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专题 | 哀悼的准则:朱迪斯·巴特勒谈暴力和对暴力的谴责

1948年5月15日是以色列独立日的第二天,也是以色列武装力量毁灭超过500座巴勒斯坦村庄,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等地进行恐怖屠杀,驱赶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并将巴勒斯坦村庄和山川河流名称希伯来化,转化为犹太定居点的起点。对巴勒斯坦人而言,这一天被作为纳克巴日(Nakba)而纪念,Nakba即阿拉伯语浩劫之意。面对家园不断被毁,无论是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流亡各地的难民或移民,战火带来的凄切场景,犹如灾难日(Nakba)的不断重演,挥之不去。

2021年上半年,东耶路撒冷、加沙和西岸的巴以冲突不断。自五月以来,以色列当局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街区,系统性地驱逐巴勒斯坦居民,扩大犹太定居点。5月7日,阿克萨清真寺附近的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警方发生冲突,以色列取消了随后的耶路撒冷日,派军警进驻东巴勒斯坦,并开始以武力镇压示威群众。2021年5月21日,巴以双方在国际社会和各大国的呼吁下终于达成停火协议,为过去为期十几天激烈的军事冲突按下暂停键。

然而,暗流汹涌之下,长期和平共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在2022年以色列城市发生一系列恐怖袭击后,以色列军队在他们所占领的西岸至少杀害了166名巴勒斯坦人。2023年以来,数百名以色列军队已多次在巴勒斯坦的杰宁市进行了军事突袭。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武装分子突破了加沙-以色列屏障,并强行穿越加沙边境通道,进入附近的以色列侵占的定居点和军事设施。以色列随即通过轰炸战略性建筑和军事目标对入侵进行了报复,有多起炮击民用基础设施的报道,包括住宅楼、清真寺、医院和银行。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部署在24小时推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方通知超过 100 万巴勒斯坦人在进攻之前向南前进。当地时间10月17日,加沙地带一家医院(或附近)遭到空袭,遇难者大多为患者、妇女和儿童。10月21日,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袭击了位于被占领约旦河西岸一座清真寺内的哈马斯组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官员表示,杰宁的安萨尔清真寺遭到袭击,造成两人死亡。联合国表示,由 20 辆卡车组成的第三批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周一向加沙运送了水、食品和药品,但警告说,其中不包括燃料,储备将在未来两天内耗尽。

本文发表于10月19日,作者朱迪斯·巴特勒的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现象学、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在本文中,巴特勒也提到了自己的犹太身份。面对平民的不断死伤,巴特勒提出了“更广泛的哀悼”理念。她提到:“在这个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刻,我们只知道那些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暴力。让我重申一遍:我们谴责这种暴力并表达我们的惊恐是正确的。这几天来,我一直十分难过。我认识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以色列军事机器下一步会做什么,担心内塔尼亚胡的种族灭绝言论是否会变成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屠杀。我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可以毫无保留地悼念在以色列丧生的人们,和在加沙丧生的人们,而不会陷入关于相对主义和等同视之的争论。”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巴特勒的观点也收到了相当多的批评。有人认为她不够谴责哈马斯的行径,有人认为她的写作对于巴勒斯坦人当下的境遇就是隔靴搔痒。比如,研究埃及政治和艺术的人类学家索娜莉·帕瓦(Sonali Pahwa)在社交媒体X上发表评论,认为巴特勒的这篇文章是一种“唯我主义式的反思”,“很难反映出对巴勒斯坦的道德承诺,甚至也很难反映出反种族主义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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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 / 朱迪斯·巴特勒

译者 / 马景超

原文发布时间 / 2023年10月19日

编辑 / 王菁

最需要公开讨论的问题,最迫切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那些在我们现有的框架内难以讨论的问题。尽管人们希望直接讨论当下的现实,但却受到框架的限制,几乎不可能说出要说的话。我想谈论暴力、当前的暴力、暴力的历史和暴力的各种形式。但如果谁想将暴力纪录下来,也就是把哈马斯对以色列的大规模轰炸和杀戮理解为暴力历史的一部分,就会被指责为“相对主义”或“用背景为之开脱”。我们要谴责或赞同,这是应该的,但这就完成了全部的道德要求吗?事实上,我的确毫无保留地谴责哈马斯的暴力行为。这是一场令人恐惧和反感的大屠杀。这是我的主要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仍在持续。但是,也还有其他反应。

