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专题|关于以巴冲突的反思

自2023年10月7日至今,以色列围攻加沙地区已超过5个月。

1948年5月15日是以色列独立日的第二天,却被巴勒斯坦人定为纳克巴日(Nakba)。Nakba在阿拉伯语里意指浩劫——以色列国家叙事中的独立战争,同时意味着巴勒斯坦人遭遇的驱逐与劫难。在1948年,以色列武装力量毁灭超过500座巴勒斯坦村庄,在代尔亚辛村(Deir Yassin)等地进行恐怖屠杀,驱赶7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并将巴勒斯坦村庄和山川河流名称希伯来化、转化为犹太定居点的起点。对于无论是生活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还是流亡各地的难民或移民,战火带来的凄切场景,犹如灾难日(Nakba)的不断重演,挥之不去。

2023年10月7日,由哈马斯领导的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从加沙地带对以色列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武装分子突破了加沙-以色列屏障,并强行穿越加沙边境通道,进入附近的以色列侵占的定居点和军事设施。以色列随即通过轰炸战略性建筑和军事目标对入侵进行了报复,有多起炮击民用基础设施的报道,包括住宅楼、清真寺、医院和银行。10月13日,以色列军队部署在24小时推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以方通知超过 100 万巴勒斯坦人在进攻之前向南前进。迄今为止,加沙地带死亡人数超过了三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但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远远不止炮火。根据国际机构和专家组的分析,在2023年10月7日以前,由于以色列长期的封锁和控制,加沙许多地区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食物短缺,开战以后,由于以色列对食物、水资源的钳制,加沙正在迅速陷入一场大规模饥荒。

面对二十一世纪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我们该如何用语言去描述、讲述、记忆正在发生的事?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否成为了屠杀的帮凶?“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回应“、”犹太人“、”巴勒斯坦人“、”从河流到海洋“——这些新闻报道、联合国会议、各国政要、抗议者中频频出现的词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能透过语言的迷障,去重新抵达理解和爱的本质?这些问题,正是塔拉尔·阿萨德在本文中试图探索的。他认为,“语言的工具性不只关乎我们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我们生活和被允许生活的方式。”

原文作者 /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

原文发布时间 / 2024年3月21日

译者 / 王立秋

编辑 / 王菁

塔拉尔·阿萨德,图源Jadaliyya

01

定义,至关重要

在下面的评论中,我想聚焦于语言——这种被用来描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释放的暴力的方式。无疑,我们都意识到,语言与行动有着复杂的联系——人们不但用语言来正确或错误地描述现实,而且,对言辞的体验也会激励行动。

我要从布莱恩·克鲁格关于最近加沙大屠杀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惊人之语开始。他写道,“有时,不说话更好。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记住这点。也许,在找到接近现实——人类苦难、悲伤、丧失和绝望的现实——的言辞之前,我们应该保持沉默。这意味着要克制挪用事实来为我们的计划服务的冲动,拒绝用粉饰的言辞、委婉的说法来遮掩那些事实。有时,我们就应该张嘴站着,不让嘴里的政治分析成型。有时,我们需要停止谈论以便开始思考——政治地思考。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1]对。但也许,目前的状况是,人们在蓄意做出残忍恶行的同时无耻地否认那些恶行,此时,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政治的”思考,还有“道德的”言行。怎样做到这点,可能比我们之中那些只想清理我们的政治语言的人想的还要难。

比如说,我们该怎样理解“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这一表述?我认为,它不但是对加沙发生的事情的错误描述,也起到了帮助动员10月7日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对平民的无情杀戮的作用。战争通常被理解为独立国家之间持续的、不可预测的冲突——由此才有了“战争法”和“国家(尤其是在存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自卫权利”。一些西方评论员就是在这个语境中谈论IDF对加沙的轰炸的,他们说,这是“对哈马斯袭击的回应”。以色列人想要彻底毁灭实施10月7日可怕暴行的组织哈马斯。我们是应该去看个别行动的表面上的动机呢?还是应该抛开动机,去找“敌意”的开端?

