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难民,本雅明最终未能跨过边境,而阿伦特则和丈夫、母亲一起,重新在美利坚合众国开始生命的另一段旅程。她学习英语,做过各种工作,但“难民”、“流放者”这些身份如影随形,以至于她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即以此为题——《我们这些难民》。此后,阿伦特相继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拉赫尔·瓦恩哈根》(1957)、《人的条件》(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等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她所处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1975年12月4日晚,汉娜·阿伦特在公寓宴请朋友时,心脏病突发,当场去世。这似乎正印证她自己在《理解与政治》中近乎预言的书写:“世间一切均在变化,正如我们的人生,在现实面前,我们最深的恐惧和最好的希望,都无法帮助我们在无常世界中准备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沿着阿伦特的逻辑去思考,那么死亡或许也是另一种新生,其中之新意,唯有在后世一代代解读中,不断去释放新的力量。 在后阿伦特时期,我们无疑正在重新理…
哲学的“去殖民化”任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制造一种剔除了殖民沉积物的哲学,相反,它恰恰要求我们不懈地推敲、参透这些曾被“野蛮人”形象所占据的意识形态空间。
本文原文于弗雷勒的诞辰百年2021年9月19日发表在《雅各宾》杂志上。作者彼特·麦克劳伦(Peter McLaren)是保罗·弗雷勒的亲密战友,他目前是民主项目(Paulo Freire Democratic)的联席主任以及全球道德和社会正义(Global Ethics and Social Justice)国际大使。麦克劳伦是世界上首要的批判教育学学者之一,著有四十多本书,包括最近的《叛乱的教育学》(Pedagogy of Insurrection)。
本篇作者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目前任教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社会学系。作者通过对十六世纪晚期到十八世纪晚期哲学文本中“野蛮人”形象的梳理考察了“野蛮人”如何作为所谓欧洲文明生活的否定式对照而出现,这一系列作为欧洲文明之反衬的他者形象实际上充满内在矛盾。这种混乱的他者表述的反面正是处于动荡中的欧洲的“自我”。作者认为,哲学的“去殖民化”任务不能简单等同于制造一种剔除了殖民沉积物的哲学,相反,它恰恰要求我们不懈地推敲、参透这些曾被“野蛮人”形象所占据的意识形态空间。
即使我们不再执着于普适的理论,把理论固缩于各自的角落也并不是好的解决方法。我们不应把每个人局限在自己的文化里。
启蒙思想家面对的不只是欧洲的政治和新世界的异闻,被带入沙龙的高贵野蛮人或者法国的雅各宾派,还有风起云涌的海地革命。是新世界被殖民者面对殖民主义的反抗和宣言,而非耶拿城下的拿破仑,启发了黑格尔著名的主奴理论。在直击思想与实践的关联和揭示被隐没行动者的意义上,这篇思想史文章恰恰是哲学人类学的。
当启蒙哲学家讨论自由时,当时的殖民奴隶制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巴克-莫尔斯通过对读黑格尔们的著作和当时的世界政治,令人信服地将思想家们从书斋思想史里解放出来。是新世界被殖民者的反抗和宣言,而非耶拿城下的拿破仑,启发了黑格尔著名的主奴理论。
关于礼物的人类学讨论不仅是这门学科最有生机的枝杈,也域外开花,成为引发诸多哲学思辨的社科讨论。这与晚近的学科图景形成鲜明对比:哲学概念总被用来解释社科发现。但礼物也不止于一段思想史,莫斯和格雷伯都在这一论辩中回应时代下最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