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正是从“环境转向“和对欧美中心主义的反思出发，评述了发表于2010年至2015年的五本中东史方向的著作。正如评议者乔治·R. 特朗布尔四世（George R. Trumbull IV）所说，这些作品“的丰富与成功，证明了中东环境史研究的活力”，它们“既无意建设一个狭隘孤立的历史学分支，也无意提供一系列封闭的对话……相反，它们重新激活了那些讨论，重新界定了那些问题，并挑战了中东史领域内许多论证的核心假设。”

人类该如何面对只能在人工环境生存的濒危物种？夏威夷蜗牛如今只能生活在实验室里的培养皿中，人造容器与人类照护构筑了它们最后的生存方舟，种群恢复的希望渺茫不可期。这样的境况之中，对蜗牛的照护关怀同时也是一种哀悼，是人类应尽的见证义务。

通过蚊子来思考“关怀”，彰显了多物种实践的挑战和矛盾，同时也需要我们关注这些实践中的不平等、局限和政治风险。

游隼是世界上最快的动物。由于杀虫剂的大范围使用，它们在1960年代的欧美曾濒临灭绝。通过人工繁殖与野放等保育手段，游隼脱离濒危动物名录，再度变得常见。但是，人类对隼的保育与关怀也深刻重塑了隼的生存环境、再造了新形式人/隼关系。

虽然动物保护容易被视作中产阶级的政治话语，但它们和我们一样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牺牲品和受害者，被剥夺不仅是它们的生存环境与生态位置，还包括它们的生命、血肉、犄角和骨头。

究竟该怎样界定蜜蜂？科学家们或可针对个体研究，养蜂人们却总是与“蜂群”互动。这也导致了对与之共生、寄生的其他生物的不同理解，影响了蜜蜂照料策略。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纯净”的生物个体并不存在，必须从“生态化”、多物种的角度去理解身体。

我们熟悉与依赖的农作物们有许多野生亲戚——这些作物野生近缘种可以帮助发展农业生产，也对环境保护有重要作用。相关研究与利用，则总是在各种“边缘”进行着：田地外杂草丛生之处、农业实践的边缘、学科分类的交叉点、还有“野生”与“驯化”的交错与成为。

本文从小农场里政府补贴的杂交奶牛说起，讲述了双氯芬酸这种廉价易得的抗炎药物，如何出人意料地成为了动物杀手、环境毒素。

我时常想起我与那只海豚的邂逅，它那巨大的身体和飞翔在水的反面的姿态，总时常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没有人类的自洽所在。这种独立于人的存在，总能让我在动乱、愤慨和不已的悲伤中找到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