当然,在这里,对“回应”的使用也很关键,因为它致力于把以色列在加沙的杀戮解释为“是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引起的”,因此——考虑到那次袭击的动机——“需要把(以色列的屠杀)理解为合理的、正义的”。以色列的辩护者们蓄意地罔顾这一事实,即,不管那天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色列的惩罚(在这里,与“回应”相比,我更倾向于使用“惩罚”这个词)一直是其不但长期存在并且极其过分(这一次尤其如此)的军事行动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以色列蓄意犯下的战争罪行要比10月7日发生的那些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因为这样的罪行不曾也不会给以色列带来任何不利的后果。

无论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有多残暴(哈马斯提议,需要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调查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2]),这个问题都依然存在:哈马斯的袭击是否真的“危及以色列的存在”,以至于以色列有权利为自卫而做出回应。以色列是一个极其强大的国家,拥有先进的经济,本地区最高效的陆军和空军,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还有核武器。另一方面,哈马斯只是一块被占领的、贫瘠的领土上的一个很小的、装备相对较差的抵抗组织,它扎根或者说内嵌于平民人口,而这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

简言之,说10月7日的袭击“危及”以色列的“存在”——即便在以色列人的想象中是这样——简直荒谬绝伦。(稍后我还会讨论这次袭击实际上是什么。)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实力的悬殊显而易见:哈马斯不可能像以色列在加沙反复干的那样轰炸以色列的城市;哈马斯不可能切断以色列的水、食物、药品和电力供应(而近二十年来,以色列一直局部地——现在几乎是全面地——这么干)。哈马斯也不可能(像以色列那样)依靠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欧美国家来为它提供源源不断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以及政治掩护。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这个表达,使那些使用它的人能够拿来,与其他在今天看来完全合法的、真正生死存亡的冲突打比方,比如说二战。以色列在说盟军对德国和日本城市的轰炸,和以色列给手无寸铁的加沙贫民造成的可怕伤亡(可“不幸的是,这个伤亡是必要的”)是一回事的时候,就在这么干。(人们经常忘记,在盟军轰炸之前,是德国先轰炸了英国的城市、日本先轰炸了中国。在后来由战胜者书写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叙述中,这点被忘记了,即在当时,德国和日本对平民生命和基础设施的破坏被谴责为“野蛮的”,而后来盟军“作为回应”的轰炸则不然。)这种语言(“这是战争”)引入了一个精确的起源(二战始于1939年9月3日;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始于2023年10月7日)和一个特殊的道德类比(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之于盟军,就如同哈马斯之于以色列)。它可以被用来为以色列一再实施的暴行正名,但我们最好把这些暴行描述为“惩罚性的”而不是“防卫性的”。

在与加沙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的对抗中,以色列显然认为,对他们进行间歇性的惩罚(即所谓的“修草坪”),对自己的安全来说至关重要——也即,对“防止自己过度不安”来说至关重要。惩罚的主要目的,既是羞辱,又是为了滋生恐惧,不只针对那些直接受到惩罚的人,也针对那些可能试图挑战既定秩序的人。以色列人说,“在大屠杀之后,安全是我们应得的,而只有在巴勒斯坦人害怕我们的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安全。”的确,许多以色列人认为,对于持续的冲突来说,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惩罚:在他们看来,问题是没法解决的;只能永久地维持现状。

02

冲突,并不复杂

当你试图为所谓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叙述一个不一样的开端(“开端”和“来龙去脉”还不太一样),你往往会从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听到这样一个主张,那就是“以-巴冲突非常复杂。”当然,稍微抖一点激灵,你就可以把一切冲突再现得“非常复杂”,但任何熟悉巴-以冲突的人都知道或者说都应该意识到,在这个表面上的复杂下面,有一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倘若没有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帝国和新兴的美帝国)的积极援助,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不可能在一片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并维持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国家的。

