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 | 被围攻的食物

中国人爱说,“民以食为天。”然而,食物究竟是什么?我们与食物的关系,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我们与家人的关系?食物背后有什么故事?某盘菜是否会引起你的特别回忆?你是否有一道想要分享或者传承的食谱?……这些关于食物的问题,每个人大概都有自己说不完的故事。本文分享的,是一位巴勒斯坦裔厨师兼作者关于食物、家人、失去和传承的故事。

迄今为止,以色列围攻加沙地区已超过5个月,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超过了三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但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远远不止炮火。根据国际机构和专家组的分析,在2023年10月7日以前,由于以色列长期的封锁和控制,加沙许多地区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食物短缺,开战以后,由于以色列对食物、水资源的钳制,加沙正在迅速陷入一场大规模饥荒。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2023年10月之前,加沙0.8%的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2023年10月以后至今,这个数字在短时间内上升到了12.4%到16.5%之间,而且很有可能会持续攀升。而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目前有110万加沙人正面临灾难性饥饿危机,即最高级别的粮食不安全状态。

在这个时候讨论食物,无疑是残忍的。本文作者莱拉也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作为一个身处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和无助,但也重新确立了食物在她生命中的意义。正如莱拉在文末所说,“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个火炬手,是家族宝贵食谱的守护者。像哈尼妈妈一样,我会烹饪,我会教导,我会通过食物把下一代巴勒斯坦人与我们的家园联系起来。”

原文作者 / 萊拉·埃尔-哈达德 (Laila el-Haddad)

原文链接 / https://www.saveur.com/culture/palestinian-cuisine-under-siege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年3月5日

翻译&编校 / 王菁

尽管我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加沙才是我称之为家的地方。那里是我的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时度过夏天的地方。每次回去,我们庞大的家庭都会欢迎我们回家。其中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我的姑妈,我们都叫她哈尼妈妈,她的孩子哈尼是我堂兄弟妹中最年长的。姑妈总是带着一碗粟玛吉亚(sumagiyya)上门,这是加沙城标志性的肉类炖菜,里面有甜菜、盐肤木果和鹰嘴豆——这也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道菜。

哈尼妈妈,以及我的堂兄妹霍达、瓦法和哈尼,在2023年11月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在他们居住的加沙城住宅区被杀害。

作者莱拉和她的姑妈哈尼妈妈,原文配图

一瞬间,这个家庭就毁灭了。我的堂兄内尔后来告诉我,现场只剩下建筑的框架。他通过通讯软件WhatsApp向我描述了那个可怕的场景——他告诉我,他怎样把他们的遗体抱在怀里,并在猛烈的以色列轰炸下埋葬在一个大坑中,他如何未能找回他的一个姐妹的尸体,以及他的兄弟在救护人员到达之前流血致死。在我写作的这段时间里,内尔就像90%的加沙人一样,被迫流离失所,带着他的孩子们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寻找避难所、食物和一些安全感。他已经靠吃罐头豆子生存了三个多月。

内尔的消息让我震惊。我无法入睡。我吃不下东西。我感到了深深的无助和绝望。对我所有在加沙的家人而言,灭亡是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哈尼妈妈的家,原文配图

当我读到内尔的短信时,记忆如潮水般涌回。我想起哈尼妈妈在她通透明亮的厨房里,穿着传统的白色头巾和浅蓝色长裙做饭的样子。我想起她脸上的胎记,还有她柔软的橄榄色皮肤。我想起她沙哑的声音和温柔的笑声,以及那声音掩盖下的坚强和果敢。

哈尼妈妈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锚,是我与我从未见过的外祖母和我经常感到疏远的城市之间的联系。她是记忆的仓库,是我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所属的碎片化世界的钥匙。她教我做我祖母喜欢的、但几乎被遗忘的菜肴,我父亲长大后吃的那些菜肴,如adas wi batata(在黏土锅中用柠檬和炸蒜烹制的扁豆和土豆)和samak il-armala(也叫“寡妇的鱼”,炸茄子配辣椒和新鲜罗勒条)。然而,命运让她再也没有机会向我展示如何做粟玛吉亚——这是她的专长,主菜是羊肉,充满了莳萝籽和孜然的香味。

哈尼妈妈,原文配图

在加沙,粟玛吉亚这道菜与婚礼、家庭聚会和开斋节息息相关。开斋节是穆斯林的一个节日,标志着为期三十天的斋戒和神圣斋月的结束。粟玛吉亚这道菜总是为一大群人准备,用大锅慢炖,并加入带有坚果味的烤“红”芝麻酱,然后舀入碗中,供朋友、家人和邻居享用。每次在加沙,我都能感受到这种社区感,相比之下,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待在沙特阿拉伯,那时候是1980年代,沙特并没有给我带来很强的社区感。

我的父母是医疗专业人士,忙于确保我们的教育和未来,没有时间去烹饪传统菜肴。当时,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正在家乡激烈进行,除了确保我们拥有学位(无国籍巴勒斯坦人的安全网)外,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我们不会忘记我们的历史(“这样历史就不会忘记我们,”他们说)。在这一过程中,食物就这么被忽略了。

