制度、私有财产和财富积累，并在人民中传播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社会概念，这种定义在中世纪第一次重新解释了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工作、财产、生育繁衍和妇女的地位），从真正普遍的角度提出了解放这一问题。

异端运动还提供了一种具有国际维度的社群结构的替代性选择，使教派成员能够过上更自主的生活，并受益于一个由联络人、学校和安全屋组成的广泛的支持网络，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靠这些网络获得帮助和启发。事实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异端运动是第一个“无产者国际”——这就是这些教派（尤其是纯洁派和瓦勒度派）的影响范围，以及他们借助商业集市、朝圣和因宗教迫害而不断跨越边界的难民而在彼此之间建立的联系。

异端的流行，根源在于人们认为由于神职人员的贪婪、腐败和丑闻，上帝不再通过他们传达旨意。因此，两个主要的教派自称为“真正的教会”。然而，异端分子的挑战是政治性的，因为挑战教会就等于同时对抗封建权力的意识形态支柱、欧洲最大的地主和对农民的日常剥削负有最大责任的机构之一。到了11世纪，教会已经成为专制权力机构，利用所谓的神圣授权（divine investiture）进行铁腕统治，并通过无穷无尽的勒索手段来充盈金库。出售赦罪文（absolution）、赎罪券（indulgence）和宗教职务，把信徒叫到教堂来只是为了向他们宣扬什一税的神圣性，并把所有的圣礼（sacrament）都变成买卖，这些都是从教皇到乡村牧师的普遍做法。这种行为四处泛滥，以至于基督教神职人员的腐败变得众所周知。基督教已经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除非得到一些报酬，否则神职人员不会埋葬死者、施洗或赦免罪恶。甚至连圣餐仪式（communion）也成了讨价还价的场合。“如果拒绝了不正当的要求，这个不听话的人就会被逐出教会，然后不得不在原来的款项之外再支付一笔费用以达成和解（reconciliation）”（Lea 1961:11）。

在此背景下，异端学说的流传不仅引导人们蔑视神职人员，而且使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充满信心，并煽动他们抵制神职人员的剥削。异端分子以《新约》为依据来教导说，基督没有个人财产，如果教会想恢复其精神力量，就应该放弃他们所有的财产。异端分子还说，由有罪的牧师主持的圣礼是无效的，对上帝的信仰的外部形式——建筑、形象、符号——应该被抛弃，因为只有内在的信仰才是重要的。他们还劝告人们不要交纳什一税，并否认炼狱的存在，对神职人员来说，发明炼狱是为了用付费的弥撒和销售赎罪券来获取不义之财。

反过来，教会利用对异端的指控来攻击各种形式的社会和政治的不服从行为。1377年，当佛兰德斯地区伊珀尔（Ypres）的纺织工人（cloth workers）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雇主时，他们不仅被当作叛乱者绞死，而且被宗教裁判所当作异端分子烧死（N. Cohn 1970: 105）。也有记录表明，女织工因没有及时向商人交付产品或没有妥善完成工作而被威胁逐出教会（Volpe 1971: 31）。1234年，不莱梅大主教（the Bishop of Bremen）为了惩罚拒绝缴纳什一税的农民佃户，召集了一次针对他们的十字军运动，“好像他们是异端分子一样”（Lambert 1992: 98）。但异端分子也被世俗权力迫害，从皇帝到城市贵族都意识到异端分子对“真正宗教”的呼吁具有颠覆性意义，并对他们的权力基础提出了质疑。

农民们吊死了一个卖赎罪券的修士（monk）。尼古拉斯·曼努埃尔·多伊奇（Niklaus Manuel Deutsch），1525年。

异端是对社会等级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批判，也是对教士腐败的谴责。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Gioacchino Volpe）所指出的，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和强烈的反商业情绪是各教派的共同要素。许多异端都有使徒式贫穷（apostolic poverty）的理想【19】，并希望回到曾作为原始教会特征的简单的公共生活。有些人，如里昂穷人兄弟会和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靠捐赠的救济品生活。另外一些人以体力劳动为生。【20】还有一些人尝试“共产主义”，如波希米亚的早期塔博尔派（Taborites）*，对他们来说，建立平等和公有制与宗教改革一样重要。【21】同样地，对于瓦勒度派，一位宗教裁判官报告说，“他们避免一切形式的商业活动，以避免谎言、欺诈和诅咒”，他描述的瓦勒度派教徒赤脚走路，身穿羊毛衫，一无所有，像使徒一样共同占有一切（Lambert 1992: 64）。然而，在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知识分子领袖约翰·鲍尔（John Ball）**的话语中，异端的社会内涵得到了最好的表达，他谴责道：“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但我们却被当作野兽来对待”，他还说，“在英国……只要有绅士和维兰，一切都不会好起来”（Dobson 1983: 371）。【22】

*译注：塔博尔派（Taborites，捷克语táborité），是胡斯派（Hussites，捷克语husité）中的激进派别，相对于温和胡斯派（Moderate Hussites），后者又称饼酒同领派（Utraquists，捷克语utrakvisté）或圣杯派（Calixtins，捷克语kališníci）。1419年，以受迫害的胡斯宗教改革为导火索，爆发了大规模农民战争，即胡斯战争（Hussite Wars）或波希米亚战争（Bohemian Wars），要求实施宗教改革、剥夺天主教会强占财富，胡斯派建立起来以塔博尔城（Tábor）为核心的常备军，连续五次击败了天主教会势力发动的十字军。随着斗争的发展，1430年代胡斯派发生分裂，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圣杯派仅限于改革教会的要求，以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主的塔博尔派等激进派别则要求推翻封建制度。1434年利帕尼战役中，圣杯派与天主教阵营勾结击溃了塔博尔派和孤儿派（Orphans，捷克语sirotci），至此胡斯战争结束。**译注：约翰·鲍尔（John Ball）（约1338-1381），英国牧师，在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起到重要作用，起义失败后被绞死。他早于约翰·威克里夫和罗拉德派开始宣传异端观点。

在欧洲社会运动史上，在异端教派中最有影响力的纯洁派也显得非常独特，因为他们憎恶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谴责死刑（这引发了教会第一次明确宣布支持死刑）【23】，并对其他宗教持宽容态度。在针对阿尔比派的十字军运动之前，他们以法国南部为据点，“在欧洲反犹太主义抬头时，这里是犹太人的安全避难所；[在这里] 纯洁派和犹太思想的融合产生了喀巴拉（Cabbala），即犹太神秘主义的传统”（Spencer 1995b: 171）。纯洁派教徒也拒绝婚姻和生育，并且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拒绝杀死动物，也因为他们希望避免食用任何来源于有性生殖的食物，如鸡蛋和肉类。

