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疫情这样的危机中应当自发行动、帮助社区，还是害怕“添乱”而自我禁足、乖等救援和“反转”。比如面对摔倒的老人，应冒着过程中老人遭遇不测的风险去救治，还是采取自保的态度。比如目击国内惨剧和国际暴行时，是建立深化有累积性的讨论，还是诉诸举报和猎巫。这些情形下，公民空间、社会信任、思考-行动的有机链条、不同立场团体间的沟通与猜测都是急需进一步反思和构建的领域。
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新冠疫情从点至面，迅速发酵成全球化事件，也成为社会议题讨论和公共知识生产的催化剂与竞速场。自2020年夏季，结绳志开始推出☞结绳系疫☜这一专题，以期捕捉这一新形势下的人类学实践与反思。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疫情快速进展，次生的社会文化事件目不暇接地迭代，国际政治风云加速地淬变，我们发问：人类学家能否快速抓住这些新现实？再以一套新语言加以消化、论述？传统的长周期田野在隔离和社交控距…
站在受灾者能动性立场上的灾难人类学的视角尤为可贵，对切尔诺贝利和福岛的居民而言，紧张感从未远去，而是在绝望中焕发为自发的医疗权力意识和食品安全学习与互助。对这种紧张感的介入也让应急人类学和长时段的田野工作得以结合，在后疫情时代提醒着我们灾难从未远去，但与受灾者同在、合作地救助并向他们的韧性学习仍旧充满着意义。
本文来自南亚研究政治学者Christophe Jaffrelot，讨论了印度政府在疫情中与竞选期的各种表现，从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了可能造成第二波疫情的人为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