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及的未来,未来的同盟” (上) | 卡福尔

形成跨越差异的同盟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必要的是,为了创造政治变革,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问题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恐惧的是,我们经常要与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框定议题或追求不同的效果,他们来自不同的视角或具有不同的过往,他们可能挑战我们最根本的假设。

阿布-卢戈德 | 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

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于1988年2月29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具体探讨了在当时语境下,“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这个问题。虽然距离如今已有三十余载,但其中涉及的“客观”与“主观”二分法、民族志书写与理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议题,不仅在当时颇具争议,在全球联系日益加深、学科不断交叉、科技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更是值得继续探究。

家务、猎巫、女性与关怀空间 |《卡利班与女巫》试读

从70年代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家务有偿化运动”出发,费德里奇回顾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制”如何根植于妇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这一让“再生产”剥离于“生产”的过程不仅区格了被工资指认的劳动和基于基本关怀的劳动,也伴随着猎巫这一对于女性身体的系统剥削。

纪念阿伦特 | 我们必须思考(下)

同为难民,本雅明最终未能跨过边境,而阿伦特则和丈夫、母亲一起,重新在美利坚合众国开始生命的另一段旅程。她学习英语,做过各种工作,但“难民”、“流放者”这些身份如影随形,以至于她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即以此为题——《我们这些难民》。此后,阿伦特相继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拉赫尔·瓦恩哈根》(1957)、《人的条件》(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等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她所处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