这种对生育的消极态度被认为是东方二元论教派对纯洁派产生的影响，如保罗派（Paulicians）*——一个拒绝生育的反传统教派，他们认为生育使得灵魂被困于物质世界之中（Erbstosser 1984:13-14）。还有，尤其是10世纪在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中传教的波各米勒派（Bogomils）**。这一广泛的运动“诞生于农民之中，农民遭受的肉身苦难使得他们意识到了事物的邪恶”（Spencer 1995b: 15）。波各米勒派宣扬肉眼可见的世界是魔鬼的杰作（因为在上帝的世界中，善良的人是第一位的），并且拒绝生孩子，不把奴隶带到这个“苦难之地”——在他们的一本小册子中，就是这样称呼尘世生活的（Wakefield and Evans 1991: 457）。

*译注：保罗派（Paulicians），最早的基督教二元论教派之一，7世纪兴起于东罗马帝国的亚美尼亚地区，由君士坦丁·西尔瓦努斯（Constantine Silvanus）创立，其信徒又自称为“好基督徒（Good Christians）”。该教派旨在恢复使徒保罗时代教会的纯洁性，其理念属善恶二元论，与摩尼教类似，被拜占庭教会视为异端，镇压时断时续。保罗派掀起了数场农民起义，力量在九世纪中叶达到顶峰，843年拜占庭女皇西奥多拉（Theodora）对保罗派发动屠杀之后，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保罗派共和国，但其军事力量在872年被拜占庭帝国皇帝巴西尔一世（Basil I）派出的远征军摧毁。自8世纪起，其信徒被逐渐从亚美尼亚和小亚细亚一带迁往色雷斯和巴尔干其它地区，以防备保加利亚人与斯拉夫人的入侵，但许多马其顿、保加利亚和希腊的农民信仰了保罗派，后逐渐同流行于保加利亚的波各米勒派合流。法国的纯洁派也受其影响。**译注：波各米勒派（Bogomils），十世纪出现于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诺斯替主义教派，由牧师波各米勒（Bogomil，西里尔文Богомил，意为“亲爱的上帝”）创立，随后在巴尔干地区迅速传播，扩展到整个拜占庭帝国乃至其他地区。受摩尼教二元论教义影响，认为物质世界（包括正统教会的圣礼）由魔鬼创造；呼吁回到早期基督教传统，不使用十字架和建立教堂，反对教会等级制度。与保罗派有密切联系。

波各米勒派对纯洁派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24】， 纯洁派对婚姻和生育的回避，很可能是源于类似对“沦为仅仅为了生存”的生活的拒绝（Vaneigem 1998: 72），而不是源于“走向死亡的愿望”或对生命的蔑视。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中可以看出：纯洁派的反生育主义并没有和贬低妇女和性（sexuality）的观念相联系，而这正是轻视生命和身体的哲学所做的。妇女在这一教派中具有重要地位。至于纯洁派教徒对性的态度，虽然“完人”（perfect）被禁止交合，但其他成员并不需要性禁欲，一些人蔑视教会赋予贞洁的重要性，认为这意味着对身体的过分看重。一些异端分子认为性行为具有神秘的价值，甚至把它当作圣事（sacrament）（Christeria），并宣扬性行为而非禁欲是达到纯洁状态的最佳手段。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异端分子既作为极端的禁欲主义者，又作为性行为放纵者（libertines）而受到迫害。

纯洁派教徒的性信条显然是通过与东方异端宗教的接触而形成的对一系列主题的复杂阐述，但它们的流行和对其他异端的影响也表明了根植于中世纪婚姻和生育条件中的更广泛的经验现实。

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社会，由于可用土地有限和行会对于入行的保护主义限制，无论农民还是工匠都不可能或不希望有很多孩子，事实上，农民和工匠社区都在努力控制他们的孩子数量。要做到这一点，最常用的方法是推迟结婚，即使在东正教徒中，婚姻也是很晚才进行（如果有的话），原则是“没有土地就没有婚姻”（no land, no marriage）（Homans 1960: 37-39）。因此，大量的年轻人不得不实行禁欲，或者违反教会对婚外性行为的禁令，我们可以想象，异端拒绝生育的做法一定在他们中间得到了一些共鸣。换句话说，可以设想，在异端分子关于性和生殖的道德规范中，我们实际上可以看到中世纪试图控制生育的痕迹。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当人口增长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时，在14世纪末严重的人口危机和劳动力短缺之际，异端与生殖犯罪联系起来，特别是“鸡奸（sodomy）”、杀婴和堕胎。这并不是说异端分子的生殖学说对人口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说，至少在两个世纪里，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形成了一种政治氛围，任何形式的避孕（包括“鸡奸”，即肛交）都与异端相关联。必须在教会努力控制婚姻和性行为的背景下去看待异端分子的性学说对正统的威胁，教会能够将每个人——从皇帝到最贫穷的农民——置于自己的审查和纪律规则之下。

性的政治化 

正如玛丽·康德伦（Mary Condren）在研究基督教如何进入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岛的《蛇与女神》（The Serpent and the Goddess）（1989）一书中所指出的，教会规范性行为的尝试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非常早的时期起（在4世纪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神职人员就认识到性欲赋予了女性对男性的权力，并坚持不懈地想要将圣洁等同于回避女性和性行为（sex）以驱除这种权力。将妇女排除在礼拜仪式（liturgy）的任何时刻和圣礼管理之外；试图采用女性专属的服装以剥夺女性那种创造生命的魔力；把性（sexuality）变为一种令人羞耻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父权等级制（patriarchal caste）试图打破妇女和性吸引力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它]成为忏悔的主题，一个人最私密的身体机能的最微小的细节成为了谈论的话题”，而且“性（sex）的不同方面被分割成想法、言辞、意图、无意识的冲动和实际的性行为，形成一门关于性的科学”（Condren 1989: 86-87）。重建教会性教规的一个特殊场所是悔罪书（Penitentials），这些手册从7世纪开始作为忏悔者的实用指南发行。福柯在《性经验史》（History of Sexuality）（1978）第一卷中，强调了17世纪这些手册在作为话语的性（sex）和更加多态的性经验（sexuality）概念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在中世纪，赎罪书已经对新的性话语的产生起到了作用。这些作品表明，教会试图强加一种真正的性教理问答（catechism），详细规定了允许的交合姿势（实际上只允许一种），可以进行性行为的日子，允许和禁止的性对象。

