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原住民:圣保罗里被殖民教育抹去的群体

如之前分享的《我是原住民,不是混血儿》所示,在多元融合社会里,潜藏着许多未被纳入统计的原住民。他们的身份并不总为人所知,自我身份认同的故事也不尽相同,不同社群可能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环境和命运,又共同不断遭遇着从基础的学校课程到普遍的社会话语的系统性忽视。今天分享的圣保罗篇,即从学校教育和词语承载的历史叙事切入当代原住民的日常经历,也展现了一些处于市郊的独特原住社群。
为深入探察当代尤其是被纳入现代城市社会的原住民生活境况,环境报道网站Mongabay开展了“巴西城市里的原住民”系列报道,选择聚焦于上次普查数据所示的巴西原住民绝对数量最多(而非比率最高)的六个城市,通过个体的故事来展现历史性和系统性的问题,并向其他巴西人揭示他们与原住民的距离可能超乎想象。

编译自系列报道,本篇译文根据媒介阅读特征的差异对叙述作了较大调整。系列报道还获得了普利策危机报道中心的数据报道奖资助,基于2010年普查数据制作了互动示图,更直观地展示了每座城市的原住民分布图、教育机会、卫生条件和生活设施等数据,可查看原文了解更多互动数据。
本文为“巴西原住民视角”系列译文,该系列将陆续推出当下巴西社会中的原住民叙事,以这些我们知之甚少的故事,来打开文明的茧房。从星球视角来看,而今地球命运的中心,应属亚马孙雨林,这块国际舞台的边缘地带。这片关乎所有生命的奇迹和命运的地方,在当前黑暗腐败的巴西政局中,一步步被推向毁灭的临界点。巴西原住民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下持续高涨,走在抵抗的前沿。由森林孕育出来,总在承受最骇闻暴力的人们,拥有对环境和危险最敏锐的感知,同时承载了历史的受难与诗性正义。在各地的生活和抗争中,原住民既面临着当下所有人民所面临的问题,又打开了这些问题,为我们敞开了另外的人类存在、另外的世界,并向我们投来联结的目光——我们,从来都是地球上的原住民。

由此,本系列(具体链接附在本文末尾)也体现了世界人类学的视角与关照,正如蒂姆·英戈尔德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但这个世界并非同质宇宙,而是充满了各种情状与可能性的多重宇宙。

原文作者 / 詹妮弗·安·托马斯 (Jennifer Ann Thomas)

原文出处/ 2021年4月28日刊于Mongabay,为“巴西城市里的原住民”系列文章之一

原文链接 / shorturl.at/gijzB

翻译 / 左权

编校 / 周星月

编录 / 王菁

01

葡萄牙商船的延续

教师埃默松·索萨(Emerson de Oliveira Souza)是巴西最大城市群落圣保罗市郊蒂拉登特斯市(Tiradentes)里400多万居民中的一员。与圣保罗15万多名公立学校教师不同,他是唯一一位在郊区教书的原住民。索萨是瓜拉尼南(Guarani Nhandeva,瓜拉尼语意为“我们”)人,认为课堂本身便助长了巴西国民对本国原住民普遍的无知,而教育是造成各大城市中原住民遭遇忽视和排斥的原因之一。

47岁的索萨即将取得圣保罗大学的硕士学位,认为学校课程是欧洲殖民化的延续,为了扭转这一情势,也应该从原住民的视角来教授事实,“大家都不知道历史。我们现在去学校,就像在延续那些葡萄牙商船的工作,只是今天的商船与以前不同罢了。”索萨成为教师的一路并不平坦,“我很幸运完成了学业。在大学,我们的身份不是原住民,只是来自边缘地区的穷人。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被录取,获得奖学金。从那一刻起,我们也将有更多的机会。”

瓜拉尼南德瓦族教师埃默松·索萨

在圣保罗这片钢筋丛林,视线所及处都是一排排砖瓦建筑,1200万人居住于此,靠地铁、火车和公共汽车出行,还有成千上万的汽车行驶在宽阔的大道上,比如地标保利斯塔大道。大圣保罗区有2100万人口,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群。如果说今天的圣保罗是城市化的典型代表,1554年1月25日的圣保罗则是另一幅景象,那一天,耶稣会士以一场弥撒标志了城市的建立。在近五百年前,这一地区主要为森林和流动的村落。

奥斯卡·佩雷拉·达席尔瓦,《圣保罗城的建立》,1909年,现藏于圣保罗人博物馆(Museu do Ipiranga)

在《土地上的黑人:原住民奴隶制、殖民者社会和葡萄牙在南美洲的殖民业》一书中,已故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曼努埃尔·蒙泰罗(John Manuel Monteiro)讲述了葡萄牙探险家在圣保罗地区发现了三个图皮尼金(Tupiniquim, 意为“图皮邻人”)族群的故事。当时原住民的主要居住地正在耶稣会建造经院庭院的地方,建筑如今仍矗立在圣保罗市中心。“这些族群没有固定的定居点,”蒙泰罗写道,“因为往往几年后,他们就会迁移到一个新地方。”