人们几乎立刻就想知道你站在“哪一边”,显然,对这种杀戮唯一可能的反应就是明确的谴责。但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觉得,思考我们是否使用了正确的语言,或者我们是否充分了解了历史情况,就会妨碍我们进行强烈的道德谴责呢?问一问我们到底在谴责什么,谴责的范围应该是什么,以及如何最好地描述我们所反对的一种或多种政治形式,这就成了相对主义吗?如果只要反对,而不要了解或者清楚的描述所反对之对象,那就太奇怪了。如果认为谴责需要拒绝理解,因为担心知识只会起到相对化的作用而削弱我们的判断能力,那就更加奇怪了。如果从道义上讲,我们必须将谴责也应用于那些与媒体反复强调的罪行一样骇人听闻的罪行呢?我们的谴责何时何地开始,何时何地结束?难道我们在进行道德和政治谴责的同时,不需要对局势进行批判性的、建立于了解之上的评估吗?同时还要担心了解情况就会使我们在他人眼中变成道德上的失败者,了解情况就等于与滔天罪行共谋?

周一,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汗尤尼斯发动空袭,巴勒斯坦人在检查被毁房屋的废墟。Yousef Mohammad / AP

有些人确实利用以色列在该地区的暴力历史来为哈马斯开脱罪责,但他们用的是一种无效的道德推理。让我们把话说清楚,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是压倒性的:无休止的轰炸、不分老少的人在在家中和街头遇害,在监狱中实施酷刑,在加沙使用饥饿手段,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而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是受种族隔离管制、殖民统治和无国籍状态制约的人们。然而,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发表声明,声称哈马斯对以色列目标的致命袭击“只能怪种族隔离政权”,这是一个错误。以这种方式划分责任是错误的,任何事情都不能免除哈马斯对其所犯下的骇人听闻的杀戮行为的责任。与此同时,该组织及其成员不应被列入黑名单或受到威胁。他们指出了该地区的暴力历史,这无疑是正确的:“从系统化的土地占领到常规化的空袭,从任意拘留到军事检查站,从强制家庭分离到定点清除,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一种死亡状态中,既有缓慢死亡,又有突然死亡。”

这是一个准确的描述,也必须被说出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哈马斯的暴力只是以色列暴力换了个名字。诚然,鉴于奥斯陆协议中的承诺已经破灭,许多生活在占领下的巴勒斯坦人处于“缓慢死亡与突然死亡”状态,无论是持续不断的监视和未经正当程序的行政拘留的威胁,还是剥夺加沙居民药物、食物和水的日益加剧的围困,我们应该了解哈马斯等组织为何会壮大。然而,哈马斯的历史并不能为其行动提供道德或政治正当性。但是如果我们像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所说的那样,将巴勒斯坦的暴力理解为以色列暴力的延续,那么就只有一方承担了道德罪责,而巴勒斯坦人将无法为他们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这样,我们就无法承认巴勒斯坦人的行动的自主性。

我们必须将以色列无处不在、无休无止的国家暴力与对暴力的任何合理化区分开来,才能开始思考如何摆脱殖民统治、制止以色列监狱中的任意逮捕和酷刑、结束对加沙的围困——一个民族国家控制着加沙的边境并对加沙的水和食物实行配给制。换句话说,对于该地区的所有居民来说,未来的世界有何可能,取决于定居殖民统治如何结束。哈马斯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可怕而令人震惊的答案,但这个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答案。然而,如果我们被禁止提及 “占领”(这是当代德国“思想禁令” “Denkverbot “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甚至不能讨论以色列对该地区的军事统治是种族隔离还是殖民主义,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了解过去、现在或未来。通过媒体观看这场大屠杀的许多人都感到非常绝望。但他们感到绝望的一个原因恰恰是他们是通过媒体观看的,而媒体给予我们的是一个耸人听闻而转瞬即逝的世界,只有毫无希望的道德愤怒。如果我们想要另一种政治道德,我们就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而勇敢地学习和指出现实,这样我们才能在道德谴责的同时拥有道德愿景。

美国思想家、性别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来源:UC Berkeley

我反对哈马斯实施的暴力,也没有任何托辞。当我这样说时,我表明了道德和政治立场。当我反思这种谴责的前提和含义时,并不是含糊其辞。和我一起谴责的人可能会问,道德谴责是否应该基于理解你所反对的事物。有人可能会说,不,我不需要对巴勒斯坦或哈马斯有任何了解,就能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并予以谴责。而如果一个人止步于此,依赖于当代媒体的表述,而不去追问它们是否真的正确和有用,是否让历史得以讲述,那么这个人就会接受这种无知并相信所呈现的框架。毕竟,我们都很忙,不可能都成为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这是一种可能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很多好心的人们也确实是这样生活的。但代价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不止于谴责呢?如果我们坚持追问,什么样的生活形式才能使这一地区摆脱此类暴力?如果我们除了谴责肆无忌惮的罪行之外,还想创造一个此类暴力不再存在的未来呢?这个积极的愿望超越了一时的谴责。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造成此局势的历史,了解在奥斯陆协议之后,加沙人民自治的承诺从未得到兑现,在这样的社会重创中,哈马斯作为一个激进组织如何成长;了解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团体有各自的策略和目标;了解巴勒斯坦人民的历史,了解他们对自由和政治自决权的渴望,渴望摆脱殖民统治和无处不在的军事和监狱暴力。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参与进巴勒斯坦争取自由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哈马斯将被解散或被具有非暴力共处愿望的团体所取代。