对通奸的惩罚。这对恋人被绑在一起，游街示众。摘自法国图卢兹1296年的一份抄本。

这种性监管在12世纪升级了。1123年和1139年的拉特朗公会议（Lateran Councils）发动了一场新的改革运动，反对教士结婚和同居的普遍做法【25】，并宣布婚姻是一种任何力量都丝毫不能解除其誓言的圣事（sacrament）。此时，悔罪书对性行为强加的限制也得到了重申。【26】40年后，随着1179年第三次拉特朗公会议的召开，教会加强了对“鸡奸”的攻击，同时针对同性恋者和非生育的性行为（Boswell 1981: 277-86），并首次谴责了同性恋（“违反自然的失禁（incontinence）行为”）（Spencer 1995a: 114）。

随着这一压制性法律的通过，性被完全政治化了。此时天主教会还没有后来处理性问题时的那种病态的痴迷。但到了12世纪，我们已经看到教会不仅窥视着臣民的卧室，而且使性成为了一个国家问题。那么，必须将异端分子的非正统选择看作是站在反权威的立场，是将自己的身体从神职人员的控制下挣脱出来的尝试。这种反教权抗争（anti-clerical rebellion）的一个明显例子是13世纪新泛神论（pantheist）教派的兴起，如阿马勒利派（Amalricians）和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他们反对教会对性行为的努力控制，宣扬上帝就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因此，我们不可能犯罪。

*译注：阿马勒利派（Amalricians），主张自由性爱（free love）的泛神论教派，创始人为贝纳的阿马里克（Amalric of Bena，法语Amaury de Bène）。他们宣扬“万物为一，一切皆为上帝”，相信圣父时代、圣子时代之后将出现圣灵时代。1210年主要传教士遭到迫害，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上，教皇英诺森三世称其为“疯狂而非异端”。对后来的自由灵兄弟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自由灵兄弟会（the Brethren of the Free Spirit），活跃于13～15世纪欧洲的泛神论—神秘主义派别的总称。最早于13世纪法国北部弗拉芒语—德语区贝居安修会的修女发起，反对道德律法主义，憎恶教会，主张以群居方式过与上帝结合的生活。代表人物玛格丽特·波芮特（Marguerite Porete）于1310年被处火刑。1311-12年维也纳会议上，自由灵的教义被教皇克莱门特五世判为异端。

 妇女与异端 

异端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它赋予女性高地位。正如焦阿基诺·沃尔佩所指出的，在教会中，女性无足轻重，但在这里，她们被视为平等的；她们拥有和男人一样的权利，可以得到中世纪其他地方都不允许的社会生活和流动性（闲逛、布道）（Volpe 1971: 20; Koch 1983: 247）。在异端教派中，首先是在纯洁派和瓦勒度派中，妇女有权主持圣礼、传教、施洗，甚至获得圣职任命。据报道，瓦勒度（Waldes）*同正统决裂，因为他的主教拒绝允许妇女布道，而且据说纯洁派崇拜一位女性形象，即思想女神（the Lady of Thought），这影响了但丁笔下贝缇丽彩（Beatrice）**的形象（Taylor 1954: 100）。异端分子允许男女同住，即使他们没有结婚，因为他们并不担心这必然导致淫乱行为。异端男女经常自由地生活在一起，如同兄弟姐妹一般，就像早期教会圣爱（agapic）***社区一样。妇女也形成了自己的社群。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贝居安修会（Beguines）****：来自城市中产阶级的女信徒生活在一起（特别是在德国和佛兰德斯），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不受男性控制，也不服从修道院的统治（McDonnell 1954; Neel 1989）。【27】

*译注：彼得·瓦勒度（Peter Waldo），又拼写为Valdo、Valdes或 Waldes，法语 Pierre Vaudès（Valdès），拉丁语Petrus Waldus（Valdus），据说生于1140年卒于1217年，瓦勒度派的创始人，原为里昂富商，后散尽家财、放弃婚姻家庭开始巡回传教，被判为异端。**译注：贝缇丽彩即Beatrice “Bice” di Folco Portinari，但丁的梦中情人，在但丁的作品中，她是《新生》的主要创作灵感，同时也是《神曲》结尾但丁进入天堂的向导。***译注：圣爱（agape），来自古希腊语ἀγάπη，是一种普遍的、无条件的爱，在基督教用语中，严格意义上指神对人的爱，有时也可以指基督徒应该具备的爱，包括人对神反馈性的爱和对同胞的爱。与eros（欲爱）、philia（友爱）形成对比。****译注：贝居安修会（Beguines and Beghards），活跃于13～16世纪低地国家的平信徒妇女团体。其成员在半修道院社区共同生活，但没有正式加入宗教信仰的宣誓，期间保持不婚但可以自由离开，以从事纺织业等职业为生，强调通过自愿贫困、照顾穷人和病人以及宗教信仰来模仿基督的生命。贝居安修会从未得到教会官方承认，但在一些城市，地方官员为这些团体建立了正式的社区，即贝居安会院（beguinage）。

毫不奇怪，在中世纪生活的任何其他方面，妇女都没有表现出像在异端历史中这样的地位（Volpe 1971: 20）。根据戈特弗里德·科赫（Gottfried Koch）的说法，在10世纪，她们已经在波格米勒派中占了很大一部分。11世纪时，又是妇女给法国和意大利的异端运动带来了活力。此时，女性异教徒来自最卑微的农奴阶层，她们在不同的异端团体的框架内发展出了真正的妇女运动（Koch 1983: 246-47）。宗教裁判所的记录也记载了女性异端分子；我们得知，其中一些被烧死，一些则被“拘禁”着度过余生。

被判处火刑的异端妇女。每个国家的异端运动中都有大量妇女参与。

我们是否可以说，大量妇女参与到异端教派之中是异端分子进行“性革命”的原因？或者我们应该假设“自由恋爱”的号召是男人的伎俩，旨在轻松获得妇女的性青睐？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然而，我们知道，妇女的确试图控制自己的生殖功能，因为悔罪书大量提到堕胎和妇女使用避孕药的情况。重要的是——考虑到未来在猎杀女巫期间这种做法会被定罪——避孕药被称为“不孕药（sterility potions）”或邪恶魔法（maleficia）*（Noonan 1965: 155-61），而且人们认定是妇女在使用这些药。

*译注：邪恶魔法（拉丁语maleficium，复数maleficia），指旨在对人或财产造成伤害或死亡的魔法行为。

在中世纪早期，教会仍然以某种宽容的态度看待这些做法，因为教会认识到妇女可能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希望限制生育。因此，在约1010年的沃尔姆斯大主教布尔查德（Burchard, Bishop of Worms）撰写的《通谕》（Decretum）中，在仪式的问题之后——

