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正是从“环境转向“和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思出发，评述了发表于2010年至2015年的五本中东史方向的著作。正如评议者乔治·R. 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所说，这些作品“的丰富与成功，证明了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活力”，它们“既无意建设一个狭隘孤立的历史学分支，也无意提供一系列封闭的对话……相反，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讨论，重新界定了那些问题，并挑战了中东史领域内许多论证的核心假设。”

如果需要批判的已经足够明晰，那么仍需持续思考的是，如何从世界出发，走向新的有机生成，不因对抗而依附于另一套以本土为名的知识/权力结构之中。

如果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理解这场战争就要理解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顿巴斯战争的爆发，15年的《明斯克协议》及其导致的政治后果，乌克兰新闻业在俄罗斯和北约那股帝国力量间的窘境，苏联解体后席卷东欧的所谓“后社会主义”浪潮，和这一背景下乌克兰精英的行径与民众的奋斗。

乌克兰绝非是一个只能在抽象零和的地缘政治砧板上谈论的词，不是命定归还的“龙兴之地”，不是被抹去居住者的帝国边疆。这份书单，邀请读者超越霸权之眼，看见乌克兰及其周边土地上具体人群的记忆与历史，在“成长还是创伤”这堂所有人都不得不学的课堂上，ta们是我们的老师。

曾被视为凶残象征的亚诺马米人历来为人类学研究的烫手山芋和学科问题的导火索，通过本篇书评，我们将看到当代亚诺马米领袖达维·科佩纳瓦的自我民族志和对纳佩人的逆向民族志，继续思索人类学的基本问题。

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于1988年2月29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具体探讨了在当时语境下，“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这个问题。虽然距离如今已有三十余载，但其中涉及的“客观”与“主观”二分法、民族志书写与理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议题，不仅在当时颇具争议，在全球联系日益加深、学科不断交叉、科技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更是值得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