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外行的紀念:重溫杜磊

一年前的3月,也就是2022年3月17日,著名人类学家杜磊博士(Dru C. Gladney)于因突发心梗不幸离世,享年65岁。杜磊教授1987年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生前系波莫纳学院人类学系教授和太平洋盆地研究中心前任主任。杜磊长期关注中国民族研究,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到中国对各地穆斯林社区进行系统性比较研究的外国学者。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被许多国内学者誉为“最了解中国的人类学家之一”。

本文作者姚新勇,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国当代民族问题、当代文化研究。原文首发于《思想》杂志2023年新一期,鉴于篇幅原因,本文节选了姚老师记述杜磊对自己学术上虽不经意却极为重要的启蒙,通过回溯杜磊的人生轨迹和生前在中国的讲座,重新审视在当前状态人类学视角和“对话”的意义。
且为纪念/记念。

原文作者 / 姚新勇

原文首发 / 《思想》 杂志2023年新一期

01

「紀念」與「記念」

2022年3月的一天,我從一個微信群中得知杜磊先生去世的消息,頗為吃驚,他應該歲數不算太大呀!將相關消息轉發到了另一個有不少海外華人學者的微信群,居然也沒有一個人知道此消息。6月5日,又從微信朋友圈看到「杜磊先生紀念文集」徵文啟示,將啟示發給一位美國華人朋友,他說:「他們讓我寫點,我找時間」。我說:「你的確應該寫點,無論是從責任、身分與資格來說,都應該寫」。我接著寫道,其實我也應該寫一點。那被譯為《新疆工程》的內部書籍,可謂是我真正開始了解新疆歷史、維吾爾的入門讀物。自然還有Dislocating  China(《脫位中國》)。只是我讀得很粗,也缺乏歷史細節的了解與儲備。朋友回信鼓勵我寫。

我深知,無論從專業、學養、對杜磊先生的了解等各方面來說,我都沒有資格紀念他,甚至都不應該動此念頭。然而,杜磊先生又的確在不經意間給予我以啟蒙,尤其是在新疆、中國穆斯林及中國民族問題等方面給我的啟發相當大,儘管以前我對此並沒有明確的意識。其實在中國,像我這樣沒有清楚意識而蒙受杜磊先生惠澤者甚多,其中不少可能壓根沒有寫過任何相關主題的文章,有些甚至還可能與杜磊先生立場相左。這或許說明了杜磊先生影響的廣泛,在杜磊先生的紀念文集中,或許應該也有這樣缺乏資格者的文字吧?

「紀念」本意含「編入史冊而載之」,自然要求準確、嚴謹,然而我對杜磊先生的學術記憶極不準確,就是前引發給友人的那段文字,都存在重要的資訊錯誤,即便成文,又何以刊載?當然,就更不好說「記念」了。「記念」是魯迅先生特別的用法,有學者考證,多用於對好友的紀念文字。例如,〈為了忘卻的記念〉、〈記念劉和珍君〉,比「紀念」包含更真摯而深沉的情感,乃至痛感。然而我與杜磊先生無任何個人關係,又何能「記念」之?可是儘管如此,內心又的確有一種衝動,推動著我提筆。模仿魯迅先生的語式,或可說:無所謂「紀念」,也無所謂「記念」,無所謂準確,也無所謂含混;就在這「紀念」與「記念」、「準確」與「含混」間,回尋杜磊,重溫杜磊,relocating Dru Gladney。

《脱位中国》Dislocating China


02

緣分

中國傳統講緣分,素不相識的兩個同姓者偶遇,也會引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說辭,以唯物主義觀來看,這純粹是「迷信」。不過迷信也罷,唯物主義也罷,或全球視野等其他什麼也罷,其實從功能上看,恐怕並無本質的差別,都是想找到並解釋事物間的並非必然的聯繫而已。想想,我與杜磊先生本無任何關係,可是不僅發生了關聯,而且此刻我還在紀念他。儘管這或許有點自作多情,但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原因,或許冥冥中我與杜磊先生的確真有某種奇特的緣分,或許早自二戰時還未出生的我們,就開始通過父輩結緣了。