你们是否做了某些妇女习惯在通奸时所做的事，想杀死她们的孩子，使用她们的邪恶魔法和草药来杀死胚胎，或者在她们受孕前想尽办法避免怀孕？（Noonan 1965: 160）

——这种罪人被规定要苦修赎罪（penance）十年；但也有人认为，“她这样做是因为贫穷可怜、难以抚育孩子，还是为了掩盖通奸的罪行，这是有很大区别的” （同上）。

然而，一旦妇女对生育的控制似乎对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情况就会急剧变化，就像在“黑死病（Black Death）”导致了人口灾难之后所发生的那样，这场世界末日般的瘟疫在1347年至1352年间摧毁了超过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 230）。

之后，我们将看到这场人口灾难在中世纪晚期的“劳工危机”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里我们注意到，在瘟疫蔓延之后，异端因为性而招致的迫害变得更加突出，其怪诞扭曲的方式预示着后来对女巫安息日（the witches’ Sabbath）的所作所为。到了14世纪中叶，异端裁判所的报告不再满足于指控异端分子的鸡奸和性放纵（sexual license）。现在，异端分子被指控为动物崇拜，包括臭名昭著的尾下之吻（bacium sub cauda）*，以及沉溺于狂欢仪式、夜间飞行和儿童献祭（Russell 1972）。异端裁判所还声称存在一个名为路西法派（Luciferans）**的魔鬼崇拜者教派。与迫害异端过渡到猎杀女巫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异端分子的形象越来越多地变成妇女，因此，到15世纪初，迫害异端的主要目标变成了女巫。

*译注：尾下之吻（the kiss under the tail，拉丁语bacium sub cauda），是14世纪指控异端分子以及后来的“女巫”的常用术语。**译注：路西法派（Luciferans），并非真正的教派，是宗教裁判所的口袋罪，称异端分子为路西法信徒。

然而，这并不是异端运动的终点。它在1533年达到极致，当时再洗礼派（Anabaptists）*试图在德国的明斯特（Münster）镇建立一座上帝之城（City of God）。这一行动被血腥粉碎，随后受到了无情的报复，影响了全欧洲无产者的斗争（Po-chia Hsia 1988a: 51-69）。

*译注：再洗礼派或重浸派（Anabaptists），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否认婴儿洗礼的效力、主张成人再次受洗的激进派别之总称，主要由城市平民与农民构成，主张恢复早期基督教教义、政教分离、财物共有，“把天国在现世建立起来”。

在此之前，无论是凶残的迫害还是对异端的妖魔化都无法阻止异端信仰的传播。正如安东尼诺·迪·斯特凡诺（Antonino di Stefano）所写的那样，开除教籍、没收财产、酷刑、烧死在火刑柱上、发动对异端的十字军运动——这些措施都无法削弱邪恶的异端（haeretica pravitatis）的“巨大生命力和受欢迎程度” （di Stefano 1950: 769）。雅尼斯·德·维特里（Janes de Vitry）在13世纪初写道：“在任何一个公社中，都有异端的支持者、捍卫者和信仰者。”即使教会在1215年对阿尔比派发动了战争，摧毁了纯洁派的据点之后，异端（连同伊斯兰教）仍然是教会必须面对的主要敌人和威胁。它从各行各业中吸收新成员：农民、下层神职人员（他们站在穷人一边，并把福音书的话语带到他们的斗争中）、城镇居民，甚至是小贵族。但流行的异端主要是一种下层阶级的活动。异端从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之中发展起来：农民、鞋匠和制衣工，“异端向他们宣扬平等思想，用世界末日的预言来煽动他们的反抗精神”（同上: 776）。

从宗教裁判所在14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Trento）地区进行的审判中，我们可以一窥异端分子的受欢迎程度。宗教裁判所审判了30年前那些曾接待使徒派（Apostolics）的人们，当时其领袖多尔奇诺修士（Fra Dolino）* 经过该地区（Orioli 1993: 217-37）。在多尔奇诺到来时，许多人家敞开大门为他和他的追随者提供住处。1304年，当宣布贫穷和爱的神圣统治的来临时，多尔奇诺修士在皮埃蒙特（Piedmont）地区韦尔切利（Vercellese）的群山之中建立了一个社区，当地农民已经在反抗韦尔切利大主教（the Bishop of Vercelli），并给予多尔奇诺支持（Mornese and Buratti 2000）。三年来，多尔奇诺的支持者们一直在对抗十字军和大主教对他们的封锁，身着男装的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最后，他们只是被饥饿和教会动员的武装力量的压倒性优势打败了（Lea 1961: 615-20; Hilton 1973: 108）。在韦尔切利大主教纠集的军队最终战胜他们的那一天，“一千多名异端分子或死于火焰，或死于河流，或死于刀剑，死状极其残酷。” 多尔奇诺的伴侣玛格丽塔（Margherita）**拒绝投降，在他眼前被慢慢烧死。多尔奇诺被慢慢逼入山路之间，逐渐被撕成碎片，为当地居民树立了一个伟岸的榜样（Lea, 1961: 620）。

*译注：多尔奇诺修士（Fra Dolino），或称诺瓦拉的多尔奇诺（Dolcino da Novara）（约1250～1307），继1300年遭罗马天主教会火刑的杰拉德·悉加列利（Gerard Segarelli）成为多尔奇诺派（Dolcinans）运动的第二任领袖，1307年同样作为异端分子被教会判处火刑。多尔奇诺派起源于使徒兄弟会，又称新使徒派（New Apostles），是存在于1300～1307年间的异端运动。**译注：玛格丽塔·博宁塞尼亚（Margherita Boninsegna），或称特伦托的玛格丽塔（Margherita da Trento）、美人玛格丽塔（Margherita la Bella）（？-1307），新使徒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多尔奇诺的伴侣或“精神姐妹”，与之几乎同时被处死。

 城市斗争 

女人和男人、农民和城市工人，都在异端运动中找到了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些本被认为有不同关切和愿望的人，他们之所以找到了共同利益，可以用几点理由来解释。首先，在中世纪，城市和乡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许多市民之前是农奴，他们为追寻更好的生活而搬到或逃到城市，在从事其手艺活的同时，他们继续在土地上劳作，尤其是在收获季节。他们的思想和愿望仍然深受农村生活和他们与土地的持续性关联影响。农民和城市工人还因为受制于同一个政治统治者而团结起来，因为到了13世纪（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土地贵族和城市贵族商人逐渐融合，作为一个权力结构而运作。这种情况促进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切和团结。因此，每当农民造反时，工匠、日工和越来越多的城市贫民就会与之为伍。佛兰德斯沿海地区的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这次起义始于1323年，在1327年法兰西国王（the King of France）和弗拉芒贵族在卡塞尔击败起义者后，于1328年6月告终。正如大卫·尼古拉斯（David Nicholas）所写的：“起义者能够坚持斗争五年才失败，只有在市民参与的情况下才有可能”（Nicholas 1992: 213-14）。他补充道，到1324年底，已经有伊珀尔和布鲁日（Bruges）的手工业者（craftsmen）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之中。

