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奎:城市政策官僚化,社团组织筋疲力尽

2023年6月27日,一名法国警察在巴黎郊外的楠泰尔开枪打一位17岁、拥有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血统的穆斯林少年Nahel.M,并就“开枪”这一举动提供了与推特影像不符的说辞,点燃了移民及其后代为主的底层居民的愤怒情绪。这一事件被视为法国执法机构中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歧视的象征,并最终演化为全国性的暴力示威活动。在随后的抗议活动中,年轻人点燃汽车、建筑物、垃圾桶、投掷烟雾弹,并与警察发生了持续的激烈冲突,大批抗议者被捕,同时,不少店铺也遭到破坏和劫掠。自枪杀事件发生以来,已有数千人遭到逮捕或在冲突中受伤,直至7月中旬,这场大规模持续性危机才逐渐平息。在事件中,不同立场的媒体分别以“暴乱”(émeute)或“起义”(révolte)进行称呼,大量暴力影像的传播以及围绕着它们争吵似乎稀释了对于事件发生背景及其动力的讨论与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眼光放回底层街区,了解那里到底在发生什么,何以至于此?事件余温尚在的当下,结绳志即将刊出一系列关于此次法国暴力抗议事件的译文,通过媒体与法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对话,来揭示暴力事件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移民政策、警权等长期存在的问题。本期我们刊出Mediapart对社会学家、城市规划研究者玛丽-埃莱娜·巴奎(Marie-Hélène Bacqué)的访谈,巴奎从底层街区政策被抛弃与民间社会团体的疲软入手,谈论理解法国近来街头冲突的新角度。


本系列已刊出文章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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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 https://goo.su/deHx
原文出版时间 / 2023年7月9日
翻译  / 吴樾
编辑 / 安孟竹

整整十年前的2013年7月,正是庆祝里昂平等大游行30周年之际,Mediapart发表了与巴黎楠泰尔大学教授、社会学家玛丽-埃莱娜·巴奎(Marie-Hélène Bacqué)的访谈。她当时的分析指出底层街区被排除在了政治决策之外。2005年Zyed Benna和Bouna Traoré死后在Clichy-sous-Bois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团结·联合”团体协会(Aclefeu)的创始人Mohamed Mechmache也同意她的看法。这两位底层街区公民意识理论和实践的行动者一起向公众发表了一份报告,名为《迈向城市政策的彻底改革:不可没有我们》(Pour une réforme radicale de la politique de la ville. Ça ne se fera pas sans nous)(https://www.vie-publique.fr/rapport/33298-pour-une-reforme-radicale-de-la-politique-de-la-ville)。这份报告也被提交给时任城市部长François Lamy。报告中提出三十几条诉求,旨在重新将权力还给被贬低与隔离的底层街区居民,倡导他们参与到国土规划或社会住宅管理委员会当中,甚至要求地方协会团体独立于民选官员。十年之后,少年Nahel被警察击毙并由此引发连续数晚的暴力之后十天,巴奎再一次回答了我们的问题。这些事件反映了自从报告提交以来,底层街区政策被抛弃,而其他层面政策也同样遭到忽视。


您如何看待过去十天的政治环境以及少年Nahel死后席卷法国的事件?

巴奎:Nahel去世后前几天,我正和一群底层街区青年、出身于这些街区并工作于此的青年工作专业人士、研究人员以及戏剧家一起在蒙特利尔,介绍我们四年间一起进行的参与式研究以及由此创作的一出戏剧。我们当时所有人都很懵。都2023年了,怎么可能还有一个年轻人在法国因为拒绝警察指令而被击毙?我们暂停了活动并花了一些时间来一起思考这些一连串事件,但同时,我们所有人都对发生的一切并不感到出乎意料。所有都让我感到悲伤、愤怒与担忧。悲伤首先是因为少年Nahel之死,也是因为所有被紧急逮捕并定罪的年轻人(注:在司法部与警察压力下,骚乱参与者被检控与定罪的速度显著加快,并有媒体报道存在证据不足而草率判决的丑闻),他们的未来被残忍地关上大门。愤怒是因为这种警察暴力早已经被谴责过千万遍,而几届政府没有为制止它而做任何事,就像他们也没有做任何事来制止贯穿于整个警察机构中的系统性种族主义一样。担忧是为了未来,政府和共和国总统缺乏回应,他们似乎并不想倾听底层街区正在表达的愤怒及其深层动因。警察工会的反应更是让人脊背发凉,极右翼话语的抬头也是一样。