约翰·曼努埃尔·蒙泰罗,《土地上的黑人:原住民奴隶制、殖民者社会和葡萄牙在南美洲的殖民业》

02

学到本族人已灭绝

据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10年,有11918名原住民生活在圣保罗市城区,1059人生活在周边农村。在这一包含了38个市的大城市群落,由NGO“巴西选择”(Opção Brasil)发起的“城市中的原住民”计划统计出了72个民族,以瓜拉尼人、潘卡拉雷人(Pankararé)和潘卡拉鲁人(Pankararu)最具代表性,但实际的情况并不明朗,一些原始部落的后裔并未被计入原住民中。

伊斯拉埃尔·多斯桑托斯(Israel Raimundo dos Santos)从小便接受了错误的教育。小学课上,他学到他的族群图皮南巴族(Tupinambá)已经灭绝。他对此困惑不已,因为他知道自己正是这一民族的后代。他把课本上的内容告诉了母亲,“她指着街上的人、我们的亲戚,对我说他们就是图皮南巴族。我们都是图皮南巴人。”图皮南巴族灭绝一案可谓臭名昭著,可追溯至殖民早期。1680年,耶稣会传教士在现今巴伊亚州奥利文萨遇见一群原住民;1756年耶稣会士被逐,这一原住民定居点(alteamento)重新命名为村庄(aldeia);20世纪初,他们被迫迁徙到农村。

自那时起,巴伊亚州从报社到公证部的各种机构都把他们称为卡波克洛人(caboclos)或棕褐人(pardos),都是对混血儿的指称。因为恐惧,图皮南巴人生活得愈发隐蔽,但仍在努力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比如制作手工艺品和守卫他们的土地。1982年,当地的图皮南巴人开始组织起来要求恢复他们的权利。2001年,奥利文萨的图皮南巴族才得到了巴西原民会(Funai)的正式承认。43岁的伊斯拉埃尔对祖先的自豪感只增不减,改名为萨萨·图皮南巴(Sassá Tupinambá),更喜欢别人以此称呼他。四十年来,他不断肯定自己的身份,这一努力也惠及下一代:他的孩子们名叫伊安达拉(Iandara, 午)、伊维拉(Ywyra, 木)和塔伊格瓦拉(Taigwara 自由),在姓氏中包含图皮南巴。50年前,萨萨父亲先是从巴伊亚来到圣保罗工作养家,而后举家定居,这也是许多原住民的经历。

03

旗队公路旁的瓜拉尼村庄

在圣保罗这个文化大熔炉,在民族多样性之外,生活方式也千姿百态。城里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点:在卫星城青山市(Morumbi)的皇家公园,潘卡拉鲁斯人住着普通的国有住宅,而在圣保罗市内则有如伊塔因比比(Itaim Bibi)、莫艾玛和皮涅罗斯等更为高档的社区,还有人则在他们的原住村落中努力维持自己的生活方式。瓜拉尼姆比亚族(Guarani Mbyá)和瓜拉尼南德瓦族分别生活在圣保罗北部的雅拉瓜(Jaraguá,意为“红苞茅”)保留地和最南部的特农德珀朗(Tenondé Porã,意为“第一美”)保留地,与圣贝地(São Bernardo do Campo)、圣文森特和黏水(Mongaguá)市接壤。

雅拉瓜在1987年被批准为原住民保留地时,有700人分布在六个村(tekoha),是当时巴西面积最小的原住民保留地,只有1.73公顷,比两个足球场还小。2015年,保留地扩建了532公顷,这虽然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但居民一直面临要求重新界定领土范围的外部压力。2017年,司法部废除了两年前颁布的扩大保留地的法令,而这又被公共事务部推翻,如今仍在等待被重新批准。这段时期,雅拉瓜面积的减少,加之缺乏基础卫生设施和房屋间距过小,导致了人口过度拥挤和发病率的上升。这与瓜拉尼人的传统相去甚远。

2020年1月,房地产开发商腾达(Tenda)在雅拉瓜保留地旁边一片0.9公顷的大西洋沿岸森林砍伐了500多棵树,他们从市政府购买了这块土地,计划建造11座公寓楼,为2000个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腾达说计划保留该区面积的50%,但原住民认为这既未事先协商,也未评估社会环境影响。2020年4月,圣保罗一家法院下令暂停了施工。2021年1月,腾达表示正在等待法院的决定以恢复施工,并表明已“获得了所有必要的许可,符合所有法律要求”。