现在，布鲁日处于由织工和漂洗工组成的队伍控制之下，并从农民那里获得对起义的指导……一场宣传战打响了，僧侣和传教士告诉群众，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他们与贵族是平等的（同上: 213-14）。

另一个农民与城市工人的联盟是图尚人起义（Tuchins）*，这是活跃于法国中部山区的“土匪”（bandits）运动，工匠加入了典型的农民组织之中。

*译注：图尚人起义（the Tuchin revolt，法语La révolte des Tuchins或Tuchinat），是发生在法国奥弗涅地区（1363-1389年）和朗格多克地区（1380-1384年）的一系列起义，旨在反抗雇佣军、沉重的赋税和法兰西王国的中央集权，参与者包括底层平民、农民和工匠。

将农民和工匠团结在一起的，是他们均贫富的共同愿望。正如诺曼·科恩（Norman Cohn）所写的，这在各种记录中都得到了证明。

穷人的谚语哀叹道：“穷人总是在工作，在忧虑、劳累、哭泣，从未有过发自内心的笑声，而富人却总在欢笑与歌唱……”

奇迹剧（miracle plays）讲述道：“……每个人的财产都应该和其他人的一样多，而我们却没有什么算得上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大领主们拥有一切，而穷人除了痛苦和困境之外一无所有……”

最广为流传的讽刺诗谴责道：“地方法官（magistrates）、大教堂主监（provosts）、教区执事（beadles）、市长（mayors），几乎都以抢劫为生。他们都以穷人为食，他们都想榨干穷人……强者掠夺更弱者……”又如：“勤劳的劳动者做出了小麦面包，但他们永远没有机会吃到它；不，他们只能从玉米中得到筛屑，只能从美酒中得到糟粕，只能从上等布料中得到谷壳。一切美味的精致的东西都归贵族和神职人员所有……”（N. Cohn 1970: 99-100）。

这些抱怨表明，民众对存在于“大鸟”和“小鸟”、“胖子”和“瘦子”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的怨恨有多深，这些称呼 在14世纪的佛罗伦萨的政治习语中分别指代富人和穷人。约翰·鲍尔（John Ball）在组织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宣称：“在英国，除非我们处于平等的条件下，否则什么都不会好起来。”（同上.: 19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对更平等的社会的渴望主要表现在对贫困的推崇和对财物的共产主义上。但对平等主义观点的赞同也反映在了对工作的新态度上，这在异端教派中最为明显。一方面，他们采用了一种“拒绝工作”的策略，如法国的瓦勒度派（里昂穷人兄弟会）和一些修道院的成员（方济各会*（Franciscans），灵修派），他们希望摆脱世俗的烦恼，以乞讨和社区支持为生。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作特别是体力劳动有了新的评价，这在英国的罗拉德派（Lollards）**的宣传中得到了最自觉的表述，他们提醒信徒：“贵族有漂亮的房子，我们只有工作和劳苦，但正是我们的劳动创造了一切”（同上; Christie-Murray 1976: 114-15）。

*译注：方济各会（Franciscans，意大利语Ordine Francescano，拉丁语Ordo Fratrum Minorum），又称小兄弟会、法兰西斯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派别之一。13世纪由圣方济各在意大利创立，提倡清贫节欲、不置恒产，成员衣麻跣足、托钵行乞。于1223年正式被教皇洪诺留三世（Honorious Ⅲ）承认。在归顺教廷、拥有产业之后分裂为灵修派（守规派）、住院派、嘉布遣派（Capuccinorum）等支派。**译注：罗拉德派（Lollard），中世纪英国反教会的异端派别，14世纪兴起于牛津大学的学者群体中，该名称源自中古荷兰语lollaerd（说话含糊的人），是神职人员对低文化水平者（只会说英语）的蔑称，到15世纪中叶泛指异端。该派在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30~1384）思想的基础上形成，故最初被称为威克里夫派（Wycliffite）。具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倾向，否定教会等级制，支持世俗政权没收教会财产，主张用英语布道、写作，推动了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发展。威克里夫的教会改革主张得到了众多平信徒的支持，约翰·奥尔德卡斯尔（John Oldcastle）于1414年领导的起义成为罗拉德派运动的高潮，遭到镇压后该派活动转入地下，社会的中下阶层（特别是工匠和商人）逐渐成为运动的主体。其思想在16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中得到延续。

毫无疑问，对“工作价值”的呼吁——在一个由军人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是个新鲜事物——主要是提醒人们注意封建权力的专断性。但这种新的意识也表明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它在封建制度的垮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种对工作价值的呼吁反映了城市无产者的形成。无产者的一部分是由熟练工（journeymen）和学徒（apprentices）*组成的，他们在匠师（artisan masters）手下工作，产品供给当地市场；但无产者的大部分是领取工薪的日工，受雇于富商，为出口而生产。到14世纪初，在佛罗伦萨、锡耶纳（Siena）和佛兰德斯，可以发现纺织业集中了多达4000名这样的日工（织工、漂洗工、染工）。对他们来说，城市生活只不过是一种新型的农奴制，这次是在布商的统治下，布商对他们的活动实行最严格的控制，并实行最专横的阶级统治。城市雇佣工人不能组成任何团体，甚至被禁止在任何地方以任何理由聚会；他们不能携带武器，甚至不能携带他们工作要用的工具；他们不能罢工，否则会被处死（Pirenne 1956: 132）。在佛罗伦萨，他们没有公民权利；与熟练工不同，他们不属于任何行业或行会，并且他们在这些商人手中受到最残酷的虐待，商人除了控制市镇政府外，还开设了私人法庭，并且可以不受惩罚地对工人进行监视、逮捕和折磨，并在工人有一丁点儿麻烦的迹象时就绞死他们（Rodolico 1971）。

*译注：熟练工（journeyman）是中世纪完成了学徒期的工人，被认为有能力和资格在该领域进行工作，但他们大多数仍然作为雇员工作而非自己经营。“journey”一词来自法语journée（一整天），即熟练工有权为每日的工作要求工资（但他们实际上是计件工资，必须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否则会被解雇）。熟练工只有拿出一笔钱和一件代表作，并被师傅（master）所接受后，才能够进入行会，这实际上是行会中的贵族阶层垄断控制权、排斥较低等级成员的手段，使得师傅身份逐渐成为富裕家庭的世袭资格。学徒（apprentice）是中世纪想要从事某一行业的人最初必须经历的阶段，他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在师傅手下工作并服侍师傅，而师傅向他传授该行业的技艺。学徒期间的劳动是没有工资的，以供给衣食、传授技艺作为报酬。起初学徒期为两三年，后来师傅不断延长年限，相当于加强了对学徒的剥削。