2005年,Clichy-sous-Bois 市的Zyed Benna和Bouna Traoré之死及其引发的紧张局势(注:两位年轻人逃离警察临检时触电身亡,事后证实两人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并引发持续一周的全国性暴力行动,这起事件与Nahel之死常被拿来相提并论)导致了许多民间协会行动者或中介者的出现。将近二十年后,不论是从政治言论还是政治回应的角度,我们似乎都还不如当年那个被认为有很多不足的年代……

巴奎:底层街区的境况从2005年以来没有改善,甚至在很多层面恶化了。正如很多报告所指出的,社会和区域的不平等加剧了。诚然,我们实施了许多城市更新的计划,对于改善某些街区的形象贡献良多。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更新是在没有居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甚至是强加给居民的。Christine Lelévrier等人的研究(https://www.cairn.info/publications-de-Christine-Lel%C3%A9vrier–27377.htm)表明这些城市更新的社会影响是与其意图截然不同的,尤其对于处于最不稳定状态的居民而言,他们有时被从一个住宅区赶到另一个住宅区,失去了他们所依赖的邻里团结网络,而这却竟然是以社会混合(mixité sociale)的名义。在2000年代,有一种试图让贫困分散化的失败策略曾经大行其道,这就提出了要不要承认底层街区及其居民的存在这个问题。另外,拆除建筑、围上栏杆、粉刷立面并不足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正如“不可没有我们”(Pas sans nous)团体进行的全法国调查所显示的结果那样,他们的首要需求是公共服务、学校、住宅、就业。城市政策,也就是那些关于所谓“弱势街区”的政策缺失了很多社会层面的内涵。这些政策已经官僚化了,而那些参与实施政策的社工和协会社团如今也因为招标和竞争的逻辑,以及他们所遭受的繁冗监管而筋疲力尽。

 

底层街区的协会工作者在2014年9月6日和7日聚集在南特,以“郊区工会”的形式创建了“不可没有我们”(Pas sans nous)团体。© Photo Thomas Saint-Cricq/Mediapart

在协会社团这边,2005年的起义之后诞生了一系列团体,其中有许多已经铭刻在底层街区此前更长阶段的历史中,尤其是1983年的“要平等不要种族主义”大游行。更近一些的社会运动显示底层街区并不是政治真空地带,比如“不可没有我们”、“还给Adama真相与正义”(Vérité et justice pour Adama)、“母亲阵线”(le Front des mères)这些团体,更不用说许许多多的地方性团体。我们的集体研究也强调了街区青年社会参与的多重形式,而它们都与体制性的政治保持疏远。然而近二十年来伊斯兰恐惧症强烈抬头,并且伴随着一些针对社团界的打压形式,导致了某些组织被解散、对批准成立的质疑,或者对经费的削减。这些情况都被结社自由观察组织(l’Observatoire des libertés associatives)详细记录在案,它们导致了社团组织的衰弱和枯竭。前几天在和协会活动者和社工讨论的时候,我理解了他们遇到的这些困难(行政束缚、经费削减、行动得不到理解)能在何种程度上让他们筋疲力尽,以及他们在何种程度上对街区青年的愤怒感同身受,尽管他们并不用同样的方式表达。


2012年,您和Aclefeu前发言人Mohamed Mechmache协作并起草了一份提交给城市事务国务秘书的报告,尤其呼吁在切身政治决策上给底层街区居民赋予权力、与市长分享地方权力、终结市政层面的侍从主义(clientélisme)。您觉得这种做法为什么本有可能避免近几日的熊熊烈火?

巴奎:我们当时建议彻底重新制定城市政策,也就是说从居民开始,与他们一起建设社会转型政策。这条道路本可以强化民间社团网络,尤其是强化那些的小型协会或团体,它们在支持地方倡议、围绕集体生活和住宅区生活来动员公民这些问题上具有重大社会功能。我们的建议远远超出底层街区范畴,比如我们提议创建一个质询民主基金,使得居民主导的参与性路径有机会得到发展,而不再依赖于政府机构或更广泛层面上的公共政策共建。

2016年9月26日在马赛,街区圆桌会全国会议上的讨论。© Laurent Geslin


我们还坚持将居民置于公共服务中心位置的必要性,尤其在警民关系上下工夫。我们强调了警民关系问题的尖锐性,以及对警察机构进行深刻改革以使其重新扎根于当地并找回守护安宁职能的紧迫性。报告中囊括了一些协会和团体已经提出的详细建议,比如在身份检查之后开据回执,对携带闪光弹、电击枪等非致命武器作出限制,禁止使用绞杀技等可能致死的格斗动作。为了引导警察与公民对话,我们曾建议重新引入“片警”(îlotier)制度,以所有公民都可参与的方式编写关于警察活动的公开报告(包括那些被警察或居民视为“问题”的人也可以参与编写),扩大值班小组(处理违法行为的地方小组)的构成,让街区警员、分管安全事务的民选官员、司法部的地方代表(通过各地的司法与法律之家)、权利捍卫官的地方代表、公民及其协会团体都参与其中。(注:司法与法律之家[maison de justice et du droit]是法国设于各个城市的公共机构,集中了法官、律师、 执达员、公证员、民间协会、缓刑与再融入辅导员等司法工作人员,确保附近性的法律服务。权利捍卫官[Défenseur des droits]是法国的公共行政官员,不受政府管辖独立行使权力,负责监察并保障公民权利,往往由记者或司法界出身人士担任。)为了实施这些措施,一些提议侧重于优化警察的工作条件和培训,此外还有一部分建议为公民设立用于质询和上诉的机构。如果这些建议得到落实,本可能有助于改变警民关系,而我们却背道而驰。