对于那些道德立场仅限于谴责的人来说,了解情况并不是目的。可以说,这种道德义愤既是反智的,也是只关注当下的。然而,愤怒也会驱使人们去翻阅历史书,以了解此类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是否会有转机令我们得以看到在暴力之外未来的其他可能。尽管有一些形式的“探究背景”可以用来推卸责任或开脱罪责,但“探究背景”在道德上没有问题。我们能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探究背景吗?

有些人认为,将骇人听闻的暴力用其背景来解释,可以转移视线,甚至使暴力合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形式的探究背景都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说辞。当哈佛大学巴勒斯坦团结委员会声称哈马斯的袭击 “只能归咎于种族隔离政权 “时,它所持的道德责任观是无法令人接受的。要了解一个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或者它有什么意义,我们必须了解一些历史。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把视角扩大到当下的震惊事件之外,同时承认它的恐怖,但拒绝让这种恐怖代表所有我们必须呈现、了解以及反对的恐怖。

当代媒体大多没有详细报道巴勒斯坦人民几十年来所经历的恐怖:他们一直在遭受爆炸、任意袭击、逮捕和杀戮。如果对媒体来说,过去几天的恐怖比过去七十年的恐怖具有更重要的道德意义,那么我们此时此刻的道德回应就有可能蒙蔽我们对其他事情的了解——包括我们对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和被迫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极端不公正待遇的理解,以及对此时此刻在加沙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生命损失的理解。

2023年,加沙地带,女性为她们家园的遭遇而悲恸。图源:Washington Post

有些人不无理由地担心,探究哈马斯所实施的暴力行为的背景,会被用来为哈马斯开脱罪责,或者这些背景会使人们不再关注哈马斯的恐怖行径。但是,如果是恐怖本身导致我们去探究背景呢?这种恐怖始于何处,又止于何处?当媒体谈论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时,它已经提供了一个理解局势的框架。实际上,它已经提前了解了局势。

我们将加沙视为被占领,还是称之为“露天监狱”,会传达出不同的解释。这看上去只是描述现状,但描述所使用的语言则可以限制或使得我们可以说什么、如何去描述、以及我们可以知道什么。语言的确可以描述,但它必须遵守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的标准,它的描述才能够有效。

如果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不需要知道今年、或占领多年来,在西岸和加沙有多少巴勒斯坦儿童和青少年被杀害,我们已经决定这些信息对于了解或评估对以色列的袭击和以色列人被杀的情况并不重要,那么我们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不想了解巴勒斯坦人的暴力、哀悼和愤怒的历史。我们只想了解以色列人的暴力、哀悼和愤怒的历史。一位自称为 “反犹太复国主义者 “的以色列朋友在网上写道,她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感到害怕,她失去了亲人。我们应该同情她的处境,我当然也是如此。她的处境无疑是可怕的。然而,难道我们无法把她自己对朋友和家人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经历想象成一位巴勒斯坦人在另一方的感受,或者一位巴勒斯坦人在多年的轰炸、监禁和军事暴力中的感受?

我也是犹太人,我承受着世代相传的创伤,因为那些实施在我的同类人身上的暴行。但这些暴行也被实施在与我不同的人身上。不是只有同样的脸或相似的名字,才能让我指认我所看到的暴行。至少,我是这样努力的。

但归根结底,问题并不仅仅在缺乏同理心。因为同理心的形成依赖于一个框架,这个框架要允许人们互相认同,或者说允许在他人的经历和我自己的经历之间进行转换。如果主流框架认为某些生命比另一些生命更值得悲悼,那么,一些人的损失就会比另一些人的损失更可怕。谁的生命更值得悲悼,直接取决于谁的生命更值得珍视。在这里,种族主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如以色列国防部长所说,巴勒斯坦人是 “禽兽”,如果如拜登所说,以色列人现在代表“全部犹太人民”(正如反动派所要求的那样,将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全部等同于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一场景中,唯一值得悲悼的人和唯一有资格悲伤的人,就只有以色列人,因为“战争”的场景被展现为犹太人民对抗企图杀死他们的禽兽。这不是第一次殖民者将寻求摆脱殖民枷锁的人视为禽兽了。以色列人在杀人时是“禽兽”吗?用种族主义去呈现当下的暴力,重现了“文明人”与“野兽”之间的殖民对立,“野兽”必须被击溃或摧毁才能维护 “文明”。如果我们在宣布道义上反对的过程中采用这一框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卷入了种族主义的框架,而这一种族主义的框架不只是言词,而是延伸到巴勒斯坦日常生活的结构中。为此伤害,我们必须做出彻底的补偿。