正是在这些工人中，我们发现了最极端的社会抗议形式和对异端思想最高程度的接受（同上:56-59）。在整个14世纪，特别是在佛兰德斯，纺织工人参与了持续不断的起义，反对大主教、贵族、商人，甚至是大行会人员。在布鲁日，当大行会人员在1348年掌权时，纺织工人继续反抗他们。1335年，在根特（Ghent），当地资产阶级的反抗被织工的斗争所取代，织工们试图建立“工人民主”，以压制（除了以手工劳动为生的人之外的）所有权威（Boissonnade 1927: 310-11）。在被强大的联合力量（包括君主、贵族、神职人员、资产阶级）击败后，织工在1378年卷土重来，这次他们成功地建立了（也许有些夸张）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据彼得·博瓦索纳德（Peter Boissonnade）说，他们的目标是“让熟练工反对匠师，让雇佣劳动者反对大企业家，让农民反对领主和神职人员。据说，他们曾考虑消灭整个资产阶级，六岁的孩子除外，对贵族同样这么做”（同上:311）。他们的失败只是因为1382年在罗斯贝克（Roosebecque）的一场野战*中被击败，其中26000人阵亡（同上）。

*译注：即罗斯贝克战役（The Battle of Roosebeke），1382年11月27日发生于黄金山（Goudberg），由菲利普·范·阿特维尔德（Philip van Artevelde）率领的佛兰德斯起义军被佛兰德斯伯爵路易二世（Louis II of Flanders）和法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 of France）的联军击败，阿特维尔德被杀。

在布鲁日和根特发生的事件并不是孤例。在德国和意大利也是如此，工匠和劳工在各种可能的场合进行反抗，迫使当地资产阶级生活在持续的恐惧之中。在佛罗伦萨，工人在1379年夺取了政权，其领导者是梳毛工（Ciompi），即佛罗伦萨纺织业的日工。【28】 他们也建立了一个工人政府，但只持续了几个月，到1382年就被彻底打败了（Rodolico 1971）。位于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的列日（Liege）的工人则更为成功。1384年，贵族和富人（他们被称为“大人物（the great）”）没有能力继续进行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抵抗，投降了。从那时起，“手工业者完全支配了这个城市”，成为市政府的仲裁者（Pirenne 1937: 201）。手工业者还支持农民起义，在佛兰德斯沿海地区，这场斗争从1323年持续到了1328年，皮雷纳（Pirenne）将其描述为“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尝试”（同上:195）。在这里——根据当时一位有明显的阶级效忠对象的弗拉芒人的说法——“叛乱的瘟疫使人们对生活产生了厌恶”（同上:196）。因此，从1320年到1332年，伊珀尔的“好人（good people）”恳求国王不要允许拆除他们居住的城镇内部的军事堡垒，因为这些堡垒保护他们免受“平民百姓”（common people）的侵害（同上:202-03）。

*译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指的是欧洲西北沿海地区，广义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则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列日是比利时的一座城市。

扎克雷起义（Jaquerie）*。1323年在佛兰德斯，1358年在法国，1381年在英国，1370年和1380年在佛罗伦萨、根特和巴黎，农民揭竿而起。

*译注：扎克雷起义（The Jacquerie）是1358年5月法国北部发生的一场农民起义，以“消灭一切贵族”为口号，在数周激战后遭镇压。这场起义的名称来源于贵族对农民的蔑称“Jacques Bonhomme”（相当于“乡巴佬”），其领袖纪尧姆·卡勒（Guillaume Cale）以之为别名。后来“jacquerie”一词在法语和英语中被用于指代农民起义。

 黑死病与劳工危机 

中世纪斗争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是黑死病，它平均而言消灭了30%到40%的欧洲人口（Ziegler 1969: 230）。1315～1322年的大饥荒（the Great Famine）削弱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力（Jordan 1996），这次前所未有的人口骤减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实际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由于普遍发病带来的拉平效应（levelling effects），社会等级制度被颠覆了。如伴身侧的死亡也破坏了社会纪律。死亡随时可能降临，人们便不再在意工作或遵守社会和性秩序，而是试图拥抱最好的时光，尽情地享受生活而不考虑未来。

然而，黑死病最重要的后果是加剧了由阶级冲突产生的劳工危机；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使得劳工极其稀缺，极大地增加了成本，并坚定了人们打破封建统治桎梏的决心。

正如克里斯托弗·戴尔（Christopher Dyer）所指出，传染病造成的劳动力稀缺，使权力关系向有利于下层阶级的方向转变。当土地匮乏时，农民就会被领主驱逐他们的威胁所控制。但在人口大量减少后，土地变得充裕，领主的威胁不再产生任何严重影响，因为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找到新的土地来耕种（Dyer 1968: 26）。因此，当庄稼腐烂、牲畜在田间闲逛的时候，农民和工匠突然成为形势的掌控者。这种发展的一种表现是抗租（rent strikes）的增长，这还为农民大规模外逃到其他土地或城市的威胁所推动。正如庄园的记录所显示的，农民“拒绝支付”（negant solvere）。他们还宣称自己“不会再遵守习俗”（negant consuetudines），并无视领主们修理房屋、清理沟渠或追捕逃跑农奴的命令（同上:24）。

到14世纪末，拒绝地租和役务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现象。整个村庄共同组织起来，停止支付罚款、税收和佃户税，不再承认折算的役务，不再承认庄园法庭的禁令，而这恰恰是封建权力的主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扣留的地租和役务的数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作为封建秩序基础的阶级关系被颠覆了。16世纪初的一位作家是这样总结这种情况的，他的话反映了贵族的看法：

这些农民太富有了……而且不知道服从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法律毫不在意，他们希望不存在贵族……而且他们想要决定我们应从自己的土地里收取多少租金（同上:33）。