这份报告对政府机构产生了什么影响?

巴奎:这份报告是在集体工作和集结了上百个协会工作者、社会活动家、专业人士的公民会议的基础上编写的。此外这个公民会议选择将“在地方选举中赋予外国人投票权”作为三十项提议之首。这项权利是密特朗和奥朗德两任总统都曾经作出的承诺,但从未兑现。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法国底层街区的历史是如何充满了失望与未兑现的承诺。我们的报告也逃不过这样的命运。几乎没有任何建议被奥朗德和马克龙政府采纳。城市政策共建原则虽然被被写入法律,但却并没有被明确定义,也没有给出立法和实践资源。我们从魁北克的一个机制获得启发,建议公权力当局支持创立“街区圆桌会”(Tables de quartier),即一种把各个团体和协会集结到一起工作、提出建议、必要时提出质疑的倡议。与之相对,公民委员会是法律强制要求建立的,但其成员由省长任命,而且在很多情况下都只是个没有实际权力的空壳。我们提议支持居民自发的议程,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新机制。社区中心联盟和“不可没有我们”团体实际上已经尝试建立了十几个街区圆桌会,但与魁北克的实践相比经费非常少。而且我们仍然处于试验阶段。这明显意味着在法国人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去思考和实施一种由公民推动的参与式进程。在对底层街区集体行动的承认上,或更简单而言在对底层街区居民的承认上(这也是我们所提建议的一部分),公共政策也南辕北辙。2015年恐怖袭击发生后这些街区遭到许多指责。有人说要“收复共和国失地”(注:取自历史上伊比利亚半岛天主教徒征服西欧穆斯林王国的“收复失地运动”,是极右翼Zemmour派系常常使用的话语),似乎底层街区不在共和国之内。这种话语尤其对于年轻人在他们如何将自己投射于法国社会之中、在合法性意识以及在他们与政府机构的关系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你们的工作之后,Borloo报告(政府方面,2018年)、El Karoui报告(蒙田研究所智库方面,2022年)以及Cornut-Gentille/Kokuendo报告(共和党国会党团方面,2018年)都也被遗忘在了抽屉里。现有针对底层街区的研究数量繁多,而政治实践则一直缺乏,您如何解释这个差距?

巴奎:我不会把这些意见和建议都放在同一个层面上看待,比如Borloo报告仍然是非常居高临下的。但它们都应该要具备社会正义和转型的政治意愿,而事实却并非如此。1983年Dubedout报告(注:时任社会党籍国会议员Dubedout提交给总理的报告,旨在促进底层街区发展与民主化)发表后的开放窗口很快就重新封闭了。要想深入研究底层街区就必须要提出关于社会不平等、环境不平等以及社会再分配的问题。在疫情和封城禁足期间,我们终于意识到有些底层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必需职业”(métiers essentiels),然而底层街区居民除了被污名化之外,依然在被隐形化。正是源于这些街区,人们提出了法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平等问题、民主问题、气候危机管理问题(这些街区的感受要比其他地方更加强烈),以及殖民遗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有政治意愿与勇气,然而这并没有被提上议程。


在公民行动主义方面,相关思考使得街区行动者之间的桥梁得以建立(导向了“不可没有我们”团体的创建),然后又与其他协会行动者(法国自然环境协会[France Nature Environnement]、天主教救援组织[Secours catholique]、皮埃尔神父基金会[Fondation Abbé Pierre])建立了合作关系……尽管执政当局保持沉默,但这一动力一直持续到2017年总统大选,然后就似乎偃旗息鼓。目前情况如何?

