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伯眼中的科层中国和其他人类学者描绘的复杂中国对于理解当下社会产生着不同的意义。虽然技术弯道超车似乎是“中国特色”，但是假如被技术治理规则圈住，就会反而慢慢变得和整体官僚化的世界其他角落越来越像。
现代人果真在一路奔向自己创造的制度枷锁吗？本文反思了“社会不平等之起源”的老生常谈，用考古学独特的长时间视角，重新阐释史前社会生活的季节性节律，展现考古学与人类学激荡出来的丰富想象张力。
本篇是格雷伯于2014年发表在Hau上的论文。除了有关于金融化、阶层认同等学术概念的新颖分析，其主张也激发我们最切身的感受与思考：如何面对学界的焦虑氛围和虚伪风气？怎样才能过上一种真诚、愉快、有价值的生活？
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即是以他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对撞时代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局。本文作者正是如此，在他的梳理中，格雷伯面临着马克思和韦伯都曾面对的难题：学术如何直面政治，知识能否连接价值，批判怎样和行动彼此激发。
本文（原题为“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恐怕是格雷伯作品里最早的中译。2000年代初是“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在北美滥觞的时候。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世贸游行，进入无政府主义运动现场的格雷伯也开始从学者逐步转变为运动家。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 本篇原载于英国《卫报》。…
如果说前现代的权力存在通过展示来体现，那么现代官僚制度下的权力则相反，在隐蔽中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监察和审视，而领带既凸显又隐蔽的特点，正是该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