为了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和封建地租的崩溃，他们做出了各种尝试来增加对劳动的剥削，要么是恢复劳役，或在某些情况下重回奴隶制。在佛罗伦萨，奴隶进口于1366年被合法化。【29】 但这种措施只是加剧了阶级冲突。在英国，贵族们试图通过限制最高工资的《劳动法》（Labor Statute）来控制劳动成本，从而引发了1381年的农民起义（the Peasant Rising of 1381）。起义蔓延到其他地区，并以成千上万的农民从肯特郡游行到伦敦“与国王对话”而告终（Hilton 1973; Dobson 1983）。在法国亦是如此，在1379年到1382年之间，出现了“革命的旋风”（Boissonnade 1927: 314）。无产者的起义在贝济耶（Bezier）爆发，40名织工和鞋匠被绞死。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起义的工人宣称“到了圣诞节，我们将以6便士一磅的价格出售基督徒的身体”。起义在卡尔卡松（Carcassone）、奥尔良（Orleans）、亚眠（Amiens）、图尔奈（Tournai）、鲁昂（Rouen）等地爆发，最终在巴黎，那里“工人民主”于1413年掌权。【30】在意大利，最重要的起义则是由梳毛工发动的。起义爆发于1382年7月，当时佛罗伦萨的纺织工人一度迫使资产阶级给他们一定的政府权力，并宣布中止雇佣劳动者背负的所有债务；然后他们宣告了实质上的无产阶级（“上帝的子民（God’s people）”）专政，尽管它很快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力量粉碎了（Rodolico 1971）。

“现在是时候了”（Now is the time）——这句话在约翰·鲍尔的信中反复出现——很好地说明了14世纪末欧洲无产者的精神。当时在佛罗伦萨，命运之轮开始显现在酒馆和工场的墙上，象征着命运即将改变。

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斗争的政治视野在扩大，组织范围在扩展。所有地区都在起义、组织集会并招募军队。有时，农民们成群地组织起来攻击领主的城堡，并破坏那些保存着奴役他们的书面记录的档案馆。到了15世纪，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就像西班牙从1462年持续到1486年的雷门萨（remensas）*那样。【31】在德国，“农民战争”的循环始于1476年，吹笛者汉斯（Hans the Piper）**领导的密谋开启了它。在1493年至1517年间，它升级为由鞋会（Bundschuh）***（“农民联盟”）领导的四场流血的起义，并在1522年至1525年的全面战争中达到顶峰，蔓延到四个国家（Engels 1977; Blickle 1977）。

*译注： 雷门萨（remensa，加泰罗尼亚语remença），是加泰罗尼亚的一种农奴制模式，该词来自拉丁语redementia（赎回）。雷门萨农奴（加泰罗尼亚语remences或pagesos de remença，pagesos即农民）在向领主缴纳赎金后才能离开农舍（mas）。由于黑死病和移民导致的农村人口减少，贵族试图更严格地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并加强剥削以弥补减少的收入，导致1462年和1484年的两次雷门萨起义（Rebellion of the Remences或War of the Remences）。第二次起义后，阿拉贡国王费尔南多二世（Ferdinand II of Aragon）颁布了《瓜德鲁普决议案》（Sentencia de Guadalupe），取缔了领主虐待农奴的权利——“恶习”（evil customs，加泰罗尼亚语mals usos），每个农舍的农民需要以60苏的代价赎回自由，这是对封建制度的重大改革。**译注：汉斯·伯姆（Hans Böhm或Hans Behem），绰号尼克拉斯豪森鼓手（Pauker von Niklashausen）、吹笛者汉斯（Pfeiferhannes）等。1476年春，这位名不见经传的牧民以圣母玛利亚名义布道，号召人们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控诉神职人员罪恶，主张废除阶级差别、税收和强制劳动，土地等自然资源公有，赢得4万多农民追随者并引发起义，同年7月13日被捕，19日因异端被判处火刑。***译注：鞋会运动（Bundschuh movement）是1493～1517年间德国西南部发生的一系列地方性农民起义，起义者以农民鞋（Bundschuh）为旗帜。这被视为德国农民战争的前奏。原文中误拼为Bundschuch。

黑死病毁灭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这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起义者并不关注对封建统治施加一些限制，也不只是为更好的生活条件讨价还价。他们的目标是终结领主的权力。正如英国农民在1381年农民起义中宣布的那样，“必须废除旧法”。事实上，到15世纪初，至少在英国，尽管起义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击败，起义的领导人遭到残忍处决，农奴制或维兰制（serfdom or villeinage）几乎完全消失了（Titow 1969: 58）。

之后的年代被描述作“欧洲无产者的黄金时代” (Marx 1909,Vol. I; Braudel 1967: 128ff.)，这与对15世纪的典型描述大相径庭——15世纪被永恒地符号化为一个在死亡（以及终有一死， memento mori）的诅咒之下的世界。

索罗尔德·罗杰斯（Thorold Rogers）在他著名的关于中世纪英国工资和生活条件的研究中，为这个时期描绘了一幅乌托邦式的图景。罗杰斯写道：“在任何时候，[英格兰]的工资都没有这么高，食物也没有这么便宜”（Rogers 1894: 326ff）。有些时候，工人们在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有工资，尽管在星期天和主要节假日他们不工作。他们的雇主还提供食物，并按每英里的距离支付往返于家与工作之间的路费（viaticum）。此外，他们还要求用钱支付，并希望每周只工作五天。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我们有理由对这种丰饶（cornucopia）的程度表示怀疑。然而，对于很大一部分的西欧农民和城市工人来说，15世纪是一个拥有前所未有的权力的时期。不仅劳动力的稀缺使他们占了上风，而且雇主争夺他们为自己效力的奇特现象加强了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并结束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的落魄潦倒和卑躬屈膝。在雇主眼中，工人要求的高工资的“丑行”只与他们表现出的新的傲慢相匹配——他们拒绝工作，或拒绝在满足他们的需求后继续工作（由于工资较高，他们现在可以更快地完成工作）；他们顽固地坚持只做有限的而非长时间的工作；他们要求工资以外的其他津贴；以及他们招摇的服装——根据当时社会批评家的抱怨——使他们与老爷没有区别。约翰·高尔（John Gower）在《人类之镜》（Mirour de l’omme,1378）中抱怨说：“现在仆人成了主人，主人成了仆人。农民装作模仿自由民（freeman）的生活方式，让自己在穿着打扮上看起来像后者。”（Hatcher 1994: 17）。

黑死病爆发后，无地者（the landless）的状况也有所改善（Hatcher 1994）。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于英国。1348年，诺曼底的法政牧师（canons）抱怨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不要求工资高于本世纪初六个仆人的收入的人来耕种他们的土地。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工资增加了一倍和两倍（Boissonnade 1927: 316-20）。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农民每日工资的购买力相当于一头猪或羊，妇女也能拿到这么多工资，因为作为黑死病的结果，女性和男性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缩小。

对欧洲无产者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达到了直到19世纪都无可比拟的生活水平，而且意味着农奴制的消亡。到14世纪末，土地束缚（land bondage）实际上已经消失了（Marx 1909, Vol. I: 788）。各地的农奴都变为了自由农民，即公簿持有农（copy holders）*或租地人（lease holders），他们只在获得大量报酬的情况下才愿意工作。