杜磊先生認為,二戰是第一次全球性的世界大戰。由於二戰,杜磊先生的父親,成了「駝峰航線」飛行隊的一員,來到中國,冒著生命危險,幫助中國人民抗戰,與中國、中國人民、少數民族結下了不解之緣。後來,又通過他的回憶、講述,在杜磊心裡結下了中國情結,尤其是少數民族情結。

杜磊Dru Gladney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到東南亞募捐,動員華人回國抗日。當時,出生在泰國的家父欣然響應,回國抗戰,報效祖國。只是召喚他回來的是國民政府,他自然就參加了國軍。後來,抗戰結束,內戰中國民黨戰敗,父親也隨起義部隊參加了解放軍。再後來,他復員去海南農場謀生,在那裡留下了自己第一個兒子的骨殖,然後回到潮州老家種田。潮州終究是人多地少,活人不易,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的人,一代代地下南洋。經朋友的介紹,父母攜帶著兩個還是兒童的姐姐來到新疆討生活。再後來就有了我,這個名字中帶有「新疆」之「新」的我。父親從來沒有主動講過他的生平,快30歲之前,我也幾乎從未主動了解父母的過往,關於父親的往事,基本是零碎資訊的集合。很長時間裡,我都自以為是光榮的保衛邊疆、建設邊疆的「疆二代」,並因此而鄙視那些流竄到新疆的「盲流」。文革中的一天,不知為何,我突然問父親:如果你不回來,在泰國過,哪裡會生活得更好?當時家裡只有我和父親,他仍然本能地四下望望,然後低聲地說:當然是不回來好。父親說,他家門前那條街大半條街的米店都是他們家的。父親說完之後,立即補充到:可不敢這樣說,可不敢這樣說。

不清楚為什麼杜磊先生沒有選擇研究西南少數民族,而選擇了新疆、維吾爾、穆斯林,我也不解,當初怎麼竟然沒有想到過問父親,為什麼抗戰之後他沒有重回泰國。但不管怎樣,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抗日戰爭,冥冥中讓杜磊先生之父和家父「走到一起來了」,而接下來的新中國歷史,又將杜磊先生和我與新疆結下了不解之緣。當然,新疆之緣在我是自然的命定,在杜磊則是主動的選擇。新疆對我來說一切都理所當然,所以我並沒有多少真正的「本地知識」,我所需的只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如若不是新疆以後的情況,恐怕即便我離開了那裡,也不會發現自己所真正缺乏的恰是新疆知識,也就不可能與杜磊先生結下「新疆緣」。

不過,歷史機緣、現實之情,可能都只是外在的原因,若無對狹隘自我的超越,對他者的尊重,恐怕我與杜磊先生什麼緣分也不會有。雖然,我從小就缺乏對本地少數民族自覺的重視,但畢竟受過不少共產主義、民族團結的教育,具有超越狹隘自我的潛在基礎。當然,這不同於杜磊先生所強調的「人類學情懷」,後者之於我,是更晚近的知識。大約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才開始真正接觸廣義的文化批判人類學著述,杜磊先生的著作,也是我新知識的來源之一,與我的關心焦點、研究專業關聯度最高、最具切身之啟的知識來源。正是這類新知識幫助我敞開了更多樣的世界,尤其是那曾經被我漠視的家鄉世界,使我意識到,我、我的父母、我們也是「盲流」,而非什麼天然的解放者、邊疆的開發建設保衛者。我們應該感恩收留了祖輩、養育了我們的土地;應該感謝並尊重那裡的人民,先來者。正是這種覺悟的引導和鞭策,使我在近20年來,活得更為充實,當然也更為焦慮而忐忑。

緣分追溯至此,不免過於高遠,甚至迂闊,離「緣分」一詞的本意有點遠了。其實上天本來真的差點給我提供了一次機會,向杜磊先生即面就教。大約是2017年吧,承蒙程兄映虹教授美意,將我介紹給了杜春媚女士。當時她正在籌畫一個小組,準備申請參加亞洲研究協會(AAS)的年會。春媚女士發來了小組申請草案,我興奮地發現,組員中竟然有杜磊先生!然而,很可能是因為我的資質問題,小組未能獲批,那天賜之機,終究還是未竟之緣。當時是感到了遺憾,但似乎並不太強烈;而此刻,獨自默默之際,才覺遺憾之深切!