我相信,这个事实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在起源和取向上都是“欧洲的”,在那边,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受到基督教/后基督教人群的歧视和压迫(以及最终的种族灭绝)。基督教的反犹主义和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有趋同的一面:欧洲的反犹主义者和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支持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他们都一致认为,犹太人不属于欧洲。人们经常忘记,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是欢迎这个趋同并把它给内化了的:“反犹主义者会变成我们最可靠的朋友”,他写道,“反犹的国家会变成我们的盟友。我们想作为受尊重的人群迁出去。”[3]

正如一些人已经指出的那样,犹太复国主义做的,不过就是把反犹主义的看法——对欧洲来说,犹太人是外人——给内化了,并提议通过在巴勒斯坦和“新犹太人”一起建立一个国家,来解决欧洲反犹主义的“犹太人问题”罢了。这种欧洲视角的所谓的解决方案的一个惊人实例(一个很小但绝非微不足道的实例)在1961年耶路撒冷艾希曼审判上一群德国观察员写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

在那个报告中,他们欣赏地把“新犹太人”描述为“新的、非常优秀的以色列青年……他们身材高大,通常是金发碧眼,行动自由而自主,面部轮廓分明”,“几乎没有”展示出“任何过去被认为属于犹太人的特征”。[4]战后忏悔的德国人——他们用适当的种族术语来展示自己的忏悔——看起来拒绝了那种认为欧洲犹太人“在种族上”不同于欧洲非犹太人的看法。(希特勒和他的朋党一定在墓中跳起了舞:没错,我们是输掉了战争,但我们达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我们把德国变得“无犹(judenrein)”了。)

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在巴勒斯坦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数个世纪以来,这些犹太人一直在一战结束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和当地的基督徒和穆斯林人群一起生活,与之共享同样的文化和语言——那里没有出现犹太复国主义呢?答案是,就其对自我、政治和文化的构想而言,犹太复国主义本质上是欧洲的,它是作为一个定居者国家(settler state)被带到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主义者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已初漏端倪的时候抵达巴勒斯坦的,而后者本身就是欧洲文化帝国主义带来的后果。因此,除早期少数主张与阿拉伯人合作的人外,主流犹太复国主义一直认为当地的穆斯林和基督徒是在亚洲建立一个欧洲国家的障碍。甚至阿拉伯犹太人也得先“去阿拉伯化”,才能或多或少地融入——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接纳,并在1948年之后在完整的意义上成为以色列这个“文明的”欧洲国家的公民。

1944年的阿伦特,当时她拿着一根烟,靠向一张桌子,图源Fred Stein Archive/Archive Photos/Getty Images)

有时,有人指出,犹太人渴望把巴勒斯坦整个地纳入犹太国是以色列历史上相对晚近的发展,但这么说不大准确。在1944年底写的一篇文章中,汉娜·阿伦特写道: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最大、最有影响力的部门最近的决议体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政治五十年的最终结果。在1944年10月大西洋城举行的最近一次年会上,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左到右一直通过了对“自由、民主的犹太联合体(Jewish commonwealth)”的要求,这个联合体“将包括不可分割的、一点儿也不能少的整个巴勒斯坦”。这是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它意味着,事实证明,长期以来一直遭到严厉批评的修正主义计划最终取得了胜利。《大西洋城决议》甚至比《比尔特莫尔计划》(1942)还要更进一步。在《比尔特莫尔》中,作为少数的犹太人还给了作为多数的阿拉伯人少数的权利。这一次,决议中根本没有提到阿拉伯人。显然,留给他们的选择是要么自愿迁移出去,要么甘做二等公民。这似乎承认了,以往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没有把自己的最终目标说出来,只是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已。[5]