*译注：公簿持有农（copyholder），是英国15～16世纪产生的一种农民类型，由农奴转变而来。他们根据庄园法庭记录簿从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领主处获得公簿土地使用权，由于农民和领主的议价能力不同，产生了世袭、终身或固定年限的不同租约形式。公簿持有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他们需要向领主缴纳封建地租和各种苛捐杂税，因此仍然具有一定的封建关系。随着近代的土地私有化进程和工业革命，这种制度逐渐瓦解，但直到20世纪上半叶才全面废除。

 性政治、国家的崛起和反革命 

然而，到15世纪末，一场反革命已经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展开。首先，政治当局努力收编最年轻、最叛逆的男工，通过恶毒的性政治让他们获得自由的性生活，并将阶级对立变成与无产者妇女的对立。正如雅克·罗肖德（Jacques Rossiaud）在《中世纪的卖淫》（Medieval Prostitution）（1988）中所讲的那样，在法国，只要受害者是下层阶级的妇女，市政府实际上会使强奸非罪化（decriminalized rape）。在14世纪的威尼斯，强奸未婚的无产者妇女很少会受到比在手腕上打一下更严重的惩罚，即使在经常发生的涉嫌集体袭击的强奸案中也是如此（Ruggiero 1989: 91-108）。在大多数法国城市也是同样的情况。在这里，轮奸无产者妇女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犯罪者会在夜间公开地、大声地行凶。他们两到十五人一组，闯入受害者的家，或拖着受害者在街上走，根本无意隐藏或伪装自己。参与这些“体育运动”的人是年轻的熟练工或家仆，以及富裕家庭中身无分文的儿子，而目标女性则是贫穷的女孩，她们做女仆或洗衣工，谣传她们被主人“包养”（Rossiaud 1988: 22）。平均来说，镇上有一半的男青年都曾参与这些袭击，罗肖德将其描述为一种阶级抗议的形式，是无产者男子——他们因为经济条件而被迫推迟多年结婚——找回“自己的女人”，并对富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但其结果对所有工人都是毁灭性的，因为国家支持的强奸贫困妇女行为破坏了在反封建斗争中取得的阶级团结。毫不奇怪，当局把这种政策引起的骚乱（闹事，晚上有青年人帮派在街上游荡寻找冒险、扰乱社会安宁）看作是换取社会紧张局势缓和的小代价，因为他们陷入对城市暴动的恐惧，并相信如果穷人占了上风，他们会把自己的妻子据为己有，并且共享她们（同上:13）。

对于无产者妇女来说，主人和仆人都如此傲慢地牺牲了她们，她们要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一旦被强奸，她们就不可能轻易恢复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她们的名誉被毁，不得不离开城镇或转而从事卖淫活动（同上 Ruggiero 1985: 99）。但她们并不是唯一受苦的人。强奸的合法化创造了一种强烈的厌女氛围，使所有女性都被贬低，无论她们处于哪一阶级。它还使人们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犯罪麻木不仁，为同一时期开始的猎巫行动奠定了基础。正是在14世纪末，第一次女巫审判发生了，宗教裁判所首次记录了一个信徒全都为妇女的、崇拜魔鬼的异端教派。

王公贵族和市政当局为分化工人抗议而推行了分裂的性政治，在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开设市政妓院将卖淫制度化，这很快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在那时高工资制度的支撑下，国家管理的卖淫活动被看作是对无产阶级青年引起的骚乱的有效补救，他们在“大房子（la Grand Maison）”——即法国对国家妓院的称呼——可以享受以前只属于老年男子的特权（Rossiaud 1988）。市政妓院也被认为是对同性恋的一种补救措施（Otis 1985），同性恋在一些欧洲城镇（如帕多瓦和佛罗伦萨）广泛和公开地实践，但在黑死病之后，人们开始担心它是人口减少的原因之一。【32】

因此，在1350～1450年间，意大利和法国的每个城镇和村庄都开设了公共管理的、由税收资助的妓院，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9世纪达到的水平。仅亚眠市在1453年就有53家妓院。此外，对卖淫的所有限制和惩罚都被取消了。妓女们现在可以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招揽客人，甚至是弥撒期间的教堂前。她们不再受到任何特定的着装规范或佩戴身份标志的约束，因为卖淫被正式承认为一种公共服务（同上:9-10）。

甚至教会也将卖淫视为一种合法活动。国家管理的妓院被认为是异端教派放荡的性行为的解药，是鸡奸的补救措施，也是保护家庭生活的一种手段。

回过头来看，很难说打“性牌”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国家对中世纪无产者的规训和分化。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性方面的“新交易”是更广泛的进程的一部分，这一进程是对社会冲突加剧的回应，并作为应对斗争普遍化和保障阶级关系的润滑剂，导致了国家的集权化。

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们在后面的工作中所看到的，国家成为阶级关系的最高管理者和劳动力再生产的监督者——这一职能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以这种身份，政府官员在许多国家通过了法律：对劳动成本进行限制（通过确定最高工资），禁止流浪（现在会受到严厉的惩罚）（Getemek 1985: 61ff），并鼓励工人生育。

最终，日益加剧的阶级冲突产生了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新联盟，没有这一联盟，无产者的反抗可能不会失败。事实上，很难接受那种经常由历史学家提出的说法，即这些斗争由于其政治视野的狭窄和“诉求的混乱性质”而没有成功的机会。实际上，农民和工匠们的目标是相当明显的。他们要求“每个人拥有的都应和其他人的一样多”（Pirenne 1937: 202），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与所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失去”的人联合起来，在不同地区一致行动，尽管他们缺乏军事技能，却不怕与训练有素的贵族军队对抗。

如果他们被打败了，那是因为所有的封建势力——贵族、教会和资产阶级——由于对无产者反抗的恐惧而联合起来针对他们，尽管这些人有传统的分歧。事实上，流传下来的资产阶级打着平等和民主的旗号永远在与贵族交战的形象，是一种扭曲。到了中世纪晚期，无论我们转向哪里，从托斯卡纳（Tuscany）到英格兰和低地国家，我们都会发现在对下层阶级的镇压中，资产阶级已经与贵族结盟。【33】因为在农民和城市那些有民主精神的织工和鞋匠身上，资产阶级发现了一个比贵族更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甚至值得市民（burghers）牺牲他们最珍视的政治自主权。因此，城市资产阶级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旨在赢得公社城墙内完全主权的斗争之后，通过自愿服从亲王（Prince）的统治，恢复了贵族的权力，这是通往绝对国家（absolute state）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