03

路在何方

時間回溯到了2018年,那年我剛好離開家鄉第30年,集中觀察新疆、西藏、中國民族問題也約有十五六年了。那時一切似乎都恢復了平靜、正常。中國的網路世界,雖然不能說已然安靜祥和,時不時也會響起喧嘩、興起波瀾,但深度的觀察、理性的思考、合乎常識和邏輯性的文字,卻越來越少,更不必說那些激烈尖銳的言論了。有關中國民族問題的多種聲音的討論、爭吵之景況也已不再。就在那時,2018年6月的一天,突然聽說杜磊來中央民大開講座了。什麼,杜磊?他還能再來中國?居然是在這個時候!這個時候他還能來講些什麼呢?

託學生從中央民大找來了講座的錄音,但當時我並沒有及時收聽,只是保存了下來,現在才從電腦中翻出來補聽。講座評議人楊聖敏教授說,杜磊教授好久沒來中國了,他的漢語有些生疏了。杜磊也一再說自己的漢語不好,但他仍然堅持用漢語講,到底是人類學者!那次是一系列講座,共五講,我只有後三場的錄音。講座的總標題為,「人類學視野下的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系列講座」。挺大的題目,杜磊先生講得也比較起勁,每次都超過了兩個小時,除最後一次外,基本都是他一人在講。不知這是因為他重回母校太激動,所以欲罷不能,還是想將所有的時間填滿,以免意外的插入造成偏題離軌。講座的主題宏大,杜磊先生的視野也很開闊,乃至跳躍,並不容易把握,尤其是第三場「路徑依賴和發展:人類學模式」。不過他講的兩件事、兩個詞,卻抓住了我。

兩件事一件與亨廷頓有關,另一件是杜磊父親和駝峰航線的往事。聽杜磊說,1987年至1990年間,他幾乎每週都與亨廷頓見面。當時他在哈佛大學讀博後,他們那個三人博士小組,每週都會有一次學術活動,而且每個月的某個晚上,哈佛大學的校長都會請他們三個喝酒聊天,還會有幾位頂尖教授參加。當然,並非單純地喝酒吃飯,每個受邀的學生必須準備一個主講報告,聽上去有點學術鴻門宴的味道。這也太奢侈了,七八位不同學科的頂尖學者在座,校長主持請吃請喝聊學術,哈佛的博士居然享受如此之待遇!別說這不是鴻門宴,就算是又如何呢?亨廷頓就是在座的教授之一。杜磊說,亨廷頓很聰明,了解所有最新、最前沿的研究。他完全不同意杜磊與另一位人類學者的觀點;他所重視的是政治、冷戰、衝突,而不是什麼文化、人類學、田野。然而,沒想到若干年後,亨廷頓卻以「文明衝突論」而名噪全美、聲震環宇。原來文明衝突論是後冷戰帝國思維「逆寫」人類學的結果。杜磊說,他完全不能同意亨廷頓的觀點。亨廷頓延續了冷戰思維,對「文明」的歸類也很隨意,《文明衝突論》不同版本所列出的文明種類數量都不一樣,而最大的問題是,亨廷頓把文明、文化看成是不變、同質的存在。不過想想也很正常,若非如此,又怎樣給予它們以正邪定位,安排它們捉對廝殺呢?難怪最喜歡「文明衝突論」的是基地組織。