旗队公路旁边的雅拉瓜保留地


特农德珀朗保留地坐落在圣保罗南部边缘,面积要大得多,占地16000公顷,居住着1175名原住民。这里老老少少很多人都只说瓜拉尼语,以种植红薯和豆类等为生。圣保罗大学美洲印第安研究中心的人类学家卢卡斯·桑托斯(Lucas Keese dos Santos)认为,雅拉瓜和特农德珀朗两个瓜拉尼群体截然不同的生存境况,打破了“所有瓜拉尼人的命运都岌岌可危”这一笼统观念,“瓜拉尼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一部分居于大西洋沿岸森林余下区域,那里的生态可助他们恢复传统种植。”

阿腊·米里姆(Ara Mirim,意为“时·蜂”)是索尼娅·巴尔博萨(Sônia Barbosa)接受原住民洗礼时获得的名字。她来自雅拉瓜区瀑村(Tekoha Ytu),是位以讲座推广本族文化的活动家。去年因新冠疫情,她不得不暂停活动,转而参加了2020年“雅拉瓜即是瓜拉尼”的市政选举,赢得了10580张选票。“他们说我们社区属于城市,但在我们眼中,它是祖先的土地。早在社区和城市到来之前,村子就已经存在了,”米里姆说,除了争取官方承认这片土地外,重点是保护瓜拉尼文化,“我们有一个专门祈祷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唱我们的歌,跳我们的舞。”
雅拉瓜村里的瓜拉尼人聚会

04

隐身于档案的原住民

因为他们生活在村落,可享受针对原住民群体的公共政策,如医保和入学。而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原住民,则混杂在城市中其他人群里。图皮南巴人萨萨说,“我们正争取接种疫苗,我也经常在孩子的学校与人争论,某次我听到一位老师说我儿子是懒惰的土著人,这是我们遭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

瓜拉尼老师索萨认为,原住民仍被系统性忽视,“有许多亚马孙流亡者和城市流亡者。没人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也不讨论他们的存在。”圣保罗历史城区在建成过程中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方面,很成问题地颂扬了殖民者。伊比拉普埃拉公园(Ibirapuera,图皮语意为“腐树桩”,在城市化之前是一片沼泽)前,矗立着致敬旗队远征者(bandeirante)的旗帜纪念碑,是他们发现了巴西的矿产财富,奴役、屠杀了原住民和逃亡黑奴后裔(quilombola),扩张了国家领土。人类学家桑托斯说:“17世纪初,瓜拉尼人被旗队当作奴隶来兴建圣保罗,周边农场使用的都是这些本地劳工,他们从村庄被掠走。这是一个惨痛的故事,我们需要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发生。”

但即便是现在,原住民的故事仍被掩盖在对殖民者的赞颂中,与过去相差无几。在雅拉瓜,六个村外便是旗队公路,而与之平行的安罕古尔拉公路(Anhanguera)是为了纪念巴尔托洛梅乌·达席尔瓦(Bartolomeu Bueno da Silva)及其子。他们因对原住民的残暴行径而臭名昭著,被原住民称为“老魔鬼”(Anhanguera)。住在其中一个村的阿腊·米里姆说,许多人不接受这片地区有原住民存在,“作为圣保罗的原住民意味着我们总需努力证明我们存在。”

阿腊·米里姆/索尼娅·巴尔博萨在雅拉瓜瀑村
  • 注:文中源于原住民语言的词以斜体呈现,对意义清晰的词在合适处作汉语意译尝试,非提供官方译名,仅以供读者参考其意涵。
  • 文中照片均为Jonne Roriz拍摄。

原住民诗歌

玛西亚·瓦伊纳·坎贝巴(Márcia Wayna Kambeba)

原住民教育



还小时在村里
与兄弟一起生活,
种木薯,扔柴火,
拌皮朗酱吃鱼,
是传授,是教育。

去岸边洗个澡,
采上山药和树薯,
看太阳躲藏起
等月亮打扮好,

满月意味着快乐
是好事要到来,
月光下整个村庄
开始载歌,载舞,玩耍。

学习在林间留意,
编制矛榈头饰,
收集各类鸟羽,
遵循瓦伊米的指引。

来自森林的蓬草
将搭盖起乌卡,
编织我们的记忆
进草篮的草叶里。

村里这样的教育
我已学了很多世纪,
与大自然共生
不摧毁,不耗尽,

今天在 21 世纪
你有森林和生物多样性,
而在这绿中我成长
知晓它的良善,
分享水和树荫,
此间毫无罪恶之影。

但很快“那人”到来,
向我露出他的恶意,
我看到写作的重要
也看到写作的必要,
我去白人学校念书
以了解他们的现实。

我理解了文化是条河流
奔涌入大海的怀抱,
于是学习、斗争和行进
都不存在边界。

今天我们在大学,
带着我们的地方一起,
知识的建构是一张网,
联系起你的城市和我的村庄。

既然我的身份乃由
我周围的事物所建构,
我在城里的房子也是我的村子,
我们没有失去自己的本质,
我们是细微的沙粒!

特别感谢


左权:住在星星上的橙子

周星月:到处松土的小蚯蚓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 * 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