因此,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的建国计划中就包含犹太人至上主义(一个以整个巴勒斯坦来代表犹太民族的国家)的成分。和右翼利库德集团的章程中说的不一样,一直以来,“从河到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这个短语都在表达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的领土热望(如果还不是摆到明面上的政策的话)。当然,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他们提议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公民和犹太公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单一民主国家——也在使用“从河到海”这个短语。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阿伦特使用的(和自那时起犹太复国主义者使用的)“自愿迁移”这个表达,是种族清洗的委婉说法。支撑这一政治谋划的,是这样一种语言,它把当地人群非人化、妖魔化,以达到把他们变得“可弃(disposable)”的目的。人们会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居住地,因为他们拒绝不得不在压迫条件下生活的前景,或者更根本地,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怕了。众所周知,最终,在1947-1948年的时候,七十五万巴勒斯坦人不但被赶出了联合国分给以色列国的区域,也被赶出了当时分给巴勒斯坦国、但被以色列通过征服吞并的领土。[6]1948年的种族清洗当然不是以色列搞的唯一一次种族清洗,后来的每一场战争(1956, 1967, 1973)都涉及以色列一方对领土的进一步侵吞/或对巴勒斯坦人的进一步驱逐。并且这个过程还在继续。

03

犹太人,谁来定义

犹太复国主义者声称以色列是世界上所有犹太人的故乡。(这一主张不是让作为公民、在欧美生活的犹太人在政治上更容易受到反犹主义的伤害吗?)这个主张也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犹太人”定义。

宗教上的犹太人说,你不能在不参考犹太人的宗教传统的情况下定义犹太人,因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以犹太人自居的人在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都不一样,并且是很不一样。而另一方面,对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就算他们认为圣经提供了一种为犹太民族主张正名的历史叙事,犹太教也不是决定谁是犹太人的必要标准。(一位犹太教朋友把这样一句反讽的话归到了本-古里安名下:“我不信上帝但祂给了我们巴勒斯坦”。)

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不把犹太人定义为信仰他所认为的犹太教传统并根据这个传统来生活的人,而只是简单地,以循环的方式,把犹太人定义为有资格“回到”他或她的家即以色列的人。不是每个觉得自己是犹太人的人都有资格回到以色列——一开始许多犹太人对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民到犹太国的愿望的消极反应也说明了这点。所以,“犹太人”这个范畴是一种社会建构,它不一定依据对犹太教的遵守,而是在最低限度上,依据犹太教的血统法:一个人是犹太人,因为他或她的母亲是犹太人。民族国家显然需要客观的标准来决定谁有资格移民过来——而不只是主观的感觉。

但如果把以色列官僚机构定义犹太人——也即,根据宗教法,谁有资格向犹太国家移民——的需求暂时放到一边,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加有趣的点。

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在平民和他们的民族国家在一战中犯下的罪行之间划等号会在道德上带来灾难的时候,他说的是实际的而非潜在的公民。[7]然而,虽然事实上弗洛伊德既非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不支持建立犹太国家的计划,但在1930年的时候,他还是(在给《图腾与禁忌》的希伯来语译本的简短前言中)表达过一种身为犹太人的“感觉”:

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很难把自己放到这样的情感位置上:本书的作者对圣书的语言一无所知,彻底疏远了其父辈的宗教和其他一切宗教,不能分享其民族主义理想,但他从未否认过自己的人民,觉得自己本质上是犹太人并且不想改变那个本性。如果有人问他:‘既然你已经抛弃了你的同胞的所有这些共同体特征,那么你还有什么算是犹太人的呢?’他会回答:‘很多,很可能这就是犹太人的本质。’现在,他没法把那个本质说清楚;但无疑,总有一天,科学的心智终将认识到那个本质。[8]