我的母亲在加沙南部的汗尤尼斯长大,常伴左右的是她的库尔德-叙利亚祖母。因此,比起巴勒斯坦风味,我母亲的烹饪技能更偏向大马士革风味——直到她遇到了我的父亲。作为加沙城的土著,我父亲经常怀念他童年的味道,这一开始让我的母亲处于两难之中。不过,哈尼妈妈很乐意帮忙,会通过电话分享她的疗愈食谱。

哈尼妈妈在做菜,原文配图

每逢开斋节,我父亲总会特别点一道菜,那就是粟玛吉亚。哈尼妈妈就会教我的母亲怎么做这道菜。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记得放学回家,家里就会充满炖羊肉、多香果粉、小豆蔻和酸酸的、果味的盐肤木果莓(这道菜的名字来源)的香味。

即便是那时,我就对加沙食物和它背后的故事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那些被从地图上抹去的村庄,那些我只有听说过的地方,那些我从未见过的人。食谱就像一张寻宝图,带着我通往一个大部分不可见或被忽视的巴勒斯坦历史世界,追溯到1948年之前。那一年,巴勒斯坦人将其称为他们的“大灾难”,也就是大规模驱逐和剥夺。大学毕业后,我跟随那张地图来到加沙,在那里生活、工作并养育我的第一个孩子。

就在那里,我意识到我从哈尼妈妈亲传的烹饪手艺并非我之独有,而是一种典型的巴勒斯坦风格菜肴。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巴勒斯坦人,问他们是怎么学会翻转一锅马库鲁巴(maqlooba)的,他们很可能会告诉你,那是通过一个长者的耐心指导,而不是通过一本菜谱或YouTube视频。

以色列的检查站、隔离墙和路障可能在物理上分隔了我们的家庭,但它们不能消灭我们的文化。引用在耶路撒冷出生的巴勒斯坦厨师萨米·塔米米的话来说,“食谱超越了单纯的烹饪指南;它们囊括了叙述、记忆,并作为那些世代相传的人们的韧性的见证。”

在目前加沙面临的人为饥荒和可能的种族灭绝的光景中,教会下一代巴勒斯坦人如何制作庆祝性的炖菜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甚至可能不太恰当。但食物是我们的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扎根于那片土地的证据,食物是我们文化知识中心的一部分,就像我们的档案馆、图书馆、剧院和学校一样,我们的食物也正在遭受攻击。以色列的攻击正在消除整个血脉,以及这些食物所蕴含的所有记忆和知识。

我现在住在美国,我已经做了无数次粟玛吉亚,但它从来没有完全复制出哈尼妈妈做的味道。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那是2021年5月,加沙城在14年内第四次遭到以色列的重大袭击。这次攻击恰逢开斋节,当我在马里兰州克拉克斯维尔的屏幕上看到空袭,还有那些悲痛欲绝的母亲们的可怕图像时,我突然感到了制作一锅粟玛吉亚的冲动。那天晚上,尽管悲剧正在上演,我还是为我的家人和朋友们端上了这道菜,这个过程出乎意料地让我感到解放和肯定。

做菜配料,原文配图

上个月,我再次为粟玛吉亚做准备时,一边切洋葱和甜菜,一边流泪。这一次,我是为了纪念哈尼妈妈。就像2021年一样,我无法从新闻中移开视线:我过去常带我儿子散步的公园、我与母亲一起喝鼠尾草茶的海滨长廊、我曾经做客座讲师的大学——它们都变成了难以认出的翻土堆和扭曲的铁丝。

当锅里的东西沸腾时,我翻找着旧笔记,寻找我为《加沙厨房》这本我合著的食谱进行的一次采访哈尼妈妈的记录。读到文字记录,我立刻被带回到了加沙,回到了她的厨房餐桌旁。我们的对话在斋月期间进行,涵盖了从水污染到慢性电力中断、再到因以色列海军炮艇的限制而鱼价上涨的话题。在采访的开头,哈尼妈妈描述了我祖母是如何喜欢西瓜,以及如何她会在周五带着一盆粟玛吉亚去海滩。然后,她花了几个小时向我展示只有她才拥有的照片,里面有我父亲在加沙的童年影像。“你看,我穿这条黄裙子很好看吧?”她沉思道。

那些照片,那个厨房,那所房子,现在都不存在了。当时,我太热、太不耐烦、太饿了,我没有复印那些图片。“让我们开始做饭吧,”我不停地催促,试图保持进度。(我写下这些句子时,在哭。如果我能在时间里撕开一个洞,我会把那些照片从她手中夺过来,永远保留下来。)采访就这样结束了:“我可以教你你祖母是怎样做粟玛吉亚的……”

出锅装盘的粟玛吉亚,原文配图

“下次吧,”我答道,筋疲力尽地从长日斋戒中恢复过来。另一个时机再也没来,也永远不会来了。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我回到加沙,我能回到什么,我会发现什么。大多数地标已被摧毁。许多我珍视的人也不在了。但随着斋月迅速临近,而轰炸没有结束的迹象,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像是个火炬手,是家族宝贵食谱的守护者。像哈尼妈妈一样,我会烹饪,我会教导,我会通过食物把下一代巴勒斯坦人与我们的家园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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