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从民族植物学视角,结合人类学、地理探险、林业调查等周边文献,考察《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驯鹿鄂温克人“逐苔藓而徙”的游牧实践与乡土知识。谨以这一细读致敬玛利亚·索老人,她是这些知识的源头。
事实上,如何理解苏联的最后一代也就是如何理解当下俄罗斯的第一代人,理解他们的怀旧、仇恨、反思与勇气,理解他们对改变的理解与困惑。非“大棋”地理解他们,在对改变的具身体验中理解人的能动性,也就是尝试理解当今世界所有人所身处的或急或徐的改变。
1995年,在《纽约时报》称伊斯兰是穆斯林世界女性受教育程度低的原因的时候,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Mohammad Akram Nadwi)开始到阿拉伯抄本中搜寻女人的名字。在专门寻找女学者,希望能找出二三十人。他的发现令人震惊。
本文作者切尔西·基夫兰德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出发,长期关注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街头政治、社会治安、枪支使用和管制等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夫兰德指出,枪支作为现代暴力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有复杂的文化象征意义,更是一种“人类与技术的结合体”,枪支等暴力技术的持有和掌控,能对人产生“强大的技术和心理影响,改变人的存在与行为模式,将暴力带来人间”。尽管基夫兰德的研究主要基于加勒比海的政治文化环境,但对我们进一步探求不同社会背景下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理解暴力产生、持续和流变的过程,或许不无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