有關亨廷頓的故事,寓批判於軼事,嚴肅但卻風趣、幽默,而杜磊先生對其父、駝峰航線歷史的回顧,則飽含深情與友誼,非常感人。談到那些父親犧牲的戰友時,前一刻還在朗笑的杜磊,不禁哽咽,幾度停頓,有那麼一陣,沒有話語,錄音中只有微弱的背景雜音靜靜地流過。那一刻顯得那麼長,那麼長,我似乎都看到了杜磊先生微紅的雙眼和展示在講臺上的那些被死亡永遠定格了的青春面孔。這是私人的情感,更是超越個人的對歷史、對他者命運的感身同受。我想現場的聽眾一定與電腦旁的我一樣,被杜磊先生所打動,感動於由他所傳遞的父輩對中國、中國人民、少數民族深深的情感。這樣的歷史敘述,在中美關係高度緊張的今天,聽來尤其令人唏噓。或許杜磊先生轉向去研究駝峰航線,並不只是出於成年之子對父親的追尋,更非只是因為無法再來中國田野調查。他之選擇,他之轉向,應該包含著對中國的不解之情。所以,他欲以駝峰航線歷史的打撈,來重建中美兩國人民的path dependence。然而,我想杜磊先生的情感指向,並不僅止於此。或許那些他所研究過的少數民族,所走過的田野,真正被他打動過的讀者,也一定都深深地感受過這種由己及他的共情吧?

講座抓住我的兩個詞是path dependence(路徑依賴)和nomadism(遊牧)。前一個不僅是第三講的關鍵字,而且貫穿整個系列講座。或許杜磊對「路徑依賴」這一譯法並不滿意,他基本一直使用的是英文path dependence,而且數次詢問它的譯法。事實上,僅憑講座,杜磊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使用該詞並不清晰。第三講中,他談到了多種形式的path dependence:有1890年代問世的英文打字機鍵盤的排列模式,它雖明顯不科學,卻一直被沿用到了今天各種品牌的電腦鍵盤上;有各種各樣語法複雜、難學的語言,雖簡單易學的世界語已發明快150年了,但世界各地的人,仍然固執地使用著自己的語言;有世界各地的民族主題公園、民族餐廳,那裡被表演、被觀看的少數民族或異民族成員,大多表示喜歡這樣的工作,認為這為他們帶來了收入,見識到了外面的生活;有據說從古羅馬大道的寬度沿襲下來的車幅寬度;有「一帶一路」、哈薩克牧民轉場的道路;還有各種宗教、巫術、信仰等等等等。可謂形式多樣、種類繁多。杜磊先生講得很多,也很跳躍,連楊聖敏教授也說不知道是否聽懂了。然而聽罷錄音,再去翻閱《脫位中國》,一切都豁然開朗了。

除了駝峰航線,講座中所提及的所有類型的path dependence,都以可在《脫位中國》裡找到。不過在那裡,它們並非平行、並列而在的不同類型的path dependence,而是圍繞著path dependence這一核心概念,形成了一套邏輯嚴謹的論證。在那裡,path dependence既指中國國家實施56個民族建構工程所依賴的路徑(傳統儒家和共產主義相關理念),也是通過人口普查、博物館、民俗展示、主題公園等定位、描繪、書寫、再現漢族和少數民族及其關係所習慣的方式,還是少數民族抵抗的對象、借用的路徑。總之,在中國內部,存在著多種路徑依賴的相互博弈和互滲。與此一致,《脫位中國》對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批判、全球化視野的參照等,也主要指涉的是中國問題。因此,在《脫位中國》中,對話(dialogue)一詞就顯得相當重要。正如杜磊援引巴赫金所言,「對話」不是行動的門檻或起點,而是行動本身。不僅由現代國家所主導的族群身分的形構,始終伴隨著接受、抵抗、對話、協商,由此而形成為動態的過程;就是被視為同一民族的族群群體,如回族,其認同的達成,也充滿著內部多種路徑依賴的選擇、衝突和對話。因此可以說,「對話」是杜磊先生為衝突的中國所給出的一條解決問題的建設性路徑——超越狹隘、宰制、衝突,走向多元共存的理想路徑。

我想,2018年講座時,杜磊先生所預想的聽眾,應該讀過《脫位中國》或了解它;或許更可能的是,他想通過不斷地使用、列舉path dependence,來提醒聽眾去讀他的著作,表達不便直接表達的想法。

