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翻书并不是为了给小花梅的悲剧翻案,而是希冀能够超越90年代人口拐卖话语里“骗子从家里把人拐走”的简单逻辑,在单一事件营救追责之余,寻思和介入福贡、中国、乃至全球视野下家庭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差异下的人口贩卖现象。
形成跨越差异的同盟既是必要的,也是令人恐惧的:必要的是,为了创造政治变革,我们需要认识到不同问题和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令人恐惧的是,我们经常要与那些和我们不同的人一起工作,他们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框定议题或追求不同的效果,他们来自不同的视角或具有不同的过往,他们可能挑战我们最根本的假设。
即使我们不再执着于普适的理论,把理论固缩于各自的角落也并不是好的解决方法。我们不应把每个人局限在自己的文化里。
在很多关于自闭症的民族志作品中,人类学家似乎成为了某种自闭症的专业翻译,可以从政治、经济、医学、社会等视角中拼出自闭症的全貌,完成医疗工作者、照护者甚至自闭症社群自身完成不了的描述和阐释性工作。然而人类学家这种专业性从何而来?本篇文章提供了三个值得反思和讨论的议题,供读者思考民族志写作与自闭症生命之间连接的可能与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