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难民，本雅明最终未能跨过边境，而阿伦特则和丈夫、母亲一起，重新在美利坚合众国开始生命的另一段旅程。她学习英语，做过各种工作，但“难民”、“流放者”这些身份如影随形，以至于她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即以此为题——《我们这些难民》。此后，阿伦特相继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拉赫尔·瓦恩哈根》（1957）、《人的条件》（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等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她所处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1975年12月4日晚，汉娜·阿伦特在公寓宴请朋友时，心脏病突发，当场去世。这似乎正印证她自己在《理解与政治》中近乎预言的书写：“世间一切均在变化，正如我们的人生，在现实面前，我们最深的恐惧和最好的希望，都无法帮助我们在无常世界中准备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沿着阿伦特的逻辑去思考，那么死亡或许也是另一种新生，其中之新意，唯有在后世一代代解读中，不断去释放新的力量。 在后阿伦特时期，我们无疑正在重新理…

哲学的“去殖民化”任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制造一种剔除了殖民沉积物的哲学，相反，它恰恰要求我们不懈地推敲、参透这些曾被“野蛮人”形象所占据的意识形态空间。

本文原文于弗雷勒的诞辰百年2021年9月19日发表在《雅各宾》杂志上。作者彼特·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是保罗·弗雷勒的亲密战友，他目前是民主项目（Paulo Freire Democratic）的联席主任以及全球道德和社会正义（Global Ethics and Social Justice）国际大使。麦克劳伦是世界上首要的批判教育学学者之一，著有四十多本书，包括最近的《叛乱的教育学》（Pedagogy of Insurrection）。

本篇作者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目前任教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作者通过对十六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晚期哲学文本中“野蛮人”形象的梳理考察了“野蛮人”如何作为所谓欧洲文明生活的否定式对照而出现，这一系列作为欧洲文明之反衬的他者形象实际上充满内在矛盾。这种混乱的他者表述的反面正是处于动荡中的欧洲的“自我”。作者认为，哲学的“去殖民化”任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制造一种剔除了殖民沉积物的哲学，相反，它恰恰要求我们不懈地推敲、参透这些曾被“野蛮人”形象所占据的意识形态空间。

启蒙思想家面对的不只是欧洲的政治和新世界的异闻，被带入沙龙的高贵野蛮人或者法国的雅各宾派，还有风起云涌的海地革命。是新世界被殖民者面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宣言，而非耶拿城下的拿破仑，启发了黑格尔著名的主奴理论。在直击思想与实践的关联和揭示被隐没行动者的意义上，这篇思想史文章恰恰是哲学人类学的。

当启蒙哲学家讨论自由时，当时的殖民奴隶制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巴克-莫尔斯通过对读黑格尔们的著作和当时的世界政治，令人信服地将思想家们从书斋思想史里解放出来。是新世界被殖民者的反抗和宣言，而非耶拿城下的拿破仑，启发了黑格尔著名的主奴理论。

人类学何以不同于民族志？人类学家如何去做一种在世的哲学？

关于礼物的人类学讨论不仅是这门学科最有生机的枝杈，也域外开花，成为引发诸多哲学思辨的社科讨论。这与晚近的学科图景形成鲜明对比：哲学概念总被用来解释社科发现。但礼物也不止于一段思想史，莫斯和格雷伯都在这一论辩中回应时代下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