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分享的是莉拉·阿布-卢戈德（Lila Abu-Lughod）于1988年2月29日在纽约科学院人类学部所作的演讲，具体探讨了在当时语境下，“女权主义民族志是否可能”这个问题。虽然距离如今已有三十余载，但其中涉及的“客观”与“主观”二分法、民族志书写与理论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等议题，不仅在当时颇具争议，在全球联系日益加深、学科不断交叉、科技媒体飞速发展的当下，更是值得继续探究。
从70年代影响深远的女性主义“家务有偿化运动”出发，费德里奇回顾了资本主义的“工资奴隶制”如何根植于妇女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这一让“再生产”剥离于“生产”的过程不仅区格了被工资指认的劳动和基于基本关怀的劳动，也伴随着猎巫这一对于女性身体的系统剥削。
同为难民，本雅明最终未能跨过边境，而阿伦特则和丈夫、母亲一起，重新在美利坚合众国开始生命的另一段旅程。她学习英语，做过各种工作，但“难民”、“流放者”这些身份如影随形，以至于她的第一篇英文文章即以此为题——《我们这些难民》。此后，阿伦特相继出版《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拉赫尔·瓦恩哈根》（1957）、《人的条件》（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1961）等作品，也为我们了解她所处的时代变迁提供了最好的注脚。
1975年12月4日晚，汉娜·阿伦特在公寓宴请朋友时，心脏病突发，当场去世。这似乎正印证她自己在《理解与政治》中近乎预言的书写：“世间一切均在变化，正如我们的人生，在现实面前，我们最深的恐惧和最好的希望，都无法帮助我们在无常世界中准备周全。”然而，如果我们沿着阿伦特的逻辑去思考，那么死亡或许也是另一种新生，其中之新意，唯有在后世一代代解读中，不断去释放新的力量。 在后阿伦特时期，我们无疑正在重新理…
何为女性主义人类学导师？本文作者通过反思两位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指出黑人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的慷慨精神，有着维持生命的能量。而且，导师指导既可以通过非正式谈话中说的话来完成，也可以通过学术出版物中写的字来完成。
本期推送的田野笔记基于Jackson与一位育有两个自闭症儿子的父亲的交往，探讨了主流的性别想象如何对男性成为照护者的道路构成阻碍，以及成为照护者的男性又如何在与孩子的亲密互动中挑战深植于社会的性别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