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受灾者能动性立场上的灾难人类学的视角尤为可贵，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居民而言，紧张感从未远去，而是在绝望中焕发为自发的医疗权力意识和食品安全学习与互助。对这种紧张感的介入也让应急人类学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得以结合，在后疫情时代提醒着我们灾难从未远去，但与受灾者同在、合作地救助并向他们的韧性学习仍旧充满着意义。
本雅明畅想的漫游者并未在街头被窒息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身上成立，也在近日恐华潮里在街头无端遇袭的谢小珍和廖荣新的遭遇里显得荒诞。而对于伦敦街头被杀害的莎拉·埃弗拉德而言，漫游者只能是他。换个性别，她就成了站街女。
马立安是深圳最有名的外国人，是人类学家也是艺术家，她说：“介入公共艺术重要的是敏感性和寻找意义，而人类学在这一点上是对的，我们可以一起找到意义、产生意义。”
巴黎公社150周年的人类学遗产：当巴黎公社领导人之一、红色圣女路易斯·米歇尔写下“卡纳克人追求的正是我们在公社想要争取的自由”时，她不再是公社的战败者，在”文明规训“这一更加永续的战场上，她与卡纳克人站在一起，是不断战斗且永不妥协的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