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追问的，不光是为何伟大人类学家的妻子（或者妻子们）为何“被”缺席，更是如何通过人类学作为赎罪的方法，重新梳理思想遗产中那些曾经闪光、却一直被遮蔽的声音；不光是赞美某一位人类学家所提倡的“普适平等”，而是反思这样的思想究竟缘何而来、以何为代价、又将去向何处。如果说人类学是赎罪的象征，那么，赎罪之路远远没有完结，亦或许，永远不会、也无法完结。
在中国深受弗雷勒思想濡染的写作者和行动者，以集体写作的方式纪念了这位曾带给我们不断攀升的勇气与希望的实践哲学家。在相互的书写和对看中，我们觉知到弗雷勒思想所能触及之地如此广阔，正如他在教育运动中所不断怀抱着的——对世上所有受压迫者对话的信任，对所有[存有之物]流动性的信任。
本文原文于弗雷勒的诞辰百年2021年9月19日发表在《雅各宾》杂志上。作者彼特·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是保罗·弗雷勒的亲密战友，他目前是民主项目（Paulo Freire Democratic）的联席主任以及全球道德和社会正义（Global Ethics and Social Justice）国际大使。麦克劳伦是世界上首要的批判教育学学者之一，著有四十多本书，包括最近的《叛乱的教育学》（Pedagogy of Insurrection）。
运动是得是失？是新的还是旧的？是既定的还是形成的？是需要完结的还是必将失望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具体语境中被探索，但正如世界在新冠疫情中再次激进演化，正确面对这些问题的做法是继续追寻它们的演化而非盖棺定论。这篇小结也在这一意义上不等同于完结，面对扑面而来的紧迫性及其出乎意料的持续性，这篇小结的另一意义是对直面紧迫情况的介入性民族志方法的检审。
精神健康的care是一个身体与心灵、地方与全球、权力与主体、药物和其他技术相互纠缠的复杂领域，有效的care需要抛弃专业主义的居高临下，进入受苦者的生活世界，民族志恰恰可以在此“作为方法”。
日本社会多年来持续经历的结构性困境如何塑造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诉求、挣扎和变革的努力？本期书单试图带领读者穿过奥运倏忽即逝的节庆氛围，从家庭、企业、性别、市场、灾难、青年运动，以及历史的脉络和内外视角的对照中看见一个当代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