弗洛伊德在这里提出的这个有趣的观点超越了汉娜·阿伦特的那个简单的格言——如果你被当作犹太人来攻击,那么你就必须以犹太人的身份来捍卫自己。

佛洛依德和爱女索菲,图源:https://exploringyourmind.com/when-sigmund-freud-lost-his-daughter-sophie/

乍一看上去,弗洛伊德思路看起来和他之前在一战期间对欧洲民族主义的著名批判中表达过的一些东西矛盾——但只有在我们认为他所说的那种积极的“身为犹太人的感觉”是他事实上明确拒绝的民族主义情感(比如说,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一种表达的情况下,所谓的矛盾才成立。看起来,弗洛伊德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感受到与一个人类群体的团结,可以在不渴望或认同某个具体的、在符号和法律层面上代表那个群体的民族国家的情况下感觉自己属于那个群体。换言之:民族主义不是一个人与其他人——或就此而言,与特定地方——积极联系的感觉的唯一可能答案。

在这点上,以色列国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它声称自己代表一个特殊的民族(也即犹太人),无论这个民族的成员实际上生活在哪里;另一方面,它又拒绝代表那些在其领土上生活、却又不属于那个民族的人(即非犹太人),虽然这些人也是它自己的公民。这样的主张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后果,就是以色列会严肃对待对那个古老的问题“谁——什么——是犹太人?”给出确定回答的需要。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给出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的:“犹太人不真的属于欧洲或美国,即便他们在那里生活;他们实际上属于他们的家,这个家就是且只能是以色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同语反复:“犹太人属于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如此他们有资格回归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历史民族之家。”在这里我想指出,使用“家”这个词,不只是缘于家通常提供的那种安全感,也是缘于为对国家的封闭认同正名的权力的吸引力——而惩罚和驱逐那些在自家之外并因此而危险的人的能力则确认了这种权力。

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以色列人经常会说他们自10月7日以来感受到的“震撼、恐惧和羞辱”。我听一个受访者说,“我们觉得家里不再安全了。”这些身为受害者——总是容易受更多的苦——的感觉在我看来是极其危险的。

我要转向艾丽丝·默多克在这个主题上的重要见解。在令人不安的小说《独角兽》中,默多克在描述受害者身份的权力时提到了阿忒(Até):“想想阿忒的观念,这个观念对希腊人来说是如此地真实”,她写道。“阿忒说的是苦难从一个存在到另一个存在的几乎自动的转移。权力也是阿忒的一种形式。权力的受害者——任何权力都有其受害者——本身也被感染了。他们不得不把它传递下去,不得不对他人行使权力。这是邪恶的,全能上帝的粗糙意象是一种亵渎。确切来说,善不是没有权力(powerless)。因为没有权力、成为彻底的受害者可能是权力的另一个来源。但善是不用权力(nonpowerful)。最终克制住阿忒——当它遇到一个只受苦却不把苦传递下去的纯粹的存在的时候——这才是善。”[9]

每当我想到权力的诱惑,我总会想起关于五十多年前一件事情的生动的记忆。我父亲在伦敦的继兄弟(我到伦敦的时候经常会到他那里住)是在1938年的时候通过儿童运输计划从维也纳逃难过来的,当时一群绝望的父母努力通过这个计划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安全的西欧,以逃避纳粹的威胁。

我叔叔在伦敦定居下来,成了一名牙医,他总是坚持,他不相信为犹太人单独建立一个国家的计划,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甚至在我要说的那件事情过后亦如此。他是一个温柔而富有同情心的人,不喜欢一切种类的暴力,方案一切形式的不义。

我的记忆和1967年的六日战争有关,当时埃及的空军和陆军在短短几天内就被以色列给打垮了。[10]我当时在叔叔家,我们一起看电视机,上面播放着一些关于战败的新闻,其中就包括埃及士兵(他们大多数是农民,很可能对他们被征召过来打的仗没有任何清晰的认识)成群结队地撤退,还有以色列坦克像驱赶牲口一样催促他们前进的画面。新闻评论员说,战败的农民-士兵可以回家,但必须把他们的靴子留下,赤足走过炎热的西奈沙地。此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羞辱他们。站在或坐在坦克上的以色列士兵则散发出胜利的气息。

