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格雷伯于2014年发表在Hau上的论文。除了有关于金融化、阶层认同等学术概念的新颖分析，其主张也激发我们最切身的感受与思考：如何面对学界的焦虑氛围和虚伪风气？怎样才能过上一种真诚、愉快、有价值的生活？
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即是以他呈现出的生命状态对撞时代当下知识分子的困局。本文作者正是如此，在他的梳理中，格雷伯面临着马克思和韦伯都曾面对的难题：学术如何直面政治，知识能否连接价值，批判怎样和行动彼此激发。
一部日本纪录片将“三和大神”带入大众的视界。近日出版的民族志《岂不怀归》则代表着对这一群体的社科关怀。网络百科把这群打工者定义为迷失在深圳三和，工作一天玩三天的最底层人士，本文作者曾在三和长期田野，则把视角投向更广阔的中国劳工现状。
当连接程序员和小哥的除了加班外卖外仿佛只剩下外卖平台软文里的“程序员转行外卖员，月入XXXX”，算法不仅是拢住外卖员和消费者的系统，也是隔断各类劳动者的分工墙。
本文（原题为“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恐怕是格雷伯作品里最早的中译。2000年代初是“反全球化运动”开始在北美滥觞的时候。1999年西雅图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世贸游行，进入无政府主义运动现场的格雷伯也开始从学者逐步转变为运动家。
如果公共人类学得以成立，David Graeber (1961-2020) 的突然离去是这一领域能构想到的最大危机。而本专题并不想把这位了不起的有机知识分子封装在仪式性的悼念里。正如Mauss的《礼物》既是人类学名著，也是他献给在一战中阵亡的年鉴派诸友最好的礼物，所有关于此书的阅读和讨论皆是其回声。本专题通过编译、介绍这位学者/活动家来继续他的思考和实践。 – 本篇原载于英国《卫报》。…
如果说前现代的权力存在通过展示来体现，那么现代官僚制度下的权力则相反，在隐蔽中实现其无所不在的监察和审视，而领带既凸显又隐蔽的特点，正是该悖论的集中体现之一。
本篇是格雷伯发表于The Baffler的名篇。他质疑了2000年以后关于“技术乌托邦”的反思，并提出振聋发聩的相左观点——技术并没有在加速，恰恰相反，自1970年代以来，世界技术的革新就开始被阻断了，一切都在减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