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隼是世界上最快的动物。由于杀虫剂的大范围使用，它们在1960年代的欧美曾濒临灭绝。通过人工繁殖与野放等保育手段，游隼脱离濒危动物名录，再度变得常见。但是，人类对隼的保育与关怀也深刻重塑了隼的生存环境、再造了新形式人/隼关系。

虽然动物保护容易被视作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但它们和我们一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牺牲品和受害者，被剥夺不仅是它们的生存环境与生态位置，还包括它们的生命、血肉、犄角和骨头。

究竟该怎样界定蜜蜂？科学家们或可针对个体研究，养蜂人们却总是与“蜂群”互动。这也导致了对与之共生、寄生的其他生物的不同理解，影响了蜜蜂照料策略。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纯净”的生物个体并不存在，必须从“生态化”、多物种的角度去理解身体。

我们熟悉与依赖的农作物们有许多野生亲戚——这些作物野生近缘种可以帮助发展农业生产，也对环境保护有重要作用。相关研究与利用，则总是在各种“边缘”进行着：田地外杂草丛生之处、农业实践的边缘、学科分类的交叉点、还有“野生”与“驯化”的交错与成为。

本文从小农场里政府补贴的杂交奶牛说起，讲述了双氯芬酸这种廉价易得的抗炎药物，如何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动物杀手、环境毒素。

我时常想起我与那只海豚的邂逅，它那巨大的身体和飞翔在水的反面的姿态，总时常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没有人类的自洽所在。这种独立于人的存在，总能让我在动乱、愤慨和不已的悲伤中找到一丝慰藉。

2021年6月5日是第48个世界环境日。从1974年开始，对这一天的纪念已诞生出诸多关于人与环境的词汇与语法，如“只有一个地球”。而人类学关于环境的强音莫过于多物种转向，当我们直面“它们”，是否也能向它们学习如何​反思自身存在与政治的语言？

我们应重新审视野外自然与人为干扰的二元论，充分考虑人与动物相遭遇的不同形式与情境，思考如何在靠近、交流、远去、疏离等过程中共存共生。

本文以一头牛的死亡故事为切入点，讲述了两种屠宰、两种牛变肉的过程，并由此讨论多物种共存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