突然,我旁边的叔叔大声喊道:“啊!现在我们是哥萨克人了!”显然,从他的措辞和他的语调以及他脸上的骄傲可以看出,他心里想到的,就是经典的集体迫害意象——他本人实际上从未经历这样的迫害,但那是他的家族记忆的一部分,现在,在一度被迫害的犹太人角色逆转时自发地爆发的钦佩中,这个东西又被再生产出来了——虽然,显然,现在被惩罚的并不是哥萨克人(而是阿拉伯人)。

在这里,战败者甚至不是要为他母亲在奥斯维辛之死负责的纳粹。[11]他们是和大屠杀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来自埃及的农民。虽然我感到震惊(我花了好一阵才把握到他表达的情绪),但我对我叔叔的爱并没有减少。当然,他知道我是穆斯林,我母亲是阿拉伯人——并忠于这一属性,他不认为这些事实和他对我的爱一点儿不相关。

但现在,我意识到,我们对别人的爱本身总是包含自我背叛的真实可能性——包含允许自己被权力诱惑的可能性。不是任何一种权力,而是一种特别的权力。那就是,作为受害者,把自己的苦难传达给别人——作为一种应对我们继承下来的“不安”和“没有权力”的方式——的需要和能力。同时,我也看到,转向这种支配的权力不可避免地会限制、限定我们对其他人的爱和友谊。真正的爱和友谊永远不能靠工具理性来维持,只有成为目的本身,它们才可能持续下去。

众所周知,很多流散的犹太人(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先前一直对犹太复国主义持怀疑态度,因为以色列在1967年战争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他们才开始认同以色列。在我看来,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不是恐惧和脆弱,毋宁说,他们想要克服一种没有权力的感觉——没有权力和不用权力截然不同,不用权力仅仅是在爱和友谊的关系中,没有感觉到任何把别人当作手段来使用的需要。受害者把苦难传递给别人的权力,也不同于对伤害过自己的人的报复(因为这样的报复关乎伤害伤害过自己的人)。它也不同于施虐狂,因为施虐狂让别人痛苦只是为了快乐。这种受害者的权力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的动机和体验,而所有这些动机和体验的中心,是自我肯定的欲望。

从2009年开始一直到2023-2024年,每一次,只要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发动袭击,一些国家就会举行公众抗议活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它们的朋友们会说这些抗议“反犹”,一些西方政府比如说德国,甚至会禁止这样的抗议。[12]可这些抗议并非种族主义的表达,它们不是在公开谴责某种想象的,犹太人的“种族特征”;它们是在谴责无比强大的以色列空军和陆军,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持续支持下,对老人、妇女、儿童和婴儿的实际屠杀。换言之,在这些抗议中,没有任何反犹的幻想。有的只是对非常真实的大规模杀戮的抗议——以及在最近的抗议中,对一场显然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抗议。太多人顺从了那个把几乎一切都当作“反犹主义”给打发过去的懒惰的、不诚实的习惯。当然,这么做的一个结果,就是淡化了真实的反犹主义。[13]

犹太复国主义帮忙创造的“新犹太人”既不是流亡的犹太人,也不是圣经里的犹太人;他/她是一个散发着一种特殊权力的世俗的欧洲人。以色列惩罚别人的能力,就是对其政治权力的最高肯定。对很多人来说,以色列的迷人之处,就在于这个事实。以色列的诸多政治、文化和技术成就只是起到了强化它的跨国立场,和增强犹太人强烈认同以色列的欲望的作用。

