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与学 | 嵌套的脆弱处境:团结的限度与知识的未来

在全球,尤其是作为学术中心的美国,能获得终身制职位的人类学博士生越来越少。这种普遍黯淡的职业前景,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学研究生项目与课程设置的意义所在。这不仅是个学术市场上的私人命运问题,更是一个迫切的公共议题。2018年,文化人类学(Culanth)编辑团队以“以美国人类学的学术脆弱处境”为题,组织了一系列线上论坛分享,邀请已经获得终身教职、还在为终身教职奋斗、朝不保夕的学院零工、正在找工作的焦虑博士生、以及要兼顾育儿的妈妈人类学家们,一起来讨论“学院脆弱处境”的这个议题。

本期分享的是这个系列里莎拉·巴克尔·凯洛格(Sarah Bakker Kellogg)教授一篇精悍的短文。她在文中犀利地指出学院人类学正在经历的一种嵌套的、一环扣一环的脆弱处境,这种脆弱可以从学院零工蔓延到系主任乃至整个学院系统。它让这个生态下的每个人都承受压迫,将原本应该成为盟友的彼此变成敌人,把团结变成差异的制造与恶性竞争。凯洛格教授指出,与这种制度性脆弱直接相关的是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问题,它最终危及到的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公共性。

同样迫切的学院脆弱性问题迁移到中文语境,背后的结构性力量又是什么呢?

本系列其他篇章参见: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academic-precarity-in-american-anthropology-a-forum (如有兴趣参与后续翻译,欢迎后台留言)

作者 / 莎拉·巴克尔·凯洛格(Sarah Bakker Kellogg)

编译 / 喵喵酱

原文链接 / 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nested-precarities-on-the-limits-of-solidarity-and-the-future-of-knowledge

原文发布时间 / 2018年3月21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经问过一个著名的问题:“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呢?” 这其实是个反问:经过三十年的探究,他宣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拥有后见之明的我们很容易指出弗洛伊德的问题得不到答案,因为这个问题建立在“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荒谬假设之上。然而,对他那样一个将物质、政治和情感经济如此紧密关联在一起的人来说,又怎么能将“女人”和“男人”视为如此不同的存在范畴呢?他在一生中形成的自我意识有多少投射在那种想象出来的本体性差异上呢?

每当我参与人类学内外有关学术界脆弱处境的讨论时,弗洛伊德的问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讨论往往涉及到“为什么研究生如此焦虑”和“兼职教授们需要什么”这样的问题。

我欣赏这个论坛(https://culanth.org/fieldsights/series/academic-precarity-in-american-anthropology-a-forum)的各种提议,尤其是那些关于在学界以外从事人类学工作的制度化途径的建议。在我看来,这个建议有两个潜在的好处:首先,它认识到,博士毕业生普遍面临的长期失业与就业困境已经在生存的意义上威胁到了未来研究生的输送管道。那些有意来学人类学的人会互相交流,一种深刻的悲观情绪会蔓延开来。其次,这可能会说服一个有投票权的选民群体——这个群体在过去四十年里对国家高等教育资助的持续削减漠不关心——让他们认识到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是值得的。我认为大量雇佣受过良好训练的人类学家可以让我们专业的各类工具在社会上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些工具包括语境化、深度民族志式的倾听、比较与关系性的分析,以及批判性的提问。这些是用于构想新可能性的工具,它们应该被尽可能地应用于各个领域之中。

在我看来,选民对大学的态度是问题的核心。已经有很多文章对造成学界脆弱处境及其心理困扰的物质经济、情感经济和政治经济进行了诊断,我不会在这里重复那些论点。我想指出——因为自己也被这样问到过——我之所以能够在不稳定的环境中取得成功,首先要归功于那些支持着我的亲密关系,其次则是因为一些资深的学者,他们拒绝用那种想象出来的本体性差异将我隔离在外,而是去衡量我作品本身的重要性,并利用他们有限的体制权力为我争取一个可以继续工作的空间。一个初级学者的长期学术生命依赖于那些前辈的照顾,也依赖于塑造了她生命轨迹的各种优势的交织,除此之外,我并不敢说我的例子提供了任何可以推广到别处的解决方案。