當然,不該將他當年的講座,僅限於中國的層面,那樣可能窄化杜磊先生的研究視野,矮化他的學術情懷。「人類學視野下的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系列講座」這一總標題,並非是大而無當的帽子,也非借題發揮的幌子。對於杜磊先生來說,中國是其人類學研究的廣闊田野,中國穆斯林、少數民族、中國民族關係是其田野考察的主要對象或問題,而全球化則是其人類學視野的基本時空框架。說到底,《脫位中國》中所討論的諸path dependence,也是全球化語境下的多種生存方式、文化樣態。所以,人類學視野下的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的觀察,就不再是「脫位中國」,而是「脫位民族」或「脫位民族主義」。因之,依賴的路徑、理想的寄託,也就主要不再是「對話」,而是「遊牧」。

相信,聽到「遊牧」二字,人們會立即想起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隨牛羊而行。不錯,杜磊所謂的遊牧,首先意味著這種傳統的「逍遙遊」,講座中他也是從哈薩克遊牧民族生活方式談起的。然而,高度全球化的今天,杜磊先生不可能閉上眼睛只做如此遐想。因此,他所列出的遊牧方式多種多樣。除了傳統牧民的冬夏轉場,還有不工作而討活的流浪,不定期地自我選擇的獄中獄外的出進,沒錢或有錢也不願購房的移動租住,不同地方多處置房的頻繁換居,整天泡在飛機上而無暇落地的繁忙飛行,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這聽上去不無曖昧,甚至有些信口開河。然而,不要說一個傑出的人類學者,就是一般普通人,也不可能把這一切都一視同仁為「遊牧」;杜磊也不可能真如其回答提問時所說的那樣,認為不同的生活方式無所謂好壞。他說,作為一個人類學者,只是希望人們認識到人類生活方式的多樣性,知道存在多種path dependence,要學會尊重他者,尊重這樣的多樣性。斯言誠是哉!然而,路在何方?

1962年「伊塔事件」發生後,政府強化培養當地人的國家意識,而有哈薩克牧民說:我們哈薩克隨草原而行,羊群走到哪,哪裡就是我們的家。不知道說這話的哈薩克牧民或他們的後代,現在是生活於中國還是哈薩克斯坦國。不管他們生活在哪裡,都只能在自己國家的領土上放牧、生活,伊犁、塔城、喀什噶爾與七河地區之間的自由流動,早已是往昔的傳說。杜磊先生多次提到夏威夷的主題公園,夏威夷我沒有去過,但赴美國旅遊時,去過拉斯維加斯,逛過賭場,乘直升機俯瞰過拉斯維加斯大峽谷,今天書架上還擺放著幾塊從大峽谷底帶回來的火山石。然而據說「拉斯維加斯」原意為「豐美的草場」。豐美草原的藍天白雲,已被賭城不夜的燈火所取代;牧人吆喝牛羊馬匹的聲音,也早已被旅遊直升機的轟鳴所淹沒。

不錯,沒有不變的民族,沒有永遠固定的漂流路徑,然而,巨大的權力、現代化、全球化、人工智慧的突飛猛進,將越來越多的傳統路徑摧毀或擠壓到邊緣:聽說被杜磊先生解構過的袁運生先生,最近再次遭遇「被潑水」的命運;《靜靜的頓河》那豐美的草場,正被更可怕的戰火所啃齧;新冠疫情不僅隔離著邊界、熔斷著世界航路,甚至連家門口前的路都可能被封鎖……不知馬斯克移民火星的宏偉工程進展到什麼程度了?這個現實版的L.鮑博萊夫和他的方舟大業!

蘇美爾人早已飛灰湮滅於歷史的塵埃,L.鮑博萊夫及其方舟,自是小說家言,但是想發明、創造「喃刹怖」的偉人程序師,則從未或缺,於今尤烈。國家、民族、人類、地球雪崩為眾「謨(mo)」歸一還需多久?

杜磊先生已駕鶴西歸,不知他是安居於天國,還是依然焦慮不安,悲憫地看著我們這些還活著的人們,這些自以為是、爭鬥不已的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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