但在这里,我的重点是,帮助塑造一个人群的认同和情绪及其作为一个民族的自决要求的,不只是集体的受害者身份(大屠杀的幸存者),还有这个人群对权力的渴盼。他们一直被基督教欧洲置于“历史之外”,如今,他们渴望接受一个世俗版的基督教故事,坚持犹太人可以通过实现一个强大且报复心重的犹太民族国家最终回归历史。[14]这个历史,及其关于犹太人经验(作为基督教王国中的受害者)的叙事,是现代犹太人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因为甚至对最现代的犹太人(包括以色列犹太人)来说,历史经验创造的不安也依然是自我的一个无意识的部分,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只是(通过制度化的记忆建设)强化了那种曾经是且依然可能成为受害者的感觉。

当然,在政治上说,使受害者能够把苦难传递给别人的权力的来源,就是国家。这个传递苦难的行动不需要和那些一开始造成苦难的人有任何直接联系;别人只是可供受害者用来克服那种继承下来无权感的客体(手段)而已。犹太人沉浸在自己没有权力的话语中这个事实,强化了以色列大多数犹太公民支持——甚至庆祝——IDF把犹太人的恐惧传递给巴勒斯坦人的决定的倾向。

暴力的受害者经历的恐惧,往往是把“恐怖分子”一词用到创造那种恐惧的人头上的理由。当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人那里创造恐惧和羞辱(也就是说,在他们反对那些在家即以色列之外的人)的时候,西方主流媒体则不会把这样的行径描述为恐怖主义。在当代英语中,“恐怖分子”这个词一般不会被用来指说话人自己:正因为它既是一种(对事实的)描述又是一种谴责(一种道德判断),所以,它不会被轻易地用在自己头上。西方主流媒体往往会采取以色列的视角,把加沙的哈马斯描述为“恐怖分子”,把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描述为“声援哈马斯”。而“声援哈马斯”反过来又被等同于反犹主义。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无论何时,只要哈马斯的成员以无论多么微弱的方式让他们的压迫者感到恐惧和羞辱,以色列就会通过把他们称作“恐怖分子”,并因此而把“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再现为无止尽的循环(一方面是邪恶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则是一个为自身安全而担忧的无辜的国家)维持的暴力,采取一种道德主义的态度。

曾经有一段时间,“恐怖”这个词被用来描述非国家行动者和国家的活动,无论是自由民主国家(美国的帝国主义战争)还是极权主义国家(纳粹德国)。纳粹的一个著名口号,“以恐怖对抗恐怖”,意在描述国家对盟军所谓的游击队的不懈而必要的暴力,但对纳粹来说,“恐怖主义”这个词的使用,是技术上而非道德上的。最近,“恐怖主义”被认为指的只是自由民主国家内部、和世界上的非国家行动者——这个用法上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在塑造在西方公共媒体策略和话语上的影响。这种对“恐怖主义”的选择性使用的一个后果,是恐伊情绪的急剧上涨。[15]

因为给个体和组织分类,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标签的是国家,所以,国家有能力通过未经适当审判的无期限监禁和酷刑(“强化审讯”)剥夺那些被它贴上这样的标签的人的法律权利。虽然主权国家声称以法律为基础,但它并不认为这样的行为是矛盾的。因为就像施米特指出的那样,主权就是决定例外的能力。

甚至在穆斯林武装分子发动911袭击之前,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兴趣就已经在实质上促进了美国对“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的关注。根据雷米·布鲁林,冷战初期美国总统很少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新晋的流行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两次关于“恐怖主义”的会议,1979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和198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在这些会议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但论证了反击(甚至先发制人地打击)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霸权的“恐怖主义”暴力的重要性,也论证了把“恐怖主义”看作对犹太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的需要。

甚至在穆斯林武装分子发动911袭击之前,以色列报复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兴趣就已经在实质上促进了美国对“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的关注。根据雷米·布鲁林,冷战初期美国总统很少使用“恐怖主义”这个词。这个词新晋的流行来说至关重要的是两次关于“恐怖主义”的会议,1979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次,和1984年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在这些会议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新保守主义者不但论证了反击(甚至先发制人地打击)针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霸权的“恐怖主义”暴力的重要性,也论证了把“恐怖主义”看作对犹太国家生存的主要威胁的需要。

