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切尔西·基夫兰德教授从人类学视角出发，长期关注海地和加勒比海地区的街头政治、社会治安、枪支使用和管制等问题。通过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夫兰德指出，枪支作为现代暴力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有复杂的文化象征意义，更是一种“人类与技术的结合体”，枪支等暴力技术的持有和掌控，能对人产生“强大的技术和心理影响，改变人的存在与行为模式，将暴力带来人间”。尽管基夫兰德的研究主要基于加勒比海的政治文化环境，但对我们进一步探求不同社会背景下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理解暴力产生、持续和流变的过程，或许不无助益。
选择就读国际中学，往往包含着多面的考量，家长们既希望孩子成为国际精英预备队，又期待孩子能在一个比应试体制更为宽松、“人性化”的环境里度过青少年时光。然而这样的期待是否必然如愿？当民间资本逐渐涌入国际中学这一新兴市场，它所打造的服务业化的师生关系又带来了怎样的困境？
2021年中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前后，诺姆·乔姆斯基在劳伦斯·克劳斯的邀请下就撤军行动进行了两次对谈。乔姆斯基并未对这一行动表示欢庆，而是批判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决策从来都是基于自身的利益，并未将阿富汗人民的意见纳入考量，恰恰是这样的做法让并未从战争创伤中重建的阿富汗迅速落入了塔利班的控制。为什么乌克兰的命运自决是重要的？我们或许会从常被媒体当作反面镜像的阿富汗身上找到答案。
2021年4月5日，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在位于芝加哥的家中溘然长逝。直到晚年，他仍然笔耕不辍、奋力参与世界的转变和思考。今年4月下旬普林斯顿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着魔宇宙的新科学》是他留给世界的礼物。
当俄乌战争同期来自以色列的导弹落在大马士革市郊时，这一追问就不应当成为另一次侵略的借口。而不需要这样的追问，“俄罗斯拟从叙利亚征集志愿军”的消息已经将俄乌战争的乌云投向这片土地。这是俄罗斯国际战争道义银行的新账户？还是军迷口中幻化为地域战斗经验计算的筹码？
本文从新闻媒体视角出发，回溯历史，从西方驻莫斯科记者的报道策略入手，试图理解在普京统治时期中，西方对俄罗斯新闻报道的现状和盲点。作者玛莎·葛森认为，早年驻苏联报道的记者由于扎根现实，并且与权力中心保持审慎的距离，反而能挖得更深更远。反而是2000年后，由于信息来源高度依赖莫斯科，“不管是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战事、过去几年政治的镇压，还是与此同时普京受欢迎程度的提升，甚至是2011-2012年领导参与俄罗斯抗议的人的命运，西方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口吻，很大程度上都由克里姆林定夺”。
如此翻书并不是为了给小花梅的悲剧翻案，而是希冀能够超越90年代人口拐卖话语里“骗子从家里把人拐走”的简单逻辑，在单一事件营救追责之余，寻思和介入福贡、中国、乃至全球视野下家庭社会结构与社会发展差异下的人口贩卖现象。