巴奎:实际上,作为这份报告引发的动力,比如在围绕着建立质询基金(后改名为倡议基金)产生了一些共同思考,这个建议得到了一些全国性大型协会的研究和采纳。“不可没有我们”团体和“替代”(Alternatiba)生态运动之间、“还给Adama真相和正义”团体和Alternatiba之间也都组织过一些共同行动。但这些桥梁看起来仍然非常脆弱,即使它们指向令人振奋的前景。在底层街区内部,联盟也需要巩固。自从“要平等不要种族主义大游行”以来,人们已经看到许多发起“郊区运动”或“底层街区运动”的尝试。但这些团体仍然支离破碎。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我们有份”(On s’en mêle)团体曾试图建构出一个代表街区的集体立场。这个团体现在已经自主解散,但新的倡议已经在讨论中。


当政界和媒体界更愿意向骚乱第一线的市长们致敬而不是关注警察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之时,你所呼吁的“质询民主”(démocratie d’interpellation)在现时背景下还能够被听到吗?

巴奎:不论怎么样,这个呼吁都从未如此必要。这种质询民主也同样是黄马甲的诉求,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反对退休改革运动或生态主义运动的诉求。马克龙总统也新创建了许多所谓的参与机制,比如“大辩论”(grand débat)、公民气候大会(Conférence citoyenne pour le climat)、全国再造委员会(Conseil national de la refondation)。(注:大辩论是马克龙在2019年黄马甲运动后发起的一系列由公民、民间团体和各级官员进行的针对税收、生态、民主、公共服务等议题政策的普遍讨论,尤其催生了2019年法国公民气候大会,大会参与者从全国公民中抽签决定,经过9个月工作最终针对五大议题形成149条建议。而全国再造委员会是马克龙第二次当选总统后创立的政府与各个政治团体、民间团体的对话平台,但由于在前两项措施中感到受骗,反对党和大多数工会都拒绝参加这个委员会。)这些机制并非全都可相提并论。公民气候大会代表了一种真正的民主实验,展示了公民处理复杂问题并进行磋商的能力。然而,大会所提出的建议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总统的倡议在结果上并没有得到落实,也就侵蚀了参与理念,增加了民众无力与愤怒的感觉。在近段时间,总统拒绝倾听大多数公民的质疑声,拒绝对退休改革问题组织全民公投,展示了一种对民主极度危险的失聪和专制。面对这种局面,我认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重申质询民主的必要性,并且有必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以任何可及的方式去实践质询民主。


有人认为父母权威不足是对目前局势负有首要责任的因素,这种观点越来越普遍且持续,您如何解释?

巴奎:这些父母平时不得不教导孩子如何安全地应对警察冒犯性的身份检查或种族主义言行,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时却还想将责任推给这些家庭,这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把他们说成是危险的社会阶级、家庭不健全、父母没有权威,甚至存在贫穷和依赖的文化,这都是些陈词滥调。每当有人把社会工作当成对家庭的监管和教育时,这种论调就时不时地出现并渗透到社会工作当中。如果我们回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郊区的描写,我们也会发现同一类的论调,它们建立于大量对底层阶级居高临下的道德主义要求。也是由于同样的批评论调,有人一再提出要取消“失职父母”的家庭补助。而这却只不过是一种旨在回避真实问题的廉价辩论术而已。


如今进步主义阵营看起来似乎瘫痪了,并没有表现出对街区警察暴力受害者的支持,您怎么解释?

巴奎:这些“盟友”本身已经在政府的瞄准之中(比如法国人权同盟[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注:法国人权同盟是1898年因德雷福斯事件而建立的法国老牌民间社团,近期尤其因为Sainte-Soline水库警民冲突事件而与政府发生立场交锋,被内政部长威胁取消补助经费。)。我们似乎已经对灾难听之任之。针对批判性民间社团以及高校中批判性思想的攻击成倍地增加。所有的一切都对极右翼打开了广阔天地,Nahel之死以及底层街区起义之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我们要听之任之吗?当然不。但道路狭窄。我们只能通过正在开始建立的共识来实现它,正如我们在7月8日为Adama诉求正义的大游行中所看到的那样(注:Adama Traoré在2016年于巴黎郊区因逃离身份检查被捕后死于警局,以往每年夏天都有大游行要求为其讨还真相,今年在近期局势之下游行申请被警方驳回,而其家属、民间社团、部分左翼人士和数千名民众仍然无视禁令坚持参加)。但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比如社会党和共产党都没有呼吁参加这次游行。然而我认为,面对民主危机、专制抬头、极右翼危险这些绝不仅仅只涉及底层街区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对警察暴力受害者表达明确支持,这是我们来建构政治回应所不可或缺的起点。

作者简介

Marie-Hélène Bacqué,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巴黎楠泰尔大学教授。合著有《社会混合,然后呢?》(Mixité sociale, et après ?,PUF, 2016)《火线:被监听的美国》(The Wire, l’Amérique sur écoute, La Découverte, 2014)《参与式民主:历史与谱系》(Démocratie participative, histoires et généalogies, La Découverte, 2011.)

译者

吴樾,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人类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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