04

语言,能预防什么

在结论部分,我要回到我在开头提到的克鲁格的那篇发人深思的文章:“语言能预防什么”,克鲁格论证道,“就能促成什么:要政治地思考。这需要使用能够弥合‘具体’和‘抽象’之间差距的词,既不回避事实,也不为某个被珍视的理论或计划而挪用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引入最为政治的问题,尤其是是对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来说:怎样共享我们居住的共同空间,以促进共同的‘好’”。

可在理解在道德上真正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生活以及为什么我们会那样生活——之前,我们不可能得出这样的政治方案。许多以色列人越来越觉得,事实上,冲突没有永久的解决方案,只有降低其严重性的可能性。就像没办法解决每年夏天的蚊虫瘟疫,只能通过一些技术来降低其严重性那样。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最终能够共享一个共同的空间,我们难道不应该从这样一个事实开始吗?

在至少75年里,他们并没有共享一个共同的空间,他们只是居住在同一块领土上,对一方来说,这个事实意味着持续的成功,对另一方来说,这个事实则意味着持续的失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被官方那个称作“阿拉伯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当然了,他们的确住在同一块领土上,但他们不共享这片土地。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共享的原因,在于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无论是不是以色列公民)之间权力的巨大悬殊,以及以色列人通过展现自己只要愿意随时随地可以惩罚巴勒斯坦人来获得彻底的自信的决定。

语言的工具性不只关乎我们思考和说话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也关乎我们生活和被允许生活的方式。人的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很难用不同的词来捕捉。我认为,在我们的讨论中缺少的,是弗洛伊德在很久之前就教给我们的那个东西:我们人类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我们为欺骗自己而设计的理由的机会并不平等。这些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地明显,因为我们关于过去的思想会渗入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本质上好、本质上坏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获得一种或另一种性格以及与之相伴的语言。

据说,只有精神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真正理解我们创造(和被允许创造)的世纪,即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这种说法对不对——以及如果对,在多大程度上对——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但至少,我们可以大胆地认为:在一个充满了“只有自己才是受害者”的集体意识,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对此做出行动的能力极不平等,在大多数现在享有巨大权力的人都在试图说服自己在这次冲突中说的、做的事情和他们现在每天依然在做的事情永远合理、合法和正义的社会中,在回答关于精神分析的艰难问题上,为一种不偏不倚的语言(一种和任何特殊生活方式无关的语言)而努力,并不会带来多大帮助。

纪念 25 岁美国空军现役军人亚伦·布什内尔 (Aaron Bushnell) 的纪念碑,他在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外自焚身亡。FATIH AKTAS/ANADOLU/GETTY IMAGES

一个最后的,令人绝望的附录:一个敏感的年轻人,美国空军的一员,因为在道义上无法忍受他的政府在加沙种族灭绝上的合谋(他因此也参与了这一合谋),于是在华盛顿以色列大使馆前自焚,希望以此来唤起自己同胞的良知。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道德世界中啊!政府官员和主流媒体竟然把这样的行为简单地当作精神障碍者——甚至是“左翼极端分子”——的行为打发过去![17]答案是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国家说“你绝对不能自杀,但在国家打仗的时候,它有权命令你去杀别人。在战争中,国家命令你自愿为你的民族牺牲你的生命”。国家能教你怎样把自己的苦难强加给别人,却不能教你怎样和他人做朋友。

作者

塔拉尔·阿萨德,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人类学与中东研究荣休教授。

译者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出处

Talal Asad, “Reflections on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 Humanity Journal, March 21, 2024, https://humanityjournal.org/blog/reflections-on-the-israeli-palestinian-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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