而我想要引起注意的,正是这些物质、情感和政治经济是如何相互交织、产生出一系列嵌套的脆弱处境(nested precarities)。我借用了米利察·巴基奇-海登(Milica Bakić-Hayden 1995)提出的“嵌套东方主义”这个概念,来描述整个知识生产领域的状况。研究生、博士后和兼职教师的脆弱嵌套在更广的脆弱处境中,这种脆弱处境以复杂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称之为“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领域。然而,所有这些复杂性都汇聚在一个基本事实上:在大学的聘用实践中,不稳定的学者和上了岸的学者之间存在一种大家心知肚明的实质上的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后果——太多大学依赖“临时工”来维持运转。这个问题并不好解决;那些正在终身教职轨道上奋斗的、心力交瘁的教师很难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因为他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自己申请终身教职时被拒,而那些已经拿到终身教职的、心力交瘁的教师又会担心,如果他们与院长对抗的太过激烈,他们能争取到的为数不多的终身教职机会也会被取消;同样也很心力交瘁的院长亦有理由担心他们的系所会就此失去竞争优势。如此一环接着一环地向上,直至覆盖整个制度性存在的链条。这种人为造就的匮乏让每个人都承受着压迫,将本来应该是天然盟友的彼此变成了敌人。

嵌套的脆弱处境的后果是,我们的大学系统越来越依赖学术零工,他们教学、写作、研究、参与服务工作,也指导学生,其专业能力不亚于终身教职轨道上的教授们,甚至超过后者的水平。他们之所以以这样的专业水准做事,是因为他们也是真正的人才,他们和终身制的教师们一样有才华、有成就、有动力、有担当。这些临时的知识工作者需要和其他知识工作者一样的东西:公平的劳动报酬、对他们的研究和写作的支持,以及充分的保障来完成长期项目。为什么这些会变成难以实现的要求?据说是因为资源有限。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有点创造力和抱负。首先,我们要承认知识生产领域是一个容易遭受渐进式破坏的生态系统。其次,我们要明确地向彼此表达,即便我们以如此不同的方式居于这个生态系统中——无论我们所在的学术机构是公立还是私立,是教学导向还是研究导向,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有哪些使命、地点和身份配置上的不同,——为了维持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仍然要依赖于彼此。对研究生自信危机的一个适切的回应,是将这种危机视为知识生产自身危机的一种症候。这种不稳定的状况目前并不是在生态系统的每个角落都足够明显,但终将显现出来。

因此,任务在于,觉察到我们在捍卫知识生产这一点上的共同利益,使其免受统治精英的侵害——这些人几十年前就把大学视为毛主义革命的温床(这不是我信口开河,我亲耳听到过这种说法),通过说服数百万选民投特定候选人的票来削减公共高等教育的财政支出,从后门破坏了学术自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侵害了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知识生产的社会关系领域,腐蚀了让这项工作得以可能的条件,甚至摧毁了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本身。

最后,我们必须组织起来。我对为临时知识工作者建立工会的这样想法感到犹豫——这会进一步让构想出来的本体性差异成为现实,而这种差异对于知识生产事业本身是如此危险——但也许这是唯一的方式,可以引发跨学科、跨学校、跨专业、跨州乃至跨国的大规模响应,以终止学术界最具剥削性的雇佣方式。我们可以与学术零工们团结一致,劝说公众认识到零工对所有人都是有害的,并游说立法机构废除这样的雇佣方式。这反过来又会引出一系列后勤、实务和政治层面的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要认真地捍卫知识生产的未来,这些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电视剧《英文系主任》截图


Reference:

Bakić-Hayden, Milica. 1995. “Nesting Orientalisms: The Case of Former Yugoslavia.” Slavic Review 54, no. 4: 917–31.


本文受Prof Kellog与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网站授权翻译发布,若要转载,请在本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或者邮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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