如果我们认为道德谴责必须明确而及时,而不需要考虑任何背景或知识,那么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同时接受了这种谴责所发生的条件,接受了现有的平台来提出替代方案。在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上,接受这些意味着接受殖民种族主义,而这正是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的一部分,是必须解决的长期不公正。因此,我们不能以道德确定性为借口,就对不公正的历史视而不见,因为这样做的危险是未来更多的不公正,而在这个岌岌可危的基础上,我们的道德确定性总有一天会动摇。为什么我们不能在保持思考、认识和判断能力的情况下谴责道德上令人发指的行为呢?我们当然可以,而且我们必须同时做到这两点。

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暴力行为非常可怕。在这个媒体高度关注的时刻,我们只知道那些我们现在看得到的暴力。让我重申一遍:我们谴责这种暴力并表达我们的惊恐是正确的。这几天来,我一直十分难过。我认识的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担心以色列军事机器下一步会做什么,担心内塔尼亚胡的种族灭绝言论是否会变成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屠杀。我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可以毫无保留地悼念在以色列丧生的人们,和在加沙丧生的人们,而不会陷入关于相对主义和等同视之的争论。

也许,更广泛的哀悼是为了一个更平等的理念,这一理念承认所有生命都同样值得悲悼,并为之义愤,因为这些生命本不应该逝去,死者本应继续生活,以及他们的生命本应得到同等的承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记录了在此次行动开始之前,以色列军队和定居者自 2008 年以来在西岸和加沙已经杀害了近 3800 名巴勒斯坦平民,如果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又如何去想象未来的生者人人平等呢?世界为他们的哀悼在哪里?自以色列开始对哈马斯采取 “报复 “军事行动以来,已有数百名巴勒斯坦儿童丧生,在未来的几天和几周内,还会有更多的儿童丧生。

花一些时间了解殖民暴力的历史,了解我们看到的对该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报道和解释——以及提前解释——所使用的语言、叙事和框架,这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道德立场。这种知识至关重要,但不是为了将现有的暴力合理化或指向进一步的暴力。它的目的是提供对局势的更真实的理解,从而不至于对当前局势的现有框架全盘照收。事实上,在我们已经接受的立场之外,还有更多的立场去表达道义上的反对,包括反对军事和警察暴力充斥该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这些暴力剥夺他们哀悼、了解和表达愤怒和团结的权利,以及为自己的未来自由寻找自主道路的权利。

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西岸地图,图中绿色标记显示了以色列官方建立的检查站。图源:联合国官方网站

就我个人而言,我捍卫非暴力政治,同时知道它不可能作为一项绝对原则适用于所有场合。我认为,奉行非暴力的解放斗争有助于创造我们都希望看到的非暴力世界。我对暴力明确表示谴责,与此同时,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希望为该地区真正的平等和正义而畅想和奋斗,这种平等和正义将使哈马斯这样的团体消失,使以色列的占领结束,使一种新的政治自由和正义蓬勃发展。如果没有平等和正义,如果以色列这个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国家不结束其国家暴力,就无法想象未来,无法想象真正和平的未来——“和平”不能是“维持常态”的代名词,而“维持常态”意味着不平等、无权利和种族主义的结构继续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自由地指认、描述和反对所有暴力,包括各种形式的以色列国家暴力,并且我们必须担心审查、定罪或被恶意指控为反犹太主义,真正和平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所希望的世界中,我们反对殖民统治的常态化、支持巴勒斯坦人自决和自由,那个世界能够实现这些土地上的所有居民最深切的愿望,即在自由、非暴力、平等和正义中共同生活。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希望无疑是天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然而,总有人必须疯狂地坚持这种希望,拒绝相信现状将永不改变。为此,我们需要诗人和梦想家,需要桀骜不驯的傻瓜,需要懂得组织动员的人。

作者

朱迪斯·巴特勒,美国后结构主义学者,其研究领域有女性主义现象学、酷儿理论、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

译者

马景超,陕西西安人,维拉诺瓦大学哲学系博士,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通识课程博士后。

出处

Judith Butler, “The Compass of Mourning: Judith Butler writes about violence and the condemnation of violence”,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 45 No. 20 · 19 October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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